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週後，我收到斯特凡諾的資訊，他說他和瑪麗亞結婚了，他們很幸福，還打算要個孩子。從希臘回來後，我就再也沒聯絡過斯特凡諾，沒想到他竟然找到了我幾乎不怎麼登入的臉書賬號。我好奇地點開了他的個人主頁，看到他上傳的結婚照。從照片中可以看出，他和瑪麗亞就在我們之前住過的那家酒店舉行了婚禮，站在我之前坐過的石堤上交換了誓言。
過去一年，我常常在想，當時是不是我太心軟，過於同情斯特凡諾，以至於忽略了他的本性。現在回想起來，他根本沒那麼可憐，不過是失去了女人的愛罷了，這點挫折微不足道。但是，他有殺人動機，這種動機比一沓鈔票、一塊表、一枚結婚戒指、一筆信用卡上的費用還有吸引力。他有時間策劃殺人行動，有機會下手，肯定也有過「要是他死了該多好」的念頭。
不過，從臉書上的資訊可以看出，他絲毫沒有罪惡感。他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結婚照和生活照，照片的內容都是日常瑣事，字裡行間流露著新婚的幸福。假如他殺死了克里斯多夫，他又怎麼會發這樣一則資訊給我呢？然而，如果兇手不是斯特凡諾，又會是誰呢？這條突如其來的訊息和伊莎貝拉打來的電話重新將我的注意力拉回到那件案子上。
我一直以為克里斯多夫是被小偷殺死的。當然，這種情況下，很難判斷對方是故意殺人還是過失殺人。有一段時間，我總會想起那個小偷。雖然我從沒見過他，更不可能認識他，但我相信這個人是存在的。而他現在還擁有自由，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或許，他還在希臘鄉村某個地區遊蕩，尋找新的打劫目標。此時我才驚訝地發現，我們竟對兇手一無所知，甚至連最基本的資訊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小偷長什麼樣子，頭髮是深色還是淺色，是卷的還是直的，是濃密還是稀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家人，妻子和孩子是否也住在馬尼，他的身材高大還是瘦小。說不定，他是個身材矮小、外表溫柔的男人；也說不定他身高六尺，黑皮膚，臉上長滿痘痘。這個小偷和伊莎貝拉一樣，都是克里斯多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伊莎貝拉給予了克里斯多夫生命，而小偷則終結了他的人生。然而，這個人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張白紙，我們對他一無所知。
雖然我們不願承認小偷對克里斯多夫的重要性，但我們能想象出他曾跟克里斯多夫有過親密接觸。不過，他們之間的親密並非是通常意義下的親密——小偷用手臂勒住克里斯多夫的脖子，用手按住他的肩膀；他湊到克里斯多夫耳邊，嘴唇貼著他的耳朵，低聲威脅他——這種姿勢跟情侶間的擁抱意義不同，卻是兩個男人之間最親密的接觸。跟這個畫面相比，所有帶有情慾色彩的身體觸碰——克里斯多夫與我或其他人之間的——都顯得黯然失色了。
克里斯多夫被襲擊前看到兇手的模樣了嗎？跟他說過什麼了嗎？小偷可能問了個問題好讓克里斯多夫放鬆警惕。他可能向克里斯多夫問路，給克里斯多夫找了根菸或向他借火點菸，總之是想方設法要把克里斯多夫攔下來。或者，他可能是直接從背後猛地跳出來，撿起石頭，飛快地砸向了克里斯多夫的後腦勺。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克里斯多夫根本沒機會看到兇手的長相，更不用說他的具體體貌特徵了。
小偷可能只想把他砸暈，沒想到失手把他殺死了。但從克里斯多夫頭上的傷口來看，並不能斷定這起案子的性質是故意謀殺。這是一起搶劫案而非謀殺案。小偷可能誤以為克里斯多夫被砸暈了，醒過來後只會感到頭痛、口乾而已，並不會有生命危險。當時，如果他下手輕點，那麼此刻克里斯多夫多半可能已經回到倫敦了。
上述猜測的前提是，克里斯多夫是被人殺害的，但這只是萬千可能之一。他也可能是摔了一跤，剛好把腦袋磕了，這種情況雖罕見，倒也不是不可能，比這更稀奇的事都有呢。而且屍檢結果也顯示，他死前喝了酒，死的時候已經喝醉了。再加上當時是半夜，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就更大了。然而，這種死法是最沒有尊嚴的，在案件的調查過程中，我們最怕警方說他是喝醉後發生了意外，而不是被他人殺死的。這種結果比找不到兇手更讓人不能接受。
因醉酒意外跌死，這樣的死亡是多麼荒誕，多麼沒有意義！所以，有時我寧願相信是他的一些無意識行為導致了自己的不幸；有時，把他的死看成生命的必然結局，而非突然消失——就好像他的生命是可以隨意被橡皮擦抹去的記號，消失得不留一絲痕跡——我反而覺得釋然。這樣一看，他就只是神秘失蹤了，而不是徹底不存在了。
所以，每到深夜，我總會開始胡思亂想，想象某個女人（不是瑪麗亞）的丈夫被戴了綠帽子，於是悄悄跟著克里斯多夫出了村子。我曾聽到謠言說這事跟一個女人有關，某個妒火攻心的男人可能跟這件案子有關。這件案子最終調查失敗，難道是因為當地村民不配合警方的調查，不願幫陌生的外地人討回公道？或者說，其實警察已經找到了兇手，但最終卻選擇了保護他？
當然，第二天醒來時，昨夜的這些想法就顯得十分可笑了，前一天晚上想通的事又全部被我自己否定了。我承認，到了白天，我的想象就枯萎了，它只能在這起已經確定無疑的死亡案中尋求線索，不能進行更多自由發揮。
當愛人意外死亡後，你會不自覺地去探索更多的線索和前因後果來平息自己的心情。不過最後你會發現，這麼做只是徒勞。其實，真正的罪人不在暗處，也不是陌生人，而是我們自己。在所有嫌疑人中，沒有人比我的犯罪動機更明顯了，事實上，我的殺人動機還不止一個——我是被出軌的丈夫拋棄的受害者（至少在外人看來事情是這樣的）；殺死克里斯多夫，我就能繼承他的財產；我想嫁給另一個男人……每當這種種犯罪動機加之於身，我的心就被罪惡感吞沒，為活著感到羞恥，為無法彌補的錯誤感到悔恨。
然而，其他人似乎早已釋然了。
一年半後，我們賣掉了那套公寓。我不想繼續住在那兒，伊莎貝拉和馬克也認為賣掉房子最好。接著，我在原來的街區又買了套房子，新房距離之前的公寓只有15分鐘的路程。我和伊萬訂婚了，很快就搬進了新房。這套房子對我們來說太大了，但是我們將來還會有孩子，至少一個孩子。我仍然認為那筆錢不是克里斯多夫特意留給我的，所以就放在那兒沒有動。我不知道伊萬的想法，我相信他能理解我，或者是，他覺得過兩年我就會改變主意，也說不定。
我不確定我和伊萬的婚姻能否走到最後。當然，這個問題完全取決於他而不是我。我和伊萬之間有協議，雖然不是書面或口頭的協議，但還是對我們彼此有一定的約束力。現在，這個協議中的某些條款已經改變了。他發現跟他訂婚的女人並不是那個剛與出軌的丈夫離婚的女人，而是一個剛剛不幸喪偶的遺孀。她還沉浸在失去前夫的痛苦中，還在努力掩飾自己對前夫的懷念。有時，躺在伊萬旁邊，我會突然記起在希臘發生的事，想起當時心裡總害怕自己假裝出來的悲傷會被伊莎貝拉和馬克識破。
但事實上，這其中並沒有多大差別。我內心的真實情感和我作為合法妻子應該有的悲傷——在伊莎貝拉和馬克面前應該表現出來的悲傷——其實是一樣的。到最後，妻子的悲傷和前妻的悲傷並無區別。或者，非要說有所區別，那就是「妻子」「丈夫」「婚姻」這三個詞本身隱藏了許多不確定的事實，而簡單的音節和筆畫下蘊含了更深刻的意義。
有人說，走出悲傷需要五個階段，暴風雨過後就是晴天，時間會癒合一切傷口。但是，那些你看不到也不知道如何處理的傷口呢？要如何去預測它的癒合時間呢？我唯一能確定的是，就算克里斯多夫還活著，我還是會嫁給伊萬，但我不會像現在這樣，經常去看望伊莎貝拉和馬克，不會跟他們討論成立基金會的事（伊莎貝拉猶豫再三，最後還是同意成立這個基金會），也看不到克里斯多夫的第二本書的出版。
如果克里斯多夫沒死，所有的事都會不同。我不會收到那些郵件和電話，不會在深夜輾轉反側，也不會生出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情。這種感情在我心中聚積、生長，形成一片深不見底的汪洋，幾乎將我淹沒。而我一人置身冰絕孤島，無人可以傾訴。考慮到我和伊萬的關係，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內心的感受。畢竟，我和伊萬的感情很重要，這段感情的每個細節都是美好的，美好到不存在一丁點看不見的秘密。
有時，伊萬會開玩笑說，克里斯多夫真是倒霉透了。沒錯，他確實倒霉，才會遇上這些事。就在上週，伊萬還說，他不知道自己還能等多久。當時，我差點反問他「等什麼」——其實，我懂他的意思，但我只能說「對不起，我也不知道」——現在，我就在他身邊，我們同床共寢，而且已經訂婚了。然而，到底在等什麼，其實我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