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文學、法國文學、英國文學、俄羅斯文學、美國文學和日本文學介紹到我國已經有了很長一段歷史，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期出現了大量各國文學譯本。特別是日本文學，據查，在明代已經有李言恭、鄭傑編纂的日本短歌39首被譯為中文。澳大利亞文學進入中國則是比較近期的事。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詹姆斯·阿爾德里奇（jamesaldridge）的小說《外交官》（thediplomat）的中文譯本，這是我國出版的第一部澳大利亞小說。1954年出版了弗蘭克·哈代（frankhardy）的《幸福的明天》（journeyintothefuture）和《不光榮的權力》（powerwithoutglory），此後又陸續出版了一些長篇和短篇小說以及一些詩集和劇本，包括凱瑟琳·蘇珊娜·普里查德（katharinesusannahprichard）的《沸騰的九十年代》（theroaringnineties），朱達·沃頓（judahwaten）的《不屈的人們》（theunbending）等。但是，總的來說，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國的澳洲文學翻譯不僅數量很少，而且，由於當時的時代背景，翻譯的選題範圍狹窄，作品內容單一。

這一局面的改變得益於1978年我國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在這一年，發生了一些對澳洲文學翻譯具有深遠意義的事情。安徽大學成立了大洋洲文學研究所，推出《大洋洲文學》期刊，翻譯出版了澳大利亞、紐西蘭的一些文學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劉壽康翻譯的《勞森短篇小說集》。這一年年底，教育部將全國選拔出的9位中年教師集中於北京，準備派往悉尼大學。這就是日後人們戲稱「九人幫」的一批學者。在悉尼大學，他們雖然分屬英文系和語言學系攻讀碩士學位，但多數都選學了澳大利亞文學課程。這一批學者在學成歸國後，在推動澳大利亞研究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在這一年，李堯先生開始了他漫長的文學翻譯之旅。

二十世紀八十和九十年代是一個熱氣騰騰的時代。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呈現出勃勃生機。在這一時期出版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包括艾倫·馬歇爾（alanmarshall）的《我能跳過水窪》（icanjumppuddles），羅爾夫·博爾德沃德（rolfboldrewood）的《空谷蹄蹤》（robberyunderarms），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white）的《風暴眼》（theeyeofthestorm）、《人樹》（thetreeofman）、《探險家沃斯》（voss）、《樹葉裙》（afringeofleaves）和《鏡中瑕疵》（flawsintheglass），邁爾斯·弗蘭克林（milesfranklin）的《我的光輝生涯》（mybrilliantcareer），蘭道夫·斯托（randolphstow）的《歸宿》（totheisland），托馬斯·肯尼利（thomaskeneally）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list）和《內海的女人》（womanoftheinnersea），彼得·凱里（petercarey）的《奧斯卡和露辛達》（oscarandlucinda）以及一批短篇小說集和詩集。傑克·希伯德（jackhibberd）的劇本《想入非非》（astretchoftheimagination）不僅翻譯出版，而且在京滬兩地公演。綜前所述，可以看出我國譯者不斷拓展澳大利亞文學翻譯的範圍，將不同背景、不同流派的作家納入自己的視野，使得澳洲文學翻譯在我國不僅數量激增，而且內容也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

致力於翻譯和介紹澳大利亞文學的中國學者是一個群體，既包括早期的馬祖毅、劉壽康等，也包括八十年代初從澳大利亞歸來的留學學者黃源深、胡文仲等，他們一直處在澳大利亞文學翻譯、教學和研究的第一線。譯者中還包括朱炯強、葉勝年、曲衛國、歐陽昱、李堯等。這一大批譯者在介紹和推廣澳大利亞文學方面成績顯赫。其中李堯的貢獻尤為突出。除了文學翻譯，還應該特別提到黃源深教授撰寫的《澳大利亞文學史》以及王國富教授主編翻譯的《麥誇裡英漢雙解詞典》，這兩部鉅著對於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和翻譯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堯先生致力於文學翻譯四十年，主要從事澳大利亞文學翻譯，也翻譯出版了部分英美文學作品，總計52部，字數逾千萬，在我國翻譯界如此多產的譯者實屬少見。李堯翻譯的作品涵蓋澳大利亞作家老中青三代，既包括老一代作家帕特里克·懷特，托馬斯·肯尼利，亞歷克斯·米勒等，也包括中年作家彼得·凱里，尼古拉斯·周思等，還包括一些年輕的兒童文學作家。從文學流派看，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魔幻現實主義都囊括其中。此次出版的《李堯譯文集》只佔他翻譯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的約三分之一。收入集子的作品大部分獲得過文學大獎，在澳洲文學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些則是考慮到作家在中國的影響或者題材與中國有關。這一譯文集集中反映了李堯在澳大利亞文學翻譯方面的成就。

李堯先生1966年畢業於內蒙古師範大學外語系，從事記者工作和文學創作二十餘年，發表過報告文學、散文、小說等近百萬字，1986年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正是由於李堯的作家背景，他翻譯的文學作品具有一個突出特點：文字優美，行文流暢。閱讀他翻譯的作品，給人以歡暢淋漓的感覺。李堯回憶說：「我翻譯小說的時候，常常是從一個寫小說的人的角度出發，像我自己寫小說一樣，體會、捕捉作者的思路，創作的技巧，注意人物性格化語言的翻譯。不是隻從字面上去對應。我看懂原文，就用自己的語言而不是字典上的意思去翻譯。這樣譯出來的東西就比較鮮活，可讀性強。」翻譯亞歷克西斯·賴特（alexiswright）的《卡彭塔利亞灣》（carpentaria）難度很大。作者是澳大利亞當代最有成就的原住民作家。小說涉及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宗教信仰、部族矛盾、生產生活方式、風土人情、歷史淵源等，而且寫作方法也比較獨特。李堯在翻譯這部小說前，大量閱讀了有關澳大利亞原住民歷史文化的著作，同時不斷和作者聯絡，取得她的幫助。悉尼大學在授予李堯榮譽文學博士學位時指出：「《卡彭塔利亞灣》是李堯畢生從事文學翻譯和四十餘年來中澳文化交流的巔峰之作。」有評論指出：「《卡彭塔利亞灣》是純文學性文本，李堯先生翻譯策略的選擇，讓譯文洋溢著一種夢幻般的抒情色彩，充滿文學情調，讓讀者感受到澳大利亞古老土地的荒蕪。」

翻譯從來都不是簡單地把一種語言變成另一種語言的過程。王佐良先生對於翻譯，特別是文學翻譯，曾經發表過許多重要的論述。他指出：「因為有翻譯，哪怕是不免出錯的翻譯，文化交流才成為可能。語言學家、文體學家、文化史家、社會思想家、比較文學家都不能忽視翻譯。這不僅是因為通過翻譯者的辛勤勞動才使得一國的文化遺產能為全世界的人所用，還因為譯者做的文化比較遠比一般人要細緻、深入。他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李堯正是通過他的文學翻譯將獨特的澳洲大陸文化介紹給了擁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人民。

李堯先生幾十年來耕耘在澳大利亞文學翻譯這片土地上，他的勤奮努力非常人所可比擬，他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節假日也很少休息。他在澳大利亞文學翻譯方面的成就獲得了廣泛的認可，於1996、2008、2012年三次獲得澳中理事會頒發的澳大利亞文學翻譯獎。2014年被悉尼大學授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表彰詞指出，李堯「在中國，在文學翻譯和澳大利亞研究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把許多澳大利亞作家介紹給中國讀者，包括帕特里克·懷特，托馬斯·肯尼利，亞歷克西斯·賴特，為中國讀者更好地瞭解澳大利亞和澳大利亞人民提供了豐富的資源」。

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在中國的成功首先是由於譯者的努力和奉獻，但與澳大利亞作家們對中國的友好感情也緊密相關。許多譯者都與澳大利亞作家有過密切而友好的交流，從他們那裡得到了無私的幫助。澳中理事會在推動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和澳大利亞學術研究方面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最後，還應該提到中國出版界對於澳大利亞文學翻譯的興趣和關注。沒有他們一以貫之的支援就不可能有今天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在中國的豐收。

2018年適逢中國澳大利亞學會成立三十週年，也恰是李堯先生從事文學翻譯四十週年。北京外國語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西悉尼大學和在華澳大利亞研究基金會共同發起出版的十卷本《李堯譯文集》既是對於李堯幾十年來從事澳大利亞文學翻譯的充分肯定，更是繁茂的中澳文化交流之見證。我們相信，澳大利亞文學翻譯事業今後在我國必將取得更長足的進步，在促進中澳文化交流方面也必將起到更大的作用。

2017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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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弘：《20世紀我國的澳大利亞文學研究述評》，《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

張華：《紐馬克文本翻譯理論與李堯文學文本翻譯策略》，《安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王佐良：《翻譯中的文化比較》，《王佐良全集》第8卷252頁，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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