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察員布林堅科同志。回答您的問題，我持有二四零零號黨證，是克拉斯諾達爾黨委會發給我尼基塔·巴爾馬紹夫的。我的生活履歷到1914年之前，可以說就是在家，在父母身邊種莊稼，後從種莊稼轉入轉到了帝國主義者的行列，保衛公民彭加勒和鎮壓德國革命的劊子手艾伯特-諾斯凱，要知道，這些人睡覺做夢都夢見該如何幫助生我養我的小鎮子——聖庫班州的伊萬鎮。小繩頭兒就這樣吊著，直到列寧和托洛茨基一起撥正了我兇殘的刺刀，並給它指明大腸和新腸膜之類的東西。從那時起，我便帶著刻在我那把有洞察力的刺刀尖上的號碼二四零零了，它感到相當害臊，我也覺得極為可笑，當我現在從您，偵查員布林堅科同志嘴裡，聽到不道德的關於某一個聞所未聞的野戰醫院的捏造之後。我沒向這家醫院開槍，沒有攻擊它，這絕對不可能。我們一共有三個傷員，他們是：戰士戈洛維岑，戰士庫斯托夫和我，我們從骨頭裡面發燒，可並沒有發動攻擊，只是穿著醫院的病號服，站在廣場上猶太居民中間哭泣。至於說我們用軍官用的那乾式左輪手槍打碎的那三塊玻璃，說句心裡話，這些玻璃安裝得並不是地方——毫無必要地安在小儲藏室。亞澤因大夫看著我們痛苦不堪地射擊，只是站在自己醫院的小視窗旁，做出各種各樣的笑臉譏諷我們，上邊所說的科金地區的猶太百姓可以證明這一點。關於亞澤因大夫，偵察員同志，我還要提供一個材料，我們三個傷員，那就是：戰士戈洛維岑、戰士庫斯托夫和我，剛開始來治療的時候，他就諷刺我們，他對我們說的開場白就很粗俗：戰士們，你們每個人都要洗個盆塘，你們的武器和衣服要立刻扔下，我怕它們會引起接觸傳染，扔下的東西定要送往我軍需倉庫去……於是，當戰士庫斯托夫看到自己面前站著個畜生，而不是人的時候，他便把那條斷腿往前挪了一步，質問道，庫班鋒利的軍刀上，除了我們對敵人的革命之外，能有什麼傳染病，而且他很想知道軍需倉庫的情況，那裡是否確實有黨員戰士，或者，正相反，有位非黨群眾。這時，亞澤因大夫顯然發現，我們對叛變的情況瞭如指掌。他轉過身去，一言不發地把我們打發回病房，並又做出各種笑臉，我們走著，跛著斷腿，晃著斷臂，互相攙扶，因為我們三個人都是聖伊凡鎮的同鄉，我們是，戈洛維岑同志，庫斯托夫同志和我，我們是同病相憐的老鄉，斷腿的，就抓著同伴的手，沒胳膊的，就靠在同伴的肩膀上。我們遵命走向病房，滿心希望見到是文化娛樂活躍及對事業忠誠的病房。但我們走進病房時看到的情形，您有興趣知道嗎？我們看見幾位紅軍戰士，全是步兵，坐在鋪好的床上玩跳棋，他們中間還有幾個高個子護士，打扮得很順溜，正站在小窗邊調情呢。我們一看到這些，就像讓雷打了一樣挪不動步子了。
「‘小夥子們，仗打完啦？’我提高嗓門兒對傷員們說。
「‘打完啦。’傷員們回答道，移動著用麵包做的棋子。
「‘步兵同志們，還早著呢，’我衝傷員們說，‘離你們打完仗還早著呢，當敵人還用軟軟的爪子在離小鎮子十五俄裡的地方轉悠，當你還能從《紅色騎兵報》上讀到我們的國際局勢依舊險惡，地平線上烏雲滿布。’但是我的話像綿羊糞蛋兒從團的戰鼓上彈出去似的，從英雄步兵身上彈了回來，而代替這場談話的是，護士們把我們領到病床旁，又開始磨著要我們交槍，好像我們是一群殘兵敗將。這樣一來，她們搞得庫斯托夫非常不安，簡直沒法兒說，他撕開那留在左肩，留在戰土和無產者血淋淋的心臟上面的傷口。看到這個場景，助理護士們靜了一下，可她們只靜了一小會兒，便接著玩開了她們那套非黨群眾的侮辱人的把戲，並派心甘情願的人扯下我們這些困得迷迷糊糊的人和衣服，或者強迫我們參加娛樂活動，穿上女人的連衣裙扮演戲裡頭的角色，簡直不成體統。
「這些助理護士可真不仁慈……她們不止一次為了弄到衣服，給我們下安眠藥，所以，我們就輪流休息，睜著一隻眼睡覺，就連上茅房撒尿的時候都穿著軍裝，挎著那乾式左輪手槍。就這樣折騰了一個禮拜零一天，我們開始說胡話，出現幻覺，終於在成為被告的那天早上，8月4日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被換了衣服，像苦役犯似的穿著打著號的大褂躺在那兒，武器不翼而飛，由我們母親，庫班衰弱的老太婆們織的衣服也不見了……我們看見，太陽燦爛，戰壕步兵正在對我們做著下流事，三位紅色紅騎兵飽受凌辱，和步兵在一起的，就是那些昨夜給我們下了安眠藥面的助理護土們，她們抖動著年輕的奶子，用碟子給我們端來可可，還往可可裡澆牛奶呢！步兵們因為這場旋轉木馬遊戲玩得好開心，把柺杖敲得震天響，還把我們當成寵壞的小妞兒，在腰上又掐又擰，說他們的仗打完了，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但是，不，捲毛同志們，你們吃得肚大如鼓，半夜響屁如機槍：仗還沒打完呢，我們三個人只是裝作有事請了個假，走到院子裡，又從院子裡走了出去，暑熱難當，帶著全身發青的傷口去找革命委員會主席鮑伊捷爾曼公民，要是沒有他，偵察員布林堅科同志，這場開槍的誤會，這件可能發生但實際上並不存在的事就不會出現了，就是說，要是沒有這個委員會主席，我們也不至於讓他搞得張皇失措啦。雖然我們拿不出關於鮑伊捷爾曼公民確鑿的證據，可我們剛一走進革命委員會，我們就注意到一個上了歲數的公民，穿著件皮襖，是個猶太人，坐在桌子後頭，他的桌子上攤滿了檔案，亂七八糟……鮑伊捷爾曼公民的眼睛瞅瞅這兒，瞧瞧那兒，看得出來，他根本搞不懂那些檔案，他讓檔案搞得苦不堪言，更何況，又來了一夥不認識的有功之臣，氣勢洶洶地上門找鮑伊捷爾曼公民解決糧食問題，再加上這個時候，當地的工作人員又來彙報附近村裡的糾紛，還有一些中心普通的工作人員希望在革命委員會快速辦理結婚手續……於是，我們扯開嗓門兒講醫院裡發生的叛變事件，可是，鮑伊捷爾曼公民只衝我們瞪了瞪眼睛，又東瞅西瞧起來，然後拍著我們的肩膀說，這事輪不到政府管，他怎麼也不肯做出指示，只是說，戰士同志們，要是你們還愛惜蘇維埃政權的話，就請離開這個地方，我們不答應，就是說不同意離開那個地方，我們要求開個身份證，還沒拿到手，我們就失去了理智。我們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來到了野戰醫院對面的廣場上，我們在那兒繳了一位單槍匹馬的騎警的槍，含淚打碎了上面提到的、那間小儲藏室的三塊不怎麼樣的玻璃。雅維因大夫對這件不能容忍的事實，又是裝腔作勢又是諷刺嘲笑，這件事就發生在庫斯托夫四天後即將因病而死的時候！
「庫斯托夫同志在自己短暫、鮮紅的一生中，時刻擔心發生叛變，而叛變就在小窗外朝我們擠眼兒，它正嘲笑蠢頭蠢腦的無產者，但是，同志們，無產者本身也知道自己蠢，所以，我們為此而痛苦，靈魂在燃燒，並用烈火撕扯肉體的囚牢……
「我告訴您，偵察員布林堅科同志，叛變正在小窗外嘲笑我們，叛變正在我們這座房子裡走來走去，叛變把鞋子搭在背上，省得把偷光的房子的地板踩得吱吱亂響……」
————————————————————
彭加勒（1869～1934），1920年出任法國總統，奉行軍國主義政策，他曾是對蘇俄武裝干涉的組織者之一。
艾伯特-諾斯凱（1871～1925），1918年任德國總理時簽訂軍隊鎮壓柏林革命的秘密協定。1919年出任德國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