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分隊一上岸就推著俘虜奔向2號哨所的地下室。他們一進地下室，德軍的炮彈就在後院炸響了，隨後便是德國人對整個e連陣地的炮擊。

在地下室裡，小分隊成員把俘虜圍了起來。美國人很興奮，許多人在交談——或者說是想蓋過巨大的噪音在扯著嗓門叫喊——講述著自己的經歷。他們熱血沸騰。

「我來幹掉他們，我來把他們幹掉算了！」維斯特大聲喊叫，掏出手槍衝向俘虜，但被人攔住。

「出去，維斯特。這幫混蛋是營裡要的。」有人大聲說。

根據韋伯斯特的說法，那兩個俘虜「是很沉著計程車官，一個是普通中士，一個是中士參謀。他們非常沉著，像磐石一樣地站在一間氣味難聞、熱烘烘的地下室裡，四周都是想殺他們的人。但他們連指尖都沒動一下，面無表情。那是我見過的最冷靜的人」。

外面的炮火越來越猛烈。在偵察中受了傷的二等兵傑克遜這時開始大聲叫喊：「殺了我吧！殺了我！求你們殺了我！我受不了了，上帝，我實在受不了了。殺了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殺了我！」他滿臉是血，一顆手雷的碎片擊穿了他的頭骨，鑽進了他的腦部。

馬丁中士說：「當然誰也不會殺他，因為希望總是有的，那個該死的俘虜使我很生氣，我拼命踢那個狗孃養的，我是說狠狠地踢。」他最後很勉強地解釋道：「當時的情緒真的壞透了。」

有人打電話叫衛生兵帶著擔架過來，要快。羅說他馬上就來。

傑克遜還在不停地喊叫。「殺了我！殺了我！我要默西埃！默西埃呢？」他在抽泣。

默西埃來到他身邊，握住他的手。「沒事的，夥計，沒事的。你會好的。」

有人在傑克遜手臂上打了一針嗎啡。他那時痛得發了瘋似的，要人把他按在床上。羅來了，同時還跟來另一名軍醫和一個擔架員。他們把病人往急救站抬去，默西埃走在擔架員旁邊，握著傑克遜的手。還沒有到急救站，傑克遜就死了。

「他還不到20歲，」韋伯斯特寫道，「還沒有開始生活。他邊喊邊叫，就這樣死在擔架上。在美國，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在美國，跑馬場上賭馬的生意火爆，夜總會創下史無前例的利潤，邁阿密海灘十分擁擠，根本找不到一間住房。好像很少有人在乎。天哪，這就是繁榮，這就是昌盛，我們打仗就是為了這些。我們在讀物上看到黑市餐廳，看到生產商要求立即逐步恢復生產和平時期的物資。我們懷疑人們是否知道，為了贏得這場戰爭，軍人正生活在恐懼之中，正在流血，正在駭人聽聞的痛苦中死亡。」

德軍炮火暫停之後，俘虜被押送到營部交給溫特斯上尉。默西埃在交這兩名活口的時候笑得嘴都合不攏了。那個普通中士交待了很多，可是那個中士參謀卻緘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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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不再平靜。雙方都在猛烈攻擊對方。沿河兩側火光四起。曳光彈在水面上交織。

每到炮火間隙，2號哨所的人都能聽見對岸傳來的艱難的呼吸聲、喘息聲和呻吟聲。被偵察小分隊丟在岸邊的那個德國傷兵是肺部中彈。韋伯斯特讓手下看看該怎麼辦，是一槍打死他讓他結束痛苦，還是讓他自然死去。韋伯斯特主張殺了他，因為若把他留下，德軍會派人把他帶回，他就可能報告他所看到的2號哨所周圍的所有活動。「那樣他們就可能向我們更猛烈地開火。」韋伯斯特估計說。

韋伯斯特決定拉著剛才那根繩子過河，然後宰了他。麥克裡裡不同意。他說德國人可能把那個傷員當作誘餌，設下圈套。韋伯斯特覺得他說得對。比較好的辦法是用手雷。

韋伯斯特帶著二等兵羅伯特·馬什，小心翼翼地來到河邊。他聽見了那個德國兵急促的喘息與呻吟聲。韋伯斯特寫道：「我很同情他，獨自一人，在遠離家鄉的異國，在一條骯髒的小河邊，毫無希望、無依無靠地慢慢離開人世。」

馬什和韋伯斯特拔掉手雷上的銷子，把它們扔到那名德國兵的身邊。一個爆炸了，另一個是啞彈。呻吟聲在繼續。他們返回哨所，又拿來一些手雷，再試了一次。還能聽見呻吟聲。他們放棄了；讓他自己慢慢地死去吧。

炮擊停止時，天已矇矇亮，那呻吟還在繼續，攪得所有的人心煩意亂。科布覺得他再也受不了了，便抓起一枚手雷，衝到河邊，把它扔了過去，終於把那個德國兵給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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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裡，利普頓中士被一發迫擊炮彈打傷，一塊碎片打在他靠右耳的面頰上，另一塊鑽進他的脖子後面。他去急救站包紮了傷口。（34年後，脖子後的彈片開始作痛，他這才請醫生把彈片取出。）

第二天，2月16日，溫特斯把利普頓叫到營部，發給他一張士兵光榮退役證書，2月15日生效，另有一道命令，授予他戰地少尉軍銜，2月16日生效。「我受傷的時候已經不是軍人了！」利普頓說，「我已經退伍，我的授銜令還沒有生效。我經常想，如果我被那發迫擊炮彈打死了，他們將如何處理這件事。」他接著說，「我一直視那張戰地授銜令為我所受到的最高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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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斯少尉在第一次偵察中表現良好——很顯然，意思是說他聰明地讓默西埃來作決定。不到一星期，瓊斯就走了，被提為中尉。「就偵察了一次！」福利中尉感嘆道。「瓊斯是西點畢業生，是西點保護協會的成員，他們都戴著該會的指環。‘你沒有指環就什麼都不是！’」瓊斯被提升到團部當參謀。馬拉其寫道：「有人傳言說戰爭很快就要結束，西點的畢業生要在和平時期服務於軍隊，正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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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克上校對這次成功的偵察很滿意，他決定第二天晚上再進行一次。但這時，天開始下雪，而且轉冷。雪的頂層結冰了，走上去咯吱咯吱響。冷空氣掃清天空，月光明亮。溫特斯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去偵察無疑是去送死，所以他決心違抗命令。

辛克和一群參謀去2營指揮所巡視。他們隨身帶著瓶威士忌酒。溫特斯說他要去河邊看看偵察的準備工作。到了哨所之後，他讓他們先不要準備。辛克喝了威士忌酒後，很快就會睡覺。小分隊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報告說他們過了河，進入德軍陣地，但沒捉到活口。

有些當兵的也想弄些酒。雖然有白天不準外出的命令，科布和懷斯曼還是溜出去偷酒去了。他們發現了一個存放著很多酒的地窖，每人拿了兩瓶，德國狙擊手向他們開槍，他倆就像偷了蘋果的小學生一樣沿街飛奔。

懷斯曼膝蓋中彈，一個跟頭跌倒在地上，把酒瓶摔碎了。科布的酒保住了。他倆衝進一個地下室開始暢飲起來。「如果有一些大兵在一起喝酒，」馬丁指出，「你不可能只喝幾口。不喝完就不能停下來。」懷斯曼和科布各喝了一瓶。他們回到1排指揮所時，已酩酊大醉，科布還和馬什打了起來。

福利中尉把他們拉開。他大聲訓斥科布太放肆，不遵守條令，醉酒之後胡鬧等等。科布被激怒了，嘴裡胡說八道起來。他根本不聽福利讓他閉嘴的命令，反而指責福利。兩個人上來把他抓住，按在地上。馬丁中士拔出點四五手槍。福利讓他把槍收起來，叫人把科布抓起來，把他送到團部關禁閉。

與此同時，懷斯曼大聲拒絕衛生員羅要他撤下去的命令，說要和朋友們待在一起。

福利把排裡的事安排了一下，來到團部，為科布的事給軍事法庭寫報告。他寫了幾個小時。他把報告交給辛克上校，並向他彙報了詳細情況。福利離開時，辛克對他說：「你當時真該一槍斃了他，那就省了我們大家很多麻煩。」

懷斯曼還是醉醺醺的，不願接受治療。他說他只想和雷德中士談談，別的人一概不行。雷德想跟他說道理，但是沒有用。他也被送上了軍事法庭。雷德說：「胡布勒死了，豪厄爾在巴斯托涅受了傷，這次事件對我的精神又是一次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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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e連變成預備隊，由506團3營接替他們的陣地。e連離開才幾個小時，德軍就把2號哨所打了個正著。這一天，溫特斯被晉升為少校。2月23日，36師接替了101師。這個空降師轉移到位於後方的薩維納，準備返回莫米昂。

101師沒怎麼到過後方。在那裡看到的一切，讓他們弄不明白軍需品怎麼竟然能運到前線。他們在阿格諾時有2次每人發到了3瓶啤酒。拿到的香菸是很差的切爾西牌或羅利牌。沒有肥皂，偶爾有包口香糖，有次還拿到了一些牙膏——除了c級和k級乾糧以及彈藥，在前線能拿到的就這些東西了。由於住在離軍需倉庫很近的地方，他們弄明白了為什麼會這樣。物品從美國用貨船運來之後，在港口負責卸貨的營拿走了一部分，負責鐵路運輸的營拿走一些「銀河糖」和施利茨啤酒，然後把這列為「破損」，卡車司機們成箱成箱地拿走「幸運煙」（很好的牌子），之後師裡的軍需軍官、團裡的、營裡的軍需參謀又把最好的東西拿走了，前線步兵若能拿到c級乾糧和羅利香菸就很幸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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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夫提·鮑爾斯得到了一把新的m—1步槍。對他來說這真是憂喜參半。他一直在用國內發的那支槍，他很喜愛它。「似乎我只要用它指向一個目標，就能瞄什麼打什麼。是我擁有過的最好的槍。但每次一檢查，我就挨批評，因為它的槍管裡有個小凹陷。你知道槍管裡的凹陷是弄不掉的。它原本就在那兒。」他聽批評聽煩了，就把那支槍交回去，換了支新的m—1。「我斷定，我用那把新槍連一個谷堆都打不中。那是最糟的槍。」但至少他從此不必再聽批評了。

辛克上校下達命令，作為預備隊要進行嚴格訓練。斯皮爾斯認為這是個愚蠢的提議，並毫不掩飾自己的情緒。他告訴e連的人，他認為在基地時要進行嚴格合理地訓練，在作預備隊時就要好好放鬆。

但斯皮爾斯沒法使連隊免除兩項規定的活動。一是通過抽籤決定輪流回國的人。每個連可以有一個人回家休假30天，人選由連裡抽籤決定。中籤的人必須在諾曼底、荷蘭、巴斯托涅作過戰，服役記錄上沒有不良記錄。沒有性病，沒有不假外出，沒有上過軍事法庭。e連只有23個人合格。斯皮爾斯在一個鋼盔裡把名字搖了搖，抽出了弗里斯特·古思的名字。大家禮貌地歡呼。斯皮爾斯說，他不想失去古思，但祝他好運。幾個人與古思握了握手。其他人垂頭喪氣地走開。用韋伯斯特的話說：「像是去地獄的人在路上看了一眼天堂。」

第二項活動是營閱兵。斯皮爾斯的想法是避免去做不必要的事情，但要打起精神做好必要的工作。他告訴手下人，要精神抖擻。槍要擦亮，軍裝要洗乾淨。戰士們架起一口大鍋，把衣服和幾大塊肥皂放進去煮，這要花很長時間；二等兵赫德森決定不洗了。當他穿著髒衣服站在佇列裡的時候，被斯皮爾斯狠狠地訓了一頓。排長福利也訓了他一通。代理班長馬什中士想讓他意識到自己錯誤的嚴重性。赫德森靦腆地咧著嘴笑：「天哪，怎麼了，大家都找我的碴兒？」

泰勒將軍來營裡閱兵，跟他來的還有師裡公關部的一名攝影師。巧的是，他停在赫德森面前與他交談。那名攝影師給他們拍了張合影，問了赫德森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把照片寄到當地的報社，還給他父母寄去一張。當然，將軍與剛下火線、經歷戰火考驗的戰士交談的照片，要比和一群接受檢閱的預備隊士兵交談的照片意義大得多。「所以，」韋伯斯特說，「e連只有一名穿著髒軍服的人，而他也是唯一和將軍拍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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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沒有意識到，」溫特斯說道，「不過我們走路時都變得小心翼翼的，連後腦勺都長了眼睛，確保不遭人暗算。」他解釋說，阿格諾之後，「我們突然信心倍增：‘上帝保佑，我一定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