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夜晚，我脫光了衣服。
我從衣櫃中挑出了一條赫塔曾經批評過的晚禮服，它不同於我在招待會上穿的那件。我開始梳妝打扮。也許在黑暗中齊格勒根本注意不到，但是沒關係。當我梳著頭髮，用粉餅擦拭著臉的時候，我重新體驗到了約會前等待的焦慮。這是為了那個徘徊在我的窗前，就像面對著一個祭壇而害怕褻瀆它的人準備的。但也許相反，出現在我面前的這個人會像面對斯芬克斯時一樣驕傲，我沒有謎語也沒有答案，但是即便有，我也會把它們透露給他。
我開著燈坐在窗前，當他到達時我站了起來。我似乎看到他微笑了，他從來沒有這麼做過。
這些日子以來，如果我聽到房子裡有人的聲音就會關上燈，而他會躲在黑暗裡面。當我再次開啟燈，他就又出現了。我用布蓋住了燈，所以燈光很柔和。關燈是我們的暗號，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發現我們。我躺在床上，心中害怕赫塔會突然進來。為什麼她從來沒有這麼做過呢？有一次我緊張到筋疲力盡，居然睡著了，也不知道他在門外等了多久才離開。他的堅持是一種示弱，對我來說又是一種威嚴。
那是招待會結束整整一個月後的晚上，我雖然沒聽見什麼聲音，但還是關上了燈。我沒有穿鞋，躡手躡腳地走到門口，一聲不響地開啟了房門。確認赫塔和約瑟夫正在睡覺後，我走到廚房，從後門走了出去，繞了一個圈子來到我的窗邊，看見他蹲在那裡等訊號，他看起來是那麼渺小。
我向後退了一步，右邊膝蓋發出了聲響，齊格勒驚得跳了起來。他穿著制服站在我面前，沒有了窗戶的阻隔，他就像在兵營裡那樣嚇著了我。魔法崩潰了，現實以坦率的態度顯露在我的面前。在這個劊子手面前我無依無靠，而且還把自己推向了他。
齊格勒動了一下，抓過我的手臂，將鼻子埋在我的頭髮裡，吸了一口氣，那一刻我也聞到了他的味道。
我走進了乾草房，他跟著我。黑暗沒有一絲裂縫，我一點也看不見齊格勒，但是我能聽到他的呼吸聲。木頭髮出的香氣像海綿的味道一樣，這個熟悉的味道讓我平靜了下來。我坐到地上，他也照做了。
我們的肢體有些不協調，我們什麼也看不見，僅憑嗅覺在對方的身上跌跌撞撞，就好像我們第一次探索自己的身體時那樣。
那之後，我們沒有彼此告知這事不能讓別人知道，但是我們表現得就像我們共同做了這個決定一樣。我們都已婚，儘管我現在是獨自一人。他是黨衛軍的中尉。如果他被發現與一個試毒員發生婚外情會怎麼樣？或許這對他來說不算什麼，又或許這是被嚴令禁止的。
他沒有問我為什麼把他帶到乾草房裡，我也沒有問他為什麼選擇了我。在他的眼睛習慣了黑暗之後，他請求我為他唱一首歌，這是他跟我說的第一句話。我的嘴巴緊貼著他的耳朵，我低低地唱起了歌。我唱的是海克墮胎的那天晚上我給她女兒唱的那一首童謠，那是我父親教我的歌。
赤裸著躺在乾草房中，我想到了那個鐵路工人，那個不屈服的男人。「老頑固。」媽媽曾不經意地這麼喊他。如果他知道我正在為希特勒工作，他會是什麼反應？如果我去了死亡的國度，要在那裡細數我曾經的所作所為，我就沒有辦法否認這件事情。我違犯了他的規矩，他會打我一巴掌，說：「我們從來都不是納粹分子。」我會用手捂著我一邊的臉，我會驚訝，會哀號著告訴他：「這不是我是不是納粹的問題，這跟政治沒有關係，我從來沒有接觸過政治。1933年的時候我才十六歲，我連投票權都沒有。」「你要為你所容忍的政權負責，」我的父親會大聲地喊叫，「任何人都應該擁有在你現在生活的國家裡生存下去的權利，就算這個人想做個隱士，他也有這個權利，你到底理不理解？羅莎，你沒有辦法為自己在政治上犯的錯誤開脫。」「你別再說了，」我的媽媽會這麼乞求的。她當然也會出現，她的外套還披在她的睡衣上，甚至她的味道也還像原來那樣好聞。「她自有主張，她會很快和他了斷的。」「你這麼跟我說話是因為我和另外一個人上床了，對嗎？」我挑釁著回答道，「而你，媽媽，你永遠都不會做這樣的事情。」我的父親重複地說著我沒有辦法為自己開脫。
我們已經在獨裁下生活了十二年，但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是什麼讓人類生活在獨裁統治之下的呢？
「我們別無選擇。」這大概能夠成為我們的辯詞，我只能對我吞下的食物負責任。這是一個無害的動作，吃東西怎麼可能是罪行呢？其他人難道會因為用200馬克一個月的價錢把自己賣了而感到羞恥，會為這高額的薪資和無可比擬的美味而感到羞愧嗎？他們相信，而且我也這麼相信：白白地犧牲了自己才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呢。可是面對父親，我羞愧難當。雖然他已經去世，然而在這樣一位審查員面前，我不能隱藏我的情感。我們嘴上說著我們別無選擇，但是，對於齊格勒，我是有選擇的，本來是有的。可相反的是，我走向了他，是我把自己推向了那個境地。這種恥辱貫穿我的全身，從肌腱到骨頭乃至唾液，不留一處空隙，這種恥辱還被抱在我的臂彎之內，至多有70磅重。我給出的任何辯解和理由都不過是自我安慰。
「你怎麼不唱歌了？」
「我不知道。」
「你怎麼了？」
「這首歌讓我很難過。」
「你可以換一首歌。如果你不想唱的話，就別唱了。我們可以什麼話都不講，就在黑暗裡看著對方，我們知道該怎麼做。」
在赫塔和約瑟夫睡著的寂靜中，我回到了房間。我雙手抱著頭，無法接受剛剛發生的事情。同時，一種暗暗的喜悅讓我間歇性地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沒有什麼會再讓我感到孤獨了，我發現我在抵抗孤獨。我坐在格雷戈爾從童年起一直睡的那張床上，又一次寫下了我的罪行清單，就像我在柏林認識他之前做的那樣。我無法為自己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