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格雷戈爾的床上仔細端詳著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是我從床頭櫃上的鏡框裡抽出來的。照片中的格雷戈爾四五歲，我看不出他具體的年齡，他穿著厚厚的雪地靴，眼睛因為太陽光而半眯著。

自從來到格羅斯-帕特斯奇，我就患上了失眠症。其實，在柏林的地窖裡和老鼠為伍的時候，我就開始難以入睡。霍勒先生說，當我們把貓和麻雀都吃完的時候，我們就會把它們也吃了。它們的消亡得不到任何值得紀念的榮耀。霍勒先生還說過，他一緊張，腸胃裡就翻江倒海，而如果他退到我們放著木桶的角落裡，他就只能在那裡留下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了。

我們的行李一直都是準備好的，就是為了發生意外時可以立刻逃走。

不登格斯爆炸之後，我又上樓去了我們的房間。屋子全被淹了，水管被炸壞了，所以水沒過了膝蓋。我開啟了床墊上放著的行李箱，在一堆衣服中找到了一本相簿，它沒有被弄溼。我又開啟了媽媽的那隻箱子，嗅著她的衣服。它們聞起來就像我的一樣，現在她已經去世了，而我還活著。我是這個味道的接管者了，我是她唯一的繼承人。這種感覺讓我覺得更不適了。我在她的行李箱裡找到了一張弗朗茨的照片，那是1938年他到美國幾個月之後寄過來的。從那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他——我的弟弟。這些相簿裡面沒有我的照片，如果早知道要流離失所，我們一定會在一起拍一張照片的。媽媽一定會這麼做的，只是現在她已經死了。

轟炸結束後，我安葬了媽媽的遺體。而我進了好多間空無一人的房子，翻找出櫥櫃裡能吃的東西，狼吞虎嚥，並且偷走了所有我能夠拿走的杯子和茶壺，把它們與媽媽曾放在玻璃展示櫃裡的一套瓷器一起在黑市上賣了。

安妮·朗漢斯收留了我。我們躺在一張床上，小保利娜睡在我們中間，有時候我會假裝認為她是我從未有過的孩子，她的呼吸聲讓我感到安慰，它現在已經比我母親的呼吸聲更讓我熟悉了。我相信，有一天格雷戈爾會從戰場上回來，我們會把家裡的水管重新修好，然後我們會生一個孩子，或者兩個。在睡夢中，他們會像保利娜一樣張開嘴巴緩慢地呼吸。

當格雷戈爾陪著我在菩提樹下大街散步的時候，他顯得尤其高大。道路兩旁的椴樹都不見了蹤影：那時，人們都爭先恐後地想要看清閱兵式中的元首，所以兩旁的椴樹都被砍去了。我將將夠得到格雷戈爾的肩膀，在整個散步的過程中他都牽著我的手。

我問他：「難道你不覺得秘書和老闆這樣的愛情故事太老套了嗎？」

他反問我：「哦，那要是我把你開除了，我就可以吻你了嗎？」

我被他逗笑了。他停了下來，靠在一家商店的櫥窗上，慢慢把我拉向他。我把臉埋在他的羊毛衫裡，止住了笑。我抬起頭看著櫥窗中貼著的肖像：他頭上的光暈是黃色的，明明已經把猶太商人都趕走了，他的眼神還是那麼兇狠。我們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親吻。阿道夫·希特勒祝福了我們的愛情。

我開啟床頭櫃的抽屜，掏出格雷戈爾寫給我的所有的信。我一封接一封地重讀著，就好像能夠聽見他的聲音，假裝他就在我旁邊一樣。日曆上鋼筆標記的十字告訴我，我的夢很快就會成真。

他離開我的那個早晨，我在臥室的門檻上摔倒了，額頭撞上了門框。「你怎麼樣？」我沒有回答。

我似乎是在遇見他之後才知道什麼叫幸福。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我也可以獲得幸福，我眼睛周圍的黑眼圈就像命運。然而命運卻是那般耀眼和飽滿，而且，這是我的命運，是格雷戈爾帶給我的幸福，就好像幸福是這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這是他的使命。

但是，他拋下了他的職責，他有了更重要的事情。「我很快就會回來的。」他對我說道，撫摸著我的太陽穴、我的臉頰、我的嘴唇，並試影像往常一樣，將他的手指塞進我的嘴巴。這是我們之間的默契——他信任我，我相信他愛我，我愛他，我們做愛——但是我牙關緊閉，他只得把手從我的嘴裡抽出來。

我幻想著他在戰壕中快速地移動，他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氣中凝結成一團蒸氣。「這世界上有兩個不明白俄國到底有多冷的人，」他曾在信中寫道，「一個是拿破崙。」另一個是誰，出於謹慎他沒有提。當我問起他們軍隊的行動時，他告訴我，這是軍事機密，不能說。也許這只是為了不讓我擔心而找的一個藉口罷了，也許他正在火堆前用餐，每個士兵的膝蓋上都放著肉罐頭，他們的制服已經變得越來越寬，因為每個人都消瘦了許多。我知道，格雷戈爾一定不會埋怨吃得不好，這樣他的同伴就不會認為他是個負擔。相反，他總是需要有一種別人都依靠著他的感覺，這樣他才能覺得自己是堅強的。

一開始他曾寫信告訴我，和陌生人睡在一起讓他感覺很不舒服。每個人都有武器，任何時候任何人都有可能開槍打死他，或許只是因為打牌引起的爭執，因為一個太過真實的噩夢，因為行軍途中的一場誤會。他不信任他們，格雷戈爾只信任我。但現在他已經開始喜歡他的同伴了，他為自己曾經的那些想法感到羞愧。

格雷戈爾的一位戰友曾經是一名畫家，他在戰爭中失去了兩根指骨，而且不知道以後是不是還能畫畫。畫家公平地憎恨納粹和猶太人。而對於那些熱切的納粹黨來說，他們一點都不關心猶太人的死活，他們確信希特勒根本不會擔心得睡不著覺，他們說，因為元首不允許，所以柏林永遠不會遭到轟炸。然而我父母的房子被炸彈炸燬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足以毀掉他們的這種篤定。有個士兵說，希特勒已經計算好了一切。我丈夫與他在同一個支隊，所以聽見了他的這番話。在戰爭中，雖然他是一個孤獨的個體，但是他感受到他是屬於一個群體的，他的每一個戰友都是他的投射物，一面鏡子照出了無數個自己。是他們，不是我，與他生死與共。

還有一個叫萊因哈德的戰友，他什麼都怕，連看見蝨子都會嚇得跳到格雷戈爾的身上，就像三歲的孩子緊緊抱著父親一樣。我默默腹誹他是個膽小鬼。我在柏林接到的格雷戈爾的最後一封信裡，他寫道，他覺得糞便即上帝不存在的證明。在工作室的時候，每個人都知道格雷戈爾是一個特別喜歡說一些挑戰性話題的人。但是這種大逆不道的話我真是聞所未聞。「在這兒我們每個人都經常腹瀉，」他寫道，「有的是因為食物的原因，有的是因為嚴酷的天氣，還有的是因為擔驚受怕。」萊因哈德在一次戰鬥中拉了一身。這可和當天的作戰計劃完全不同，而萊茵哈德面臨的就是降級的悲劇。

「如果人類真的是由上帝所創造的，」我的丈夫寫道，「你相信上帝會發明一些像糞便這樣粗俗的東西嗎？他就不會想另外一種不令人厭惡的消化方法嗎？糞便就是一種不正常的發明啊。要麼上帝實在是太乖僻了，要麼他就根本不存在。」

就連元首也在和自己的消化問題做鬥爭，克魯梅爾曾經抱怨元首的飲食已經嚴格按照健康標準執行了，但是元首還在額外服用莫雷爾教授給他開的益生菌。最近，連他的這位私人醫生都已經不知道該怎麼治療他了。醫生試圖開一些消炎藥片，可是患者每天居然要吃十五六片。希特勒的確設計了一個防止被敵人毒害的複雜系統，但是他毫無節制地依賴藥片，無疑是在自掘墳墓。

「我其實不應該和你講這些的，我真是太八卦了。」克魯梅爾啞然失笑，「但是你會替我保守這個秘密的，對嗎？」

午飯後我在廚房裡面剝他留給我的一堆豆子。西奧多拉提出來要幫助我，在她看來廚房是她的領地，她看不慣我在沒有她的時候也能勝任工作。我告訴她沒有這個必要，況且克魯梅爾太忙了，根本沒有時間聽她說，他和他的幫廚們一起去火車站拿軍需品了，留下我獨自一人待在廚房裡。

我慢慢地從椅子上下來——為什麼不直接在地板上爬？我悄無聲息地往前挪動，儘量不發出任何噪音，以免引起門外守衛的注意——我在廚房裡飛速拿起了兩瓶牛奶。當我帶上它們離開時，我感到我皮膚下的神經一抽一抽的。總之我很滿意我的大膽行為，我也並不太相信克魯梅爾會發現少了兩瓶甚至四瓶牛奶，或者至少我願意相信他不會發現這件事情。當然，我知道廚房裡進出的每一件物品都被清點過，而且他肯定列過清單，但是他怎麼就能馬上想到我呢？還有這麼多幫廚在呢，也可能是他們拿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