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麼都沒有做，赫塔。」

我的婆婆不再說話。我一直想要一個孩子，但是格雷戈爾不在，所以沒有成功。赫塔又一次伸出手。如果我想留下這個孩子呢？

我大叫道：「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很快，約瑟夫走到了窗前：「發生了什麼？」他關上了收音機。

我等著他的妻子回答他，但是她只做了一個「你別管」的手勢。自從艾爾弗裡德離開後，我變得非常沮喪，情緒波動很大，她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路跑進房間，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肯出門。我徹夜未眠。

與齊格勒在一起的幾個月裡，我重新認識了我的身體。我坐在馬桶上檢查了我腹股溝的褶皺、大腿內側的肉，還有臀部的皮膚。我不認識它們，它們不屬於我，它們像另一個人的身體那樣吸引著我。在澡盆裡洗完澡後，我檢查了我乳房的重量、我的骨架，感覺到了我雙腳著地時的沉重，我嗅著我身上的氣味，因為這是齊格勒能在我身上聞到的味道——他並不知道我和我母親有著相似的味道。

我們都被困在了睡夢中，我們沒有真的睡著，而只是暫時偏離了我們個人的生活軌跡，否認著現實，自以為可以讓現實暫停。我們太遲鈍了，我從來沒想過他會讓我懷孕，我想要的一直是格雷戈爾的孩子：格雷戈爾已經離開了，但齊格勒也可以讓我成為一名母親。

我的乳房脹痛，在黑暗中我看不清自己的乳暈，沒有辦法知道它們的形狀或顏色是否發生了變化，但是我觸碰到了那些腺體，它們摸起來十分堅硬，像一串串的繩結。直到前一天，我的腎臟還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是現在我感到背部下方有一股把我緊緊包裹起來的溫暖。

當全世界都在開炮的時候，希特勒也在製造更加有效的殺人機器。在乾草房裡，阿爾貝特和我緊緊地蜷縮在一起，就像在睡覺，在遠離那裡的地方，在一個平行世界裡，我們毫無理由地相遇了，我們沒有相愛的理由。我沒有任何理由與一個納粹相擁而眠，也沒有任何理由為他生一個孩子。

1944年夏天過後，他漸漸來得越來越少。自從他不再碰我後，我感覺自己漸漸消失，不復存在了。我的身體顯露出了悲傷，它不可阻擋地走向了分崩離析的結局。它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生的，所有身體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生的：怎麼可能還有慾望，渴望著這注定要腐爛的東西？這如同愛上了正在出現的蛆蟲一樣。

但現在，我的這具身體又因為齊格勒而存在了，雖然他不在這裡，我也不想他。可我有了一個孩子。為什麼我不能把他留下來呢？如果格雷戈爾回來了怎麼辦？那麼也許——上帝請原諒我——他不回來才是最好的，我可以用格雷戈爾的性命去換取我兒子的性命。「天知道你剛剛都說了什麼。」但是我想要孩子，我需要全力把他救下。

當我離開房間去軍營的時候，赫塔正從晾衣架上把衣服拿下來，她最後拿的是她晾的衣服，眼下它們已經幹了。我們什麼話都沒有說，包括那天下午下班回家後，我們也沒有說話。再後來，週日結束的時候巴士過來接我，晚上我留在了克勞森多夫，直到下週五才回去。

我躺在靠近牆邊的床上，伸出手摸索著艾爾弗裡德的床，它是空的。我感覺我肚子裡有一個裂口。萊妮睡著了，而我在思考一個解決的辦法：我整整一週都在找辦法。也許我應該向齊格勒和盤托出，接受他的幫助，他會找一個醫生來終止我的妊娠，也許那是一個來自總部的醫生，他會付錢叫醫生保持沉默。而醫生會在軍營的洗手間裡做手術。但是如果我疼得大叫，或者血水染紅了瓷磚怎麼辦？那不是一個好地方。所以齊格勒可能會開車去狼穴，他會把我裹在一層軍用毯子裡，塞進行李箱，但是黨衛軍會通過毯子聞到我的氣味，他們都是訓練有素的護衛犬，我是不可能僥倖逃脫的。可能更好的辦法是齊格勒開車把醫生送到森林裡，而我雙手撫著肚子先於他們在森林裡等著，雖然我的肚子沒有變大，但裡面確實有一個孩子。像海克一樣，我會靠在一棵樹上接受引產手術。但是接下來我將獨自面對一切：醫生會迫不及待地離開，齊格勒得開車送他回去，於是我會在樺樹腳下挖一個洞，再用土將它掩埋。我會在樹皮上刻一個十字，其他的就沒有了，我的兒子不會有名字，如果他沒有出生，給他起名字又有什麼意義？

或許，齊格勒將不顧一切地留住這個孩子。他會告訴我他在格羅斯-帕特斯奇為我們買了一棟房子，可我並不想留在格羅斯-帕特斯奇，我想住在柏林。「這是鑰匙，」他會邊說邊合上我的手掌，「今天晚上我們一起睡覺。」但今天晚上我將在軍營裡睡覺，就像昨天、前天和明天一樣。「戰爭遲早會結束的。」他會回答我。他這般充滿希望的樣子使他看起來十分天真。也許這只是一個欺騙我的手段，他會讓我生下孩子，然後把他帶到慕尼黑。他會把孩子從我身邊帶走，讓他的妻子照顧這個孩子。不，他永遠都不會在自己的家庭和黨衛軍面前承認自己有私生子。他會從這件事情中全身而退：「你倒是說說，你怎麼能保證這個孩子就是我的？」

我太孤獨了，我不能把這件事情告訴赫塔，也不能告訴約瑟夫，更不能向我的女伴們傾訴，她們也無能為力。這就是為什麼我甚至渴望和齊格勒達成協議。我瘋了，我覺得一切都瘋了，如果格雷戈爾在這裡，我至少可以和他談一談。「什麼事兒都沒有，」他會擁抱著我說，「你只是做了一個夢。」

懲罰終於來了：它不是毒藥，也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爸爸，上帝是多麼殘忍啊，他用一個生命來懲罰我，他一邊實現我的夢想，一邊在天上嘲笑我。」

週五我回去時，赫塔和約瑟夫已經吃過飯了，他們正準備休息。她披著一件開襟羊毛衫，因為空氣正漸漸轉涼。她勉強地朝我打了一個招呼，而約瑟夫像往常一樣和藹，並沒有詢問他的妻子為什麼對我這麼冷漠。

躺在床上時我的身體有些抽筋，我的腎臟像被火燒著了一樣，我感到有一根針反覆地在我的左乳頭滑進滑出，就像有人決定要把它縫起來，合上它一樣。「不要用它餵養你的孩子：如果你真想撫養這個孩子，就偷走克魯梅爾的牛奶吧。」我的頭像被鉗子夾住了一樣，我的脈搏在不停地抖動。早晨起來的時候，我一陣頭暈目眩。

我揉了揉眼睛，注意到床上有一個黑色的汙點，我的睡衣也髒了。我出血了，我正在失去我的孩子。我跪倒在地，臉埋進了床墊。我正在失去齊格勒的孩子，我用手捂著肚子想留住孩子——「不要走，不要像其他人一樣離開我，和我在一起」——我摸了摸乳房，它們很柔軟，沒有受到任何傷害。一種難以察覺的輕微的煩躁悄然產生，這種感覺我有過很多次。

原來我從來沒有懷上齊格勒的孩子。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艾爾弗裡德會說，「你可真讓人意外，居然不知道當人特別悲傷或身體疲勞虛弱的時候，例假就會遲遲不來。有的時候餓肚子也會導致這樣的結果，但是你並不餓，不像我。我現在在這裡也沒有例假，真應了萊妮說的，我們的例假是同步的。」

我仍然把臉壓在床墊上，我是為了艾爾弗裡德哭泣，我一陣一陣的嗚咽浸溼了床單，直到我聽見了車喇叭的聲音。我把襯布用別針別上。我穿得很快。我沒有遮住床上的紅色，這樣赫塔就可以看見它了。

在巴士上，我把額頭貼在車窗上繼續哭泣，為我那從來不會有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