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起手臂行納粹禮，不是一件可以矇混過關的事情。二級突擊隊中隊長齊格勒在參加過的許多次會議中已經充分地學習過了。要讓手臂利落而毫不遲疑地抬起來，就必須收緊身上的每一塊肌肉，注意提臀收腹，胸腔起伏時要帶著腳上的動作，伸展膝蓋，橫膈膜鼓起來，喊出「希特勒萬歲」，每一根神經肌腱和神經纖維都必須參與到伸展手臂這個嚴肅的任務中。

有的人伸手不夠有力，肩膀有些僵硬，和標準姿勢要求的「放低手，遠離耳朵」相差甚遠。標準姿勢要求身體對稱，展現出不可打倒的運動員的姿態，至少，希望如此：這樣才能成為不可戰勝的人，才能擁有彌賽亞一樣的救世能力。還有些人，本應該是伸展成45度角的，卻硬是做出了垂直的動作：你伸手的動作根本就沒有展現出你的態度。這時候表達態度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好好敬禮。比如，手指不應該全部張開，你又不是準備塗指甲油。併攏它，伸展它！下巴也要挺起來，額頭朝前，把所有力量、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手臂伸展的線條上，想象著可以用手掌粉碎那些不配贏的人的頭顱——人和人是不同的，種族是可以從外表上看出來的一種靈魂。把你的靈魂都灌注到手臂上，把它奉獻給元首。他不會把這個靈魂還給你，你可以清空你身體裡靈魂的重量。

當然，二級突擊隊中隊長齊格勒是敬納粹禮的專家，他練了很多年，也許他本身就很有天賦。我也有天賦，但是我沒有努力練習。我的敬禮姿勢經受過檢驗，雖然沒有被羞辱，卻也沒有得到表揚。我從小就開始學習滑冰，所以對身體的控制力一向很好，當新學年開始，我們聚集在大禮堂行納粹禮的時候，我甚至習慣性地跳了一下，我的動作趨於完美，自然不可能捱罵。但是，隨後的幾個月裡我慢慢趨向平庸，我沒有在意老師的失望。

當時，奧運聖火從希臘遞出，經過索非亞、貝爾格萊德、布達佩斯、維也納和布拉格，終於到了柏林，在歡迎遊行上，我看見德國少年團的小男孩們穿著制服拍照。然而二十分鐘後，他們就再也沒有辦法忍受一直站著不動了，他們有的把腳搖晃到了另外一邊，有的把舉著的右手甩到了左邊，他們實在是太累了，無心去思考可能到來的懲罰。

無線電傳送著比賽的進展。由於傳輸訊號比較差，元首的聲音有些嘈雜，不過十分洪亮。人們的齊聲歡呼通過電波一直傳到我的耳朵裡。為了國家，人們毫不遲疑地奉獻了一切，他們呼喊著他的名字，神奇又充滿儀式感。這是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名字，雖然國家折磨著它的人民，但是歸屬感讓我們推翻了一旦出生在這裡就會被限制的孤獨感。我從來沒有過對祖國的歸屬感，這是一種錯覺，我想，我只是因為倦怠所以才習慣了它——這不是一種勝利的感覺，這只是為了保持同一性。

我的父親氣憤地關掉了收音機，他一直認為國家社會主義只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就像有些叛逆的少年放蕩不羈的一種形式，這是從義大利傳來的精神病毒。然而，在工作上，他卻被那些參迦納粹黨的人取代了位置。和其他虔誠的天主教徒一樣，他一直在給德國中央黨投票，誰想到，最後他眼睜睜看著中央黨通過了准許希特勒獲取全部權力的法律，促成了自身的瓦解。我的父親忽略了那個轉瞬即逝的「叛國」的慾望，而這個慾望卻在我心裡生根發芽。我想象著在節日的興奮中吞食火腿腸和喝檸檬水的群眾，終於相信無數個不同的、不可替代的個體是可以被單一的意識形態和命運同化的。那時我十八歲。

而那個時候齊格勒多大？二十三歲，或者二十五歲？我的父親在戰爭開始一年半後死於心臟病。齊格勒那個時候應該已經在服兵役了。他知道怎麼敬一個完美的納粹禮，他知道規則並且牢牢遵守它。他隨時準備著用他的軍靴去踐踏貝雅特的塔羅牌，保持著對我傲慢的眼神，他會踐踏任何一個阻礙德國與他宏偉計劃的人。

這就是那天下午我在遇到他幾分鐘之後所想的事情。他剛剛來到克勞森多夫，就已經向我們發出了這樣的警告。這個地方的可怕程度要比從前更甚。曾經指揮著這個營房的軍官如今去哪裡了？我們有時候在走廊裡碰到他，他甚至都不點一下頭。他永遠也不可能做出跑到院子裡衝我們大發雷霆的事情。我們是十條消化道，他當然不會浪費時間去和消化道打交道。

坐在巴士上，我又想起了格雷戈爾。也許他的軍靴踐踏的不是塔羅牌，而是屍體。我不知道他在失蹤以前一共殺過多少人。齊格勒面對的是一個德國女人，而格雷戈爾是一個面對外國人的德國人。他需要更多的仇恨來結束一個生命，或者只需要保持冷漠。那一天，讓我感到生氣的根本就不是齊格勒——而是我失蹤的丈夫。

不，其實是我自己。我的軟弱喚醒了我內心的愧疚，我都記得的——小時候我就咬過弗朗茨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