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個北非人正在福樓拜的雕像下玩地擲球遊戲。清脆的撞擊聲蓋過了交通擁堵的街上傳來的汽車轟鳴。一隻褐色的手，以指尖戲謔地撫弄一個銀色的球，最後將之擲向遠處。它落到地上，重重彈起，在緩緩濺起的厚厚塵土中劃了一道弧線。擲球者保持著帥氣的造型，就像一尊臨時的雕像：雙膝只是微彎，右手極其幸福地舒展開。我注意到他穿著白色襯衣，袖子捲起，裸露出前臂，手腕的背面有塊色斑。我起初以為是手錶或文身，後來才知道是彩色的臨摹：那是一個在沙漠地區備受尊崇的政治聖人的臉。
讓我從這座雕像開始：這座高聳的、永恆的、樸素的雕像，它流著黃銅眼淚，打著鬆垮的領帶，穿著周正的西裝背心和寬鬆的褲子，一副鬍子拉碴、機警冷漠的男人形象。福樓拜並沒有回視我。他的目光從修士廣場一直投向大教堂，俯瞰著這個他曾鄙視的城市，而這個城市也差不多遺忘了他。他的頭傲氣高揚：只有鴿子才能完全看見這個作家禿禿的頭頂。
這個雕像並非原版。德國人在1942年將最早的那個福樓拜拿走了，連同欄杆和門環。也許經過加工處理，他變成了帽徽。有差不多十年的光景，底座就是空著的。後來，魯昂有個市長對雕像很著迷，他找回了原來的石膏模型——是一個叫利奧波德· 伯恩斯塔姆的俄國人做的——然後市議會同意重建雕像。魯昂買下了一座金屬雕像，含93%的銅，7%的錫。建造它的魯迪埃家族工匠來自巴涅的沙蒂永，他們說這樣配比的合金能保證不受腐蝕。還有兩個城市，特魯維爾和巴朗坦，也參加了這一計劃，不過買的是石質雕像。這種雕像就不太耐久。特魯維爾那座福樓拜雕像的上臀部已不得不進行了修補，而鬍子的有些部分都脫落了：包裹在內的鋼絲從他上嘴唇的水泥殘塊中突了出來，就像小枝椏一般。
也許鑄造廠的保證是可信的；也許這第二次澆鑄的雕像會一直留存下去。但是我找不到特別的理由讓自己信服。絕大多數與福樓拜有關的東西都沒能儲存太久。他在一百多年前去世，逝後留下的全部只有紙。紙，想法，詞，比喻，變成聲音的散文辭章。這一切的發生，完全符合他內心所願；只不過他的崇拜者們會感懷抱怨。作家死後不久，他在克魯瓦塞的故居即遭到拆毀，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工廠，專門從受損的小麥中提取酒精。若要拆除他的雕像也並不難：假如一個熱愛雕像的市長能建，另一個市長——沒準此人迂腐死板，對薩特那本關於福樓拜的書一知半解——也許就會力主拆除。
我要從雕像開始，因為這是整個計劃的起點。為什麼作品會讓我們追著作者不放？為什麼我們就不能讓作家清靜點？難道作品本身還不夠？福樓拜是希望如此的：鮮有作家比他更堅信書面文本才是客觀的，而作者根本無足輕重；但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違逆其意去找尋作者。影像，面孔，簽名；含銅量93%的雕像，以及納達爾拍的照片；碎布和剪下的一綹頭髮。是什麼讓我們對名人遺物充滿慾望？是因為我們對語言不夠篤信？難道我們認為在人生的遺留品中，藏著有助益的真相？羅伯特· 路易斯· 斯蒂文森去世時，他那個有經營頭腦的蘇格蘭保姆就開始悄悄出售頭髮，並聲稱這是四十年前從作家的頭上剪下來的。那些相信此說的人，那些四處求購的人，他們買到的頭髮已經足夠填充一個沙發。
我決定晚些時候再去克魯瓦塞。我在魯昂可以待五天，兒時的天性使得我願意把最好的留在最後。作家有時也有同樣的衝動嗎？且慢，且慢，最好的尚未出現？倘若如此，那些未完成的書該有多麼誘人。我腦海中立刻浮現出兩本書：《布瓦爾和佩庫歇》和《家庭的白痴》。在前一本里，福樓拜試圖去囊括和征服整個世界，去書寫人類奮鬥和失敗的全部；在後一本書裡，薩特試圖將整個福樓拜收入囊中：囊括和征服這位文學大師、中產階級魁首、恐怖之人、敵人、智者。中風讓前者計劃泡湯；失明則讓後者草草收場。
我曾經想過自己寫書。我有想法，甚至還做了筆記。但我是一個醫生，已結婚生子。你只能做好一件事：福樓拜清楚這一點。當醫生是我擅長的。我的妻子……死了。我的孩子們如今已各奔東西；良心不安時他們才會寫信。他們當然有自己的生活。「生活！生活！要不斷勃起！」有天我讀到福樓拜的這句吶喊。他讓我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大腿上有補痕的石頭雕像。
那些沒有寫成的書呢？沒理由去恨它們。世上已經有太多書了。而且，我記得《情感教育》的結尾。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夥伴德洛裡耶回顧自己的一生。最後，他們最鍾愛的記憶，是多年前一起去逛妓院，那時，他們還是學生。他們對此行做了精心計劃，特意去捲了發，甚至還給姑娘們偷了花。但是當他們到了妓院，弗雷德里克卻沒了膽子，兩人便逃之夭夭。這就是他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最可靠的愉悅，福樓拜暗示我們，不正是期盼的樂趣嗎？誰願意置身於塵埃落定的淒涼之所呢？
我第一天就在魯昂四處亂逛，想試試還能不能認出我1944年去過的地方。當然，那時大部分地區都遭到了轟炸；四十年後，他們仍然在修補大教堂。我找不到什麼東西讓那單色的記憶煥發光彩。第二天，我開車去了西邊的卡昂，然後北上去往海灘。沿途都是一個個被風雨侵蝕的錫質路牌，它們是公共工程運輸部豎在這裡的。此路通往諾曼底海灘登陸的環道：這是登陸的旅遊路線。英國和加拿大部隊的登陸海灘位於阿羅芒什東部——黃金、朱諾、寶劍。這些名字起得不太有創意；遠遠比不上奧馬哈和猶他來得記憶深刻。當然，除非是軍事行動讓這些名字令人難忘，而不是恰好相反。
濱海格賴埃，濱海庫爾瑟萊，濱海韋，阿斯內萊，阿羅芒什。沿著狹窄的小巷子，你會突然看到一個皇家工程師廣場，或一個溫斯頓· 丘吉爾廣場。生鏽的坦克守衛著下面的海灘小屋；像輪船煙囪一樣的石板紀念碑上寫著英文和法文：「1944年6月6日，歐洲在這裡因盟軍的英勇而得以解放。」這裡很寧靜，毫無兇險之感。在阿羅芒什，我將兩個一法朗的硬幣投入全景望遠鏡（15/60高倍，長時間觀看）裡，追蹤海上遠處的桑椹碼頭那曲折的摩斯電碼。點，劃，劃，混凝土沉箱就像這些電碼符號，海水在它們之間從容不迫地流過。綠鸕鷀已經佔據了這些方石塊，成為這些戰爭時代廢品上的居民。
我在那家可以俯瞰海灣的海軍飯店吃了午飯。朋友們就是在這附近死的——那段歲月裡萍水相逢的朋友——但我卻心如止水。英國第二軍團，第五十裝甲師。記憶開始從隱蔽處浮現，但感情並沒有波瀾；甚至連對情感的記憶都沒有。午飯後，我去博物館看了一部關於登陸的電影，然後驅車十公里去巴約，參觀九個世紀之前另一次跨海峽入侵的遺蹟。瑪蒂爾達王后的掛毯就像一部橫著鋪開的電影，每幀畫面都連線在一起。這兩起事件看上去都同樣奇怪：一個已經過去太久，因而不真實；另一個太讓人熟悉，也覺得不真實。我們該如何抓住過去？我們真能辦到嗎？當我還在讀醫學院時，期末舞會上有些惡搞者把一頭塗滿油脂的小豬放進了舞廳。小豬在人們兩腿間鑽來鑽去，以免被逮住，還發出厲聲尖叫。大家撲過去想抓住它，結果反而跌了個跟頭，弄得狼狽不堪。過去的歲月，似乎常常像那頭小豬。
在魯昂的第三天，我步行到了主宮醫院，那是居斯塔夫的父親當外科主任的地方，作家在這裡度過了童年時代。沿著居斯塔夫· 福樓拜大道，經過福樓拜印刷廠和一家名叫福樓拜的快餐店：你肯定會覺得自己的方向沒錯。在醫院附近，停了一輛很大的白色標緻掀背車：上面漆著藍色星星，電話號碼，還有「福樓拜救護車」幾個字。作家能救死扶傷？不太可能。我記得喬治· 桑曾經對這個年輕的同行有過一次嚴肅的批評。「你給大家的是孤寂，」她寫道，「而我給大家的是慰藉。」這輛標誌車上應該寫「喬治· 桑救護車」。
在主宮醫院，為我開門的是一個身材枯瘦、心緒不寧的看門人，他的白色外套讓我感到納悶。他不是醫生，不是藥劑師，也不是板球裁判。而白外套意味著滅菌消毒和公正判斷。為什麼博物館的看門人要穿著它——防止福樓拜的童年受到細菌侵襲嗎？他解釋說，博物館一部分是為福樓拜建的，另一部分則是關於醫學史。然後，他急匆匆地帶著我參觀，響亮而麻利地關上一扇扇門。我參觀了居斯塔夫出生的房間，看了他的古龍香水瓶和菸草罐，還有他發表在雜誌上的處女作。作家的各種圖片證實了他所經歷的可怕早衰，從英俊少年變成了那個大腹便便的禿頂市民。有人認為是因為梅毒。另一些人則回應稱，在19世紀這屬於正常衰老。也許，這不過是他的身體懂得人情練達：當居於其內的心靈宣佈未老先衰，肉身便儘量與之同步。我總提醒自己，他曾經是金髮。想記住這一點並不容易：照片讓所有人看上去都似乎是黑乎乎的。
其他的房間裡擺著一些18和19世紀的醫療器械：一些沉甸甸的尖頭金屬遺物，以及口徑大到連我都有些吃驚的灌腸氣泵。當時的醫學肯定是一門充滿興奮、絕望和暴力的行業；現在，它不過就是藥丸和官僚體制。或者說，過去比現在更具本土特色？我研究過居斯塔夫哥哥阿希爾的博士論文：題目叫《絞窄性疝手術時的思考》。有件事可以把兄弟倆放一起說：阿希爾的論文後來成為了居斯塔夫的比喻。「我感到，在我所處的這個愚蠢時代，仇恨的潮水嗆得我喘不過氣。糞便湧到我嘴裡，就像得了絞窄性疝症那樣。但是我想把它留下，讓它凝固，讓它變硬；我想把它調成一種糊狀物，蓋在19世紀上面，就像是把牛糞抹在印度的寶塔上那樣。」
將這兩個博物館放一起，乍一看很奇怪。但是當我想到萊蒙畫的福樓拜解剖愛瑪· 包法利的著名漫畫時，一切都變得符合情理了。畫中的小說家揮舞著一把血淋淋的大叉，叉尖上刺著他從女主人公身體裡成功剝取出的心臟。他高舉著這枚臟器做炫耀，彷彿它是一個珍貴的外科展覽品，而在畫的左邊，剛好可以看見被侵犯的愛瑪躺在那裡。作家是屠夫，作家是敏感的蠻獸。
這時我看見了那隻鸚鵡。它被放在一個小壁龕裡，羽毛亮綠，目光炯炯，探著腦袋，好像要問什麼。棲木的底部寫著非洲灰鸚鵡：「此鸚鵡被居斯塔夫· 福樓拜從魯昂博物館借出，在創作《一顆質樸的心》時置於案頭，起名為露露，與故事主人公費莉西泰的那隻鸚鵡同名。」有一封福樓拜書信的影印件提供了佐證：這隻鸚鵡，他在信中寫道，在他的桌上放了三個星期，後來他一看到它就開始煩躁不安。
露露儲存得很完好，羽毛如同百年前那般嶄新鮮亮，眼睛也依舊惹人不安。我注視著這隻鳥，讓我驚訝的是，我強烈地感覺到這個作家就在身邊，雖然他鄙視並禁止後人對他個人產生興趣。他的雕像是重造的；他的房子曾經被推倒；他的書當然也有自己的生命——對它們做出的回應，並非針對他本人。但是在這裡，在這隻以尋常而又神秘的防腐方式儲存的普通綠鸚鵡身上，卻有著某種東西讓我感到與作家似曾相識。我既感動，又開心。
回酒店的路上，我買了一本學生版的《一顆質樸的心》。也許你知道這個故事了。它是關於一個沒受過教育的貧苦女傭，她名字叫費莉西泰，服侍同一位女主人長達半個世紀，為了別人的生活而無怨無悔犧牲了自己。她先後將自己依附於一個粗魯的未婚夫，女主人的孩子們、她的侄子以及一個手臂上長有腫瘤的老人。他們都從她身邊無常地消失：有的去世，有的離開，還有的乾脆就忘記了她。毫不奇怪，有這樣一種經歷的人會用宗教的慰藉來彌補生命的淒涼。
在費莉西泰不斷減少的心靈寄託中，最後存留的就是那隻叫露露的鸚鵡。當它後來也死掉時，費莉西泰就將它製成了標本。她將這個鍾愛的舊物留在身邊，甚至養成了匍匐在它跟前做禱告的習慣。在她簡單的思維中，漸漸產生了一種教義上的混亂：她懷疑那個通常被表現為鴿子的聖靈，也許應該被描繪為一隻鸚鵡。她的這種觀點當然是有邏輯的：鸚鵡和聖靈都可以說話，而鴿子卻不可以。在故事的結尾，費莉西泰也死了。「在她的唇邊掛著一抹微笑。她心臟的跳動漸漸變緩，每次搏動都顯得更為遙遠，就像一眼漸漸乾涸的泉水，或像是慢慢消失的回聲；當她嚥下最後一口氣時，覺得天堂在向她開啟，此時的自己看見了一隻巨大的鸚鵡，盤旋在她頭頂的上方。」
語氣的控制是關鍵。想象一下寫這種故事的技術難度吧：一隻名字古怪的鸚鵡被草草製成了標本，最後竟然變成了聖父、聖子和聖靈中某一位的象徵，而這麼寫不是為了諷刺，不是為了悲懷，也不是為了褻瀆神靈。再進一步想想，這樣的故事居然是以一個無知老嫗的視角寫成，讀起來卻不覺得貶損或扭捏。只是這樣一來，《一顆質樸的心》就另有所圖了：這隻鸚鵡成為了福樓拜式怪誕的典範，完美無缺，盡在掌握。
假如我們希望（並且違背福樓拜的意願）的話，可以對這隻鳥做一番新的闡釋。譬如說，在這個未老先衰的小說家和年老色衰的費莉西泰之間，存在著隱蔽的相似性。評論家們已做了明察暗訪。兩人都是孑然一身；兩人的生活都充滿失落；兩人雖然心懷感傷，卻又一直在堅持。那些熱衷於牽強附會的人會說，費莉西泰在去翁弗勒爾的路上被一輛郵車撞到，這次事故就是暗指福樓拜的第一次癲癇發作，當時他在布林阿沙爾郊外的路上也被撞了。我不知道。一個指涉究竟能下潛多深才會被徹底淹沒呢？
當然，在一個重要的方面，費莉西泰是福樓拜徹底的反面：她完全不善言辭。但你可以說，這正是露露的意義所在。鸚鵡，能言善道的禽獸，是生物中罕有可以模仿人類說話的。費莉西泰將露露與聖靈混為一體，這並非毫無道理，因為後者創設了語言。
費莉西泰+露露=福樓拜？那倒未必；但是你可以說他存在於兩者之內。費莉西泰包藏有他的性格；露露寄託了他的聲音。你可以說鸚鵡能聰明發聲，卻無太高的智商，它就是純粹的語言。假如你是一位法國學者，也許會說它是邏各斯的象徵。身為英國人，我急忙回到了形而下的世界：想到了在主宮醫院看到的那個優美神氣的生物。我想象露露坐在福樓拜桌子的一端，回望著他，就像是哈哈鏡裡捉弄人的倒影。難怪它持續三個禮拜的戲仿會惹人煩。作家真的遠勝過一隻聰明的鸚鵡？
我們此時也許應該關注一下小說家和鸚鵡家族的四次重要相遇。在19世紀30年代，福樓拜一家每年都去特魯維爾度假，他們那時會定期去拜訪一位叫皮埃爾· 巴爾貝的退休船長；我們得知船長家裡就有一隻特別漂亮的鸚鵡。1845年，居斯塔夫在去義大利的途中路過了昂蒂布，偶遇了一隻生病的長尾小鸚鵡，並在日記中專門記下此事；這隻鳥就小心翼翼地停在主人小推車的擋泥板上，吃晚飯時會被帶進來放在壁爐上。這個寫日記的人注意到，在人和寵物之間顯然有一種「奇怪的愛」。1851年，福樓拜經威尼斯從東方回國，聽說在一個鍍金鳥籠裡有隻鸚鵡，在大運河上模仿貢多拉船伕的聲音：「小心，頭頂。」1853年，他再次去了特魯維爾；他與一個藥劑師同住，發現總是被一隻鸚鵡的尖叫打擾：「雅科，你吃了嗎？」或「戴綠帽的，我的小壞蛋。」它還尖叫著說：「我這煙不錯。」這四隻鳥是否全部或部分地成為了露露的靈感來源？從1853到1876年，在他從魯昂博物館借走鸚鵡標本的這些年裡，福樓拜是否還見過別的活鸚鵡？我還是把這樣的問題留給專業人士去研究吧。
我坐在酒店的床上；隔壁房間裡，一個電話正在模仿其他電話的叫嚷聲。我想著不到半英里之外那個壁龕裡的鸚鵡。一隻頑皮的鳥，惹人疼愛，甚至令人尊敬。福樓拜在寫完《一顆質樸的心》後怎麼處置它了？他是否將它放到了櫥櫃裡，然後忘記了它惱人的存在，直到他想去找備用的毛毯？四年以後，當他因為中風發作而在沙發上彌留人世，又發生了什麼？他是否會想象到一隻巨大的鸚鵡，在他的上方盤旋——這次，不是聖靈的迎接，而是語言在揮別？
「我為自己喜用譬喻而感到苦惱，確實用得太多了。我被比較吞噬了，就像咬人的蝨子，我終日要做的，就是捏死它們。」對福樓拜而言，語言是一件易事；但他仍然看到了語言潛在的不足。想想他在《包法利夫人》中那個悲觀的定義：「語言就像一面破鑼，我們在上面敲打出曲調，讓熊跟著起舞，然而一直以來我們所渴望的，卻是去感動星辰。」所以，你可以用兩種方式來理解這個小說家：一個堅持風格、筆法成熟的作者；或是一個為語言的力有未逮而深感悲切的人。薩特式的讀者喜歡第二種：對他們而言，露露只能像二道販子那般，聽人言語然後鸚鵡學舌，這其實是小說家在委婉地承認自身的失敗。鸚鵡/作家無力地接受語言，這是一個被動的過程，它並非原創，充滿惰性。薩特本人曾批評過福樓拜的被動性，認為他不該相信（或不該為這種信念煽風點火）onestparlé，即「人是被說出的」。
泡沫的破碎是否宣告了水面下另一個指涉咕咚一聲地死去？你懷疑會過度解讀一個故事的時刻，就是你感到最脆弱、最孤獨，而且也許是最愚蠢的時候。評論家將露露解讀為語言的象徵，這錯了嗎？讀者認為主宮醫院的鸚鵡是作者聲音的象徵，這錯了嗎？或更糟，這是多愁善感嗎？我就是這麼幹的。也許這讓我變得和費莉西泰一般頭腦簡單。
但無論你管它叫故事或文本，《一顆質樸的心》卻在腦海中縈繞不去。請允許我引用一下大衛· 霍克尼在自傳中溫和但不甚明確的話：「這個故事的確影響了我，我感到它是我可以去深入並真正使用的主題。」1974年，霍克尼先生畫了兩幅蝕刻版畫：一幅是滑稽版本的費莉西泰眼中的外國（一隻猴子肩上扛著一個女人溜走了），另一幅是費莉西泰和露露一起睡覺的安靜情景。也許他日後還會創作更多的這種東西。
在魯昂的最後一天，我開車去了克魯瓦塞。諾曼底的雨飄在空中，輕柔而綿密。以前這裡只是塞納河畔一個背靠青山的偏遠鄉村，現在已經被嘈雜的港區吞噬。打樁機轟隆作響，起重機高懸頭頂，河裡商船如織。來來往往的貨車將那個不可或缺的福樓拜酒吧的窗戶震得直響。
居斯塔夫發現東方人有拆除死者舊居的習俗，他認同這一做法；所以也許對於故居被毀，他並不像自己的讀者、傾慕者那麼難受。用受損的麥子提煉酒精的工廠後來也被拆除了；現在原址上又建了一家大型造紙廠，這倒是更合適一些。福樓拜故居僅剩的，就是沿路幾百米外一個獨層的涼亭：這是消暑小屋，當作家比平日裡更需要獨處時，就會來這裡躲著。它現在看上去甚為簡陋，毫無特徵，但至少它是有意義的存在。在外面的梯臺上，有一截雕花圓柱，是從迦太基挖來的，立在這裡是為了紀念作者的《薩朗波》。我推開大門；一條阿爾薩斯牧羊犬開始吠叫起來，一位白髮的女看門人走了過來。她沒有穿白外套，而是一套筆挺的藍色制服。當我開口說法語時，想到了《薩朗波》中那些迦太基翻譯的標誌：每人的胸前文著一隻鸚鵡作為職業象徵。而現在，玩地擲球的非洲人的棕色手腕上，繪著毛澤東的頭像。
作者「巴恩斯」的其他小說
《時間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