1988年秋，第101空降師第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老兵在新奧爾良聚會。我帶著新奧爾良大學艾森豪威爾中心我的助理主任羅恩·德里茲到他們住的旅館，對他們進行集體錄音採訪，請他們談談d日的經歷，因為中心要弄一個參加過d日行動的老兵的訪談錄音集。對e連老兵的採訪進行得特別好，因為該連在猶他海灘附近對德軍一個炮兵連進行了大膽的進攻並取得了成功。

理查德·溫特斯少校閱讀了那次採訪的錄音文字整理稿後，感到其中有一些誇大不準確之處。溫特斯是e連的老成員，後來擔任該連連長，最後升任2營營長。他希望能把材料搞準確。1990年2月，溫特斯，弗里斯特·古思，卡伍德·利普頓來到密西西比州帕斯克里斯琴看望沃爾特·戈登。我住在聖路易斯鄉下，和沃爾特的住處僅隔一個河灣，可以說是鄰居。他打電話問是否我能對e連的老兵再進行一次採訪。我欣然應允，便邀請他們到我家來聚會並吃飯。那天下午，我們就在我的辦公室進行了長談。當時，桌上攤著地圖，錄音機也一直開著。後來，在我夫人莫伊拉準備的烤牛肉宴席上，e連的這幾位老兵向我簡述了d日後他們在諾曼底、荷蘭、比利時、德國和奧地利的經歷。

他們都看過我寫的《彼加索橋》——艾森豪威爾中心給接受過採訪的每個老兵送過一本。溫特斯建議說e連的戰鬥史很有意義，完全可以寫成一本好書。

當時，我正在寫尼克松傳記的第三部即最後一部。我對溫特斯的建議深以為然。這有幾個原因。我想在尼克松一書完成後，重返軍事史的題材，打算寫一本d日的書，但又不準備馬上動手，因為如果到1992年時開始寫，就能正好在1994年6月6日d日50週年時出版。我這個人每天不寫點東西就不舒服，所以當時正在找一個二戰中和d日有關的小題材。

e連的戰鬥史正合我意。在我為寫《彼加索橋》而進行研究和採訪的過程中，我弄清了d日那天位於戰場最左翼的英軍第6空降師的故事；而瞭解位於最右翼的美軍第101空降師某個連的故事當然就成了很有意思的事。

另一個因素更使我感興趣。那就是：與我同餐的這4位老兵關係十分親密，這在我長達25年對老兵採訪的經歷中即使不算是唯一的情況，也絕對是非常難得的。聽他們談論e連的其他成員，談論幾十年來歷次聚會的情景，我看得很清楚：他們保持著兄弟的情誼。雖然他們散佈在北美洲甚至海外，他們熟識彼此的妻子、兒女甚至第三代，瞭解彼此的愁苦和歡樂。他們定期互訪，保持著通訊和電話聯絡。他們遇有大事和困難總是互相幫助。而導致這種親情的唯一根源就是在二戰中在美國陸軍中不期而遇，一起戰鬥了3年。

我對他們之間何以建立如此親密的關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e連成員間的這種兄弟情是有史以來所有的軍隊都孜孜以求但極少達到的。滿足我這種好奇心的唯一辦法是對該連的歷史進行深入研究並寫出來。

1990年5月，德里茲出席了e連老兵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舉行的聚會並拍下了長達8小時的集體採訪錄影。同月，我在辦公室對戈登進行了3天採訪。7月，我去溫特斯在賓夕法尼亞的農場對他採訪了4天。第4天，住在東海岸的6位e連老兵驅車來到農場接受了集體採訪。後來，還是在1990年，我在南派恩斯卡伍德·利普頓的家裡和他共度了一個週末，比爾·瓜奈若也來了。我還飛到俄勒岡與唐·馬拉其以及一些住在西海岸的人度過了一個週末。

此外，我還對e連的另外十幾位老兵進行過電話採訪，並與e連的幾乎所有幸存者保持著廣泛的聯絡。其中有10位應我之約寫出了戰時的回憶錄，篇幅少則10頁，多則200頁。有的還給了我他們在戰時的信件、日記和剪報的副本。

1990年11月，莫伊拉和我一起到諾曼底和比利時e連曾經戰鬥過的地方走了一趟，還採訪了e連戰鬥時就在當地的法國人。1991年7月，我們與溫特斯、利普頓、馬拉其一起走訪了e連當年在歐洲戰鬥過的所有地方。溫特斯、莫伊拉和我還到慕尼黑附近，在上校弗雷德里克·馮·海特男爵家裡和他談了一個下午。

二等兵戴維·韋伯斯特的遺孀巴巴拉·恩布里夫人將戴維寫給父母的信件以及長篇二戰回憶錄手稿的影印件送給了我。韋伯斯特是個很有見地的觀察家，又是個出色的作家。他的貢獻是極有價值的。

由詹姆斯·莫頓撰寫並由第506傘降步兵團在1945年出版的《科拉希》也極有價值。唐·馬拉其非常慷慨地給了我這本非常珍貴的書。由倫納德·拉波特與小亞瑟·諾思伍德合寫的關於第101空降師歷史的專著《與命運約會》不僅提供了整個概況，還提供了事實、資料、細節、氛圍等。其他資料來源均已在本書的正文中注出。

在我寫《彼加索橋》時，我決定不把手稿拿給牛津郡和白金漢郡輕步兵團d連連長約翰·霍華德少校看，也不給另外30名我曾採訪過的英滑翔機空降傘兵部隊的老兵中的任何一位看。當時是限期完成，不可能花上幾個月的時間去徵求意見。參戰的老兵們在一些小問題上經常說法不一，在大問題上說法相左的事也時有發生。如果我拿給他們徵求意見，肯定不會有一個人承認我寫的完全準確；而且我還擔心我可能會在事件的具體時間、經過和原因上陷入沒完沒了的糾纏之中。

我覺得，哪個說法符合事實，哪個情況是記錯了，哪一點過分誇張了，哪些壯舉又因本人過分謙虛或不善言表而未能充分加以展示，這些都得由我自己進行判斷。

總之，我感到雖然書中寫的是他們的故事，但畢竟是我寫的書。約翰·霍華德因為無法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而挺不高興。該書出版後，他使我看清了他是對的。如果我時間不是那麼緊，如果我給約翰他們一些機會提意見、提批評、進行修正，那本書就會準確得多也好得多。

所以，這本書成文後，我就把手稿影印了多份，分發給e連的老兵廣泛徵求意見。結果，我得到了大量的反饋資訊。其中有批評，有更正，有建議。溫特斯和利普頓還特意逐字逐句閱讀了全文。因此，本書應該說更是集體努力的結果。我們不敢說這是e連絕對完整的歷史——因為成員中有的在作戰中犧牲了，有的戰後去世了，我們不可能得知他們的說法和想法。但是，我們認為：通過眾多老兵的反覆核校，通過我們頻繁的電話和書信往來，加上我們對所有作戰地點的實地考察，我們可以說，再也不會有比本書更接近e連歷史的記載了。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值得回憶的經歷。二戰結束時我才10歲。和許多同齡的美國人一樣，我對美國大兵們一直充滿欽佩——準確地說是敬畏之情。過去我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無論怎樣讚譽都不過分；現在我仍堅信這一點。能夠對「嘯鷹」這個最著名的幾個師之一中的一些人瞭解得這麼具體，這麼深透，是我的造化。使我不勝榮幸的是，他們視我為e連的榮譽成員。由於我已經是牛津郡和白金漢郡d連的榮譽成員，我對左右兩翼的戰鬥都進行了描繪。實在是功德圓滿，可喜可賀！

斯蒂芬·e.安布羅斯

寫於貝聖路易斯市艾森豪威爾廣場

（1990.10—1991.5），

威斯康星州鄧巴小木屋

（1991.5—199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