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永珍》（omni）1986年10月

著斯蒂芬·金/stephenking

譯姚向輝

斯蒂芬·金就不需要介紹了，暢銷書作家，屢獲大獎，著有《魔女卡麗》（carrie）和廢土傑作《末日逼近》（thestand）等小說。儘管他以長篇小說及其改編的電影而聞名，他同時也是一位多產的短篇小說家，作品集結於數本短篇集中：《世事無常》（everything'seventual）、《夜班》（nightshift）、《故事販賣機》（skeletoncrew）和《夢魘幻景》（nightmares&dreamscapes）。本篇收於《夢魘幻景》中，首刊於1986年的《永珍》（omni）雜誌。它獲得了世界奇幻獎的提名，最近還被改編為一小時的電視電影，是tnt電視臺劇集《夢魘幻景》中的一集。

有幾個因素能決定選哪篇小說作為一部選集的卷首故事。你可以選作者非常有名的，可以選好得出奇且充滿情感的，也可以選為整本書奠定基調的。本短篇同時具備這三個因素。

我想告訴你戰爭如何結束，人類如何墮落，還有彌賽亞如何死亡——史詩般的故事，值得大書特書幾千頁，精裝本足以塞滿一面書架，但你（假如以後還存在能讀到這些文字的「你」）肯定更願意讀個脫水版就算了。直接注射起效最快。估計我還有四十五分鐘到兩小時，究竟多久得看我的血型了。我猜自己是a型，那樣我能多掙扎一陣子，但很可惜我根本不記得。如果實際上是o型，我假設存在的朋友，那你看到最後恐怕就是許多空白頁了。

總而言之，我先做好最壞的打算，能寫多快就寫多快好了。

我用的是電動打字機，波比的文書處理機更快，但發電機的線路太不穩定，哪怕裝了穩壓器，我還是不太有把握。我只有一次機會，我可不想漫漫歸家路走到大半截，然後電壓陡降，或者電流浪湧大得超過了穩壓器的控制範圍，結果我只能眼睜睜看著所有文字升向資料天堂。我叫霍華德·弗諾伊，一個自由作家。我弟弟羅伯特·弗諾伊就是彌賽亞。四小時前，我用他本人的發明殺了他。他管那東西叫「鎮靜劑」。叫「天殺的大錯誤」恐怕更合適，但已經成為結果的事情無法撤銷，愛爾蘭人幾百年來一直在這麼說……完全證明了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渾球。

媽的，我不能總是瞎打岔。

波比死後，我找了條毯子給他蓋上，坐在小木屋客廳唯一的窗戶前，盯著森林看了三個小時。你以前能看見北康威鎮高壓鈉燈的橙色輝光，但現在沒有了。現在你只能看見白山山脈——像是孩童用縐紙剪出的一個個黑色三角形，還有毫無意義的群星。

我開啟收音機，掃過四個波段，只找到一個瘋子，於是又關掉了收音機。我坐在那兒，思考該怎麼講述這個故事。我的思緒一次次滑向無邊無際的黑暗松林，那巨大的虛無。最後，我意識到我不能再這麼消磨時間了，只能給自己注射毒藥。媽的，離了截稿期我就什麼都寫不出來。

老天在上，現在我有了個貨真價實的截稿期。

我和弟弟都很聰明，我們的父母再沒有什麼別的期待了。老爸主修歷史，三十歲就成了霍夫斯特拉大學的全職教授。十年後，他是華盛頓國家檔案館的六位副主任之一，而且有資格再進一步。他為人也相當不賴，收藏了查克·貝瑞錄製過的所有唱片，彈得一手好布魯斯吉他。我老爸白天歸攏檔案，夜晚沉迷搖滾。

老媽以優等成績從德魯大學畢業，獲得了ΦΒk學會的榮譽鑰匙，有時候會別在那頂俏皮的軟呢帽上。她在華盛頓成為一名出色的註冊會計師，遇見老爸，嫁給他，懷上區區在下我之後就暫時歇業了。我於1980年出生。1984年，她幫老爸的幾位同事打理稅務，她說這是她的「業餘小愛好」。1987年波比出生的時候，她在為十幾位大人物打理稅務、投資組合和不動產規劃。我可以報上他們的名字，但誰他媽還在乎呢？他們現在不是死了就是已經痴傻。

我猜她靠「業餘小愛好」每年掙的錢比老爸多得多，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他們自己過得開心，相處得也很愉快。我經常見到兩人拌嘴，但從來沒見過他們爭吵。我慢慢長大，發現我老媽和我那些玩伴的老媽只有一點不同：電視播放肥皂劇的時候，他們的老媽在閱讀、熨衣服、縫縫補補或者打電話，而我老媽在計算器上按來按去，在綠色大紙上寫下許多數字。

我沒有讓錢包裡裝著門薩金卡的這對夫妻失望。我的公立學校成績不是a就是b（據我所知，他們根本沒考慮過讓我和弟弟去唸私立學校）。我很早就會寫字，而且毫不費力。二十歲那年我賣掉了第一篇雜誌文章，內容是獨立戰爭時大陸軍如何在福吉谷苦熬寒冬。我把文章賣給了一本航線雜誌，得到四百五十塊錢。親愛的老爸問我能不能把那張支票賣給他。他簽了張他的個人支票，將航線雜誌寄來的支票裝框，掛在他的辦公桌上方。不得不說，他是一位富有浪漫氣息的天才。會彈布魯斯吉他的浪漫天才。相信我，比我差勁的孩子大有人在。當然了，他和我母親去年都過世了，死的時候精神狂亂，屎尿都拉在褲子裡，和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幾乎所有人一樣。但是，我到最後也依然愛著他們。

我屬於配得上父母期待的那種孩子——聽話、聰明、有天賦，在充滿愛和信心的氣氛中很早就顯露出天賦，有信仰，熱愛和尊重父母。

波比就不一樣了。連老爸老媽這種門薩會員都不知道該怎麼對待波比這樣的孩子。從一開始就不知道。

我比波比早了整整兩年學會自己上廁所，我也只有這一點比他強了。但我從來沒有嫉妒過他。一個還算不錯的退伍軍人聯盟投手會嫉妒諾蘭·瑞安和羅傑·克萊門斯這樣的職業棒球大聯盟投手嗎？過了一定的程度，導致嫉妒的競爭心態就會消失。我有過這種體驗，我可以告訴你：過了一定的程度，你只會後退幾步，遮住眼睛，免得被對方耀眼的閃光灼傷。

波比兩歲識字，三歲開始寫短文（《我們的狗》，《與媽媽去波士頓》）。到了六歲，他的字難看得令人吃驚，但經過謄抄，他仍在發育的運動控制能力不再幹擾閱讀之後，你會覺得作者是個聰明但異常天真的五年級學生。他以可怕的速度從單句發展到複合句和更復雜的句子，以怪異的直覺領悟了從句、子從句和定語從句。他偶爾也會搞混語法，放錯修飾語的位置，但絕大多數作家一輩子都難以克服的這些障礙，他不到五歲就把它們踩在了腳下。

他開始頭痛。爸媽害怕他有什麼生理疾病（比方說腦腫瘤），帶他去看醫生。醫生仔細檢查他的身體，然後更仔細地聽他說話，最後告訴父母波比沒什麼問題，只是心理壓力太大：他處於極度焦慮之中，因為他的寫字的手不像大腦那麼運轉自如。

「你們的孩子在試圖排出精神結石。」醫生說，「我可以給他的頭痛開個處方，但我覺得他真正需要的是一臺打字機。」於是老爸和老媽給了波比一臺ibm打字機，幾年後的聖誕禮物是裝有「文字之星」軟體的commodore64電腦。在我說其他事之前，有一點要補充一下，那就是接下來的三年多時間裡，波比始終相信那臺文書處理機是聖誕老人放在我家樹底下的。現在回想起來，我勝過波比的還有這個：我很早就不再相信聖誕老人了。

關於我們的童年時光，我有許多話可以說，雖然總得說點什麼，但時間有限，我就長話短說了。截稿期。哎呀呀，截稿期。我看過一篇很好玩的短文，《亂世佳人精華版》，大致是這樣的：

「戰爭？」郝思嘉大笑，「哈，無聊！」

「砰！衛希禮去打仗！亞特蘭大被燒！白瑞德來了又走了！」

「真是無聊，」郝思嘉流淚道，「明天再去想吧，因為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第一次讀的時候我笑得前仰後合，現在我不得不寫類似的記錄，忽然就覺得沒那麼好玩了。我的故事是這樣的：

「一個智商無論怎麼測都爆表的孩子？」英迪婭·弗諾伊對她親愛的丈夫理查德說，「真是無聊！我們要創造良好的環境，幫助他和他那個不怎麼蠢的哥哥，讓他們的智力繼續成長。老天在上，他們就是兩個最平常不過的美國少年，我們就要這麼養育他們！」

砰！弗諾伊兄弟長大了！霍華德去弗吉尼亞州立大學唸書，以優等成績畢業，以自由作家為業！過得相當愜意！和許多女人約會，帶上床的就沒那麼多了！沒有染上性病和藥癮！買了一套三菱音響！每週至少寫一封信回家！出版了兩本小說，賣得不錯！「真是無聊，」霍華德說，「我就適合這樣的生活！」

確實如此，直到那天波比突然（就像個標準的瘋狂科學家）露面，帶著兩個玻璃匣子，一個匣子裝著蜜蜂的蜂巢，另一個裝著黃蜂的蜂窩。波比反穿一件蒙福德體育系的t恤，即將摧毀全人類的心智，快活得像是漲潮時的牡蠣。

像我弟弟波比這樣的人，每兩三個世代只會出一個，比如李奧納多·達·芬奇、牛頓、愛因斯坦，也許還有愛迪生。他們似乎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就像巨型羅盤，漫無目標地轉動良久，尋找正北的方向，找到後以可怖的力量抓住不放。但在最後成功之前，這種人都會成天口吐狂言，波比也不例外。

他八歲我十五歲的時候，他來找我，說他發明了一架飛機。那會兒我已經很熟悉波比了，所以我只說了兩個字「扯淡」，就把他趕出了我的房間。後來我去車庫，看見一個怪里怪氣的三合板裝置架在他的「美國快車」紅色小車上。這東西有點像戰鬥機，但機翼不是後掠而是向前傾斜的，搖擺木馬的鞍座用鉚釘固定在中央，側面有個控制拉桿，但沒有發動機。他說這是滑翔機。他要我把他從卡里根山上推下去，那是格蘭特公園裡最陡峭的一段山坡，正中央有一條方便老人家使用的水泥小徑。波比說，那就是他的跑道。

「波比，」我說，「這鬼東西的機翼裝反了。」

「沒有反，」他說，「就應該是這樣。《動物王國》有一集說的是老鷹，它們向獵物俯衝，然後逆轉翅膀飛上去。老鷹的翅膀是雙關節的，明白嗎？這樣能得到更大的升力。」

「那空軍的飛機為啥不是這樣的？」我問，渾然不知美俄兩國空軍都正在繪圖板上設計這樣的前掠翼戰鬥機。

波比只是聳聳肩。他不知道，也不關心。

我們爬上卡里根山，他騎上木馬鞍座，抓住控制拉桿。「使勁推我。」他說，眼睛裡閃爍著我非常熟悉的瘋狂光芒——天哪，他那雙眼睛有時候會亮得像是點燃的蠟燭。我敢對天發誓，要是我認為那東西真能飛起來，就絕對不會使那麼大勁推他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真的能飛，所以用盡力量推了一把。他靠慣性衝下山坡，大呼小叫像個剛跑完長途的牛仔，正要去鎮上喝幾杯冰啤酒。一位老婦人跳開給他讓路，他險些撞到另一位拄柺杖的老先生。衝到半山坡，他一拉控制桿，我目瞪口呆地看著三合板飛機和紅色小車分開了，那一瞬間我真是既驚又恐。剛開始飛機只是飄在小車上方几英寸處，像是隨時會落回去。忽然吹來一陣大風，波比的飛機立刻升上半空，像是被看不見的繩索拽了起來。紅色小車沿著水泥小徑向前衝進灌木叢。波比突然飛上了十英尺高的半空，然後是二十英尺，五十英尺。他坐在前掠翼滑翔機上飛過格蘭特公園，歡呼不已。

我追了上去，叫他快下來，腦海裡浮現出他翻下木馬鞍座，身體被樹枝或某一尊雕像刺穿的可怕場景。弟弟葬禮的樣子不僅是想象，簡直就是我在現場目睹。

「波比！」我尖叫道，「下來！」

「噫——呀——！」波比對我大喊，聲音微弱但顯然非常開心。下棋的、扔飛盤的、讀小說的、談戀愛的、慢跑的人紛紛停下來，詫異地望著波比。

「波比，那鬼東西他媽的沒有安全帶！」我叫道。在我印象中，這是我第一次說那三個字。

「我——沒——事——」他扯開嗓門歡呼，但我驚恐地發現我幾乎聽不見他的聲音了。我一路尖叫著跑下卡里根山，根本不記得我都在喊些什麼，只知道第二天嗓子啞得幾乎發不出聲音。我記得我跑過一個身穿三件套西裝的年輕人，他站在山腳羅斯福雕像旁邊。他看著我，用聊天的語調說：「跟你說啊，朋友，我這麥角酸的勁兒又上來了。」

我記得那個奇形怪狀的黑影掠過公園的綠色草地，在長椅、垃圾筒和圍觀者仰起的面孔上起伏變幻。我記得我追趕那影子。我記得我告訴母親，波比那架本就不該飛起來的飛機，被一陣怪風吹得上下倒翻，波比短暫但天才的飛行員生涯在d街上摔得粉碎，母親的表情開始扭曲，然後痛哭流涕。

從現在的結局來看，波比當時要是真的粉身碎骨反而對大家都好，可事實並非如此。

波比傾斜著飛向卡里根山，抓著飛機的尾巴，一直沒有摔下來；他壓低機首，飛向格蘭特公園中央的小池塘。他在水面上方五英尺滑翔，然後是四英尺……然後機首劃破水面，拉出兩道白色尾跡，驚起永遠氣定神閒（而且喂得過肥）的一群野鴨，野鴨繞著他憤怒大叫，而他笑得喜不自勝。他從另一頭飛出池塘，從兩條長椅之間穿過，機翼被長椅折斷。他從鞍座上飛出去，腦袋磕了一下，開始大聲叫罵。

這就是有了波比的生活。

並不是所有事情都這麼離奇——實話實說，在他發明鎮靜劑之前，我覺得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出奇的。我之所以要講上面這個故事，是因為我覺得最極端的事例最能說明一個人的本性：生活中多了波比，你的精神就會經常受到衝擊。他九歲那年開始在喬治敦大學學習量子物理和高等代數的課程。有一天，他用自己的聲音覆蓋了我們那條街（以及周圍四個街區）的所有收音機和電視機訊號；他在閣樓上發現了一臺舊的便攜電視機，改造出一個寬頻無線電廣播電臺。一臺古老的黑白電視機，十二英尺長的高保真電纜，屋頂上的一個鐵絲衣架，然後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了。近兩個小時，喬治敦的四個街區都只能收到wbob頻道，也就是我弟弟的電臺。他朗讀我的短篇小說，講傻乎乎的笑話，解釋烘焙豆類富含硫化物，所以我們老爸每週日在教堂才放那麼多屁。「不過他絕大多數時候放的都是悶屁。」波比對大約三千名聽眾說，「有時候他會憋一個特別響、特別長的，留給讚美詩。」

老爸對此可不怎麼高興，他向通訊委員會繳納了七十五塊罰款，從波比下一年的零花錢裡慢慢扣除。

生活中有了波比，我的天……請看，我在哭。這是真情實感，還是藥效發作？應該是前者——上帝知道我有多麼愛他，不過我覺得我還是快點寫下去為妙。

出於各種實際原因，波比十歲從高中畢業，但沒有去唸文學士或理學士，後續學位就更別提了。他腦袋裡的那個巨型羅盤正在轉啊轉啊轉，尋找它想指向的正北。

波比鑽研了一陣物理，又痴迷了一陣化學（時間短一些），但他對數學缺乏耐心，因此這兩個領域都沒能留住他。所謂的「硬科學」他雖然能搞懂，但也覺得厭倦。

十五歲，他迷上了考古學——我們家在北康威有個避暑住處，他把附近的白山山脈挖了個遍。通過研究箭頭、燧石甚至新罕布什爾州中部地區那些中石器時代洞穴裡的篝火灰燼，他重建出當地印第安人的歷史。

但那陣勁頭也過去了，他開始閱讀歷史和人類學著作。十六歲那年，波比請求加入一支探險隊，那是新英格蘭地區的人類學專家要遠征南美洲，我父母勉強答應了。

五個月後他回來時，這輩子第一次曬得黝黑，而且長高了一英寸，減了十五磅體重，性格也更安靜了。雖說波比依舊開朗樂天，但從小到大一直都在的那種少年生氣（有時候很能感染人，有時候讓人厭倦）不見了。他長大了。我第一次聽他談起新聞……都是可怕的新聞，明白嗎？2003年，巴勒斯坦解放陣線一個名叫「聖戰之子」的分支組織（荒唐的是，我覺得這個名字像是西賓夕法尼亞州某處的一個天主教社群服務組織）在倫敦引爆了一顆髒彈，汙染了全城六成的面積，剩下四成對打算要孩子或者想活過五十歲的人來說也很不健康。同一年，美國試圖封鎖菲律賓，因為塞德尼奧政府接納了「少量」中共顧問（根據間諜衛星提供的資料，大約是一萬五千人左右），結果被迫讓步，因為：首先，中國說美國不撤軍他們就傾巢發射導彈，這可不是開玩笑的；其次，美國人民沒什麼興趣為了菲律賓群島的事情集體送死。還是同一年，另外一群瘋狂的龜孫子（好像是阿爾巴尼亞人）企圖在柏林用空氣噴灑艾滋病病毒。

這種事讓所有人心情消沉，但波比更是消沉得腦漿都快淌出來了。

「人類為什麼這麼壞？」某天他這麼問我。時值八月末，我們在新罕布什爾州的避暑住處，大多數物品已經裝進盒子和行李箱。告別前的那種淒涼氣氛籠罩了小木屋。我要回紐約，波比要去得克薩斯州的韋科，他整個夏天都在讀社會學和地質學課本（這個組合夠不夠神經？），他說他要去那裡做幾個實驗。他的語氣自然而輕鬆，但過去這幾個星期，我不止一次看見老媽用特別意味深長的眼神打量波比。老爸和我都沒有起疑心，但我估計老媽知道波比的羅盤終於不再亂轉了，開始指向某個確定的方位。

「人類為什麼這麼壞？」我問，「你要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最好有人回答一下，」他說，「按照最近的事態發展，越快越好。」

「人類一直就是這樣的啊，」我說，「為什麼這樣？因為這是人類的天性。想找個責怪物件的話，就怪上帝吧。」

「胡說八道。我不相信那套鬼話。雙x染色體的說法到頭來也還是狗屁。別跟我說是什麼經濟壓力，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衝突，因為那也無法解釋所有事情。」

「原罪。」我說，「我信這個——這個詞語聽起來節奏不錯，可以當跳舞音樂。」

「很好。」波比說，「也許就是原罪。但我親愛的大哥，用什麼手段呢？你有沒有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手段？什麼手段？我沒聽明白。」

「我猜是水。」波比陰沉地說。

「你說什麼？」

「水。水裡的什麼東西。」他望向我，「或者水裡缺了什麼東西。」

第二天，波比去了韋科，然後就杳無音訊了。再次見到他是三年以後，他反穿t恤出現在我家門口，手裡拎著兩個玻璃匣子。

「好呀，老霍。」他說道，走進我的公寓，不鹹不淡地拍了我後背一巴掌，就好像我們三天前才見過面。

「波比！」我叫道，伸出雙臂使勁抱住他。堅硬的東西戳著我的胸口，憤怒的蜂鳴聲傳入耳朵。

「我也很高興看見你。」波比說，「但你最好悠著點兒，別激怒這些小夥子。」

我連忙後退。波比放下手裡的大紙袋，卸下肩上的背包，從紙袋裡小心翼翼地取出兩個玻璃匣子。一個匣子裡是蜜蜂的蜂巢，另一個是黃蜂的蜂窩。蜜蜂已經安靜下來，繼續做它們應該做的天曉得什麼事，但黃蜂對自己的處境顯然很不滿意。

「好了，波比。」我看著他，露出笑容——我實在太開心了，「這次你又有什麼新念頭？」

他拉開背包，取出一個蛋黃醬瓶子，裡面裝著半瓶透明液體。

「看見這個沒？」他說。

「看見了。不是水就是白色閃電。」

「這既是水又是酒，看你信不信了。來自拉普拉塔的一口自流井，這個小鎮在韋科以東四十英里，我用五加侖才提純出這麼一點兒。我在那兒搞了個小蒸餾塔，老霍，不過我猜政府不會因為這個來抓我的。」他也在微笑，笑容越來越燦爛。「這就是水，但又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帶勁的私釀。」

「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我知道你不明白，但你會明白的。知道嗎，老霍？」

「知道什麼？」

「假如愚蠢的人類能再堅持六個月，這東西就能讓他們永遠活下去了。」

他舉起瓶子，一隻被放大的眼睛盯著我，眼神非常嚴肅。「這是神藥。」他說，「能治療智人身上最糟糕的疾病。」

「癌症？」

「不。」波比說，「是戰爭。酒吧爭吵。路邊槍擊。一切紛爭。洗手間在哪兒，老霍？尿憋得都快從嘴裡滿出來了。」

他從廁所出來時，不僅把t恤翻了個面，頭髮也梳過了——他梳頭的方式倒是沒有任何變化。波比喜歡把腦袋在水龍頭底下放一會兒，然後用手指把頭髮使勁向後攏。

他看著那兩個玻璃匣子，說蜜蜂和黃蜂已經恢復常態。「不過我跟你說啊，老霍，黃蜂的蜂窩就根本不存在什麼‘常態’。黃蜂是社會化的昆蟲，雖然蜜蜂和螞蟻也是，但黃蜂不一樣。蜜蜂幾乎永遠神智正常，螞蟻偶爾精神崩潰，而黃蜂是徹頭徹尾的瘋子。」他微微一笑，「很像咱們智人。」他開啟裝有蜜蜂蜂巢的匣子頂蓋。

「聽我的，波比。」我說，我雖然還在微笑，但笑容已經沒那麼燦爛了，「把蓋子放回去，用嘴說就行了，可以嗎？回頭再演示給我看。我的房東人很好，但公寓管理員是個大塊頭的男人婆，抽雪茄，比我重三十磅。她——」

「你會喜歡的。」波比說，就好像沒聽見我在說什麼，這習慣和他的十指梳頭法一樣，我早已熟悉。他待人並不是缺少禮數，而是經常會完全沉浸在一件事情裡。我攔得住他嗎？該死，攔不住。再說，能看見他回來已經很讓人開心了。我是說，我當時就覺察到會出亂子，但每次和波比待上五分鐘，他就能催眠我。他是扶著橄欖球的露西，信誓旦旦說這一次肯定沒問題，而我是查理·布朗，衝過去抬腳就踢。「其實你很可能早就見過了——雜誌和電視上的野生動物紀錄片裡有這些畫面。沒什麼特別的，但看起來很了不起，因為人類對蜜蜂有著完全非理性的偏見。」

奇怪的是，他說對了，我確實見過這種畫面。

他把手伸進匣子，放在蜂巢和玻璃之間。不到十五秒，那隻手就像戴上了一隻黑黃相間的活手套。我有一瞬間陷入了全感回憶：坐在電視前，身穿連襪睡衣，抱著帕丁頓小熊，離上床睡覺還有半小時（波比還要過幾年才會出生），看著一個養蜂人讓蜜蜂覆蓋他的整張臉，驚恐、厭惡和著迷五味雜陳。蜜蜂首先聚攏成劊子手的頭罩，然後被他撥拉成怪誕的活鬍子。

波比突然皺眉，然後咧嘴苦笑。

「被蜇了一下。」他說，「長途旅行害得它們還有點生氣。我搭一位女保險推銷員的飛機從拉普拉塔到韋科——她有一架古老的派珀小熊，然後搭某個通勤小公司的飛機到新奧爾良，好像叫什麼混球航空。轉機轉了能有四十次，但我向老天發誓，真正讓它們發瘋的是從垃圾迪亞來這兒的計程車。德國投降後的城堡之路都比第二大道的路面平整。」

「我說，波比，你最好還是把手拿出來。」我說。我擔心會有蜜蜂飛出來——我彷彿看見自己拿著捲起來的雜誌，花幾個小時滿屋子追打蜜蜂，好像它們是老監獄電影裡的逃犯。但蜜蜂沒有飛出匣子，一隻也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

「放輕鬆，老霍。你見過蜜蜂蜇花嗎？聽說過這種事嗎？」

「你哪兒長得像一朵花了？」

他放聲大笑。「媽的，你以為蜜蜂知道花是什麼樣子的嗎？哈哈，不可能！它們不知道花是什麼樣子，就像你我不知道雲朵是什麼聲音。它們只知道我有甜味，因為我的汗液中含有蔗糖二氧芑……還有另外三十七種二氧芑，這還只是我們有所瞭解的成分。」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下來，然後繼續說道，「我必須承認，今晚我存心把自己弄得有點兒甜。我在飛機上吃了一大盒櫻桃夾心巧克力——」

「波比，我的天！」

「——在計程車上吃了兩大塊南瓜糖。」

他把另一隻手也伸進匣子，小心翼翼地撥開蜜蜂。我看見他在清理乾淨蜜蜂前又皺了一下眉頭，然後把蓋子放了回去，不禁鬆了一口氣。他的兩隻手上各有一個紅色腫包：左手在虎口位置，右手緊貼掌根幸運線。他被蜜蜂蜇了，但我明白他要我看的是什麼：至少有四百隻蜜蜂落在他手上，但只有兩隻蜇了他。

他從牛仔褲兜裡掏出小鑷子，走到我的書桌前，推開文書處理機旁的一疊手稿，拉過聚光檯燈，擺弄片刻，讓燈光在紅木桌面上聚成一個小光斑。

「寫什麼好東西了嗎，老狗？」他隨口問道。我後脖頸汗毛直豎。上次他叫我老狗是什麼時候？四歲還是六歲？媽的，想不起來了。他用鑷子從左手上輕輕夾出一根細如鼻毛的小刺，放在桌上的菸灰缸裡。

「寫一篇關於藝術品造假的文章，給《名利場》的。」我說，「波比，你這次到底在搞什麼名堂？」

「能幫我把另一根刺夾出來嗎？」他把鑷子和右手伸向我，露出抱歉的笑容，「我一直覺得，既然我這麼聰明，應該能左右開弓才對，但我左手的智商依然不足六歲。」

還是我那個波比老弟。

我在他身旁坐下，接過鑷子，拔出紅色腫包上的蜂刺，腫包貼著的幸運線對他來說應該叫倒霉線才對。我給他拔刺的時候，他向我講述蜜蜂和黃蜂有什麼區別，拉普拉塔的水和紐約的水有什麼區別，還有——該死！——有了他的神水，再加上我的小小幫助，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唉，於是我那個聰明而瘋狂的大笑老弟又一次扶起了橄欖球，而我又一次衝了上去，但這也是最後一次了。

「蜜蜂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蜇人，因為那樣它們自己也會死。」波比淡然說道，「記得那次在北康威嗎？你說人們自相殘殺是因為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