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稿的寫作過程很長，從開始醞釀時算起，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

那時自己剛剛結束了農村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工作回來，對於那場階級鬥爭中出現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蹟，記憶猶新，很想用文字把它們記載下來。正好1952年冬，作協總會組織第二批作家分頭下鄉下廠和到志願軍中去深入體驗生活。我也有幸參加那次活動，回到曾經在那裡參加土改鬥爭的邕寧縣華安鄉，又同農民群眾一起，搞了五個月的互助合作運動。1953年5月初才轉到南寧郊區白沙，住在一個農民家裡，一邊繼續深入生活，一邊開始了這本小說的寫作。

當時正是南方溽暑的季節，每天就在小小的紙窗下，對著發黃而多煙的煤油燈，頂著炎熱和蚊蠅的煩擾，專心致志地和自己幻想中的人物打交道：分配他們工作，安排他們的命運，分給他們以悲喜。9月中旬，因出席全國第二次文代會，寫作遂告中斷。會後，工作崗位有了變動，創作假期就此告終，已經寫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草稿，也只好擱置下來。

但，這些人物的影子卻始終在腦子裡活躍，不把他們描繪出來，總好像是欠了一筆債似的，精神上不免有個負擔。

今年正是新中國成立十週年，自己給自己許了願：要把這未完成的東西繼續寫出來，作為一份禮物獻給十週年大慶。這一願望得到了組織的支援，得到兩個月的假期，來到秀麗而寧靜的桂林，先後在雁山和榕湖兩個地方，夜以繼日地把幾年來經常活躍在腦子裡的人物，塗抹在一張張的稿紙上。兩個月過去了，全書三十個章節，二十餘萬字的初稿，終於在昨天午夜時分全部結束。

稿子寫了出來，對作者來說，有如母親生下了嬰兒，喜悅之情是不待言說的；但，它將帶給讀者一些什麼呢？它能否給文藝的花園增添一點兒色彩？這就不能不使我躊躇起來。

當然，這些人物和故事所以纏著我那麼多年，使我那樣執拗地非得把它寫出來不可，無非是為了想通過韋廷忠這個人物從奴隸變成主人的這一翻身故事，使讀者不但看到世世代代受剝削和被迫害的農民如何在黨的領導下，跟地主進行了尖銳而複雜的鬥爭，終至獲得了勝利；同時也看到各級幹部怎樣通過鬥爭的實踐，逐步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同時，通過這段故事，也想讓讀者看到，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樣通過與工農群眾的同甘共苦，通過鬥爭和勞動的實踐而得到了真理的啟示，終於修正了原來的階級偏見，精神上獲得了新生；而少數腐朽以至反動的人物，終於成為時代的垃圾，被時代的潮流和革命的旋風所拋棄。

正如大家已從書上看到的，故事發生的年代，是在新中國開國之初。那些事情都曾為大家所熟知。幾年來由於共產主義思想教育的深入，由於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由於黨對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關心和培養，書中所描寫的一部分人物今天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發展和提高，大家的精神面貌已今非昔比了。當年在屋邊種下的樹苗，今天已高出屋頂；當年的嬰兒，今天已成了小學生；當年的小學生，現在已經是青年，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生力軍。我現在之所以還給大家講述這樣一些往事，無非是感到：故事雖然是過去了，但它也許還能使讀者從中窺見這一時代的步伐和一部分知識分子所經歷的思想改造的道路。

但是，文學作品的客觀效果與作者的主觀願望往往是有所距離的，就是說，作家未必能夠那樣熟練地運用他的藝術技巧，完美地表達他的主觀願望。因而這部小書能否達到上述的心願，只有待於讀者的判斷了。

陸地

1959年6月3日記於桂林榕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