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句法國諺語：「貓喜歡吃魚卻不想弄溼爪子。」收到《雨鼓》這部小說的時候，這應該也是我的心情。書是好書，但真的要動手去譯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書的作者是2005年首屆布克國際文學獎得主伊斯梅爾卡達萊。1936年出生在阿爾巴尼亞南部山城吉諾卡斯特的他1990年才移居法國，所以1969年底出版的《雨鼓》是他用母語創作的。小說編了一個如假包換的15世紀奧斯曼帝國入侵阿爾巴尼亞城邦的故事：蘇丹的大軍在圖爾桑帕夏的率領下遠征阿爾巴尼亞，兵臨城下，一攻一防，數月的對峙。我是女人，不喜歡戰爭，也不喜歡打仗的故事，阿爾巴尼亞離我很遠，奧斯曼帝國對我而言就更陌生。卡達萊復調的敘事天才吸引了我，但在這個圍城的故事裡，陷在等待和絕望之中的是兩軍對壘的將士，也是被各種查遍字典不見的從土耳其語變身法語的專有或普通詞彙層層圍困的我。

二

冬天一過，當蘇丹的使者再次離去，我們終於明白：戰爭在所難免。使者千方百計對我們施壓，想讓我們同意做蘇丹的附庸。他們先是花言巧語，許諾讓我們參與統治幅員遼闊的帝國，隨後又誣衊我們是法蘭克人的走卒，換言之，是投靠歐洲的叛徒。最後，不出所料，他們的把戲以威脅收場。「你們以為你們的城池都是銅牆鐵壁，」他們對我們說，「就算它們的確如此，我們也會在你們周圍築起另一層銅牆鐵壁，那就是飢餓和乾渴。」

戰爭開始了：信仰基督教的阿爾巴尼亞城邦守衛軍把家人送到山裡去躲避戰亂。「跟他們掏心掏肺地道完別後，我們回到了要塞。在高高的塔樓上，我們一直目送他們走到十字高地，之後，又看到他們出現在陡坡上，最後消失在風峽口。之後，我們關上重重的城門，整座堡壘沉寂了，現在已經沒有了孩子們的歡聲笑語。我們把第二道城門也一一放下，縮在堡壘裡，任由寂靜淹沒我們。」一片孤城萬仞山，留下來的，都是鐵了心誓和要塞共存亡的死士。城外，是新月旗和像大章魚一樣伸展著觸鬚把阿爾巴尼亞人的要塞慢慢纏住不放的蘇丹大軍一長溜一長溜的白色營帳。

力量懸殊的較量，圍城曠日持久，強攻、炮轟、斷水、斷糧、瘟疫、挖地道……阿爾巴尼亞人以寡敵眾，用山民特殊的堅韌和彪悍擋住了蘇丹軍隊一次次猛烈的進攻……

三

「我每次寫一本書，都感覺是在將匕首刺向專制。」卡達萊如是說。的確，稍微懂點歷史的人都看得出來，1969年的《雨鼓》是借奧斯曼帝國的鐮月彎刀來暗喻蘇聯在布拉格之春後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20萬華約成員國軍隊和5000輛坦克。1968年初杜布切克提出「帶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讓蘇聯老大哥很不爽，政治民主化運動顯然是對蘇聯專制集權統治的公然挑釁。就在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阿爾巴尼亞退出了在1961年加入的華沙條約組織，與蘇聯徹底決裂。就像作者自己說的，對15世紀這場戰爭的描繪不是一部歷史小說，而是一部反歷史的作品，它刺中的是20世紀依然飄著血腥味的並不那麼遙遠的現實。

伊斯梅爾卡達萊最初給這本書取的名字是《雨鼓》（dualleteshiut），但阿爾巴尼亞的出版商建議改一個更英勇無畏、更鬥志昂揚的名字——《堡壘》（kshtjella），為了凸顯阿爾巴尼亞山民在面對奧斯曼帝國大軍壓境時抵死反抗的決心。1971年當這本書被譯成法語時，譯者jusufvrioni堅持把書名又改回成《雨鼓》（lestamboursdelapluie），卡達萊當時還覺得「彷彿天意」。英譯本則選了一個折中的書名《圍城》（thesiege），貌似不偏不倚，既是奧斯曼帝國的十面埋伏，也是阿爾巴利亞城邦的眾志成城。《雨鼓》是通過法語流傳到世界各地的第三本卡達萊的長篇小說，前兩本是《亡軍的將領》和《石頭城紀事》。

卡達萊是歷史專業出身，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他的小說常常散發出一種野史和民間傳說的諷喻意味，彷彿那才是被正史篡改、遺忘、湮滅的真相。正如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約翰凱里所說：「卡達萊是在阿爾巴尼亞文學、歷史、民俗學、政治學等各領域都留下印記的作家。他描繪了一種完整的文化，繼承了荷馬史詩的敘事傳統。」《石頭城紀事》《誰帶回了多倫蒂諾》《錯宴》《夢幻宮殿》《亡軍的將領》和《破碎的四月》都是虛構，又都彷彿是歷史，彷彿是現實，彷彿是我們無力擺脫的宿命和魔咒。雖然卡達萊1990年就去國別鄉到了法國，題材也縱橫捭闔，從蘇丹的奧斯曼帝國到法老時代的埃及王國，但他的關注點似乎一直都是集權統治下的阿爾巴尼亞。「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抵抗。」卡達萊如是說。抵抗命運，也抵抗遺忘。那隻高高飛翔的「山鷹」似乎一直未曾離去，它在故鄉的土地山川上盤旋，「啄食記憶的腐屍」。

總是同一座石頭城：「平川、大路、三聖山、無名的一片片霧氣，就連高山本身，從此都沉沒在黑暗中，都像史前的龐大動物一樣，開始搔自己的身軀，笨拙地打鼻息（我們真難以相信是走向一座高山，因為山的輪廓十分模糊，讓人以為前面是一片夜色，只不過更為幽暗一點兒罷了）。」

總是同樣的故事：「貪婪，接著是戰爭，是侵略，然後戰爭結束，‘但頌揚它的歌謠卻世代流傳，像雲、像鳥、像幽靈’。有一天新的戰爭會再次爆發，因為世界就是如此，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類是記不住教訓的物種。」

總是同樣一批徘徊在絕望邊緣的人：「世界如此的沉悶，不值得讓你由於想到會失去它而折磨自己。……他開啟大門，走了進去，毫不留戀背後的世界。明天……他用手擦去了窗戶上的霧氣，可所見到的事物並沒有更加清晰：一切都已扭曲，一切都在閃爍。那一刻，他發現他的眼裡噙滿了淚水。」我們都陷落在和夢境一樣寂寞殘酷的現實裡，而我們都捨不得放棄「櫻桃的滋味」，或許一顆桑葚就可以拯救我們，就像伊朗導演阿巴斯在1997年拍的那部電影一樣。

四

記得去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的第一個公祭日，早上長長的警報彷彿把歷史又生生撕裂開來，天藍得讓人感覺活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記得那天下午約了畫家吳湘雲和上海的編輯林嵐去升州路118號的「觀築」看「民國風尚——民國服飾資料展」。我和吳湘雲約了先去附近的淨覺寺看看，每次從地鐵一號線三山街站出來，抬眼就看見淨覺寺一面爬了常青藤蔓的白牆黑瓦，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內裡風光。

問了幾個人，拐了兩個彎，才找到牌坊一樣的寺門，進去了才知道是一個清真寺。明洪武年間敕建，後被焚燬，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準備六下西洋前奏請明宣宗重建，弘治五年（1492年）重修。我冷不丁想起手上正在翻譯的《雨鼓》，那個15世紀奧斯曼帝國圍攻阿爾巴尼亞城邦的故事。在這座東方同樣充滿記憶的石頭城裡，忽然有一種被歷史包圍的要窒息、要哭出來的感覺。

寺裡清幽，鮮有遊人，兩個展廳冷冷清清，一邊展的是「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另一邊是「伊斯蘭教在南京的傳承與發展」。一隻貓在椅子上睡覺，曬著太陽。路邊的銀杏樹金黃金黃的，映著藍天格外純淨高遠。院落裡有像「齊英萃」、「蝴蝶廳」這樣江南文人喜歡的廳堂，也有刻著「近主階梯」、「歸原途徑」字樣的石頭拱門，應該也是教人「向善」、「迷途知返」的意思吧。禮拜大殿、望月樓、南北講堂、碑亭……和平時看到的建築一樣又不一樣，彷彿自己走錯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