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這樣不合時宜地擠身進去的那個世界，是道德從不可記憶的時候起就一直在裡面徒然奮鬥的；因為所謂道德，就是對別人有好意和替別人著想的意思。道德就是願意替別人奉獻的那種慷慨的精神，而正因為這樣，所以它是被社會看得幾乎毫無價值的。你要是拿自己去賤賣，你就會被人家輕易利用，被人家踩在腳底。你要是看重自己，那就不管你怎樣的無價值，別人也會尊重你。社會群體可恨地是缺乏辨別力。它的唯一的標準就是別人的意貯，它的唯一的試驗就是自己保重。他保全了他的財產嗎？她保全了她的貞操嗎？唯有不多的事，極少的人，才不是隨波逐流，稍有自己的主見。

珍妮這個人就從來沒想過要保重自己。她那種天生的性情就是要她來作自我犧牲的。她不能立刻就被世界上教人如何保重自己以防禍害的那套自私自利的教訓所腐化。

凡人遇到這種緊要的關頭，他的成長力也最強大。在這樣的時候，這種成長力和自足的感覺就會像潮水一般湧出來。我們也許仍舊要心驚膽戰，自覺拙劣的恐懼心也許要逗留不去，然而我們是在成長的。閃忽的靈感會來引導我們的靈魂。在自然裡自然就在我們心中。當我們從一個團體或一種情境被排劑出來的時候，我們仍然能有所有存在的東西做伴侶。自然是慷慨的。它的風和星就都是你的夥伴。只要靈魂寬大而能感受，這漠大無邊的真理就會闖進來——也許不是現成的辭句，只不過是一種感情，一種安慰，而這原本就是知識的最最基本的本質。在宇宙中，平安就是智慧。

珍妮出門沒走幾步，就給巴斯追上了。「把提包交給我拿，」他說；又見她無法言表，像有一聲不吭的情感，就又說，「我想我能替你找到一個住處的。」

他領著珍妮路到城的南部，那裡的人都不認識他們，就一直找到一個老太婆家裡，原來她家客廳的鐘是新近從他工作的那家公司買去的。他知道她家境不寬裕，有個房間要出租。

「你的那個房間還沒租出去嗎？」他問。

「是的，」她看著珍妮說。

「我希望你租給我的妹妹住。我們搬走了，她現在還不能搬。」

那老太婆表示願意，珍妮就暫時住下來。

「現在你彆著急了，」很替妹妹傷心的巴斯說。「事情總會平靜下去的。媽囑咐我叫你不要著急。明天他出去的時候回來吧。」

珍妮答應她願意回去，他又給她幾句安慰的話，跟房東把伙食的事情商量完畢，就告別了回去了。

「現在好了，」他出門的時候又鼓勵地說。「你以後是會好的。彆著急。我現在要回去了，明天早上再來。」

他走回家時，心裡總覺不太舒服，因為他覺得珍妮這回的事做得不對。他的這種想法可以由他和珍妮同行時她的話裡看出來，因當珍妮正在傷心害怕的時候，這樣的話原因是不應當問的。

「你到底為什麼要那樣做呢？你難道都不過一下腦子的嗎？」他這樣追問。

「請你今天晚上不要問我吧，」珍妮說了這一句，才中斷了他那些令人難堪的問題。她並沒有辯解，也不埋怨什麼人。如果要找人承擔責任，那大概就該她來承擔。至於她自己的不幸，和全家的不幸，乃至她的犧牲，那是一概都不記得了。

珍妮既被撇在她這陌生的住處，悲傷的情緒就不由得湧上心來，她想起自己竟被家裡趕出來，既害怕，又羞慚，禁不住嗚嗚哭泣。她雖然天生就一副自怨自艾而不怨天尤人的性情，但是她的一切希望竟這樣全盤皆毀，實在叫她太難受了。人生裡面竟有像大風一般能夠壓倒人的一種元素，那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死亡要突然的降臨把人生中似乎最有希望的一切都摧自己呢？

她把過去的事情想過一遍，於是她和白蘭德長期關係中的一切細節就都浮積出來，現在她雖然受著這樣的苦，她對於他卻只有種思戀的感情。他當然不是存心要害她。他的好心，他的慷慨——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他本質上總是一個好人，所以她只悲痛他的早死，而且只是為他悲痛，不是為自己悲痛。

這樣的認識，雖然並不能使她安心，至少已經把那一夜的時間消磨了。第二天早晨，巴斯上班去，路過這告訴她，說母親叫她那天晚上回去一趟。那天晚上葛哈德將不在家，她們有一夜時間可談的。她很落寞地度過那一天，可是到傍晚，她就興奮起來，等到八點一刻鐘，她出發了。

到家之後，也沒有什麼讓人安慰的訊息告訴她，葛哈德的心情還是那麼憤怒和暴戾的。可是他已經決定下禮拜六就辭掉差使到羊氏鎮去了。原來這件事發生之後，他認為無論什麼地方都比科倫坡好些；他覺得在科倫坡是永遠被人看不起了。他只要想起它來也覺得難受。他立刻就要走，等找到了工作再叫家人去，意思就是要拋開他的小家庭了。他不想去設法償還房子的貸款——這是他覺得沒有希望的。

週末，葛哈德真的走了，珍妮仍然回家來住，至少在一段期間，家裡總算恢復了原狀，但那樣的局面當然是不能長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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