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倫斯·萊爾留在了傘兵部隊裡發展。他在朝鮮戰場上參加了2次空降，1954年被派到法國第29傘兵團擔任顧問。第29團駐守在越南奠邊府。萊爾是在駐軍投降的前兩星期離開奠邊府的。他是少數幾個完成4次戰鬥空降任務的人，當然他也是唯一一個參加過突出部戰役和奠邊府戰役兩次軍事行動的人。
羅伯特·伯爾·史密斯也留在了傘兵部隊。在傘兵部隊裡，他得到了正式任命，最終成了一名中校。他在舊金山指揮特種部隊一支後備隊。1979年12月，他寫信給溫特斯說：「最後，我在後備隊的任職讓我走上了在政府機構工作的新的職業生涯，隨之而來的是8年在寮國作為一支大型非正規軍的平民顧問的生活。1974年前我還經常跳傘，後來我對跳傘的興趣消失了，我又轉而開始玩滑翔機，從那以後，這就成了我釋放激情的一種方式……目前，我被委任為三角洲部隊司令官的特別助理，這是一支在布拉格堡的反恐部隊。我專門負責（一定會令你吃驚！）：空降行動，輕武器和小分隊行動。
「我的辦公室在巴克那爾街，只要穿過當年我們準備出發去英國的那條街就到了。那些老房子仍和你最後一次看到時一樣，而且仍在正常使用著……
「迪克，告訴你一些‘現代軍隊’裡發生的有趣的事，我現在任職的部隊是被譽為美國陸軍中最好的部隊——三角洲部隊，我相信它的確是最好的。然而，如果從戰友的角度看的話，無論何時，我都會選擇戰爭年代咱們的e連！那3年我們所擁有的某些東西是無可比擬的。」
1980年，原本他要被派去伊朗執行解救人質任務，但當中央情報局得知這一計劃後，阻止他去執行該任務，原因是他了解太多的機密。「所以，我失去了我這一生中最後一次的冒險機會，這肯定是最後一次了，」他在給溫特斯的信中這樣寫道，「在大約兩年的每一天裡，我都和三角洲部隊一起生活、工作和訓練；迪克，老實說，我討厭被甩在後面。」
這使史密斯的話題轉到了領導問題。他在信中這樣評價溫特斯：「你享有（有的人會說你贏得了）120名戰士的一致尊敬和欽佩，尤其是那些平民戰士，他們甚至可以跟著你去死。我幾乎是一成年就當了兵，在這段時間裡，我遇到的優秀戰士只有幾個，而且只有一半或不到一半是我在二戰期間認識的，但是e連中卻有兩個——你和比爾·瓜奈若。我們其餘這些人還過得去……大體上還算好士兵，少數幾個比一般人要強一些，但是，‘重壓之下出好漢’，這一點，我和大多數弟兄都一樣清楚，而且比有些人清楚得多。可你是真正的好漢。」
1980年，在一次懸掛式滑翔機試飛過程中，史密斯摔了下來，受了重傷。在對他實施肺部手術的時候，醫生髮現他患了癌症。1944年6月6日曾把史密斯從洪水區中拉出來的裡德去醫院看望了他。他們在一起玩了一種有關名字的遊戲——一個人報出一個託科阿時的老兵的名字，另一個人用幾句簡短的語言對這個弟兄進行描述。不久，史密斯就去世了。
「勇士」阿莫斯·泰勒在中央情報局工作了25年，他在秘密行動部的遠東司裡工作，有時候在華盛頓上班，但經常在海外。對自己所幹的工作他不願多說，只是說「在世界的那個地區有兩個威脅極大的國家，一個是共產黨中國，還有一個當然就是蘇聯。這些都與我的工作中心有關。我只能說這麼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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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斯皮爾斯上尉回到英國後發現與他結婚的那個英國「寡婦」給他生了兒子，但她當初根本就不是寡婦。她的丈夫從一個戰俘營裡回來了。她選擇了原先的丈夫，拋棄了斯皮爾斯。這對夫婦還拿走了斯皮爾斯從歐洲大陸用船運回來的所有戰利品。斯皮爾斯決定留在陸軍。他在朝鮮戰爭中空降了一次，並在那場戰爭中指揮一個步兵連。1956年，他在加利福尼亞的蒙特雷學習俄語，然後被派往東德的波茨坦，擔任同蘇聯軍隊聯絡的聯絡官。1958年，他當上了柏林施潘道監獄的監獄長，魯道夫·赫斯就被終身監禁在這個監獄裡。1962年，他作為寮國皇家軍隊美國顧問團的一員去了寮國。
現在，e連的老弟兄們打電話給他時，往往這樣開頭：「你可能不記得我了，我們曾在戰爭中共事。」斯皮爾斯往往會問：「哪一場戰爭？」他的兒子羅伯特出生在二戰中的英格蘭，現在是皇家步兵軍團的步兵少校，是一位「綠夾克」（陸軍特種部隊）。他是斯皮爾斯的「驕傲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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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韋伯斯特無法理解怎麼竟有人願意留在陸軍。他想當個作家。他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在寫作和發表文章期間，他通過打各種零工過活，這段時間裡，他還寫了一本記述自己戰爭經歷的書。他的許多文章都發表在《星期六晚郵報》上，但他無法為他的書找到出版商。他當了記者，開始時在洛杉磯的《每日新聞》工作，後來為《華爾街日報》效力。1951年，他與一位藝術家巴巴拉·斯托塞爾結婚，巴巴拉的哥哥是後來成為美國駐波蘭、蘇聯和聯邦德國的大使小沃爾特·斯托塞爾。
韋伯斯特一直對鯊魚很著迷。巴巴拉寫道：「對他來說，鯊魚成了大海中一切神秘和狂暴之物的象徵。他開始為寫一本關於鯊魚的書收集資料。他的研究持續了好幾年。他身臨其境地觀察鯊魚，在水下或在鯊魚之間游泳，他還抓住了不少。他有一條11英尺長的小舢板，他叫它圖斯塔拉，意即‘說書人’，他就是從這條小船上用無竿釣絲抓鯊魚的。」書完稿後，雖然前後努力多達29次，他卻始終沒有讓一個出版商相信有人會讀有關鯊魚的書。
1961年9月9日，韋伯斯特帶著作魚餌用的槍烏賊、一根粗釣絲和捕鯊魚的鉤子從聖莫尼卡揚帆起航了。他再也沒有回來。第二天的搜尋發現圖斯塔拉被衝到了離岸5英里的地方。舵柄和一隻槳不見了。他的屍體一直沒有找到。
巴巴拉出版了韋伯斯特的關於鯊魚的書（《傳說與食人魚》，諾頓出版公司，1963年），這本書還有英國版，在澳大利亞還出版了平裝版。1975年《大白鯊》上映時，戴爾公司發行了這本書的平裝版，結果很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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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連弟兄中，有3位士官發了大財。約翰·馬丁靠著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中規定的退伍費進了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然後又重操舊業，回到了鐵路部門。他當上了鐵路督察員，有了輛小轎車，有秘書，津貼費也在增加。作為副業，他還投資蓋房子賺錢。1961年，他放棄了所有這一切，不顧妻子和正在上中學的幾個孩子的強烈反對，搬到了亞利桑那的菲尼克斯，開始投資房地產。當時，他的全部資本僅有8000美元，大家都說他簡直是異想天開。但是，第一年底，他交的稅款就超過了他在鐵路上賺到的所有的錢。很快他就開始建公寓大樓和私人療養院。他把生意擴充套件到了得克薩斯和蒙大拿。1970年，他在蒙大拿西部的山區買了一座養牛的牧場。現在他已經是億萬富翁了。他仍然喜歡冒險，只不過已經不再跳傘。有人願出高價購買他的產業，可他頂住了誘惑；如今，約翰·馬丁是馬丁建築公司的董事長，他的妻子帕特里夏是副董事長和財務主管。他倆同時還兼任經理，是公司股份的唯一持有者。
唐·穆尼利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規定的退伍費進了格林內爾學院，畢業後進入了廣告界。穆尼在公司裡平步青雲，到1973年已是紐約一家大廣告公司凱赤姆、麥克萊德和格羅夫公司的董事長。4年後，51歲的他退休了，在佛羅里達蓋了一處家宅，在那裡定居，生活相當豪華安逸。
卡伍德·利普頓在馬紹爾學院（現為大學）主修工程技術，與此同時，他的妻子喬·安妮給他生了3個兒子。利普頓為歐文斯—伊利諾斯公司工作。他在公司裡的職位穩步上升，1971年，他搬到倫敦，擔任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8家玻璃廠的生產主任。1974年，他到了瑞士的日內瓦，管理歐洲、中東和非洲的業務。1975年，喬·安妮死於心臟病。第二年，利普頓娶了瑪麗·霍普·莫霍尼，她的前夫曾是利普頓的好朋友，瑪麗也是喬·安妮的好友。應聯合玻璃有限公司執行長的要求，利普頓寫了一本名為《領導者》的小冊子，這一方面對他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了。
利普頓於1983年退休。他寫道：「現在我在北卡羅來納的南派恩斯安享我的退休生活，這是我在麥凱爾營地訓練時下決心一定要過上的日子。我的愛好是周遊世界、打高爾夫、製造模型、做木工和讀書。」
劉易斯·尼克松一直都很富有。他從父親手中接管了經營範圍極廣的家族產業，這些產業不僅包括製造業，還包括農業。他一邊進行經營管理，一邊周遊世界。如今他的主要愛好是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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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漢」康普頓中尉從事的是公共服務業，因此他的名聲比財富更加引人注目。從1947年到1951年間，他在洛杉磯警察局做偵探，以後的20年擔任地區檢察院的公訴人，最後當上了地區首席副檢察官。1968年，他主持了對西爾汗的調查，並擔任該案的公訴人。1970年，羅納德·里根任命他到加利福尼亞上訴法院擔任陪審法官。他和他的妻子唐娜有兩個女兒，一個外孫女。他在弟兄們中一直享有聲譽，因為他始終是e連最優秀的運動員，據說他是個打高爾夫球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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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蘭尼中士在北達科他大學獲得了新聞學學位。他在記者、報紙編輯和公共關係顧問等事業上取得了成功。他和他的妻子朱莉亞有5個女兒和7個外孫。1980年，他開始出版他命名的《e連通訊稿》。以下是其中的一些節選：
1982年3月號：「賓夕法尼亞小組在迪克·溫特斯家中集會，為哈里·韋爾什舉辦了一次聚會，為了給他一個驚喜，事先並沒有通知他。芬斯特梅克爾、施特羅、瓜奈若和古思等人都來了，大家在一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
1980年號：「這年夏天在納什維爾的聚會是e連有史以來出席人數最多的一次。部分出席者名單：原軍官中到場的有迪克·溫特斯、哈里·韋爾什、‘麋鹿’·海利格和‘莽漢’康普頓；其他有‘查克’·格蘭特、保羅·羅傑斯、沃爾特·斯科特·戈登；蒂波、瓜奈若、雷德、赫夫龍、蘭尼、約翰·馬丁、喬治·魯茲、珀康特、吉姆·阿利，當然還有‘嗄嗓子’史密斯。」
1983年號載：「唐·穆尼從廣告界中退休了，住在佛羅里達。他和戈登、卡伍德·利普頓在新奧爾良聚會了一次。」
除兩位外，這些弟兄們都沒有業務或工作上的來往。沒有哪兩個人住在同一個鎮，幾乎沒有人住在同一個州（除了賓夕法尼亞），但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絡。1981年1月，穆尼寫信給溫特斯感謝他的聖誕禮物，並向他提供了一些弟兄們的最新訊息：「塔爾伯特最終被找到了，這真是個大好訊息。我立即給他打了電話，在互相臭罵了幾句後，我們交談起來。我一直都喜歡他。在過去的那些日子裡他很照顧我。元旦那天早上我這邊剛6點鐘，他就打來電話祝我新年快樂。他喝醉了，但講話還算有條理。就像我們猜想的那樣，他承認他遇到了酗酒的問題，他正在戒酒，但特殊場合除外。新年的前夜想必就是這些‘特殊’場合中的一個吧。
「唐·馬拉其在新年前夜那天的凌晨3點鐘打電話給我，他也過得很好。」
蘭尼退休後打算寫詩和回憶錄，但還沒來得及動筆，就在1988年9月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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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海利格、馬丁、瓜奈若和託伊，還有幾個弟兄從事的也是建築、工程或製造等行業。克拉倫斯·赫斯特在加利福尼亞的薩克拉門託當了屋頂材料承包商，「泡泡眼」羅伯特·溫成了大樓和橋樑的鋼鐵構架工。二等兵約翰·普萊莎在華盛頓州的高速公路部門工作。「大牛」丹佛·蘭德爾曼是路易斯安那一家重型建築承包公司的管理員。沃爾特·亨德里克斯從事了45年的拋光業務，和花崗石打交道。伯頓·「帕特」·克里斯坦森在太平洋電話與電報公司工作了38年，他的工作是安裝新線路，最後他當了督學和教師。吉姆·阿利中士是木匠，後來在華盛頓州和加拿大邊界上高聳的水壩工程上工作。最終，他在加利福尼亞擁有了自己的建築公司。
除了利奧·博伊爾，還有若干弟兄也加入了教師的隊伍。利奧·哈施伊中士在俄勒岡波特蘭的紅十字會里講授水安全，後來成為健康與安全教育方面的主任。羅伯特·雷德在加利福尼亞的帕叟羅伯斯中學教了30多年殘疾人。哈里·韋爾什上尉回國後立即結了婚，他的新娘基蒂·格羅根穿著由韋爾什的後備降落傘製成的禮服。韋爾什在諾曼底登陸的d日就穿著這套傘服；一直到戰爭結束，他始終把這套衣服帶在身邊。韋爾什進了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當了中學輔導員，後來成了學校的管理者。弗里斯特·古思是教繪畫、林業、電力和電子的教師，退休前，他還一直在管理學校生產的音響和舞臺佈景裝置在弗吉尼亞的諾福克、特拉華的威爾明頓的銷售。二等兵拉爾夫·斯塔福德講述了他的戰後生活：「我畢業於1953年，開始是在沃斯堡教6年級。教了3年以後，又當了27年小學校長，我非常喜愛這一職業。我天生就是幹這行的。我被選為得克薩斯州教師協會達拉斯—沃斯堡分會（擁有20000個會員）的主席。
「1950年我和消防局的幾個夥計們一起去打鳥。我打中了一隻，當我低下頭去看它的時候，我感到很後悔。這隻鳥兒沒妨礙我，也不可能對我有什麼危害。我回到卡車那兒，一直等到其他人回來。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打過獵。」
埃德·蒂波中士進了密歇根大學，取得了文學學士學位，然後又在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攻讀文學碩士。後來他在丹佛郊區的中學教了近30年書。退休後，他寫道：「我到哥斯大黎加去看望我以前的一個學生。在那兒我遇到了34歲的羅澤。我用老掉牙的辦法追了她大約一年後，不顧周圍人的強烈反對結婚了，幾乎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反對我們的結合，除了迪克·溫特斯。我也很難責備這些反對的人，特別是因為與一個61歲的老頭子結婚，就幾乎沒有可能生育子女，而子女問題對拉美婦女來說又是很重要的。我們的女兒克里幾乎是在我們結婚剛滿10個月時就降生了。」後來，羅澤去瓜達拉哈拉的醫學院讀書，於1989年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
最近，蒂波因患癌症而接受了手術。「我的妻子、女兒和我剛剛才搬進了一所新房子。也許一個70歲的老頭還買房子看起來有些奇怪，但我們蒂波家信奉的格言是，‘永遠也不遲’。」
羅布·貝恩中士1950年從西華盛頓學院（現為大學）畢業，同年結婚，有4個孩子。他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當了25年的教師和管理人。夏天的時候，他會「像漂浮的海網那樣，追逐著四處逃散的紅色大馬哈魚」。
埃德·蒂波用一個問句總結道：「如此之多的原e連的空降兵們都當了教師，這是一種偶然嗎？也許對一些人來說，生活中一段時期的暴力與破壞，使他們想在另外一段時期裡尋求某些創造性的工作來作為一種平衡。我們在重聚中還發現，在我們當中，從事建築和其他類似行業的人數也超出正常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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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兵布拉德福德·弗里曼退役後回到了農場。1990年，溫特斯寫信給他，說他經常到南方看望沃爾特·戈登，想哪一天順便到弗里曼那裡看看他的農場。弗里曼回信說：「如果你來密西西比看我們的話將是我們極大的榮幸。夏天我們可以坐在一塊頂好的陰涼地中，冬天我們有很不錯的取暖裝置。我所要做的事就是在夏天栽培花木和給奶牛割草，在冬天餵養牛群，其餘的時間都用來釣魚和打獵。我們這裡離湯比格比河很近，我經常看著駁船在河面上來來往往。給你寄去一張我們房子和奶牛的照片。前廊下有一塊很舒適的地方可以供我們坐著聊天。期盼著你的來臨。」
溫特斯去了。他們的會面很愉快。他請弗里曼為本書寫一些有關他戰後生活的文字。弗里曼在文字的結尾寫道：「我寫的東西看上去不怎麼樣，但我的確擁有一段真正的好時光，這段時光我是不會與任何人交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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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溫特斯少校也為他的戰後生活寫了個材料。他寫道：「1945年11月29日我退役那天，劉易斯·尼克松邀請我到紐約與他的父母會面。他的父親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我成了尼克松家族在新澤西的尼克松硝化廠的人事部經理。工作期間，我利用退伍軍人權利法案提供的條件在拉特格斯大學學習了商務和人力管理課程。1950年，我被提升為尼克松硝化廠的總經理。
「1948年，我與埃塞爾·愛斯托佩伊結婚。我們有2個孩子。蒂姆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獲得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吉爾在奧布瑞特學院獲得了文學學士學位。
「朝鮮戰爭的時候我又被召回了軍隊。在新澤西迪克斯堡，我被任命為團裡的計劃和訓練參謀。退伍後，我回到了賓夕法尼亞，開始經營農場並把動物健康產品和維生素預混合料銷售給飼料公司。1951年，我在沿布盧芒廷腳下的地方買了一個農場——在印第安敦山口以東7英里的地方，在那兒我找到了我在d日時就想著要獲得的和平和寧靜。」
這是典型的溫特斯式的輕描淡寫。誠然，他在他的農場以及赫爾希的一棟小型城鎮住房裡過著樸實的生活，但他也是一個有殷實收入的人，他通過發明、生產並經銷一種新的、革命性的牛飼料和其他動物的飼料產品取得了成功。
他還極富紳士風度。1990年7月的一天，他對我講完了1944年10月5日他在荷蘭那個堤上幾乎全殲一個德國步兵連的故事後，我們出來向他的池塘走去。一群大約30只黑額雁飛了起來；一隻雁落在了後面，對著飛走的同伴哀鳴不已。溫特斯解釋說那隻雁有隻翅膀斷了。
我建議，趁狐狸還沒來抓走它，用一支步槍打死它，「凍起來留作感恩節的大餐」。
他吃驚地看了我一眼。「我不能那麼做！」他對這個想法感到震驚。
他無法再使用任何暴力了，他從不提高嗓門說話，他瞧不起誇張、自吹或故作姿態。過去想要的東西，他已經完全得到了。他得到了1944年6月6日夜裡躺下來小睡一會兒時希望將來能過上的和平、寧靜的日子，得到了他在二戰中指揮的e連弟兄們的永恆的愛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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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的一篇通訊稿中，邁克·蘭尼寫道：「在我回顧e連的風雨歷程時，我的一個孫子問我，‘爺爺，戰爭中你是英雄嗎？’我很欣賞自己的回答：
「‘不是，但我是在英雄連裡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