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科阿營地1942年7—12月

美國陸軍第101空降師第506傘降步兵團e連的官兵來自全國各地，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是農夫，有的是礦工；有的是山裡人，有的是南方人的子弟；有的一貧如洗，有的出身於中產階級；一位來自哈佛大學，一位來自耶魯大學，兩位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原本是軍人的只有一位，來自國民警衛隊或預備役部隊的也僅有幾位。可以說，e連的成員原本都是老百姓。

他們是1942年夏天走到一起的，當時，歐洲人已經打了3年。到1944年暮春，他們已經成為一支優秀的空降兵連隊。d日凌晨，在e連的第一次實戰中，他們一舉殲滅了位於猶他海灘的一個德軍炮兵連，繳獲了4門105毫米的加農炮。該連領先進入卡朗唐，遂在荷蘭作戰，堅守了巴斯托涅環形防線，在突出部戰役中率先進行了反擊，參加了下萊茵之戰，並攻佔了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的鷹巢。該連承受了150％的傷亡率。在其戰鬥力最強時，即1944年10月在荷蘭，以及1945年1月在阿登地區，該連都表現得與世界上最精銳的步槍連隊一樣出色。

戰爭結束後，e連解散，大家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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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連是在佐治亞州的託科阿營地組建的。全連140名士兵和7名軍官儘管來自四面八方，但有幾點是共同的：都是一戰以後出生的，很年輕；全連都是白人，因為美軍在二戰時期實行的是種族隔離制；除3人外，均未結婚；大多數在中學時都打過獵，當過運動員。

他們的價值觀與眾不同。他們都注重健康的體魄和嚴格的逐級服從，都很看重自己作為精英團隊一員的身份。他們是理想主義者，渴望投身於一個為某種目標而奮鬥的集體之中，成為其中的一員，積極努力，真誠相待，親如一家。

他們說自己是衝著傘兵生活的刺激性和傘兵的特殊津貼（士兵每月50美元，軍官每月100美元）而自願當傘兵的。但其實，他們之所以自願從飛機上往下跳，完全是出於兩大原因。一是——用羅伯特·雷德的話來說——「想要比別人強」。他們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獲得了和理查德·溫特斯一樣的體驗：不是像有些人，就如他們在徵兵站和訓練營看到的那樣，常常找些藉口在軍隊裡混日子，那沒意思；而是豁出力氣幹，感覺好得多。他們希望自己不辜負在軍隊裡的日子，把它變成一種學習的過程、成熟的過程、不斷挑戰自我的過程。

二是，他們知道自己是要去打仗的，他們不願和那些疏於訓練、害怕吃苦、缺乏鬥志的應徵入伍者為伍。他們情願去當傘兵，在進攻中擔任突擊隊而不願當普通步兵，因為普通步兵中有一些人連身邊的人都不能信任。真正打起仗來，他們希望身邊的戰友個個是英雄好漢，而不是膽小鬼。

大蕭條時期，他們吃盡了苦頭，身上都有那個時期留下的傷痕。他們中有許多人在缺吃少穿中長大，沒有小汽車，甚至連收音機也買不起。或是由於大蕭條或是因為這場戰爭，他們不得不中斷學業。

「不過，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愛我的國家，現在依然很愛。」48年後，哈里·韋爾什說道。無論生活對他們多麼不公，他們都沒有對它失望，沒有對國家失望。

他們是帶著一些正面的影響走出大蕭條的。他們學會了自食其力，適應了艱苦的工作，習慣了服從命令。通過體育運動和打獵，他們具備了自尊和自信。

他們知道自己正步入巨大的危險，明白將付出很多。對於不得不把青春年華犧牲在一場強加給自己的戰爭上，他們感到怨恨。他們想打棒球而不是甩手榴彈，想參加小口徑步槍射擊運動而不是使用m—1步槍。但是既然碰上了這場戰爭，那就得全力以赴把兵當好。

他們選擇當空降兵倒不是因為對空降有多少了解——其實他們只知道這是個新玩意兒，且都是自願參加的。有人告訴他們當空降兵的體能訓練要比他們見過的艱苦得多，比陸軍中任何其他部隊都苦。但是，這些年輕的雄獅卻鐵了心。他們盼著訓練結束時體魄能更加健壯、意志能更加頑強，盼著今日訓練場上的隊友能成為明日戰場上的戰友。

卡伍德·利普頓回憶1942年夏天的情景時說：「大蕭條過去了，我就要開始新的生活了，這種新生活將在我身上產生深刻的變化。」不錯，對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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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芝加哥的赫伯特·索貝爾中尉是e連的第一任連長，他的副手（副連長）是來自加州北部的克拉倫斯·赫斯特少尉。索貝爾是猶太人，城市裡長大，入伍前在國民警衛隊任職。赫斯特原先是士兵，在候補軍官學校授的銜。連裡大多數正、副排長都是候補軍官學校畢業後新提拔的少尉，其中有：賓州來的迪克·溫特斯，加州一個跑馬場來的沃爾特·穆爾，耶魯來的紐約市人劉易斯·尼克松，還有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後備軍官訓練隊的馬西森。在e連的軍官中，索貝爾年齡最大，28歲，其他的都不超過24歲。

e連和d連、f連及營部一起構成第506傘降步兵團第2營。營長是羅伯特·斯特雷耶少校，30歲，來自預備役部隊。團長是羅伯特·辛克上校，1927年西點軍校的畢業生。506團是支試驗型部隊，是第一個全團一起進行基本訓練和跳傘訓練的傘降步兵團。一年以後，它將配屬被譽為「嘯鷹」的第101空降師。軍官和士兵一樣，也都是跳傘的門外漢。當教練的有的僅比學生早學了一天。

原有的軍士都是陸軍。來自密西西比州的二等兵沃爾特·戈登回憶說：「開始時，我們對他們很尊重，因為他們都佩有銀翼徽章，都是合格的傘兵。不過，嗨，他們也只是知道怎樣立正，怎樣向後轉，比我們強一點罷了；我們可都是新兵啊。可是到後來，我們就瞧不起他們了。他們根本沒法跟我們中升到下士、中士的人比。」

e連中，最早來的是珀康特·弗蘭克、赫爾曼·漢森、韋恩·西斯克和卡伍德·利普頓。組建前幾天，e連就已滿員，共有132名士兵和8名軍官。組成3個排，1個連部。每排有3個12人的步槍班和1個6人的迫擊炮組。作為輕步兵連隊，e連每個步槍班配1挺機關槍，每個迫擊炮組配1門60毫米口徑的迫擊炮。

e連組建時的原班人馬中，在託科阿訓練營地堅持到最後的沒幾個。溫特斯說：「軍官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你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們不行。有的簡直是泥巴捏的，笨得連臥倒都不會。」想進第506傘降步兵團的也大都如此。500名候選軍官中只有148名通過了在託科阿的訓練；提出申請的新兵共有5300名，僅有1800名訓練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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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述數字所示，託科阿是一道難關。辛克上校的任務是對這些人員進行基本訓練，磨練他們，教他們基本的步兵戰術，培養他們進入跳傘訓練班，在此基礎上組建一個團，帶領他們前去作戰。赫斯特少尉回憶說：「我們從中挑人，挑選精幹的，淘汰膽小的。」

二等兵埃德·蒂波談到他在e連的第一天時說：「我抬頭看了看附近的科拉希山，跟身邊的一位說，‘我敢打賭，這裡的訓練結束時，他們肯定要我們爬上那個山頂。’（山倒是不高，但與閱兵場的相對高度有1000英尺，是這一帶的制高點。）我剛說過幾分鐘，就有人吹哨子。我們站好隊，就被命令換上靴子和運動短褲，換好後，又站隊，然後就叫我們跑上離我們約3英里的山頂再跑回來。」第一天就有幾個人掉隊。這一個星期，他們每天都得跑，至少是整隊跑一個來回。

蒂波說，第二週的週末，「我們得到命令：‘休息，今天不跑了。’午飯時，我們給帶到飯堂，美美地吃了頓義大利通心粉。剛走出飯堂就聽到哨子響，站隊後得知‘命令變了，今天跑。’我們只好跑起來，救護車在後面跟著。上下山的路上，都有人嘔吐。實在受不了的就聽了衛生員的勸，上了救護車；結果，他們當天就給運了出去」。

據說，「科拉希」是印第安語，意思是「自己幹，沒人幫忙」。這正好與這些傘兵即將進行的作戰方式相吻合，於是便成了第506團的作戰口號。

官兵們每星期得上下山跑三四個來回。這樣做，為的是能在50分鐘內跑完6英里多的全程。此外，每天得完成艱難的障礙科目，得反覆練習俯臥撐、引體向上、屈膝下蹲等各種健身動作。

不演習時，他們就進行士兵基礎訓練。從站隊走路開始，進而是全副裝備夜行軍。第一次夜行軍就走了11英里，以後逐次增加一兩英里。夜行軍途中，不準休息，不準抽菸，不準喝水。二等兵伯頓·「帕特」·克里斯坦森回憶說：「我們很慘，累壞了，覺得要是一口水不喝，肯定會倒下的。」行軍結束時，索貝爾總要檢查各人的水壺，看看滿不滿。

那些熬過來的人都是因為鐵了心，想要大家承認他們與眾不同。和世界上所有精銳部隊一樣，101空降師有自己獨特的徽章和標誌。一旦通過了跳傘訓練，他們就能獲得銀翼徽章，可以別在軍裝的左口袋上，左肩和軍帽上都能佩戴一個特殊的標誌，有權穿傘兵靴並將褲腿扎進靴子內。戈登1990年時說：「這在現在看來沒有多大意思，但在當時，為了取得空降師這些裝備，我們可是都願搭上性命啊。」

只有在聽課時他們才能喘喘氣。上的課包括：武器，地圖和指北針判讀，步兵戰術，程式碼，訊號，野戰電話，無線電器材，交換機和有線通訊，爆破。而進行徒手格鬥和拼刺刀時，就又得要靠肌肉了。

步槍發到手後，他們被要求像對待妻子那樣愛護武器。要形影不離，在戰場上即使睡覺時也要抱在懷裡。他們非常熟悉手中的武器，都能做到蒙上雙眼熟練進行拆裝。

為了使他們適應跳傘訓練，託科阿訓練營地設定了一個35英尺高的模擬跳傘塔。降落傘揹帶與上方的15英尺長的降落傘吊帶相連，吊帶頂端有一滑輪，可沿鋼索下滑。受訓者縛好揹帶，從塔上跳下，沿鋼索下滑落地，大體可以獲得跳傘和降落的真實感受。

在所有這些活動過程中，都毫無例外地伴有齊唱、齊聲呼喊或吼叫，語言粗俗，不堪入耳。這些19、20歲左右計程車兵，脫離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縛，從美國的四面八方走進了清一色男人的世界，說出的話也都是一個味兒。最常用的字是「操」，什麼話都要帶個「操」，簡直是「操」字不離口。來自哈佛大學英語專業的戴維·凱尼恩·韋伯斯特承認，開始時對這種「粗俗、單調、毫無想象力的語言總感到難以適應」。但正是這種語言使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夥子覺得特別帶勁兒，覺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說話。甚至連韋伯斯特也漸漸覺得順耳了，只不過他自己從來不喜歡用。

訓練營裡，大家除了學著說粗話，學習步槍射擊，還逐漸懂得了身體的忍耐極限要比原先設想的大得多。此外，還學著無條件服從命令。如有違反，輕者當場受罰，通常是做20個俯臥撐；重者或被取消週末外出的權利，或被罰在閱兵場上全副武裝連續行進數小時。戈登說，軍隊裡當時流行一種說法：「我們無法強迫你做什麼，可我們能夠讓你覺得你該這樣做。」由於大家都有苦難的背景，在訓練營裡又一起喊號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漸漸成了一個大家庭。

連隊學會了行動整齊劃一。e連組建幾天後，四面轉法、齊步走、跑步走、倒地做俯臥撐，全連140人就做到了整齊得像一個人，「是，長官」、「不，長官」的應答做到了全連一個聲音。

以上這些都是最基本的東西，每個部隊都能做到。此外，還學著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於營地大都不在市鎮上，就到軍人服務社去喝。一面牛飲，一面唱著士兵歌曲。每每喝到後來，就有人嘴裡罵罵咧咧，罵人家的娘，罵人家的愛人，罵人家的家鄉，罵什麼的都有。接著就會打起來，打得鼻青臉腫。最後，吼著戰鬥號子，互相攙著架著，跌跌絆絆地返回營房，和好如初。

這些共同的經歷使他們親密無間，這種關係是任何外人所無法感受到的。戰友情比朋友情更親，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戀人關係有所不同。他們相互絕對信任，彼此瞭如指掌。每個人的身世，參軍前是幹什麼的，在何地以及為什麼報名參軍，有什麼飲食愛好，有什麼能力和本領，相互都能一口報出來。夜間行軍，從咳嗽聲就聽得出是誰；夜間行動，從側影就看得出是誰。

他們同在美國陸軍空降兵506團2營e連，甚至在同一個排，同一個班。空降兵513團的庫爾特·加貝爾談自己當兵體驗的話同樣適合e連的弟兄。他說：「我們三個人，傑克、喬、我成了……不可分開的實體。在我們嚴密的組織機構內，有許多這樣的實體。三個人或四個人一組，通常都同在一個班或一個小組裡，構成了小部隊這個大家庭裡一個個核心成分，作為實體，很容易識別。這樣的實體一旦形成，絕對不分開，也絕對不重組。三個這樣的實體構成一個班，打起仗來效果極好。同一實體內的三四個人同生死、共命運，一起捱餓，一起受凍，一起赴死。班裡的任務總是按實體下達，責罵也是三四個人一起受，從不分開。這樣組成的步兵班、機槍小組、偵察小組、開路小組簡直是絕了。」

哲學家j.格倫·格雷在其經典著作《戰神》中說得十分準確：「和平時期為實現某一普通的具體的目標而建立的組織內是不會具有戰時組織內的那種戰友深情的……在戰時，戰友情可以強烈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只有到了每個人根本不顧自己的安危，毫不猶豫地去為他人而死時，才算是真正的戰友。」

這種在訓練中形成、在戰鬥中強化了的戰友情是終身不忘的。49年後，當時來自俄勒岡州的在託科阿受訓的二等兵唐·馬拉其在寫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時說：「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經歷的開始，我成了e連的一分子。這一天我終身也不會忘記。我得感謝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給了我機會，使我與一生中認識的最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組人結了緣。」本書作者在採訪e連成員的過程中，每個人都表示了這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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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訓練變得越來越緊張，按照原來陸軍模式培養的軍士一個一個地離開了，從士兵中提拔起來的軍士漸漸取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e連的13名士官全都為原有計程車兵所替換。其中有：軍士長威廉·埃文斯，上士詹姆斯·代爾、「討厭鬼」哈里斯、邁倫·邁克·蘭尼，中士利奧·博伊爾、卡伍德·利普頓、約翰·馬丁、羅伯特·雷德、阿莫斯·泰勒。正如一位二等兵所說：「他們個個都是好樣的，都是好的帶兵人，我們尊敬他們，願意跟他們上刀山下火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