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我記得,雖然次序不定:

——一隻手的手腕內側,閃閃發光;

——笑呵呵地把滾燙的平底鍋拋進了水槽裡,溼漉漉的水槽上頓時蒸汽升騰;

——一團團精子環繞水池出水孔,然後從高樓的下水道一瀉而下;

——一條河莫名地逆流而上,奔湧躍騰,在六束追逐的手電筒光線照射下波光粼粼;

——另一條河,寬闊而灰暗,一陣狂風攪亂了水面,掩蓋了河的流向;

——一扇上了鎖的門後,冰冷已久的浴水。

這最後一幕我沒有真正見過,但是,你最後所記得的,並不總是與你曾經目睹的完全一樣。

我們生活在時間中——時間掌控並塑造我們——但我感覺自己從未很好地理解時間。當然,我並不是指那些關於時光彎曲和折回的種種理論,或者可能存在於他處的平行世界。不,我說的是一般的日常時間,鐘錶用滴答、滴答之聲來告訴我們正在悠悠逝去的時間。還有什麼比秒針更貌似真實的嗎?然而,只需寥寥的愉悅或痛苦,我們就能體會到時間的韌性。某些情感會促其加速,而另一些情感又會讓它放緩腳步;偶爾,它好像不知去向——直到最後時刻,它真的猝然失蹤,一去不復返。

我對學生時代興味索然,毫無懷戀之意。然而,學校是那一切開始的地方,所以我得簡要地重提那幾件演化成趣聞的事情,回溯某些模糊的記憶,時間已將它們扭曲變形,使我篤信不疑。假如我對實際發生的事件不再能確信,我至少可以對那些事實所留下的印象有十足的把握。那是我最大的能耐了。

我們這個小團體本來有三個人,他加入後就變成了四個。我們三個本是個鐵三角,他的加入讓我們始料不及。拉幫結派是很早以前的事兒啦,我們都已經開始想象著逃離學校,走向人生舞臺。他名叫艾德里安·芬恩,一個高挑而羞澀的男孩,起先總低著頭朝下看,什麼都放在自己心裡。剛開始那一兩天,我們幾乎都沒注意到他:我們學校從來不搞歡迎儀式,更不必說其反面了——新生懲戒儀式。我們只是意識到他在那兒,然後就等著。

相比我們,老師們對他興趣更濃。他們得慢慢發掘他的才智,鍛造他的紀律意識,評估他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看看他是不是一塊「可獲獎學金的料子」。在那個秋季學期的第三個早晨,我們有一堂老亨特的歷史課。喬·亨特身著三件套西裝,顯得既和藹可親,又詼諧譏誚。他的管控之道在於讓課堂保持足夠無聊,但又不過度無聊。

「好了,你們應該還記得,我要你們預習一下亨利八世統治時代的歷史。」我、科林和亞歷克斯面面相覷,希望這問題不要像個釣魚鉤一樣甩落在我們某個人的頭上。「誰願意描述一下那個時代?」其實,他自己已從我們躲閃的目光中獲取了答案。「好吧,要不就馬歇爾吧。你會如何描述亨利八世統治時代的歷史呢?」

如釋重負的感覺壓倒了我們的好奇心,因為馬歇爾這個人一問三不知,連自己的無知都不知道如何掩飾。他思忖了一下這個問題中可能隱含的複雜之處,終於給出了一個答覆。

「那時候動盪不安,老師。」

全班鬨堂大笑,連老亨特都差點兒笑出來。

「你能不能更詳細地闡述一下呢?」

馬歇爾緩緩點頭,表示同意。他又思考了一會兒,終於覺得不能再猶豫了。「老師,當時非常動盪不安。」

「好吧,芬恩,你來回答。這段歷史你熟悉嗎?」

這位新來的男生坐在前面一排,在我的左邊。對馬歇爾弱智的回答,他沒什麼明顯的反應。

「恐怕談不上熟悉吧,老師。但是,要形容任何歷史事件——譬如說,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們唯一真正可說的一句話就是:‘事情發生了’。」

「真的嗎?這麼說來,我就得失業了,是不是?」一陣諂笑過後,老亨特原諒了我們的假日懶散症,娓娓地給我們講了亨利八世這個一夫多妻的君王劊子手。

在隨後的課間休息時,我去找了芬恩。「我是託尼·韋伯斯特。」他謹慎地看著我。「你給亨特的回答很精彩啊。」他似乎不知道我在指什麼。「就是那句‘事情發生了’。」

「哈,是的。他沒接茬兒,我很失望。」

其實他本不應該那麼說的。

我還記得另一個細節:我們三個人,作為同盟的象徵,經常把手錶表面戴在手腕內側。這當然是一番做作,但也許另有深意。它讓時間感覺像是一件很個人,甚至是很私密的東西。我們希望艾德里安注意到這一舉動,並跟著效仿;但他沒有這樣做。

那天遲些時候——又或許是另一天——我們有兩節菲爾·狄克遜的英語課。他是個年輕教師,剛從劍橋大學畢業,喜歡使用當代文本,會出其不意地甩出一個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出生,求偶,死亡’——這就是艾略特所說的人生。有什麼評論嗎?」有一次,他把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一位主角比作《斯巴達克斯》中的柯克·道葛拉斯。我記得我們在討論泰德·休斯的詩歌時,他拿腔拿調地把頭一歪,喃喃自語道:「當然,我們都很想知道他沒動物可寫了會怎麼樣。」有時他稱我們為「紳士」。自然,我們對他十分傾倒。

那個下午,他發給我們一首沒有標題、沒有時間、沒有署名的詩歌,給我們十分鐘來研讀,然後要我們點評。

「芬恩,從你開始可以嗎?簡單地說,你覺得這首詩的主題是什麼?」

艾德里安從書桌上抬起頭。「愛神和死神,先生。」

「嗯,還有呢?」

「性與死。」芬恩繼續道,好像並不僅僅是後排的傻瓜們才不懂希臘文似的,「或者,不妨說,愛與死。無論如何,性愛原則會與死亡原則起衝突。以及衝突的結果。先生。」

此時此刻,我一副肅然起敬的神情,狄克遜都覺得有點不正常了。

「韋伯斯特,給我們做進一步的闡述。」

「我倒覺得這只是一首描寫倉鴞的詩。」

我們三個與這位新朋友之間有諸多不同點,這便是其中之一:除了偶爾嚴肅的時候,我們基本上都在開玩笑。而他除了偶爾開玩笑,基本上都很嚴肅。我們頗花了點時間才搞清楚這點。

艾德里安終於逐漸融入了我們的小團隊,但他並不承認自己是在尋找歸屬感。也許他確實沒有。而且,他也沒有為了迎合我們而改變自己的觀點。晨禱的時候,我們可以聽到他加入應答聖歌,而我和亞歷克斯只是對個口型,科林則像個偽狂熱分子一樣,喜歡大吼大叫,極盡譏諷之能事。我們三個覺得,學校體育運動是一個秘密法西斯者的計謀,無非是想壓制我們的性衝動;艾德里安卻加入了擊劍俱樂部,還參加跳高。我們五音不全,缺乏音樂細胞,而他是帶著單簧管來學校的。當科林埋怨家人,我嘲諷政治體制,亞歷克斯從哲學上反對感知到的現實的本質之時,艾德里安卻不動聲色,守口如瓶——起碼,原先是如此。他給我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信念堅定的人。其實我們也是——只不過我們純粹地相信自己的事情,而不相信我們被決定的事情。這就是我們持有的淨化懷疑論。

學校在倫敦中部,我們每天從不同的行政區各自趕來,從一個管制系統過渡到另一個系統。那時候,事情簡單多了:沒現在這麼多錢,沒電子裝置,極少時尚暴虐,也沒女朋友。那時候,我們盡心盡責、心無旁騖地盡著人倫孝道的本分。學習,考試,拿著那一本本資格證書作敲門磚找份工作,然後踏上一條比我們父母更加富足的人生之路。父母們會心滿意足,但在心中卻暗暗地與他們自己從前的生活相比較,覺得那時候的生活更簡單,因而更美好。當然,這種話從來都不會說出口:英國中產階級彬彬有禮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總是含而不露。

「媽的混蛋,這些老傢伙。」某個星期一,科林在午餐時抱怨道,「你小時候覺得他們蠻好的,等你長大了才發覺他們不過是……」

「亨利八世,科?」艾德里安接嘴道。我們逐漸開始習慣他的冷嘲熱諷,也知道他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調轉槍口對準我們。在開玩笑或者要我們嚴肅起來的時候,他就會稱我為「安東尼」,亞歷克斯會變成「亞歷山大」,而無法被加長的科林則被簡化成「科」。

「如果我爸有半打老婆,我也無所謂。」

「而且還超級有錢。」

「而且霍爾拜因曾為他畫像。」

「而且他還可以要教皇滾開。」

「他們為什麼是‘媽的混蛋’?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亞歷克斯問科林。

「我本來想一起去遊樂場,但是他們說打算在那個週末做園藝。」

這就對了:媽的混蛋。只有對艾德里安來說不是這樣。他一直聽我們在罵罵咧咧,卻幾乎沒有參與進來。但是我們覺得他才是最有理由抱怨的人。他的母親多年以前就離家出走,撇下他爸爸獨自撫養艾德里安和他妹妹。那時,人們還遠未開始使用「單親家庭」這一詞語,只說「破碎的家庭」。在我們認識的人中,艾德里安是唯一一個來自單親家庭的孩子。按理說,這本應給他足夠的理由憤世嫉俗,但不知道為什麼,他並沒有怨天尤人。他說,他愛母親,敬重父親。我們三個私下分析了他的情況,得出了一個結論:建立一個幸福家庭的關鍵,就是根本不需要擁有完整的家庭——或者至少一家人不要住在一起。分析完畢後,我們更加羨慕艾德里安了。

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想象自己被囚禁在某種候宰欄之中,期盼著能被放出來,步入自己的生活。而那一時刻到來時,我們的生活——以及時間本身——都會加快前進的步伐。我們如何知道人生已然開始,益處已然獲得,損毀已然造成?此外,我們解脫後只會步入一個更大的候宰欄,其界限起初根本無法辨別。

與此同時,我們既嗜讀又好色,既篤信精英管理又崇尚無政府主義。在我們看來,一切政治體系和社會體制都是腐朽的,可是,除了追求混沌的享樂,我們一概拒絕考慮別的選項。然而,艾德里安敦促我們篤信原則應指導行動,將紙上談兵的想法運用於人生。此前,亞歷克斯已被視為我們中的哲學家。他讀過我們另外兩人都沒讀過的東西,比如,他也許會冷不丁地宣告:「無言之所,唯餘沉默。」我和科林會靜靜思考一會,然後咧嘴一笑,繼續談笑風生。但是艾德里安的到來把亞歷克斯拉下了馬——或者,更確切地說,給了我們選擇另一個哲學家的機會。如果說亞歷克斯讀過羅素和維特根斯坦,艾德里安則讀過加繆和尼采。我讀過喬治·奧威爾和奧爾德斯·赫胥黎;科林讀過波德萊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上不過是我們幾個一個個小小的速寫罷了。

沒錯,我們當然自命不凡——人不輕狂枉少年。我們使用「世界觀」、「狂飆突進運動」這類術語,喜歡說「從哲學上說,這是不言而喻的」,並且相互安慰說,想象力的第一要務乃是逾矩犯規。我們的父母看事物的角度卻不一樣。在他們心目中,孩子是突然暴露在毒流中的無辜嬰孩。因而,科林的母親總稱我為他的「黑色天使」;父親發現我在讀《共產黨宣言》時,就責備亞歷克斯;亞歷克斯的父母撞見他拿著一本冷硬派美國犯罪小說時,他們就歸咎於科林。如此云云。說到性事,也是一樣。我們的父母們深恐我們互相毒害,變成他們最害怕的那號人:無可救藥的手淫狂,楚楚動人的同性戀,處處留情的浪蕩子。為了我們,他們怕少年間的親密友誼,怕火車上陌生人的巧取豪奪,怕壞女孩的誘惑勾引。他們如此憂心忡忡,遠遠超出我們的實際經歷。

一天下午,老喬·亨特彷彿想回應艾德里安早先的挑戰,叫我們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各抒己見:具體而言,作為始作俑者,殺害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刺客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那時候,我們大多是絕對主義者,只喜歡對與錯,褒與貶,有罪與無辜——或者,就馬歇爾而言,動盪不安與非常動盪不安。我們喜歡有輸贏結局的遊戲,不喜歡平局。因此,對某些人而言,那位塞爾維亞槍手——我早就忘了他的名字——負有百分之百的個人責任:剔除了他,這場戰爭就絕不會發生。其他人更傾向於百分之百的歷史潮流責任論,即認為敵對國的衝突無可避免:「整個歐洲就像個一觸即發的火藥庫」,此類論斷,不一而足。更有無法無天者,比如像科林,他堅信一切都由偶然所致,整個世界都存在於一種永恆的混沌狀態,只有某種原始的講故事本能——毫無疑問,此本能本身乃是一種宗教遺風——以回溯的方式將意義加諸於那些本該或本不該發生的事情。

對於科林這種試圖否定一切的論斷,亨特只是輕輕地點點頭,彷彿病態的懷疑是青春期一種自然而然的副產品,長大了也就漸漸好了。老師和家長老是說他們也曾年輕過,所以他們的話頗具權威,這樣的唸叨很煩人。他們堅持說,這不過是階段性的罷了,你總會長大成熟的;生活會教會你什麼叫現實,什麼叫務實。但是那時候我們拒絕承認他們曾經有一丁點兒像我們,而且我們堅信自己能夠把握人生——還有真理、道德和藝術——跟這些已經妥協的年長者比起來,我們看得更清。

「芬恩,你怎麼這麼沉默?是你起的頭。你堪稱是我們的‘塞爾維亞槍手’。」為了讓大家領會這個隱喻,亨特頓了一頓,「可以說說你有何高見嗎?」

「我不知道,先生。」

「還能有什麼是你不知道的嗎?」

「呃,某種意義上說,我無法知道我到底什麼不知道。從哲學上說,這是不言而喻的。」他也稍稍停頓了一下,讓我們再次納悶他是在隱隱嘲諷呢,還是在故作嚴肅。「說實在的,這整個追究責任的行為難道不就是一種逃避嗎?我們責備某個個人,目的就是為其餘人開脫罪責。或者呢,我們歸咎於歷史程式,為一個個個體免責。抑或將一切歸咎於一片混沌,結果也是一樣。在我看來,似乎有——或者曾經有——一條個體責任鏈,所有責任不可或缺,但此鏈並非無限之長,不然誰都可以輕率歸咎於他人。當然,我想要追究責任,這或許只是反映了我本人的心境,並非對事件的合理分析。先生,這不就是歷史的核心問題之一嗎?這是個主觀闡釋與客觀闡釋的問題,即我們必須瞭解歷史學家的歷史才能理解此刻擺放在我們面前的歷史版本。」

全場默然。不,他不是在說笑,一點玩笑的意思也沒有。

老亨特看了看錶,微微一笑。「芬恩,我五年後就退休了。如果你願接手,我非常樂意引薦你。」他也不是在開玩笑。

一次晨間集合時,校長莊重宣告了一條沉痛的訊息:理科六年級的羅布森在上週末離開了這個世界,校長平常只在宣佈開除學生或體育競賽慘敗時才會用如此莊重的口吻。在一片喃喃低語中,他說羅布森的離世好似一朵盛開的花兒溘然凋零,他的離去是我們整個學校的一大損失,我們都會象徵性地參加他的葬禮。事實上,我們真正想知道的事情他一件也沒說:羅布森是怎麼死的,為什麼會死;如果是謀殺的話,兇手是誰。

「愛神和死神。」第一節課上課前,艾德里安評論道,「死神又一次得勝。」

「羅布森不是愛神或死神會眷顧的那種人。」亞歷克斯告訴他。我和科林點頭表示贊同。以我們和他同窗數年的瞭解來看,他是一個沉穩而缺乏想象力的男孩,對藝術毫無興致;他緩步前行,從沒冒犯任何人。可是現在他以早逝而留名於世,卻冒犯了我們。確然是一朵青春之花:而我們所知的羅布森是一棵平凡無奇的蔬菜。

我們沒有聽人提及疾病、腳踏車事故、煤氣爆炸一類的字眼。幾天後,數學六年級的布朗傳出了官方無法提供也不願提供的流言:羅布森弄大了他女朋友的肚子後,在閣樓上吊自殺,屍體兩天後才被找到。

「我壓根兒也不會想到他竟然知道怎麼上吊自殺。」

「他是理科六年級的啊。」

「可是你得打一個很特別的滑結吧。」

「那是電影裡和依法處決時才有的情景。其實用普通的結就可以了。只是窒息的時間要長一些而已。」

「你覺得他女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們考慮了幾個能想到的可能:循規蹈矩的處女(現在不再是了),放蕩的售貨員,有經驗的婦女,性病纏身的妓女。我們樂此不疲地議論著,直到艾德里安轉移了我們的興致。

「加繆說,自殺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學問題。」

「除了倫理,政治,審美,現實性還有其他一切。」亞歷克斯的反駁甚是尖銳。

「唯一的、真正的問題。根本的問題,其他一切問題均依賴於此。」

對羅布森自殺事件做了詳盡分析之後,我們斷定,他的自殺只有在算術的意義上才具有哲學意蘊:他即將在世界總人口數上再增添一位,所以才覺得保持地球人口總數恆常不變是他的道德義務。但是,在其他所有方面,我們認為羅布森都讓我們備感失望,也辜負了嚴肅思考。他的行為無關哲學,簡直是自我放縱,且不具藝術美感:換言之,是極端錯誤的。至於他的遺言——根據傳聞(依然來自布朗),為「媽媽,對不起」——我們感覺它錯失了一次強有力的教育機會。

也許,如果不是因為一件至關重要且無法更改的事實,我們也不會對羅布森如此嚴苛。事實就是:羅布森和我們年齡相仿,在我們看來,他其貌不揚,毫無出眾之處,可他不僅與一位姑娘發展了一段地下戀情,而且還生生地把她上了。操他個混蛋!為什麼是他而不是我們?為什麼我們所有人連追求女生的失敗經歷都沒有?起碼這種經歷會給我們帶來恥辱,而恥辱可以增添我們的智慧,給我們吹噓的資本(「其實呀,當時她的原話是‘穿著帥氣帆布鞋的膿包傻瓜’。」)從閱讀偉大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得知,愛情總是與痛苦密不可分,只要有一個暗藏的甚或可想而知的前景,即愛情也許已悠然來臨,那麼我們就會心甘情願地去體驗痛苦。

這就是我們的另一大恐懼:人生不會和文學一樣。看看我們的父母吧——他們難道是文學的產物嗎?他們充其量不過是旁觀者和看客,是社會背景的一部分,烘托那些真正重要的大事件。比如說呢?文學的旨趣所在:愛,性,道德,友誼,幸福,痛苦,背叛,通姦,善與惡,英雄與惡棍,有罪與無辜,野心,權勢,正義,革命,戰爭,父與子,母與女,個人與社會,成敗,謀殺,自盡,死亡,上帝。還有倉鴞。當然也有其他文學種類——理論性的,自我指涉的,多愁善感自傳型的——但這些不過只是乾澀的意淫。真正的文學關涉人的心理、情感和社會現實,通過主人公的行為和反思得以展現;小說描寫的是人物性格在時間長河中的發展歷程。反正這是菲爾·狄克遜告訴我們的。除了羅布森以外,僅有一個人的生活像小說一樣跌宕起伏,這個人就是艾德里安。

「你媽為什麼離開你爸?」

「我不知道。」

「你媽外面有人嗎?」

「你爸被戴了綠帽子?」

「你爸有沒有情婦?」

「我不知道。他們說我長大了就會明白的。」

「大人們老是這麼承諾。那為什麼不能現在就解釋呢?我往往這樣反問。」其實我從來沒說過這話。而且,據我所知,我家沒有任何秘密,這讓我感覺無比羞愧和失望。

「可能你媽在外面有小白臉呢?」

「我怎麼知道?我們從來不在她那兒見面。一般都是她來倫敦。」

這真是沒救了。在小說裡,艾德里安才不會逆來順受呢。如果主人公的行為舉止並不讓人覺得他在小說裡,那麼擁有一個戲劇化的人生又有何意義呢?艾德里安應該八卦一些,或者省下所有零花錢聘請個私人偵探;也許我們四個早該主動出擊,展開一段「揭示真相之旅」。又或者說,這是否太像一個小孩子的故事而非文學作品?

那年的最後一堂歷史課上,一直諄諄誘導、帶領他那昏昏欲睡的學生穿越都鐸和斯圖亞特王朝、維多利亞和愛德華時代以及帝國興衰的老喬·亨特,邀我們一一回顧這幾百年來的風雲歷史,並嘗試得出結論。

「也許,我們可以從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開始,即,什麼是歷史?你有何想法,韋伯斯特?」

「歷史就是勝利者的謊言。」我幾乎不假思索地答道。

「是啊,我就擔心你會這麼說呢。呃,只要你記住,它也是失敗者的自欺欺人。辛普森?」

科林顯然比我更加胸有成竹。「歷史是一塊生洋蔥三明治,先生。」

「何以見得?」

「因為它一個勁地重複,先生。就像打嗝似的。這一年來我們已經看了一遍又一遍。總是那套把戲,一直都在專制與反抗、戰爭與和平、繁榮與貧窮之中徘徊。」

「一塊三明治夾的東西還蠻多的嘛,你說呢?」

我們鬨堂大笑,到了期末,大家都顯得有些歇斯底里。

「芬恩,你呢?」

「‘不可靠的記憶與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產生的確定性就是歷史。’」

「確實是這樣嗎?你從哪裡找到這句話的?」

「拉格朗日,先生。帕特里克·拉格朗日。是個法國人。」

「我早該猜到了。你能否為我們舉個例子?」

「羅布森的自殺事件,先生。」

一陣倒抽冷氣的聲音傳來,清晰可辨,有人猛地轉頭。但是,和其他老師一樣,亨特格外厚愛艾德里安。當其他同學試圖挑釁老師時,它被貶為幼稚的憤世嫉俗——等我們長大了,這些想法自然而然就沒了。然而,不知怎的,艾德里安的挑釁卻頗受歡迎,被視為探求真理,只不過方式笨拙點罷了。

「那跟這問題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是一個歷史事件,先生,或者說是個微小的歷史事件,但卻是最近才發生的。因此這件事顯然應該被當作歷史。我們都知道他死了,我們都知道他有個女朋友,我們都知道這個女孩子懷孕了——或者說曾經懷孕過。但此外我們還知道些什麼呢?只有一份可被稱作史實的文字記錄,就是那張寫著‘對不起,媽媽’的自殺遺言——至少布朗是這麼說的。那張紙條還留著嗎?有沒有被毀掉?羅布森之所以自殺,除了這些明顯的原因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動機或原因?他當時的心態如何?我們怎麼能確證那孩子就是他的?我們無法得知,先生,即使是在事件剛剛發生後不久。那等到五十年之後,等到羅布森的父母去世,等到他的女朋友消失已久並且再也不願回想有關他的一切,到了那時候,怎麼可能還會有任何人有能力來記錄羅布森的故事?您看到這其中的問題了嗎,先生?」

我們都看向亨特,暗自揣測這一次艾德里安是不是說得太過頭了。僅僅是「懷孕」這個詞就彷彿粉筆灰一樣,在教室裡揮散不去。更不用說他對孩子父親另有其人的大膽推測,竟然暗示羅布森小小年紀就被人戴了綠帽……過了好一會兒,老師終於做了回答。

「我看到問題出在哪兒了,芬恩。但我覺得你低估了歷史,因而也低估了歷史學家。為了便於討論,我們姑且認為可憐的羅布森將來會有歷史價值。歷史學家向來都有缺乏直接實證的問題。他們早已習慣如此。還有,別忘了在此事例中定會涉及驗屍,因此一定會有驗屍報告。羅布森很可能寫過日記,或是寫過信,還打過電話,這些內容都可以被人記起。他的父母也會答覆他們收到的那些弔唁信。而五十年後,考慮到現在人們的平均壽命,他的同齡人中有相當一部分還可以接受訪問。這個問題也許沒有你所想象的那麼可怕。」

「但什麼都無法彌補羅布森本人的證言,先生。」

「從某一方面來說,確實不能。但是,同樣地,歷史學家也需要用懷疑的態度來對待某位親歷者對事件的說辭。通常,那些著眼於未來的說辭最值得懷疑。」

「您可以這麼說吧,先生。」

「而從行為也常常能推斷出心理狀態。一個暴君就很少用手諭下達剷除異己的命令。」

「您可以這麼說吧,先生。」

「呃,我就這麼說。」

這是他們舌戰的確切內容嗎?幾乎肯定不是。然而,就他們的這一次舌戰而言,這是我的最佳記憶了。

我們畢了業,約定畢生保持友誼,從此便各奔東西。不出任何人所料,艾德里安獲得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我在布里斯托爾大學念歷史;科林去了薩塞克斯,而亞歷克斯則繼承了父親的生意。我們鴻雁往來,就像那個年代的人們——甚至是年輕人——所做的那樣。但是我們對寫信這一形式缺乏經驗,因此在開始任何關鍵的內容之前,往往懷著很不自然的羞澀感。信的開頭總是,「茲收到你發自17號的信函」,這種寫法在相當一段時間裡顯得頗為機巧。

我們三人誓稱,只要大家放假回家就一定相聚,可是並非總能如願。書信往來彷彿已經重新調節了我們的能動關係。最初約定三人相互之間寫的信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缺乏熱情,而給艾德里安的信卻始終熱情洋溢,樂此不疲。我們都想要獲得他的關注,贏得他的讚賞;我們對他獻殷勤,有什麼最精彩的經歷總是第一個想告訴他;我們甚至都認為自己——而且理所當然地——和他的關係最為密切。儘管我們自己也在不斷地結交新朋友,卻總是試圖說服自己艾德里安沒有這樣做:一廂情願地認為我們三個仍然是他最親密的朋友,而他也十分依賴我們。這是否只是為了掩蓋我們無比依賴他的事實?

然後,生活接管了一切,時間也飛速前進。換句話說,我找了個女朋友。當然了,之前我也和幾個女孩子交往過,但結果不是她們太過自信讓我覺得自己笨拙木訥,就是她們的扭捏靦腆讓我更加緊張不安。很顯然,有某種神秘的陽剛密碼可以從彬彬有禮的二十歲傳給膽小不安的十八歲,而一旦掌握了這一密碼,你就能和女孩子「調情」,甚至在某些情形中可以將她們「釣上床」。但我從來就沒有學會或理解這招,也許至今仍然一竅不通。我的「技巧」在於沒有技巧;而毫無疑問其他人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是無能的表現。一起喝一杯——跳個舞——讓我送你回家——來杯咖啡?對我來說,即便是這樣公認簡單的老套泡妞法,也是一種虛張聲勢,是我幹不出來的。我只會在女孩們身邊晃盪,試著說些逗趣的話,然後估摸著自己會把事情搞砸。記得第一學期的時候,我在一次聚會上喝了點酒,有點感傷,這時一個女孩路過,同情地問我是否感覺還好,我沒想到自己的回答竟然是,「我覺得自己是個狂躁的抑鬱者」,因為在當時,這樣的說法聽起來比「我覺得有點傷感」更有個性。結果她卻回答,「又是這套」,然後立刻轉身離去,這時我才意識到,自己的這一回答不僅不能讓我從快樂的人群中脫穎而出,反而成了世界上最爛的泡妞用語。

我的女朋友名叫維羅妮卡·瑪麗·伊麗莎白·福特,這一資訊(我指的是她這一長串中名)是我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搞到的。她在攻讀西班牙語,喜歡詩歌,父親是個公務員。她身高大約五英尺二英寸,有一雙肌肉發達的小腿,一頭棕色的齊肩長髮,藍色的眼鏡框後面藏著一對灰藍色的眼睛,臉上帶著轉瞬即逝又有所保留的微笑。我覺得她很不錯。好吧,我承認,任何女孩只要不躲避我,也許我都會覺得她很不錯。我沒有想告訴她自己感到很傷感,因為我並不傷感。她有一臺黑箱電唱機,而我有臺當塞特,而且她也比我更有音樂品位:就是說,她對我所鍾愛的德弗札克和柴可夫斯基不屑一顧,卻擁有一大堆唱詩班和民謠的密紋唱片。翻閱我收藏的唱片時,她的臉上有時會閃過一絲微笑,但更多的時候卻緊皺眉頭。即便是藏起了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以及法國電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原聲唱片,我也無法倖免於難。她還沒翻到我大量的流行樂藏品,就已經看到太多可疑的東西了:貓王,甲殼蟲,滾石(當然,並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反對他們),但也有冬青樹樂隊,動物樂隊,憂鬱藍調合唱團,以及兩碟裝的多諾萬套裝——《花朵致花園的禮物》。

「你喜歡這種東西?」她不動聲色地問。

「很適合跳舞。」我回答道,心裡有些防備。

「你聽這個跳舞?在這裡?在你的房間?一個人?」

「不,也不是這樣。」儘管事實上確實如此。

「我不跳舞。」她說,半是人類學家的口吻,半是想要為我們所處的關係模式劃定規矩,如果我們以後會相戀的話。

我想我最好解釋一下和某人「相戀」在那時候的含義,因為時代早已讓這個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近我和一個女性朋友聊天,她說起她的女兒沮喪地去找她。這個女兒現在在上大學第二個學期,已經和一個男孩上了床,而這個男孩——公開地,她也是知情的——同時和另外許多女孩同床共枕。他的做法是,在決定到底和誰「相戀」之前,先進行試睡。女兒心煩意亂,但並非全然因為這一試睡制度——儘管她內心也隱隱覺得這種做法不公——而主要是因為她最終落選了。

這讓我覺得自己彷彿是某種古老偏門文化的倖存者,它的信徒還在用刻好的蘿蔔當作可交換的貨幣。在「我那個年代」——不過當時我並沒聲稱自己擁有那個年代,現在我就更不會了——通常的模式是這樣的:你遇到一個女孩,你被她吸引,你試圖獲得她的芳心,你想邀她參加一兩項社交活動——比如說,去酒吧——然後單獨跟她約會,然後再跟她約會,接著在一個熱情的晚安之吻後,你就可以算是正式地和她「相戀」了。只有在你半公開地表達你的忠誠之後,你才能瞭解她的性政策。有時候,這意味著她的身體會像專屬捕魚區一樣戒備森嚴。

維羅妮卡和那個年代的其他女孩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她們很願意和你進行身體上的接觸,公開挽著你的胳膊,一個勁地吻你直到面色緋紅,甚至會有意識地將她們的乳房緊貼著你,前提是在肉與肉之間至少有五層左右的衣服相隔。不必言明,她們完全清楚你褲子裡在搞什麼勾當。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是這樣,僅此而已。有些女孩也許尺度會大一些:聽說有些會相互手淫,也有些會答應所謂的「完全性行為」。除非你已經經歷了許多邊緣性行為,不然你可沒法理解這「完全」一詞蘊含的重大意義。然後,隨著關係的發展,會有某些隱秘的交易,有些是出於一時的興致,也有些是建立在承諾和義務的基礎上——達到了某位詩人所謂的「為一隻戒指引發的爭端」的境界。

後來的幾代人也許會將之歸因於宗教約束或禮教束縛。但是,那些曾跟我有過邊緣性行為的女孩們(是的,並非只有維羅妮卡一人)——或者說女人們——卻對自己的身體甚感自在。而如果按照一定的標準,她們對我的身體也安適自如。順便一提,我這麼說並不是想要暗示邊緣性行為不夠興奮,甚至讓人洩氣。此外,這些女孩已經比她們的母親要開放許多了,而我所得到的也比我的父輩們多得多。至少我自己是這樣認為的。再說了,有一點總比什麼都沒有的要好。只是,在那段時間裡,科林和亞歷克斯都搭上了沒有任何禁區政策的女朋友——或者說他們是這麼暗示的。不過在當時,對於性這一話題,沒有人吐露全部實情。因此在這方面,世界並沒有怎麼改變。

為了打消你心中可能的疑慮,我得說明我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處男。在從高中到大學期間,我有過幾段具有啟蒙意義的戀愛插曲,帶來的刺激比留下的標記要深刻得多。因此,這隨後發生的一切讓我覺得越發古怪:你越是喜歡一個女孩,你們兩個越是相配,也許你能和她做愛的機率就越小。當然了,除非——而這個想法我到後來才說出口——是我自己身上有某種特質,總會吸引那些會說不的女人。可是,這樣有違常理的天性可能存在嗎?

「為什麼不行?」我問道,這時候總是有一隻手摁住我手腕,表示拒絕。

「總感覺不對。」

這些對話總能在許多嘶嘶作響的取暖爐旁聽到,跟嘯叫的開水壺一唱一和。而爭論的焦點不在於「感覺」,因為女人是感覺專家,男人只是粗俗的初學者。因而,「感覺不對」這句話比教義或母親的忠告更具說服力,愈加無可辯駁。你們也許會問,但那不是60年代嗎?是的,但那只是某些人才這樣,只有這個國家的某些地方才如此。

與我的唱片收藏相比,我的書架在維羅妮卡看來就順眼多了。在那些時日,平裝書以它們傳統的裝扮出現在書架上:橙色的企鵝是小說,藍色的鵜鶘是非小說。如果書架上藍色比橙色的多,則證明你是個認真嚴肅之人。總的來說,我擁有了一個個響噹噹的名字,足以說明這點了:理查德·霍加特,史蒂文·朗西曼爵士,赫伊津哈,艾森克,燕卜蓀……外加約翰·羅賓遜主教的《忠誠上帝》,就放在我的拉里卡通書系列旁邊。維羅妮卡以為這些書我全都讀過,因此對我大加讚賞,殊不知那些破損最嚴重的其實是淘來的二手書。

她自己的書架上放著許多詩集,有些是大部頭,有些是薄薄的小冊子:艾略特,奧登,麥克尼斯,史蒂維·史密斯,湯姆·岡恩,泰德·休斯。也有奧威爾和凱斯特勒的左翼讀書俱樂部版本,一些用小牛皮封面裝訂的19世紀小說,幾本阿瑟·拉克姆的兒童插畫冊以及她的慰藉之書《我的秘密城堡》。我一刻也沒懷疑過這些書她全部看過,也認定這些全是值得擁有的書。不僅如此,這些書簡直就是她思維和人格的有機延續,而我收藏的書則讓我覺得自己功能分裂,全都詮釋了一種我憧憬的人格。這一差異讓我陷入了些許的驚恐之中,而就在我瀏覽她放滿詩集的書架時,我借用了菲爾·狄克遜說過的一句話。

「當然,我們都很想知道泰德·休斯沒動物可寫了會怎麼樣。」

「是嗎?」

「有人這麼說過。」我無力地回答。這話從狄克遜的口中說出來是那麼詼諧老道;而從我的口中說出,卻只能顯得滑稽可笑。

「詩人不會像小說家那樣才思枯竭的。」她教導我,「因為他們不像小說家那樣依賴各種素材。而你卻把他當成某種動物學家來看待,不是嗎?但就算是動物學家,也不會厭倦動物,是不是?」

她看著我,一條秀眉挑起,越過眼鏡框。她只比我大五個月,但有時讓人覺得差了五年。

「這是我的英語老師告訴我們的。」

「好吧,既然你現在已經是個大學生了,我們就必須讓你學會自己思考,對吧?」

「我們」一詞中包含了某種意味,讓我覺得也許自己也沒有弄錯所有的事情。她只是想讓我變得更好——而我又怎能拒絕這番好意?起初,她問了幾件事,其中一個問題就是我為什麼要把手錶戴在手腕內側。我無法明確說出理由,所以只好把手錶轉了個圈,讓表面朝外,就像普通成年人那樣。

我按部就班,心滿意足,一有空餘時間就和維羅妮卡待在一起,然後回到學生宿舍,幻想她在我身下兩腳分開或是跨在我的身上,然後開始肆無忌憚地自慰。每天和她親密接觸,讓我無比自豪地瞭解了各種化妝和穿衣常識,瞭解了女用剃鬚刀,以及女人月事的神秘和種種後果。我發現自己很羨慕這件事,因為它如此有規律地提醒了女性獨具的特徵,與偉大的自然迴圈息息相關。我試圖解釋這種感覺時,也許用詞就像以上的描述那樣糟糕透頂。

「你只不過是把自己所沒有的東西理想化罷了。這件事的唯一用處,就是告訴你你沒有懷孕。」

考慮到我們的關係,她這麼說讓我覺得略有些魯莽。

「嗯,但我並沒有希望我們生活在拿撒勒。」

說完這句,我們兩個都陷入沉默,這是情侶們在不希望就某事展開討論時心照不宣的表現。有什麼好討論的?也許,只是沒有明確文字記載的交易條款而已。就我而言,我們沒有上床這一事實使我不用去考慮我們的關係本身,而只是和一個女人的親密共謀,而對交易另一方的她來說,她也不會去問男方這段關係將會通往何方。至少,這是我所認為的交易內容。但我對大部分事情的理解都會出錯,不管過去還是現在。比如說,為什麼我會認定她是個處女?我從沒有問過她,她也從來沒有告訴過我。我之所以認為她是處女,只是因為她不肯和我上床:這是哪門子的邏輯?

某個假期的週末,我受邀去和她的家人見面。他們住在肯特郡的郊區,遠在奧爾平頓一帶,那兒,在最後關頭,終於不再用鋼筋水泥澆灌自然,從此就沾沾自喜地稱自己為田園鄉村。坐在從查令十字車站始發的火車上,我開始擔心起自己的行李箱來——這是我唯一的一隻皮箱——這箱子實在是太大了,使我看起來活像個意欲闖空門的竊賊。到了車站,維羅妮卡把我介紹給她的父親,他開啟車後蓋,接過我手中的行李箱,哈哈大笑。

「看起來你好像打算要搬過來住下呢,小夥子。」

他體型肥胖,滿臉紅光;讓我十分厭惡。那一口臭烘烘的是酒氣嗎?在這個時間喝酒?這麼粗俗的老頭怎麼能養出這個像精靈一般的女兒?

他駕著亨伯超級獵鷸車,一路上連連嘆息,對別人的傻氣大發牢騷。我一個人坐在後座。偶爾,他會指出路邊某些景物,好像是對我說的,但我也無法肯定我是否應該對此做些回應。「聖米迦勒修道院,用磚頭和燧石造的,在維多利亞時代得以修復大半。」「這是我們自己的皇家咖啡館——瞧!」「注意看你右邊,那是著名的酒館,是半露木架結構。」我朝著維羅妮卡的側臉看,試圖得到些暗示,但卻一無所獲。

他們住在一幢紅磚鋪瓦的獨立房子裡,門前還有一條碎石路。福特先生開啟前門,不知對著誰大聲吼道:

「這孩子準備來住上一個月。」

我注意到深色的傢俱上有一層厚重的反光,還有一盆華麗的盆栽植物,葉子上也反射著厚重的光澤。彷彿為了體現久遠的好客禮節,維羅妮卡的父親一把抓起我的行李箱,然後以一種誇張搞笑的費力姿態,把箱子拎上閣樓,扔到了床上。然後他指著一個有排水口的水池。

「晚上你要是想尿尿了,就尿在這裡。」

我點頭回應,不知道他這樣的表現究竟是想展示男人之間的友好,還是把我當成了下等階級的人渣。

維羅妮卡的哥哥傑克是個一眼就能看透的人:身體健康、熱愛運動的年輕人,喜歡嘲笑一切事物,喜歡捉弄自己的妹妹。他對我的態度,就好像我是什麼珍奇古玩似的,而且我絕非是第一個被拿來展示的人。維羅妮卡的母親對周圍的小插曲都視若無睹,詢問我的學習情況,還老是鑽到廚房裡。我猜她實際上應該四十歲出頭的年紀,儘管看上去顯然已經和她丈夫一樣年過半百。她看上去並不太像維羅妮卡:一張寬闊的臉龐,頭髮用絲帶綁在額頭上,身材稍稍高於一般人。她身上有某種藝術氣息——五彩斑斕的圍巾,心不在焉的態度,嘴裡哼著歌劇詠歎調,或是這三者兼而有之——離得太遠,我無法確證。

當時我應該相當侷促不安,整個週末都處於便秘的狀態:這是我最主要的真實記憶。剩下的只有各種模糊的印象和含糊的記憶,因此這些回憶可能有些個人偏見吧:比如,儘管是維羅妮卡自己邀請我上她家度假,但一開始她卻彷彿站在家人那邊,和他們一起觀察審視我——儘管我還無法就此判斷,這一切是我侷促不安的原因還是後果。週五吃晚飯時,他們問了我許多問題,考察我在社交和智識方面的水準;我感到自己活像個在法庭接受審訊的罪犯。之後,我們看了會兒電視新聞,非常尷尬地討論世界大事,直到就寢時間。如果這一切發生在小說裡,等家長關門睡覺之後,情侶之間免不了要偷偷溜進彼此的房間來個熱烈的擁抱。但我們並非小說人物;第一晚,維羅妮卡甚至都沒有給我晚安之吻,也沒有以毛巾什麼的為藉口,跑來看看我是否還需要些什麼東西。也許她是怕被她哥哥抓到把柄作為笑料。所以我脫了衣服,洗漱完畢,怒氣衝衝地往水池裡尿尿,然後穿上睡衣,躺在床上很久都睡不著。

第二天,我下樓來吃早飯,發現只有福特太太一個人在。其他人都去散步了,因為維羅妮卡跟大家說我肯定要睡懶覺的。我當時一定沒掩飾好自己對此的反應,因為我能感覺到,福特太太邊準備培根雞蛋邊仔細打量我,她漫不經心地煎著雞蛋,打破了一個蛋黃。我對於如何與女朋友的媽媽談話毫無經驗。

「你們住在這裡很久了嗎?」我終於開了口,儘管我早就知道問題的答案。

她停了下來,給自己倒了杯茶,把另一個雞蛋敲破扔進平底鍋,身子向後靠在一個堆滿碗碟的櫥櫃上,說:

「不要總讓維羅妮卡佔你便宜。」

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該對這種干涉我們關係的行為感到生氣呢,還是該從實招來,開始「討論」維羅妮卡?於是,我有點拘謹地問道:

「您這話什麼意思,福特太太?」

她看著我,隨和地微微一笑,她輕輕搖了搖頭,然後說道:「我們在這裡住了十年了。」

因此直到最後,她仍舊和其他家庭成員一樣,對我來說都是一團謎,但至少她看起來還挺喜歡我。她大方地往我盤子裡又加了一個蛋,儘管我並沒有開口要,也並不想吃。打破的雞蛋殘骸仍舊在鍋裡躺著;她隨意地把這些殘留物撥到垃圾桶裡,然後把滾燙的油鍋扔進水槽。冰涼的水衝在鍋裡,發出嘶嘶的響聲,一團蒸汽冒了上來,她哈哈大笑,好像對這小小的破壞行動感到非常得意。

維羅妮卡和男人們回來時,我估計會有新一輪的審查,甚至某種把戲或是遊戲;然而他們卻十分禮貌地詢問我昨晚睡得如何,在這裡是否過得舒坦。這本應該讓我覺得自己已經被他們所接受,但卻更像是他們已經對我心生厭煩,而這個週末也僅僅是必須和我共度的時間而已。也許這一切只是我的多疑罷了。但從樂觀的一面來看,維羅妮卡的親暱舉動表現得更為公開;喝茶的時候,她也很樂意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手指把玩著我的頭髮。她還一度轉頭對她哥哥說:

「他還算可以吧,是不是?」

傑克朝我眨眼使了個眼色;我沒有眨回去。恰恰相反,我總感覺自己好像偷了毛巾,或是滿腳泥濘地踩在他們的地毯上。

不過,總體而言,一切還算正常。那天晚上,維羅妮卡領著我上樓,終於正兒八經地給了我一個晚安吻。週日午餐時,有一大塊烤羊羔,上面伸出無數迷迭香的小枝,彷彿幾株聖誕樹。我好歹也是懂禮貌的人,因此說這羊肉好吃得無與倫比。然後我又看見傑克朝他老爸使眼色,好像在說:真是會拍馬屁。但是福特先生開心地咯咯笑道:「聽聽,聽聽,提案贊成。」而福特太太則對我表示了感謝。

等我下樓告別時,福特先生抓住我的行李箱,對他妻子說:「我想你應該數過勺子的數量了,沒少吧,親愛的?」她根本懶得回答,只是對我微笑著,好像我們倆有什麼秘密似的。傑克沒有露臉向我告別;維羅妮卡和她父親坐進了車子前座;我繼續獨自坐在後排。福特太太靠在門廊上,頭頂上方爬滿外牆的紫藤上灑滿了陽光。就在福特先生髮動汽車時,我向福特太太揮手告別,她也做出了回應,但不是像普通人那樣抬起手掌揮舞,而是在腰部位置進行水平擺動。我真後悔自己沒有和她多聊點。

為了防止福特先生再次向我介紹奇斯爾赫斯特的種種奇觀,我對維羅妮卡說:「我喜歡你媽媽。」

「聽起來好像你有情敵了,維羅。」福特先生戲劇性地倒抽一口氣,「仔細想一想,好像我也有情敵了。破曉時分決鬥吧,好小子?」

我的火車晚點了,原因是週日例行的鐵路工程工作。傍晚時分,我到了家。我記得自己終於痛痛快快地拉出了積存一個週末的大便。

差不多一週之後,維羅妮卡進城來了,這樣我就能把她介紹給高中時的老朋友。那天我們漫無目的地瞎逛,沒有人想要為行程負責。我們在泰特現代藝術館附近轉悠,然後到白金漢宮,進了海德公園,朝公園裡的演講角走去。可不巧,沒有人在演講,於是我們又漫無目的地沿著牛津街閒逛,瀏覽兩邊的商店,最後來到了特拉法爾加廣場的獅子雕像旁。任何人都會認為我們是一群觀光客。

一開始,我在觀察我的朋友對維羅妮卡的反應,但很快就對她對於他們的想法產生了更多興趣。科林的笑話比我的笑話更能把她逗樂,這讓我感到有些惱火;然後她又問亞歷克斯他父親的發家史(海上保險,他告訴她,這讓我感到很驚奇)。她好像很樂意把艾德里安放在最後。我曾告訴過她他在劍橋讀書,因此她不停地拿各種名人的名字出來問他。對於其中一些名字,他點頭說:

「是的,我認識他們這類人。」

這說法在我聽來相當不禮貌,但維羅妮卡好像並不在意。不僅如此,她開始繼續談論各種大學、指導老師和小吃館,這讓我覺得自己成了局外人。

「你怎麼會對那裡那麼熟悉?」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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