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德軍363師當天拂曉在奧菲猶斯登向506團的左翼發起的主要進攻而言，大堤上發生的小規模行動恐怕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德軍黨衛軍的兩個連毫無阻礙地佔領了大堤南側的話，那麼他們將會在辛克上校將注意力集中在奧菲猶斯登的時候，襲擊團指揮所。

辛克很是滿意。他簽署了將軍令，嘉獎e連1排在戰鬥中的勇敢精神。在描述了刺刀衝鋒戰之後，他寫道：「通過這次對數量上佔優勢的敵軍發起勇敢進攻和靈活運用戰術，該排給敵人造成慘重傷亡，並且挫敗了敵人從後翼攻擊營指揮所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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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衝鋒戰幾天之後，辛克上校來看望溫特斯。「讓你帶一個營你覺得怎麼樣？」他問道，暗示他正在考慮讓溫特斯接任2營副營長。（奧利弗·霍頓少校在10月5日的奧菲猶斯登戰鬥中犧牲了。）

溫特斯今年26歲，任上尉和連長才三個月，他深吸了一口氣，回答道：「報告長官，我知道在戰場上我能率領一個營。作戰我並不擔心，我擔心的是行政管理，我從未有過行政管理的經驗。」

「不用擔心，」辛克安慰他道，「這一塊我會擔待的。」10月9日，他任命溫特斯為2營副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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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溫特斯任e連連長的人並不稱職。他來自另外一個營。二等兵拉爾夫·斯塔福德這樣挖苦道：「他真的搞得一團糟。他不但不知道怎麼做，而且也不想學著去做。他臥床睡覺，從不巡查，坐享其成。」不久他就被撤換。

其他來接替的軍官也不合格。克里斯坦森說起其中一個：「猶豫不決是他的中間名。……打仗的時候他的頭腦完全沒有方向，而且死腦筋。倒是我們排裡的這些軍士們取而代之，把活兒給幹了；他倒是從來不抱怨，因為他知道在壓力下他指揮起來力不從心。」

關於在奴南戰鬥中的一個排長的情況，韋伯斯特寫道：「激戰中我從未見到他的人影。他從未上過前線。他未能履行自己的責任；排裡的老戰士從來沒有原諒過他。因為作為士兵，如果在關鍵時刻失職已經很是糟糕，但是作為一名指揮官，應該身先士卒，如果失職則是不可原諒的。」

馬拉其講述道：「在戰鬥中，瓜奈若嚴厲批評了一位逃避危險的軍官，告訴他應該率領全排戰士……人們後來在一個醫護站看見了這位軍官，手被子彈擊穿，被懷疑是其自己所為。」

軍官是新的，新戰士又沒有達到原來託科阿營地訓練標準，加上不斷受到敵人炮火的轟擊，以及夜間偵察的危險，所有這些都讓e連付出了代價。這些情況使得局勢惡化。

根據保羅·富塞爾的觀點，一個戰鬥員要經歷兩個理性化認知階段——一是危險不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二是如果我不加小心，危險就可能發生在我的身上——另外還要經歷一個「精確判斷階段：事情將發生在我身上，只有我不在場［前線］才能避免事情的發生」。有些人永遠得不出這樣的判斷；而另外一些人，他們會立刻想到。前線步槍連的成員一旦產生這樣的判斷，那麼他就幾乎不可能再待在前線，盡心盡責。他的動機必須是內在的。戰友情誼是迄今最強有力的動因——從積極意義來看，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夥伴倒下；從消極的層面來看，就是在自己最熱愛和最尊敬的人面前不能表現成一個懦夫。紀律做不到這一點，因為紀律依賴於懲罰，而軍隊所能給一個戰士的懲罰莫過於派他上前線了。

原因之一就是格倫·格雷所稱的散兵坑裡的「專制現在時」。「過去」和更重要的「將來」都不存在。他解釋說：「在前線的散兵坑裡比在安全的家裡有更多思考的時間，有更多的孤獨，時間並不是用時鐘和日曆來測量的，而是用另外的方式。」對於冒著槍林彈雨已經達到極限計程車兵來說，哪怕是最恐怖的部隊監牢看上去也是誘人的。重要的是要活過下一分鐘。

格雷認為，這就是為什麼戰士拼命收藏紀念品的原因。在佈雷庫爾莊園，馬拉其衝向正遭到機槍掃射的一塊田地，去撿一把他認為是被打死的德國兵留下的魯格爾手槍。在荷蘭，10月5日，韋伯斯特拖著瘸腿返回後方的時候，在德軍88炮火的射擊中，他在一塊空地上發現了「一件德國迷彩披風，這是一個理想的紀念品」。他停下來，「將其撿起」。格雷解釋了這種現象：「主要來講，紀念品似乎能給戰士的未來以某種保證，它們象徵超越了殘酷現實的一種承諾，即他或許能夠活下來。」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除了生存，幾乎不可能想到其他任何事情，這也正好解釋了與拼命搜尋紀念品相反的一種現象——對待自己財物的隨意態度，對金錢的冷漠態度。「在極端危險的戰役中，」格雷寫道，「戰士比平民更清楚：一切外在的東西都是可以替代的，而生命不能。」

不能替代的東西是戰友的尊重，但是對一個新入伍的戰士來說，新來乍到，談不上戰友情誼，因此也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他堅守崗位。格雷講述了一個逃兵的故事，1944年11月，他在法國的一個樹林中發現了他。小夥子來自賓州山區，習慣於野營，在林中已待了幾個星期，打算一直待到戰爭結束。「我所認識的、和我一道訓練的人要麼戰死，要麼調走了，」逃兵解釋道，「我孤獨……炮彈似乎總是越來越近，我受不了。」他祈求格雷放他一馬。格雷拒絕了，說必須將他上交，但是承諾他不會受到懲罰。這個戰士說他心裡明白；他痛苦地預言，「他們」肯定會再將他送回前線——格雷將他帶去之後，他果真被送到了前線。

在前線，不僅內務衛生與禮儀禮節的紀律失效，就連命令也可以置之不理，因為在有死亡危險的地方沒有監督。「老兵們從痛苦的經歷中學會了獨立，學會了自己做出決定。」韋伯斯特在受傷後不久給父母的信中寫道：「一次，我們的中尉命令我們的班長帶領8名弟兄端掉正在對一小隊滑翔機開火的幾門防空火炮。就憑我們拿著步槍的9個人跟高平兩用的88炮和40毫米口徑的高炮幹仗！中士口中稱是，憑著自己的判斷，他救了我們的命，在這種情況下若是一個新手將會魯莽行事的。還是這名中尉後來命令兩名偵察員進入德軍陣地，但是他們更瞭解形勢，也。」

老兵們盡力幫助新來的兵，不過，他們也儘量不去問他們姓甚名誰，因為他們認為新兵很快就會犧牲。並不是這些老手對新兵沒有同情心。「我們的新兵，」韋伯斯特給他的父母寫道，「他們剛滿18歲，徵兵入伍，但是太過年輕氣盛，把他們送上戰場似乎是一種犯罪。我們傘兵部隊挑選的是軍隊中最優秀的人，但是對一個從未離開過家或學校的年輕人來說，來這裡本身就是一種悲慘的命運。」

1944年6月6日以前，e連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戰鬥，但是到10月的時候，6月5日晚從英格蘭起飛的在荷蘭仍然活著的所有成員，都經歷了兩次戰鬥跳傘和兩次戰役。很多人受過傷；一些傷員從醫院不辭而別來到荷蘭。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熱愛打仗，而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不回e連參加戰爭，他們將會被和陌生人一道送上戰場，而在歐洲戰場上，步槍手的唯一齣路就是陣亡，或是掉胳膊斷腿的重傷。如果說他們一定得打仗的話，那他們倒是鐵了心要與自己的戰友並肩作戰。

新兵們很少能夠達到這個層次的認同感。另外，軍隊在加速訓練為戰場提供人員，新兵的素質已經達不到原來託科阿營地集訓出來的水平。在威格海爾，韋伯斯特看到一名叫馬科斯的新兵「哼哼唧唧地緊抓他的右手」。

「救命！救命！來人救命啊！」

「怎麼啦？還有哪兒受傷了嗎？」

「沒有，沒有。好疼啊！」

「為什麼不站起來跑？」

「他不想這麼做。他驚恐不已，只是想躺下呻吟。……說起驚恐很有意思。有些小夥子腳被炸掉了，還是憑著自己的毅力拖著瘸腿來到醫護站，而有些，像馬科斯這樣的，看到流血就嚇傻了，拒絕自助。有人說驚恐主要是生理反應，但在我看來它與人的精神態度關係很大。馬科斯沒有進攻意識，不堅強，沒有經過很好的訓練。」

在經常不斷的壓力、緊張和極易遭到攻擊的情況之下，軍官和士兵精神崩潰並不出人意料。出人意料的倒是有這麼多的人竟然沒有垮掉。

***

接替溫特斯的連長走後，「麋鹿」弗雷德·海利格中尉接管了e連。海利格畢業於美國候補軍官學校，在諾曼底（在此被提升為中尉）和荷蘭曾經擔任直屬連的迫擊炮排長。早在美國時他就是e連的成員，從一開始溫特斯就非常喜歡他。

海利格是一名優秀的軍官。他夜間巡哨，本人親自巡邏偵察。他注重讓戰士們發揮最大的潛能。跟散兵坑裡的隊員一樣，他從來沒有放鬆過，弦總是繃得緊緊的。他的連隊兵力太過分散，無法阻止德軍偵察人員滲透進來，他的腦子裡常常會想到，很可能會再發生像10月5日那種規模的突破的危險。他頑強地承擔起責任，承擔起壓力，恪盡職守。

「英國人是謀劃大師，」下士沃爾特·戈登說，「我不一定需要他們幫助我從側翼進攻某個目標，但是我肯定會讓他們做好計劃，因為他們非常擅長計劃。」

他指的是發生在10月22—23日午夜的「營救」行動。一週以前，被德軍俘獲的英軍第1空降師的奧·多比上校（外號「安海姆的瘋子上校」）從德軍醫院逃脫，遊過萊茵河，與辛克上校取得了聯絡。多比稱，有125名英軍，大約10名荷蘭抵抗戰士正遭到德軍的搜尋，還有5名美國飛行員躲藏在下萊茵河北岸的荷蘭地下組織處。他想救回他們，需要幫助。辛克同意合作。因為穿越地點要經過e連的陣地，辛克點名讓海利格率領營救偵察隊。按照戈登的話說，「我們提供人員，而英軍提供想法，我想還有創可貼。按照英國人的標準，可真是公平的交易」。

多比通過電話聯絡上另一邊的荷蘭地下組織（不知何故德國人從未將這些電話線切斷）。他定下行動在10月22—23日夜進行。美軍第81防空—反坦克營將使用博福斯式高射炮向萊茵河上空發射曳光彈，照亮營救地點，到時荷蘭人會將人員帶到該地點等候營救。為了麻痺德軍，消除其懷疑，行動前一連幾個夜晚，81營都在午夜發射曳光彈。

行動的當晚，海利格和韋爾什中尉、愛德華·沙姆斯中尉，以及由海利格挑選的17名戰士從大堤上順著工程梯下到河邊，頭一天夜晚已經將英軍摺疊帆布艇藏在此處。跟往常一樣，夜色黑暗，濛濛細雨更增加了黑暗。顫抖著的隊員們將小艇緩緩移到河中。午夜時分，博福斯式高射炮向正北方向發射了數枚曳光彈。荷蘭地下組織從河北岸用手電筒畫出了代表勝利的v字形。e連開始儘可能悄悄地將小船划向對面。

隊員們過河的時候，心裡怦怦直跳，但是沒有發生事故。他們躍出小艇，向前移動。戈登將機槍放在左側；然後架起機槍，準備防禦進攻。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將機槍放在右側。二等兵斯塔福德此時正在幫助隊伍與荷蘭地下組織取得聯絡，海利格緊隨其後。

斯塔福德悄悄地向前移動。沒有槍聲，沒有照明。這是敵人的地盤，美國人毫不熟悉，而且一片漆黑。「絕對的寂靜幾乎讓我窒息。」斯塔福德回憶道。

斯塔福德小心翼翼地又向前移動了一步。一隻大鳥從離他臉不到一英尺的地方飛了起來。「我肯定我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斯塔福德回憶說，「我輕輕撥開我的m—1的保險，正準備射擊，這時海利格中尉平靜地說了聲‘彆著急。’」

他們繼續向前，很快就見到了英國部隊。斯塔福德看見的第一個英兵「擁抱了我，並且把他的紅色貝雷帽送給了我，我儲存至今」。一個英軍准將上前一步，握住海利格的手，誇他是他所見到的長相最好的美國軍官。

海利格提議讓英軍列隊上船，叮囑他們保持安靜。但是他們就是憋不住。二等兵萊斯特·哈西記得有一個英軍說：「我從沒想到見到美國佬我這麼高興。」在河邊負責船隻的韋爾什中尉聽到英國佬們不停地喊著「美國佬，上帝保佑你們」，他被激怒了，告訴他們如果再不閉嘴，大家就統統會喪命。

英軍上船了；海利格用互動戰術撤回了自己的隊員；不一會兒，大家準備好起程。戈登最後一個回到船邊，他坐在押後的小艇上，穿越了河流。「有些興奮，也有些急迫。」他說，他肯定德國人隨時都會將他們所有人擊沉。但是他們始終未被發現。到凌晨1點30分的時候，全體人員安全抵達河的南岸，越過無人地帶來到大堤後面的美軍陣地。

第二天，辛克上校簽署命令，嘉獎此次行動中的英勇行為。他聲稱「營救部隊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和沉著是這次營救成功的主要因素。這次行動組織嚴密，實施完美，敵人根本不知道受困人員被撤離。

「這支掩護部隊的所有成員勇於進攻，勇敢無畏，服從命令，忠於職守，特此予以表彰。他們的名單如下。」

其中包括戈登的名字。我對他說，對於這次危險的行動他主動請纓並且如此出色地完成，他應該感到驕傲，他回答說他成功的唯一原因是海利格選擇了他。「這不是一次志願行動。我的意思不是說我不會主動請戰，我只是想說我並沒有主動請戰。」

***

10月28日，101師的責任區擴大。506團調防到河岸東面，正對安海姆。e連的防線位於德里爾村附近，這樣使得e連處於盟軍向德國發動進攻的最東端。e連是來接替一支英軍部隊的。

e連進入新的陣地之後，軍士長利普頓和副營長溫特斯與英軍指揮官交談起來。英軍指揮官說他們能夠看見德軍四處調兵，並且沿鐵路向東在挖戰壕。（e連現在位於德里爾村，處於506團的右翼；在這個位置其防線正好形成一個銳角，有一個排面向南，另一個排面向東，還有一個排待命。）

「那麼，既然你發現了他們，為什麼不開火？」溫特斯問道。

「因為我們開火，他們會還擊。」

溫特斯和利普頓將信將疑地彼此看了看。e連可總是盡力壓著德軍的頭打，一旦抵達前線便採取積極防守戰術。

在德里爾村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保持積極的偵察巡邏，炮兵也繼續猛力轟擊。德軍依然憑藉佔據河北高地的優勢，因此白天行動是不可能的。前線的兩個排待在散兵坑裡。雨幾乎下個不停。沒有人身上真正幹過。鬍鬚沒法剃，沒有澡洗，沒有休息。真是痛苦的生存。

在後方，在指揮所以及更後的地方，條件有所改善。炮兵轟擊仍是問題，但能夠吃到熱飯，還有其他一些補償。隊員們通過收音機收聽一個德國宣傳播音員「安海姆的安妮」的節目。在播放美國歌曲的間歇，她邀請隊員們過河投降，享受舒適生活，直到戰爭結束。補給人員可以將《美國佬》和《星條旗》等雜誌帶給隊員。101師的新聞日報《袋鼠紀事報》恢復出版。德國人散發一些小冊子《為什麼為猶太人打仗？》，506團的戰俘審訊隊也用喇叭向德國軍隊發出投降邀請。

雙方宣傳的唯一效果，就是引來一陣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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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特斯干厭了。當副營長「不帶勁兒，很不帶勁兒。在軍隊我的最大的樂趣，我所做的最滿意的事是當連長。當下級軍官很辛苦，要從兩個方面考慮，考慮自己的戰士，也要考慮索貝爾上尉。但是作為連長，卻可以施展自己的那點兒才能。我親自上前線，在現場親自做出許多關乎我們連隊前途利益的決定，並完成每項任務」。

但是作為副營長，「我是個管理者，不用做出任何指揮決定或者類似的東西，只是向連長、向營情報參謀提些建議」。

我說，有些人認為得到這樣的機遇是一種解脫。

「我沒有這種感覺。」溫特斯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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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韋爾什中尉帶領的2排的防線面朝東。他的指揮所設在一個穀倉，離鐵路大約50米左右，德軍在鐵路上設有崗哨。他的排兵力下降到了兩打。即使他派一半的人擔任警戒，那也意味著12個人要負責1500米的防線任務。間隔200多米設一個崗哨，德軍偵察員就很容易在天黑以後滲透進來。他們經常這麼做，目的並不是要發動進攻，而是要弄清美國人並沒有增加兵力，因為他們也和盟軍一樣，已經接受了眼下這種靜態的局面，他們自己的防線也很脆弱。

有了10月5日的經歷，溫特斯對前線漏洞百出的情形非常擔憂。一名參加10月22—23日營救任務的戰士將他們神不知鬼不覺地滲透進德軍防線描繪為「神奇壯舉」，他聽到後沒好氣地說：「德軍不也是這麼‘神奇’地對我們的嘛。他們滲透進來兩個連，我們卻一槍未發，直到人家登上大堤。既然如此，那這又有什麼了不起的？」

溫特斯對自己的新工作也感到苦悶。他渴望行動，對德軍的滲透激憤不已。10月31日下午，他打電話給海利格，建議當天夜晚他們兩人親自查哨。海利格同意了。晚上21點，溫特斯抵達e連指揮所。海利格電話通知韋爾什說他和溫特斯正前往見他。

「我和‘麋鹿’順著通往韋爾什的指揮所的道路走過去，」溫特斯講述道，「我們並肩走著，因為道路只有大約6英尺寬，稍微高出地面。道路的兩邊是落差大約在3英尺左右的灌溉溝。」

黑暗中傳來一聲命令：「站住！」

海利格是個冷靜、隨和的人，是個不輕易緊張興奮的指揮官。因此當溫特斯感覺他深吸了一口氣的時候，溫特斯緊張了。他猜想海利格是忘了口令。

海利格開口想說「麋鹿」，但是剛說了一半，就聽到「砰！砰！砰！」——從10碼開外的地方射來三發m—1子彈。

海利格哼了一聲倒在路上。溫特斯縱身跳入公路左側的溝裡。他擔心撞上了德軍偵察隊，因為射擊速度之快可能會是德軍的衝鋒槍。這時，他聽到有人跑開。

溫特斯爬回路上，抱起海利格，將他拖到路邊。他的右肩中彈，傷口相當乾淨，他的左小腿也中一彈，傷勢嚴重——他的小腿看上去好像已經炸掉。溫特斯開始為他包紮左腿。

幾分鐘之後，溫特斯聽到有腳步聲向這邊跑來。他正要抓槍，聽到韋爾什高聲喊道：「是麋鹿嗎？是迪克嗎？」

韋爾什和兩名隊員幫忙將海利格傷口包紮好。他們給他注射了嗎啡，將他抬回了營指揮所。此時，他已經失血很多，注射了很多針的嗎啡，臉色蒼白，因此溫特斯懷疑他能否挺得過來。

他挺住了。一週以後，他回到英國的一家醫院。在那裡他被提升為上尉，並且因為在營救行動中的出色表現被授予英軍十字獎章。但是對海利格來說，戰爭到此結束了。

擊中海利格計程車兵當時很緊張，害怕，不知如何是好。這次事故毀了他。他是老兵，不是新手。溫特斯決定不懲罰他。不久之後，他被調出e連。

11月7日，海利格從醫院的病床上寫信給溫特斯。「親愛的迪克：我現在躺在這裡，清閒無憂。我要感謝你那天晚上在我中彈後對我的照顧。被打中的確是太蠢了。

「我來到這兒的時候光著身子，像一隻松雞。什麼東西都沒有穿。我知道你儲存著我的銀翼徽章和手槍，但是我急切盼望的是我鋪蓋上的衣服，還有野戰包裡的膠捲……

「天哪！迪克，他們在我的傷口上塗的敷料，聞起來就像床上的貓糞。真是無法擺脫這種臭味。

「不過時間不會長的，不過我的右臂還是很虛弱。代向大家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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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海利格擔任e連連長的是小諾曼·s.戴克中尉。他來自師部。高挑的個兒，長得很帥，受過良好的教育，講話一副軍人腔調。給人的印象很好。

***

在營部當副營長，溫特斯每天都能接觸到尼克松，尼克松現在擔任營的作訓參謀。他倆之間的差異不可謂不大。溫特斯成長在一箇中產階級家庭；尼克松的父親卻極為富有。溫特斯10多歲的時候還沒離開過賓州，而尼克松已經在歐洲的許多不同地方住過。溫特斯畢業於一個小的學院，而尼克松畢業於耶魯。溫特斯從不飲酒，而尼克松嗜酒如命。但兩人卻是最要好的朋友，因為他們的共同點是對本職工作的奉獻精神以及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非凡能力。為本書接受採訪的每一位e連戰士都說，溫特斯是他曾見過的最優秀的戰鬥指揮官，而尼克松是他在戰爭中所知道的最睿智的參謀軍官。

「尼克松早晨總是賴床。」溫特斯說。11月的一天，溫特斯想早點開始工作。尼克松和平常一樣，根本叫不醒。溫特斯走到他的床前，他還在睡袋中，溫特斯抓住他的雙腳，掀到他的肩膀上。

「還不起床？」

「走開，不要碰我。」

溫特斯發現大水壺是半滿的。於是扳住尼克松的雙腳靠肩，又抓起水壺，開始將裡面的東西往尼克松臉上倒下。尼克松睜開眼睛，嚇傻了。「不要！不要！」他求饒道。但是已經晚了，水壺裡的東西已經倒下來了。此時溫特斯才明白，尼克松並未將酒後吐出的東西吐到外面，而是吐在了水壺裡。

尼克松吼叫著，大罵著，繼而開始大笑起來。這兩位軍官決定到奈梅亨去調查一下，聽說那裡的軍官可以洗熱水澡。

***

整個戰役仍然拖著。每天陰雨不斷，而逐漸寒冷的天氣更增添了痛苦。終於，11月下旬，加拿大部隊開始接替101師。e連的換防發生在11月24日夜，當時e連撤出了前線。早晨，隊員們登上卡車，返回法國休整，接受新兵補充，再洗一個淋浴，這些士兵已經69天沒有洗過淋浴了。

e連於9月17日出徵，共有官兵154人。從荷蘭撤出時官兵為98人。中尉布魯爾、康普頓、海利格、查爾斯·哈德森及45名士兵受傷。陣亡的e連官兵有小威廉·杜克曼、詹姆斯·坎貝爾、弗農·門茲、威廉·米勒、詹姆斯·米勒、羅伯特·範·克林肯。在諾曼底，e連已有65人傷亡，因此到11月底，傷亡人數共為120名（其中有些兩次戰役均負了傷），沒有一名被俘。

卡車沿著「地獄公路」行駛，荷蘭人列隊在公路兩旁歡呼自己的解放者。車隊經過奈梅亨、於登、威格海爾、艾恩德霍芬的時候，所到之處都聽到荷蘭人喊「9月17日」。

e連的戰士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征服的英雄。軍士長利普頓總結道：「在廣播中‘安海姆的安妮’說過，‘你們可以欣賞我們的音樂，但是卻不能在我們的街道上行走’。她說得對。我們並沒有真正進入安海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