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僅在感覺中力圖把自己從二十世紀的文明人還原為原始時期的初民，把自己倒退降格為非人，而且還力圖物化自己，使自己消散融化為宇宙中的一點物質。他不想讓人相信「我是個活人」，有時，他願意掩埋在碎石堆裡，「佔據物質、灰燼、卵石的中心，漸漸地化為一尊雕塑」。有時，他只要做「二十四個小時的樹」，甚至感到「我剛才已達到植物境界……成了青苔，成了地衣。差不多就要成了細菌和化石」。有時，他想象自己不再是此人，也不再是他人，他「最終的結局不是美，醜，理想，幸福，而是忘形，虛無」，「消亡在礦物的凍結之中」，成為了「自生不滅，死而復生……在無窮之中重複幾百次，幾百萬次，幾十億次」的物質，化為大自然的一部分，他覺得如此化為宇宙的一部分就「不懈地、永久地佔據了宇宙的中心，任何力量都無法拉開宇宙的擁抱，將他從宇宙的懷抱中奪走，哪怕日後的哪一年哪一日，死神將在第四紀的兩片木條中拍攝下他的人體形狀」。

亞當·波洛的這三種方式，構成了他的怪異性與驚世駭俗性，在這兩方面，他比薩特筆下的洛根丁有過之而無不及。在現代社會中的常人眼裡，他這三種感覺方式幾乎等於神經不正常。亞當·波洛是一個精神病患者？然而，從他與女友的哲理性談話中，從他在街頭那一番演講中，從他被關進精神病院後與醫療小組那一番廣泛的針鋒相對的交談中，人們一眼就看出他是一個頭腦正常、性格純良、智力高超、思辨能力驚人的青年，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等等領域裡所擁有的豐富知識與深刻見解，足以使人深感驚奇，於是，亞當·波洛就以一個哲人、一個寓言家、一個信徒的形象站立在小說裡了，而他那三種感覺方式也都顯示著哲理。第一種方式是體現了盧梭推崇原始，回到大自然中去的思想傳統。第二種方式隱含著《聖經》中對伊甸園那純淨世界的理想，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生態平衡的理想。至於亞當·波洛的第三種人與物同化的感覺方式，我們中國人是似曾相識的，莊子就說過「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還說過「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天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為謂真人」。兩相對照，亞當·波洛又頗有認知了「萬物與我為一」之真諦的「真人」氣味了。是的，作者勒克萊齊奧也的確把他當作一個「真人」，他這樣明確地指出：「亞當無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活人。」他還指出過：「亞當·波洛……無疑是他所屬種類的最後一位倖存者，確實如此，因為這一種類已近末日。」

為什麼？

不難看出，亞當·波洛所選擇、所追求的感覺方式帶有明顯的針對性，包含著強烈的逆反心理，他的這三種感覺方式的關鍵與核心，都是對現代文明的擯拒、排斥與否定。亞當·波洛否定、對抗西方現代文明的思想立場明確表述為語言，是在他的街頭演說詞與他對精神病院一組醫生的辯駁之中。

亞當·波洛在街頭的那番演說，是他對整個現代人類、整個工業化社會的活動方式與生活方式的一種反思性的宏觀認知、一股偏激的否定情緒、一篇尖刻抨擊的檄文。他提出一個根本問題，人類控制了地球，成為了地球的主人，按自己的意志來安排一切，按自己的形象來改造一切，創造了青煙、河流、城市，在大地上到處豎起了電線杆，製造了炸彈，征服空間，無時無處不在利用與榨取這個圓圓的小小的地球，拿它來做交易，所有這一切是合理的嗎？亞當·波洛的答覆是否定的，而且他否定得極為徹底、極為偏激。在他看來，人類在地球上「沒有做過任何有益的事」，人類活動的結果就是現代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人都成為了電氣化的奴隸：「我是電視，你們是電視，電視在我們身上！」當然，亞當·波洛的這篇街頭演說，僅僅是他的思想綱領，實際上他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反感與否定要比這具體得多，深入得多，幾乎無處不有，無時不有。在他眼裡，現代化的城市只不過「由水泥、硬拐角、窗、門和鉸鏈組合而成」，到處只剩下這種那種直線曲線、這種那種角度，「全都是一個模樣，醜陋極了」；人們的生活也都千篇一律，「好似千萬冊書疊放在一塊」；人們的語言，「就其音調而言，明顯是單音」，每個人全都喪失了自己的個性，他們實際上「從未曾存在過」；最後，人類「只有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亞當·波洛所向往的，就是擺脫這種現代文明的社會與生活，回到原始的自由自在的狀態中去。他認為人的本性是要「尋找與大自然的某種交流」，「順從於某種純粹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格化的——需要」，而他只不過是「順從了這種需要」、過起了我們在小說裡所見到的那種奇特的生活而已，但這卻使他成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怪人。

如果亞當·波洛在街頭演說裡是對人類現代化的活動狀態提出了指責的話，那麼他在與一組醫生進行辯駁中則對現代人類的文明與文化提出了詰難。他以自己一個聰明同學的遭遇為例，指出現代人認知感受能力的嚴重缺陷，根本不能理解真正智者的精神境界，有很多事物實際上都是在現代人的悟性之外的，對此，現代人不僅不認識自己的侷限，反而把這種侷限與褊狹視為當然的真理與謬誤的分界線，把自己悟性之外的事物斥為荒唐。他還指出現代人「令人討厭的分析系統」的弊病，特別是心理學價值系統與語言表達系統的侷限。他指責現代人「浪費時間搞他媽的爛電影……搞戲劇，搞心理小說」，以致「再也沒有多少簡單明瞭的東西」。他對作為現代人一個標誌的「文化教養」不屑一顧，稱之為沾在現代人的背上、沾在身子每一個部位的「一件溼淋淋的外套」，儘管在這次辯駁中他自己表現出了非凡的文化修養。在這裡，他不是作為現代文明社會中一個不開化者、一個粗俗無知者、一個野蠻人來盲目反對現代文明的，而是作為現代文明的掌握者、富有者來對現代文明進行詰難的，正因為他是從現代文明中叛逆而出、轉身一槍，他的詰難也就十分有力，頗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亞當·波洛的驚世駭俗，就是作者勒克萊齊奧的驚世駭俗。亞當·波洛只是他臆造出來的一個人物，在現實世界裡很難找到，即使在神奇的乞丐王國、在奇特的流浪漢群中也很難找到。這個人物只是他的工具，他寓意的表達工具。當然，他的寓意範圍要比亞當·波洛的思想觀點、行為方式、感覺方式所構成的範疇要更為廣泛，他不僅讓亞當·波洛成為他寓意的形象載體，而且在這形象載體之外的形象描寫中，也填進了自己的寓意。他在第k章中，以一個人被淹死的場面為由，虛擬人在「狀若空美髮油瓶的美人魚，被斬去腦袋的沙丁魚，手提式油箱，宛如百合花的韭蔥，全都在用沙啞的聲音唱著聖歌，發出呼喚」的情況下，如何葬身海底，充滿了對以人為中心、將萬物擬人化的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嘲諷；他在l章中，把對死者的議論與哀悼死者的場面描寫得那樣可笑，是要在這場面裡注入人世乃一場滑稽戲的寓意，他對於死者經歷的敘述，蘊含著現代人生活無意義、因而「他從未曾存在過」的含義；他在m章中對社會生活各種浮光掠影的描繪，是要展示現代文明社會的膿瘡：色情、毒品與流浪行乞……他對打電話一場的描寫，是在揭示現代人交往語言的程式化與虛偽，形容現代人「差不多把整個腦袋伸進那酚醛塑膠隔音殼裡，裡面一股溫乎乎的電熱，必須等待著吱吱聲停止，響起火花的撞擊聲，等待著從一個深淵的深處升騰起一個不真實的聲音，發出的謊言將你團團圍住」這種交流方式的可笑與荒誕；他還把夜總會描寫得令人生厭，像噩夢一樣可怕，把精神病院裡的醫生描寫得那樣主觀武斷，以概念與臆測來代替眼前確切的客觀事實。作者筆下的所有這一切，加上了他通過亞當這個人物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所行所止而表現出來的寓意，構成了他對現代文明社會中人類異化的全面揭示，表現了他對人類工業化文明同時帶來的嚴重後果的憂慮，他對人將失去大自然、失去自己的個性與生氣，甚至在高度規範化的社會活動中將失去自己真正存在意義的憂慮，事出有因，發人深思，他把自己的寓意推到了驚世駭俗的極端，也許正是為了向世人敲一次警鐘。

在藝術形式上，這部小說無疑也會引起一些驚世駭俗的效果，如果在它面前是一群習慣於傳統小說的讀者的話。首先，它不大像小說，它沒有完整嚴密的故事，甚至連貫的情節也沒有，其中的一個個場景幾乎都是鬆散地堆在一起，它們像一段段的散文，很少具有敘事的功能，與中心人物形象也往往並無關係，各自所蘊含的寓意，也無邏輯的聯絡，甚至它們往往突如其來，使人莫名其妙，如n章中馬蒂亞斯寫偵探小說的一段就是一例。這種零星、分割的形象描寫之湊集，就像是一幅現代派的靜物畫或實物拼貼，一些雜亂而毫無內在聯絡的物件就湊成了一個畫面。小說的各章以字母而不是以數字為序。某些未完成的文句以及被刪改的段落與字句，也都排印在小說裡，就像作者手稿的影印件。有時，還有象形圖樣、化學方程式以及一張張報紙的版面，原封不動地出現在行文裡。所有這些都給小說帶來了新奇的風貌，但它們明顯帶有純粹的形式主義的性質，完全是一個新潮派作家所能擺弄出來的一些時髦的廉價的新玩意，就像一個標新立異的青年穿上了一件色彩奇特、圖形怪異的襯衣。

值得重視的倒是小說中一些比較內在、新穎卻又似曾相識的藝術成分。作者對客觀物件的形狀、線條、色彩、細部的冷靜描寫，使人感到有「新小說」派的「物主義」的痕跡；他筆下亞當·波洛那種非理性的「向性」式的精神反應，使人想起娜塔麗·薩洛特作品中阿米巴蟲式的心理活動；他小說中那些行人與旁觀者不連貫的無意義的對話，與荒誕派戲劇中的對話頗有相像之處；他描繪文字中那種隱晦、難以理解的聯想完全是超現實主義的，而他那些跳躍性極大的比喻則是象徵主義式的。的確，二十世紀文學中這些先行者都是勒克萊齊奧這個青年人所熟知的，他在自己這部小說裡幾乎彙集了那些反傳統的先鋒人物所提供給他的乳汁，這使他超越了純粹形式主義的玩意而獲得了雖說是反傳統、但卻不失某種藝術哲理的美學價值，他以這部作品獲得了一九六三年的勒諾多文學獎，一舉成名，並非偶然。

這部作品作為一份思想研究的材料與作為一份藝術研究的材料都具有一定的意義，會引起愛好思索與研究的讀者的關注，而且，它已成為勒克萊齊奧這位「新寓言」派的主要人物的代表作之一，而「新寓言」派在當代法國文學中的重要地位，現在是愈來愈清楚了。

希臘字母表中的第三個字母。

拉丁文，靈魂，我的後代要準備為我的父輩而受罰。

見米歇爾·圖尼埃的小說《星期五或太平洋上的靈薄獄》。

見埃爾韋·巴讚的小說《綠色教會》。

拙譯《雨果文學論文選》，頁二三，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見莊子《齊物論》。

見莊子《大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