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兩個月後我才又見到了羅梅羅。
當他回到巴塞羅那時更加消瘦了。我找到儒勒·迪佛了，他說。他一直就在這附近，緊鄰我們，他說，挺不可思議的，對不對？羅梅羅的笑容讓我害怕。
他更加消瘦了，像條狗一樣。我們走，他回來的當天下午就命令道。他把他的手提箱放在我家，出門前還檢查了一下，確認我已經用鑰匙鎖上了門。我沒想到一切都這麼快，我這才來得及說句話。羅梅羅從樓道里看著我，說準備一下，我們要進行一次小小的旅行，我會在路上告訴你一切。我們真的找到他了嗎？我問。我不知道為什麼用了複數詞「我們」。我們找到了儒勒·迪佛，他邊說邊以一種可以代表很多含義的神態模稜兩可地搖了下頭。我像個夢遊症患者一樣跟在他後面。
我想已經有幾個月、也許是幾年我都沒有出過巴塞羅那了，加泰羅尼亞廣場火車站（離我家幾米遠）讓我覺得非常陌生，車站燈火通明，有很多我不知道用途的設施和裝置。我本來沒辦法像羅梅羅那樣高效而快速地行動，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或者預料到了我這樣的遊客肯定會很笨，於是帶著我一路穿過各種機器來到了站臺。在幾分鐘的沉默等待後，我們搭乘了一列通往近郊的火車，一路沿著馬萊斯梅，穿過了托爾德拉河，直到布拉瓦海岸的起始點布拉內斯。出巴塞羅那的時候，我問他僱他的人是誰。一個同胞，羅梅羅說。我們穿過了兩個地鐵站，然後出城到了郊區。突然出現了海。一輪暗淡的太陽照在沙灘上，這些沙灘一個接一個像一串項鍊上的珠子，只是這項鍊沒掛在脖子上而是懸在虛空。一個同胞？他怎麼對這些有興趣？這你最好還是別知道，羅梅羅說，但你可以猜猜看。他付了很多錢嗎？（如果他付得很多，我想，那麼這次調查的最終結果只會有一個。）相當多，是一個最近幾年發了財的同胞，他嘆了口氣，但不是在國外，而是在智利本國，看看這就是生活，好像智利很多人都富了起來。這我聽說過，我試著用一種嘲諷的語氣回答，但聽上去卻只剩悲哀。您想用這筆錢幹嗎，您還想著回去嗎？是，我要回去，羅梅羅說。過了會兒他補充道：我有個計劃，要做一門肯定錯不了的生意，我在巴黎研究過，肯定錯不了。是什麼計劃？我問道。一門生意，我要自己做生意。我默然無語。大家都是打著做生意的主意回去的。從車窗我看到一座很漂亮的房子，一個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花園裡聳立著高高的棕櫚樹。我要成立一個殯儀公司，羅梅羅說，剛開始規模會很小，但我相信會做大的。我覺得他在開玩笑。別耍我了，我說。我說的是認真的：秘訣在於給窮人一個體面甚至可以說是比較講究（這方面，相信我，法國人是世界第一）的葬禮，為小資產階級提供大資本家的葬禮，為無產階級提供小資產階級的葬禮，這就是一切的訣竅所在，這不僅僅是殯儀公司的訣竅，也是整個生活的訣竅！善待親人，他隨後說，讓他們感覺到親切和等級，還有無論誰死都能獲得的心理上的優越感。開始的時候，他說，——這時候火車已經把巴塞羅那拋在了後面，而我開始想我們將要做的事是真的，是必然的——，我只要弄好三個地方就行了，一個是辦公室，也是給死者整容的地方，另一個是靈堂，最後一個是配椅子和菸灰缸的等候廳。最理想的是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方租一棟兩層的房子，樓上住宿，樓下是殯儀館。生意是家庭式的，我老婆和兒子可以幫忙（雖然兒子是否同意我還沒把握），但也有必要僱一個女秘書，她除了工作上要認真負責之外，還必須年輕而且謹慎，您知道在守靈和葬禮中年輕人的貼身擁抱安慰是多麼令人感激。當然，老闆也得經常露面（或者他不在的時候則換成任何一個助手）給死者的家人和朋友端上皮斯科酒或其他什麼飲料。這些要做得親切周到。不用裝作死者是你的親戚，但要表明你對此也是不無感觸的。應該小聲說話，避免激動，懂得握手然後用左手把住對方的肘，應該知道擁抱誰，何時擁抱，應該參與聊天，無論是政治、足球還是籠統的關於生活的話題或者關於七宗罪，但不能站隊，應該像個退休的好法官一樣不偏不倚。棺材的利潤可以達到百分之三十。我在聖地亞哥有個當兵時候的朋友，他是做椅子的。我有天和他電話聊起這事，他說從做椅子到做棺材僅一步之遙。第一年我用一輛黑色小型貨車就可以應付了。這份工作，你別懷疑，對人的天賦比對體力的要求高。如果有人在國外生活了那麼多年，而且有那麼多東西可說……在智利人們渴望瞭解這些東西。
但我已經沒在聽羅梅羅的說道了。我在想著比維亞諾·奧賴恩，想著胖妞波薩達斯，想著我眼前的這片海。有那麼一會兒我想象著胖妞在康塞普西翁的一家醫院裡工作的情景，她已經結婚了，應該過得很幸福。她曾經違背本心成為魔鬼的知己，但她活下來了。甚至我還想象她有了孩子，變成一個謹慎穩重的讀者。然後，我看到了比維亞諾·奧賴恩，他留在了智利，追隨著維德爾的腳步，我看到他在鞋店工作，給猶豫不決的中年婦女或純真的孩子試穿高跟鞋，一手拿著鞋拔子，一手拿著一雙質量很差的bata鞋的鞋盒子，臉上微笑著，但思緒早已飄遠，三十三歲的年紀，和耶穌一樣，不多也不少，然後我又看見他出版了暢銷書，在聖地亞哥的書展（我不知道是不是存在這樣的書展）上簽名售書，他還時常應邀在美國的大學裡當教授，意興所至就跑去做一場關於智利新詩歌或者當代智利詩歌（說意興是因為嚴肅這樣的字眼是用在小說上的）的學術報告，他還提到了我，雖然只是在一串名單中的最後幾個，純粹是出於厚道或憐憫：一個奇怪的詩人，迷失在歐洲的工廠裡……我看到了他，我說，像個夏爾巴人一樣向著他人生的頂峰行進，越來越受尊敬，越來越知名，越來越有錢，完全有能力與過去作個了斷。我不知是否是由於突來的憂鬱還是思鄉之情抑或是善意的嫉妒（在智利，它同最強烈的嫉妒是同義詞），我突然想到在羅梅羅身後的可能就是比維亞諾。我把這個想法跟他說了。你的朋友沒聘我，羅梅羅說，他甚至連讓我開始的錢都不會有。我的顧客——他把聲音壓得很低，像是在講一件很秘密的事，然而聽起來卻並不真實——是「真」有錢，明白嗎？明白了，我說，文學是多麼悲哀啊。羅梅羅笑了起來。看看海，他說，看看田野，多美麗。我透過車窗往外看去，一邊是像一汪油潭一樣的海，另一側，在馬萊斯梅的果園裡，一些黑人在忙碌著。
火車在布拉內斯停了下來。羅梅羅說了句我沒聽明白的話，然後我們下了火車。我感到腿像抽了筋一樣。在車站外一個看上去像圓形但實際是方形的小廣場上，停著一輛紅色公共汽車和一輛黃色公共汽車。
羅梅羅買了口香糖，看到我憔悴的臉色，我想他是為了調動我的情緒，問我我認為我們該上哪輛車。上紅色那輛，我說。完全正確，羅梅羅說。
公共汽車把我們放在了略萊特。時值乾旱的仲春，沒有很多遊客。我們走了段下坡的街道，然後又爬了兩條挺陡的街道，來到一片夏季避暑公寓區，大部分公寓都空著。寂靜得出奇：可以聽到遠處傳來的動物的叫聲，彷彿我們在一個牧場或農莊邊上。卡洛斯·維德爾就住在這些乏善可陳的樓房中的某一棟裡。
我怎麼到這裡的？我思索著，我走了多少條街才來到這條街的？
在火車上我問過羅梅羅是不是費了很大工夫才找到德洛姆的。他說沒有，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仍在巴黎工作，還是看大門，對他來說，所有的來訪都是宣傳的渠道。我假裝記者混進去的，羅梅羅說。他信了嗎？他當然信了，我跟他說我要在哥倫比亞一家報紙刊登「野蠻作家」的整個發展歷程。德洛姆去年夏天在略萊特，他說。事實上，迪佛現在住的樓房就屬於「野蠻文學」流派的一位作家。可憐的迪佛，我說。羅梅羅看著我，好像我剛才說了句蠢話。對我來說那種人不值得可憐，他說。現在那棟樓房就在那兒：高高的、寬寬的，很普通，典型的旅遊迅速增長年代的建築，陽臺都空蕩蕩的，樓房的正面沒有任何標識而且明顯失修。那兒肯定沒人住，我斷定，夏天過後還滯留在此的人肯定寥寥無幾。我堅持想知道維德爾即將面臨的命運。羅梅羅沒有回答我。我不想有血，我咕噥道，就好像害怕有人聽到我的話，儘管我們兩個是當時唯一走在街上的人。那一刻我沒去看羅梅羅，也沒去看維德爾住的那棟樓，我覺得自己身處一個反覆出現的噩夢裡。當我醒來時，我想，我媽媽會給我準備好一個香腸三明治，然後我去上學。但我不會醒來了。他就住這裡，羅梅羅說。這棟樓以及整個小區都空空蕩蕩，等待著下一個旅遊旺季的到來。有一瞬間我以為我們要進去，當快要跨進維德爾家的樓房門廳時，我停下了。繼續走，羅梅羅說，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平靜，就像一個知道生活總會不如意不值得為此而激動的男人的聲音。我感到他的手碰了碰我的胳膊。直走，他說，不要回頭看。我想我們倆構成了一個奇怪的組合。
大樓就像一隻石化的鳥。我一度覺得卡洛斯·維德爾的眼睛透過所有的窗戶在看著我。我越來越緊張了，我對羅梅羅說，能看得出來嗎？看不出來，我的朋友，您表現得很好。羅梅羅很平靜，這也讓我逐漸鎮定了下來。走過了幾條街，我們在一個酒吧門口停了下來。這似乎是這個街區唯一還開門營業的地方。酒吧的名字頗具安達盧西亞風情，看得出來酒吧裡面也在盡力營造那種典型的塞維利亞酒館的氛圍，但效果卻並不理想，反而給人一種憂傷的感覺。羅梅羅陪我到了門口。他看了看錶。過一會兒，我不知道幾點，他會來喝咖啡。如果他沒出現呢？他每天都來，羅梅羅說，這點我很確定，今天他也會來。但如果今天恰好不來了呢？那我們就明天再來，羅梅羅說，但他會來的，你別懷疑了。我點了點頭。仔細看看是不是他，然後告訴我。坐下別動。讓我一動不動很難，我說。儘量吧。我對他笑了笑，只是開個玩笑，我說。應該是因為你很緊張，羅梅羅說。天黑時我來找你。我們倆有點兒傻地用力握了握手。您帶書來看了嗎？帶了，我說。什麼書？我給他看了看。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個好主意，羅梅羅突然有點猶豫地說，可能拿本雜誌或者報紙更好。別擔心，我說，這是我非常喜歡的作家。羅梅羅最後看了我一眼說：那麼一會兒見，要想著都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
從酒吧的落地窗裡可以看到大海，蔚藍的天空，幾艘捕魚的小艇在岸邊忙碌著，我要了杯加奶咖啡，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心臟好像要從胸膛裡跳出來了。酒吧裡幾乎沒人。一個女人坐著在一張桌子邊看雜誌，兩個男人和吧檯的服務員說著或是爭論著什麼。我開啟書，這是本由胡安·卡洛斯·比達爾翻譯的《布魯諾·舒爾茨作品全集》。翻了幾頁後我意識到自己什麼也沒看懂。我讀著但那些文字就像是莫名其妙的金龜子在一個令人費解的世界裡爬來爬去。我又想起了比維亞諾，想起了胖妞。我不願意想起加門迪亞姐妹，已經太久遠了，也不願想起其他女人。但我還是想起了她們倆。
沒人進酒吧，沒人走動，時間好像停滯了。我開始感到不舒服：海里的漁船變成了輕快的帆船（因此我想應該是起風了），海岸線是灰暗的一條，很久才能看見人影，或走路或在空曠的人行道上騎著腳踏車。我估計走路的話大約五分鐘就能走到海灘上了。所有的路都是下坡。
天空幾乎看不見雲。多麼美妙的天空，我想。
這時卡洛斯·維德爾到了，他坐到了靠窗的位置上，和我隔了三張桌子。有一瞬間（我覺得渾身都癱軟了）我看見自己幾乎貼上了他，就像可怕的連體人雙胞胎一樣，從他的肩膀上看過去，看著他剛開啟的那本書（一本科普書，一本關於地球變暖的書，一本關於宇宙起源的書），我離他這麼近，他不可能沒注意到，但是，正如羅梅羅預言的那樣，維德爾沒有認出我來。
我發現他老了。肯定是和我老得一樣快。但是不對，他老得更厲害。他更胖，皺紋更多，看上去至少比我大十歲，而實際上他只比我大兩三歲。他望著海，抽著煙，不時看一眼面前的書。我不安地發現他的動作和我一樣，於是我熄滅了煙，努力把自己融進書頁裡去。某一刻布魯諾·舒爾茨的文字突然延展變大，大到讓我幾乎無法忍受。我感覺到維德爾暗淡無光的眼睛在審視著我，同時，在我翻動的書頁中（也許是我翻得太快了），以前像金龜子的字母變成了一隻隻眼睛，布魯諾·舒爾茨的眼睛，一次次地張開又合上，一雙雙明亮如天空、閃亮如海面粼粼波光的眼睛，在一片漆黑中一次次睜開，眨呀眨的。不，不是完全的漆黑，而是在一片乳狀的黑暗中，就像是在烏雲的內部。
當我再看向卡洛斯·維德爾時，他已經側身坐了。我想他看上去像一個飽經風霜的傢伙，只有一些拉丁美洲人才會剛過四十就這副模樣。一種與歐洲人或美國人完全不同的滄桑，一種不可避免的可悲的滄桑。但維德爾（那個至少加門迪亞姐妹中的一人曾經愛上過的維德爾）看上去並不可悲，而這恰恰是無盡悲哀的所在。他看上去很成熟。但我馬上知道這不是成熟。他看上去鎮定自如。無論如何，他坦然自若，比那個安靜的酒吧裡所有的人都要鎮定。也比當時在沙灘邊經過的人或者那些看不見的正忙著為即將到來的旅遊旺季作準備的人更鎮定。他飽經滄桑，他一無所有或所有甚少，但這對他來說好像並不太重要，就像他只是正走黴運而已。有些人總是善於等待，他們從不慌亂，也不做漫無邊際的美夢，而他就有這麼一張善於等待的人的臉。他看起來不像一個詩人，不像一個前智利空軍軍官，不像一個傳奇殺手，也不像那個曾經飛到南極在空中寫詩的人。遠遠不像。
當夜幕降臨時他起身走了。他在褲兜裡找了一枚硬幣，把它放到桌上作為微薄的小費。當我感覺到門在我身後關上時，我不知道是該放聲大笑還是放聲大哭。我鬆了口氣。自由的感覺和問題得到了解決的感覺是那麼的強烈，我都害怕會引起酒吧裡的人的好奇。那兩個男人仍在吧檯那兒低聲說著什麼（看樣子是在爭論），完全忘了時間的流逝。服務員的嘴裡叼著一支菸，看著那個不時從雜誌上抬起視線衝他微笑的女人。那個女人三十歲左右，面部輪廓很漂亮，像個沉思的希臘人一樣，或者一個脾氣不好的希臘女人。我突然覺得很餓很幸福。我沖服務員做了個手勢，要了一份夾火腿麵包和一杯啤酒。當他給我端上來的時候我們交談了幾句。然後我想繼續看書，但總也看不下去，於是我決定一邊看著窗戶外面的大海一邊吃飯，等羅梅羅回來。
過了一會兒，羅梅羅到了，我們便一起離開了。開始的時候看上去我們似乎遠遠離開了維德爾住的樓，但實際上我們只是繞了一圈。是他嗎？羅梅羅問。是，我對他說。確定？確定。我還想補充點什麼，比如關於時間流逝的道德和美學思考（很愚蠢的想法，因為在維德爾身上時間就像一塊岩石）之類的，但羅梅羅加快了腳步。他正在工作，我想到。我們正在工作，我害怕地想到。我們沉默地在大街小巷裡轉著圈子，直到維德爾住的樓在月空中顯出輪廓。這棟樓很特別，不同於其他在它面前似乎逐漸縮小乃至消失的樓，它像是被一根魔法棒或者巨大的孤獨點了一下。
突然，我們進了一個公園，公園很小但草木茂盛，像一個植物園一樣。羅梅羅指了指一張幾乎藏在枝葉間的長凳。在這兒等我，他說。一開始我老老實實地坐下了。隨後我就在黑暗中尋找他的臉。您會殺了他嗎？我嘟囔著。羅梅羅做了一個我看不見的表情。在這兒等我或者去布拉內斯火車站坐頭班火車，我們之後在巴塞羅那見。您最好別殺了他，我說，這種事會毀了我們的，您和我，再說也沒必要，那個傢伙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了。這事不會毀了我，羅梅羅說，相反，會給我帶來資本。至於說他不能再傷害任何人，我能對您說什麼呢，事實是我們不知道，也無從知道，您和我都不是上帝，我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僅此而已。我看不清他的臉，但從聲音（從一個一動不動的身體裡發出的聲音）上我知道他正努力讓自己的話聽起來令人信服。不值得，我堅持說，一切已經結束了，現在誰也不會傷害誰了。羅梅羅拍了拍我的肩。你最好別插手這事了，他說，我很快就回來。
我坐在那兒看著漆黑的灌木叢，枝條隨風搖擺相互纏繞交織出了一幅畫。羅梅羅的腳步聲逐漸遠去。我點了根菸，開始想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比如時間，地球變暖，越來越遙遠的星辰。
我試圖想起維德爾，想象他獨自在家裡——我很客觀地選了空蕩蕩的八層高大樓裡的四樓作為他的家，在看電視或坐在椅子裡，喝著茶，此時羅梅羅的身影快速滑向他身邊。我努力去想象維德爾的樣子，但我不能。或者我不願意。
半個小時以後羅梅羅回來了。他胳膊底下夾著一個裝著紙的資料夾，那種學生用的資料夾，用橡皮筋綁著。裡面的紙鼓了起來，但鼓得並不厲害。資料夾是綠色的，就像公園裡灌木的顏色，已經舊了。
這就是所有了。羅梅羅沒什麼變化，跟剛才比不更好也不更壞，他的呼吸也毫無困難。看著他我覺得像是看到了愛德華·g.魯賓遜，就好像愛德華·g.魯賓遜剛進了絞肉機，出來的時候發生了變化：更瘦，皮膚更黑，頭髮更多，但有一樣的嘴唇，一樣的鼻子，尤其是一樣的眼睛。知曉一切的眼睛。相信一切可能但同時亦知一切已無法挽回的眼睛。我們走吧，他說。
我們坐上從略萊特去布拉內斯火車站的公共汽車，然後坐火車去巴塞羅那。旅途中，羅梅羅有兩次試圖說話。一次是讚美西班牙火車「確實很現代化」。另一次是說，很遺憾不能去諾坎普球場看一場巴塞羅那的比賽。我什麼都沒說或者只簡單地嗯一下。我不想交談。我記得那個晚上，從火車的窗戶裡看出去，美麗而寧靜。有的站點上來了一些小夥子和姑娘，就像在玩一樣他們又在下一個鎮子下了車，或許是被便宜的價格或者如此近的距離所吸引去了附近的歌舞廳。他們都未成年，有的人看上去很像英雄。他們看起來很幸福。之後火車抵達一個更大的車站，上來一群工人，可能是他們的父母。然後，我不知道過了多久，我們穿過了幾條隧道，當車廂的燈滅了的時候，有人，一個小女孩，喊了起來。我當時看了看羅梅羅的臉，他看起來和平常一樣。最後，當我們抵達加泰羅尼亞廣場車站時，我們才得以交談。我問他情況最後怎樣。這樣的事，當然了，羅梅羅說，很困難。
我們走著去了我家。他在那裡開啟了他的手提箱，取出一個信封遞給我。信封裡有三十萬比塞塔。我不需要這麼多錢，數完後我說。這是您應得的，羅梅羅說著把資料夾塞到衣服中間，然後合上了手提箱，這是您掙的錢。我什麼都沒掙到，我說。羅梅羅沒有回答。他進了廚房，燒上水。您要去哪裡？我問他。去巴黎，他說，我的飛機是十二點的；今天晚上我想睡在我自己的床上。我們喝了最後一杯茶，然後我陪他到了街上。有段時間我們在人行道邊站著等計程車，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從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我跟他坦白道。不對，羅梅羅非常柔和地說，我們經歷過更糟糕的事情，您仔細想想。可能是，我贊同道，但這事尤其恐怖。恐怖，羅梅羅重複著，彷彿在玩味這個詞。然後他低低地笑了，笑聲轉瞬而逝，當然，他說，怎麼會不恐怖呢。我不想笑，但我還是笑了。羅梅羅仰望天空，仰望著那些燈火通明的樓房，來往穿梭的車燈，霓虹閃爍的廣告牌，他看上去瘦小而疲憊。很快，我心想，他就要滿六十歲了。而我也已年過四十。一輛計程車在我們身邊停下。保重，我的朋友，最後他說，然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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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