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興趣的是在他的心裡「復甦」了的是哪一些中外作品。與那些只是重刊舊作的老作家不同，汪曾祺是80年代相當活躍且影響頗大的仍在創作的小說家，他所承受的文學傳統經由他的創作為中介，帶進了「新時期文學」。所以弄清楚這些還「活」在80年代小說創作中的文學傳統，就不是毫無意義的了。這些「復甦」的文學作品，我們現在知道，古人有莊子、歸有光、桐城派和一些「雜書」；洋人有契訶夫、阿左林、紀德、弗·吳爾芙；近人有魯迅、廢名、沈從文。這些名字的集合乍看有點古怪，其實並非毫無相通相同之處，毋寧說其相關性是很明顯的，它們顯現了「中國現代抒情小說」在一個作家身上體現出來的古今中外的某些淵源。我曾在別處談到，作為「印象主義」小說家和劇作家的契訶夫，在貫通中外古今文學傳統時所起的重要「中介」作用。sup/sup一個少年時熟讀《先妣事略》、《項脊軒志》、《寒花葬志》的人，欣賞歸有光「以清談文筆寫平常人事」的手法，當他讀到契訶夫時將感覺如何呢？汪曾祺的一個頗新鮮的說法回答了我以前模糊的揣測：「我覺得歸有光是和現代創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現代味兒的一箇中國古代作家。我認為他的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的方法很有點像契訶夫。我曾說歸有光是中國的契訶夫，並非怪論。」sup/sup顯然，這種已經「歸有光化」了的契訶夫傳統或已經「廢名化」、「林徽音化」了的吳爾芙傳統，是較易被後起的作家們接受的。
所謂「復甦」也只是相對而言，傳統不可能原原本本地「保鮮」然後「解凍」，只能被80年代的當代人「重構」。就汪曾祺自己而言，那些中外作品的影響，如今也都已消融在自己的風格中去了：「我現在歲數大了，已經無意於使自己的作品像誰，也無意於使自己的作品不像誰了。別人是怎樣寫的，我已經模糊了，我只知道自己這樣寫法，只會這樣寫了。我覺得怎樣寫合適，就怎樣寫。」sup/sup時間從記憶和遺忘兩方面幫助了作家，前者使40年代接受的文化遺產重新進入了80年代的創作系統，後者使這些遺產以「釀製」過的渾成的而不是生澀的形態進入這一系統。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裡。現代與傳統的虛假對立在這團搓揉了近四十年的面裡已經消弭了。當新進作家笨拙地從頭學習「意識流」或「筆記小說」時，汪曾祺的小說令人驚喜地提供了可作參考的由「生」至「熟」的一條路徑，而且，他帶你由這條路徑去重新認識了沈從文、廢名和魯迅，重新認識了那些古人和洋人。儘管，汪曾祺說「你要認老師，還得先見見太老師」，sup/sup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但是，成功的學生的榜樣畢竟比老師或太老師更易親近。
現代派的意識、技巧，40年代新文學成熟期的經驗，怎樣有機地組合在滲透在一個80年代中國人對鄉土文化的審美表現之中？這正是身處日趨激烈的東西方文化碰撞中上下求索的一部分新進作家深感興趣的事情。汪曾祺的小說遂成為80年代中國文學——主要是所謂「尋根文學」——與40年代新文學、與現代派文學的一個「中介」。
不必誇大這一點，卻也無法忽視它。
四語言和態度
從風格、文體、敘述語言等方面來討論這一「中介」作用自然是對路的。汪曾祺本人極重視這些方面，他的小說成為許多從事「文本批評」的朋友的好材料。但在汪先生本人看來：「小說作者的語言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語言體現小說作者對生活的基本的態度。」sup/sup文本連著人本。限於篇幅，我想直截了當地切入「態度」這一層面來討論問題。由他承繼的文學傳統和汲取的外來營養，汪曾祺的敘述風格給80年代中國文學提供了何種「對生活的基本的態度」？從分析小說入手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從我現在的角度（文學史的角度），我對汪曾祺的兩類文字感興趣：一是由他所強調的他的老師沈從文的當代意義；一是他對年輕作家阿城和何立偉所作的評論。
有關沈從文的文章有好些篇，值得注意的要數《沈從文的寂寞》：「沈先生的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不知道為什麼，多年來不被理解。‘我作品能夠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乎買櫝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也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沈先生不能不感到寂寞。」sup/sup那麼什麼是沈先生所希望重造的民族品德呢？汪曾祺大段引述了《從文習作選·代序》裡的話，相信在「另外一時」，人們將「從一個鄉下人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燃燒的感情，對於人類智慧與美麗的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讚頌，以及對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汪曾祺發問道：「莫非這‘另外一時’已經到了麼？」sup/sup這或許是滿懷希望的發問，這正可以解釋他讀到阿城和何立偉的小說時的那種欣喜的心情。
慣於用哲學史的大範疇來硬套當代文學作品的人，或許以為汪曾祺會往「道家思想」方面與阿城認同。出乎意料之外，汪先生說：「我不希望把阿城和道家糾在一起」，「我不希望阿城一頭扎進道家裡出不來」。就憑棋呆子王一生的那副吃相，恐也與道家風範相去甚遠。汪曾祺欣賞的恰恰是阿城寫了「吃」和「下棋」。「正面寫吃，我以為是阿城對生活的極其現實的態度。」汪先生自己的小說也極注意寫「吃」，把吃看作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在《賣蚯蚓的人》裡有極醒豁的表露。「下棋」則體現了另一層次的生存價值，自我實現的需要。人是需要這麼一點精神的。汪曾祺筆下的許多人物，也正體現了這種日常勞作中的「真人生」。他讚賞阿城這一代「知青」在底層得來的領悟：「老老實實地面對人生，在中國誠實地生活。」sup/sup
對何立偉，則是從他與廢名的異同來立論的。何立偉「像一個坐在發紫發黑的小竹凳上看風景的人，雖然在他的心上流過很多東西。」他寫一種封閉的古銅色的生活，溢著梔子花一樣的哀愁，這哀愁與廢名相似，出於對生存於古樸世界的人的關心。但汪曾祺欣喜於他的不停留在哀愁裡，終於表現了憂憤，在手法上也突破了「絕句」式而接近了「五古」，認為何立偉走過的這條道路和自己「有點像」。sup/sup
汪曾祺對前輩後生的闡釋其實也闡釋了自身。集中在兩點上：一是熱愛生活，在任何逆境中也不喪失對生活帶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一是要在事業、職業、日常勞作中追求一種人生境界。可以說並無多少深刻或高超之處，簡單得近乎老生常談。但是，在每一個「價值失落」因而急需「價值重建」的年代，人們總是先回到最簡樸最老實的價值基線上。有一些基本需要決定了一些基本價值，比如前面提到的「吃」。蔑視老百姓的基本生理需求帶來的惡果至今仍在困擾國人。還有一些建立在安全、人際交流等需要上的價值，如勇氣、謹慎、忠誠等等。最後是建立在自我實現的需要上的價值，如信仰、理想等等。我們的時代決非價值的缺乏，價值的內容和結構有所變易，但其基線不會消失，也很難設想文學創作會往「價值真空」中進行。我們的時代是價值系統的衝突混亂。在這曠日持久的混亂中，一批「知青」作家回到了最簡樸的價值基線上思考「真人生」，因而與20世紀中國文學中一些先輩的思考不謀而合。只停留在這條基線上是危險的，但取消一切基線的態度不可能被他們接受。你會說，用審美主義或抒情的人道主義來維持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生活勇氣，是軟弱無力的，正如一些自恃掌握了「鐵的必然性」並自認「殘酷」的批評家一再申說的那樣。然而我們將繼續在混亂中細心比較各種「態度」。比較的責任是沉重的。但必須先有「態度」。
我願意這樣來理解汪曾祺的意義。
1988年10月於海淀蔚秀園
《美學感情的需要和社會效果》，《晚翠文談》（以下引自本書只註明頁碼）第24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88。
《小說創作隨談》第51頁。
《關於〈受戒〉》第3頁。
《關於〈受戒〉》第5頁。
《橋邊小說三篇·後記》第119頁。
參見黃子平《論中國當代短篇小說的藝術發展》，《文學評論》1984年第5期；凌宇《中國現代抒情小說的發展軌跡及其人生內容的審美選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2期。
《關於〈受戒〉》第4頁。
袁可嘉《詩人穆旦的位置》，《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第1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
唐湜《憶詩人穆旦》，《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第154頁。
《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第15頁。
《我是一箇中國人》第41頁。
《晚翠文談·序》第2頁。
《晚翠文談·序》第4頁。
黃子平《筆記人間》，《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5期。
《晚翠文談·序》第4頁。
《談風格》第102、105頁。
《談風格》第102、105頁。
《關於小說語言（札記）》第82頁。
《沈從文的寂寞》第161頁。
《沈從文的寂寞》171頁。
《人之所以為人》第189—194頁。
《從哀愁到沉鬱》第195—202頁。
作者「汪曾祺」的其他小說
《慢煮生活》《受戒：汪曾祺小說精選》《此間風雅》《邂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