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餓。」

「為了我吃上一口。」

「吃不吃他自己會有數的，」我伯父說。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不過我補充了句：

「來一小塊還是可以的。」

伯母馬上給了我很大一塊。我吃是吃了，但那態度卻彷彿是，只是出於強烈的義務感我才勉強這樣做的，而絕非是我高興如此。按說那樹莓餅確實不錯。瑪麗-安做的這種餅真是又酥又脆，到嘴就化。但是當我伯母問我是否再來上些，我卻板起面孔，嚴詞拒絕。伯母沒有再讓。接著伯父唸完禱告我也就帶著一腔憤怒的心情回到客廳。

估計用人們已經吃罷午飯，我於是溜進了廚房。艾米麗這時正在食品室裡擦洗銀器，屋中只剩下瑪麗-安一人在洗盤子。

「我說，德律菲爾這家人有什麼問題？」我問瑪麗-安。

瑪麗-安自十八歲起就在這個牧師宅裡當了用人。我從小就是靠她來照護的。身上髒了，靠她給洗；要梅醬粉，由她發給；外出上學，是她裝箱；遇上疾病，得她照料；閒得無聊，求她給我念書解悶；不聽話時，要她來罵。總之，我過去的一切都離不開她。至於艾米麗那個用人，完全是個輕浮靠不住的姑娘，瑪麗-安是決計不敢把我託給她的。瑪麗-安的出生地就是黑斯太堡，一生沒有去過倫敦，恐怕就是坎特伯雷也沒有去過幾次。她身體健康，從來不曾病過，也從來沒有度過一天假。說到工資，一年也不過十二鎊錢。每週她照例抽出一個晚上進城去看看她的母親，那母親是給牧師宅洗衣服的；另外每星期日晚進進教堂。但是瑪麗-安對黑斯太堡這裡發生的一切卻是瞭如指掌的。她不僅對每個人的情況，誰嫁給了誰，誰的父親死於什麼疾病，全都說得上來，就是哪個女人養了哪幾個孩子，那幾個孩子又叫什麼名字，她也完全一清二楚。

我向她提出這個問題時，她正把一塊抹布撲通一下扔進水池子裡。

「我認為這事倒也並不怪你伯伯，」她說道，「如果你是我侄子，我同樣也會不讓你同他們來往的。瞧瞧，他們竟要求你同他們一道騎起車來！這些人是什麼都幹得出的。」

我看得出剛才飯桌上的那番談話已經傳到她的耳朵裡。

「可我已經不是孩子了，」我反駁道。

「所以也就會更不妙了。其實他們住到這裡就是夠大膽的！還要租上一套房子假充上流人士。別動那餅。」

那樹莓餅正放在廚房桌上，所以我也就順手掰了一塊，放進嘴裡。

「這餅晚飯還要吃。如果你還想吃，為什麼剛才吃飯的時候你不吃？臺德·德律菲爾是個幹什麼也沒長性的人。又受過相當教育，所以就更不容易安心去幹。我最可憐的還是他的媽媽。他自生下來就沒有讓她安生過一天。後來他又娶了露西·幹。據人們講，他把要娶這女人的事告訴他媽媽時，他媽媽馬上就病倒在床上，一連三個星期都沒起來，也不同人講半句話。」

「德律菲爾夫人結婚以前叫露西·幹嗎？這些姓乾的是些什麼人？」

幹是黑斯太堡這裡一個大姓，當地教堂的墓地裡盡是一些姓乾的墳。

「那些人你都不可能認識了，露西的父親叫約細亞·幹。也是個浪蕩傢伙。早年外出當過兵，回來後就安了條木腿。平時喜歡到處作畫，可常常找不著正經職業。他家過去在黑麥巷時和我們是鄰居。露西常和我一道去主日學校上學。」

「可她沒有你歲數大，」由於年幼無知，我的話說得太直率了。

「她總是使她自己不超過三十。」

瑪麗-安是個身材矮小的女人，鼻子扁平上翹，牙也不好，但皮膚卻是挺水靈的。我想她那時也不過三十四五。

「露西再小也只能是比我小四五歲，不管她自己裝成多麼年輕。據人們講，照她目前的那副穿戴打扮，真是叫人認不得了。」

「她真的是當過酒吧女郎嗎？」我問道。

「真的，先是在鐵路之徽，後來在海弗珊的威爾士親王羽翼。利福斯太太在鐵路之徽裡僱用過她，後來因為弄得太不成話，只好把她辭掉。」

說起鐵路之徽，那不過是一家很平常的小酒吧，位置恰在倫敦—卡撒姆—多弗線的一箇中途站的對過。不過那地方也確有股子輕薄淫蕩味道。冬天夜晚你從那裡經過的時候，透過它的玻璃大門你會看到那櫃檯前面總是聚集著不少男人。我伯父對那兒就最不滿意，多年來一直在設法去吊銷它的執照。那裡的光顧者主要是些鐵路員工、礦工和農民。黑斯太堡的體面居民是不屑登門的，如果他們實在想討杯酒喝，他們去的也是熊與鑰匙或肯特公爵。

「那麼，她幹了什麼？」我追問道，眼睛幾乎快要從腦袋上冒出來了。

「她又什麼不幹？」是瑪麗-安的回答。「你想想吧，如果你伯伯發現我告訴了你這類事情，他又會說些什麼？凡是到那裡去喝點酒的男人，她和哪個不打交道？不管他們是誰。她並不是從一而終，而是一個個不知換了多少。人們講過那真是夠要命的。她同喬治勳爵的關係也就是這麼開始的。本來這裡倒不該是他去的地方，他還不至於非去這種地方不可。但據人講，也是事有湊巧，那天偏偏火車晚點，於是他便在那裡見著了她。自那以後，他就再沒離開過那個地方，整天混在那夥粗人當中，人們也當然清楚他去那裡的目的，而自己已經是個有妻室和三個子女的人。的確我也很為露西難過，那閒話夠多難聽！好了，事情最後鬧到這種地步，利福斯太太也感到再也沒法容忍她了，所以只好付了工錢，叫她滾蛋。不過這堆垃圾倒也清得利索，我要說的就是這些。」

喬治勳爵我是很熟悉的。他的真正名字是喬治·坎普，至於勳爵的尊號不過是因為他好耍派頭，人們對他的戲稱罷了。他的身份是煤商，在幾條運煤船上都有股份，並稍帶搞點房產買賣。他在當地有宅有院，出入也有自家馬車。在相貌上，他肥實厚重，膚色紅潤，眼睛藍而有神，唇邊鬍鬚向上翹著，給人以花裡胡哨的感覺。閉眼一想，他完全是舊日荷蘭畫裡那種樂哈哈的紅臉商賈神氣。他的一身穿戴也向來是俗氣招眼得很，所以遇到他神氣十足地駕著馬車跑在街心時，黃褐大氅上頭成排大扣，圓頂禮帽歪斜戴著，上身紐孔又插著朵大紅玫瑰，那神氣，你會不看也要看的。星期天時，他又會高階禮帽一頂，正式禮服一身，十分虔敬地前去教堂。誰都明白他的目的是想混名教區委員噹噹，而且憑著他的精力，他也的確可以在這方面起些作用，只是我伯父當年卻不贊成，而且儘管作為抗議，喬治勳爵有一年之久沒去教堂，但我伯伯也只讓他當了個副的，而絕不任命他做正教區委員。那裡的上流人士都認為他太俗氣，我自己也看出他太虛榮浮誇。人們總是嫌他說話的嗓門太大，笑的聲音太尖——他在街的一頭說話時，另外一頭聽得清清楚楚——另外舉止也太粗俗。從他那方面來說，他的態度倒是友好極了，他同人談話時從不擺出闊商架子。但是如果他竟以為，只要他見了誰都親親熱熱，碰到公益的事便辦，遇到捐錢的地方便捐，不管是為了每年的賽艇還是為了秋收，或者儘量為人辦點好事，這樣他就能衝破黑斯太堡的重重阻力，那他可是完全錯了。他在社交方面的努力所換回的只是十足的敵意。

記得有一次醫生的太太來看我伯母，這時艾米麗突然進來對我伯父說喬治·坎普先生要求見。

「可我聽見的是前門的鈴聲，艾米麗，」我伯母說。

「不錯，太太，他是在前門按鈴的。」

登時室內不安起來。對於這種不很尋常的情況，一時誰也似乎不太知道應當如何應付才是，就連艾米麗，這個平時對於誰應該進前門，誰應該進邊門，甚至該進後門，全都一清二楚的伶俐傢伙，此刻也顯得面有難色。我那伯母到底心腸不錯，覺得現在竟把來客弄到這種地步，也確實感到抱愧起來。但那位醫生太太卻絕無這種想法，而只是對此嗤之以鼻。最後我伯父總算強壓下了怒火，說道：

「把他請進我書房，艾米麗。我用罷茶就過去。」

但是喬治勳爵呢還是他的那副神氣，精力蓬勃，滿面發光，吵吵嚷嚷。他講整個城鎮全都死了，他非把它喚醒不可。他還要鼓動鐵道公司去開旅遊車。他不明白黑斯太堡這裡為什麼就不能變成像瑪蓋特那樣的遊覽港口。另外這裡為什麼就不能也設上一位市長？佛恩灣不就已經有了位市長嗎？

「我看他是自己想當市長了，」這是黑斯太堡人的評論。「驕傲是要跌跤子的，」人們撇著嘴道。

而我伯父的說法是，你可以把一匹馬牽到河邊，但你卻沒法使它非喝水不可。

這裡必須做點補充，在對待喬治勳爵的態度上，我也是充滿鄙夷不屑神氣的，同其他人並無兩樣。最使我反感的是，他有時竟在大街上把我叫住，用我的教名來稱呼我，而且那談話的口氣彷彿我們之間並不存在什麼社會差別。他甚至提出要我同他的孩子們去打板球，他們也正是我這年齡。好在他們進的是海弗珊的文法學校，所以倒也不會同他們打什麼交道。

瑪麗-安的一番話對我的震驚實在非同小可，但是要我相信這些卻又很難。我這時已經讀過那麼多的小說，在學校裡又聽說過那麼多的情況，所以戀愛這事我當然也懂得不少，但我總以為這是年輕人的事。我無法想象，一個已經蓄起鬍鬚，而且已經有了像我這麼大的孩子的人還有再產生這種感情的可能。我原以為，只要一個人一旦結婚，那麼所有這一切就全過去了。過了三十的人還要再搞什麼戀愛，這種事我向來就最反感。

「但你覺得他們總不致幹了什麼吧？」我追問瑪麗-安。

「據我聽說，露西在這方面實在是大膽極了，就連喬治勳爵也只是其中之一。」

「但是，喂喂，為什麼她卻一直沒生出孩子？」

「那主要是運氣好罷了，而絕不是因為手法如何高明，我敢說，」瑪麗-安回答道。說著她定了定神，手中正在擦洗的動作停了下來。

「看起來你也似乎懂得的太多了些。」

「我當然懂得，」我神氣十足地講道，「別來這套了，我不是已經長大了嗎？」

「我能告訴你的只是，」瑪麗-安繼續道，「利福斯太太辭了她以後，喬治勳爵立刻在海弗珊的威爾士親王羽翼給她找了個差事，自此他便經常不斷地趕著馬車往那裡跑。當然誰都會明白絕不是因為那地方的啤酒就比這裡的要好多少。」

「既然這樣，臺德·德律菲爾為什麼還要娶她？」

「那我可就說不上來了，」瑪麗-安說，「就是在這個酒吧裡德律菲爾認識了她。我想這主要是因為他再找不到別人肯嫁他了。正經女人是不跟他的。」

「可他了解她的過去嗎？」

「那你只好問問他自己了。」

我再無話了。一切都那麼令人困惑不解。

「她現在是一副什麼樣子？」瑪麗-安卻問了我一句。「自她嫁了，我就再沒見她。而且自從聽到了鐵路之徽裡的那些傳聞以後，我也就沒搭理過她。」

「她看起來還是挺不錯的，」我說。

「好的，見面時你不妨問問她還記不記得我，再看看她能說些什麼。」

即我們今天一般人騎的這種（低座的）腳踏車。

這是一句英國的諺語。牧師引用這句話的意思顯然是他認為喬治已無可救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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