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納都修道院位於倫敦碼頭區中心，其服務範圍涵蓋斯特普尼區、萊姆豪斯區、米爾沃區、道格斯島區、丘位元鎮、波普拉區、彎弓街、麥爾安德和懷特查佩爾區。碼頭區人口密集，大多數家庭世居於此，即便搬家，距離出生地也僅隔一條或兩條街而已。家族成員相鄰而住，寶寶一出生就生活在由姑婆、祖父母、表親和哥哥姐姐組成的大家庭中。如此龐大的家族只能蝸居在幾所房子內，相距最遠不過臨街而已。所以孩子們成天在各個房子裡跑進跑出，我在那裡生活和工作時，印象中家家大門只有晚上上鎖，白天可隨意進出。

孩子到處都是，街道成了孩子的兒童樂園。20世紀50年代，背街僻巷見不到汽車的蹤影，因為大家都沒有汽車，所以這些街道就成了頗為安全的遊樂場所。主街是另外一番景象，車水馬龍，擁堵不堪，主要都是來往碼頭的汽車。側街則暢行無阻。轟炸留下的廢墟變成了探險樂園。大量的斷壁殘垣令人不禁回想起十年前那場可怕的戰爭，以及碼頭區所遭受的密集轟炸。大片街區成了廢墟，每片街區佔兩到三條街。對這些廢墟不過採用木板封閉了事，再在某處釘上一條「此處危險——禁止進入」的警示語。對七歲以上活潑好動的孩子來說，這條警示語無異於鬥牛場裡挑逗公牛的那塊紅布。每處廢墟都有幾處地方，封閉的木板被小心移開，成了小孩子剛好可以擠進去的秘密入口。政府禁止任何人進入廢墟，可大家，包括警察在內，似乎都對孩子們的做法視而不見。

碼頭區的人生活困苦，這點毋庸置疑。持刀械鬥、街頭打架司空見慣，酒吧裡的拳打腳踢更是家常便飯。房少人多，家庭暴力亦可想而知。但我從未聽說有針對老人和兒童的無端暴力事件，人們對老弱病殘心懷憐憫。那時正值科雷兄弟當道、黑幫火拼、有組織犯罪和恩怨紛起的年代，大街上警察隨處可見，但從不單獨巡邏。我也從沒聽說有老婦人被打倒，救濟金遭搶，或者綁架孩子撕票這類事。

碼頭區的大部分男人都在碼頭工作謀生。

這裡就業率雖高，可工資低，工時長。精通某門手藝的人掙的相對要多，工時合理；可手藝通常有嚴格限制，往往以家族形式傳承，父傳子或傳給侄兒。對從事普通工作的人來說，生活就像地獄一樣艱苦。沒船卸貨時，大家就都失業了，整天在門口閒逛、抽菸拌嘴。有船到港卸貨則意味著長達十四小時，甚至十八個小時不停歇的體力勞動。工作從凌晨五點開始，直到晚上十點才歇工。這也難怪人們會湧入酒吧，喝得天昏地暗、神志不清了。男孩兒十五歲就開始在碼頭工作，與成年男人一樣辛苦。所有人必須加入工會，工會致力於為工人爭取合理的工資和工時。可封閉的工廠制度卻讓他們吃盡苦頭，在令工人頗為受益的同時，也在工人間引發了同等麻煩，播下了仇恨。但不管怎樣，20世紀50年代的工人多虧有了工會的幫助，才沒像一百年前工人那樣受到剝削，這點毋庸置疑。

早婚逐漸盛行。在對待男女關係這件事上，倫敦東區的體面人家持有高度的道德感，用審慎來說也不為過。未婚同居這類事幾乎聞所未聞，女孩兒絕不會和男友住在一起。如果哪個女孩兒膽敢越雷池一步，她是絕過不了家族這一關的。至於發生在廢墟或垃圾棚裡的浪漫事則從來都秘而不宣。一旦女孩兒懷孕，男方就必須娶其過門，面對的壓力之大，根本無人可以反抗。各家族人丁興旺，但幾乎沒人離婚。夫妻間打得雞飛狗跳並不鮮見，可通常不會離婚。

女人幾乎不出門工作。當然，年輕女孩兒可以。可一旦結婚成家，再工作就會遭到反對。女人一旦生了孩子，養育孩子更是見不到頭的工作，根本別想出門。女人大部分時間耗在打掃衛生、洗洗涮涮和購物做飯上。她們往往要撫養十三四個孩子，一家人蝸居在兩居或三居的小房子裡，我經常納悶她們是如何做到的。有些人口眾多的大家庭還只能住出租房，只有區區兩間臥室和一個小得可憐的廚房。

至於避孕的方法，前提是如果採用的話，並不可靠。避孕是女人的事，所以女人們對安全期、榆樹皮、杜松子酒和姜、熱水沖洗等避孕方法有聊不完的話，可幾乎沒人去計劃生育診所。據我所知，大多數男人拒絕使用避孕套。

在女人一天的操勞中，洗、晾和熨衣服佔據了大部分時間。那時洗衣機幾乎不為人知，滾筒烘衣機也還未發明，晾衣服的院子裡總飄蕩著各種衣物。我們助產士常常要在隨風飛揚的亞麻衣物中殺出一條路，才能抵達產婦的住處。即便進了房子，也還要輾轉騰挪，穿過晾曬在門廳、樓梯、廚房、客廳和臥室裡的更多衣物。直到20世紀60年代，自助洗衣店和內有投幣自動洗衣機的洗衣店才進入人們的生活，在此之前，所有衣服都要在家手洗。

20世紀50年代，大多數人已經可以在家中用自來水了，院子外也有了自動沖水衛生間，有些人家甚至還擁有浴室。出租房則還沒有這麼幸運，大多住戶還需去公共澡堂洗澡。強硬的母親們每週帶著心不甘情不願的男孩兒們洗一次澡。而男人們大約也是在妻子的耳提面命之下，一週洗一次澡。每個週六下午，你都可以瞧見男人們拿著小毛巾和香皂向澡堂走去，看著他們臉上陰鬱的表情你就知道，一週一次的抗爭再次以男人的失敗而告終。

收音機幾乎家家都有，可我在倫敦東區從沒見過電視，也許是因為家家居住面積太小的緣故吧。當時人們主要的消遣是去酒吧、男人俱樂部，跳舞、看電影、去音樂廳和賽狗。令人意外的是，教堂竟然成了年輕人社交生活的中心，每所教堂都設有多個年輕人俱樂部，每週晚上舉辦活動。位於東印度碼頭路上的諸聖堂，外觀雄偉，是一座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教堂的青年俱樂部有幾百名年輕會員，由牧師和至少七名精力充沛的年輕助理牧師打理。教會需要這些年輕助理牧師的活力和精力，因為每天晚上要為五百到六百名年輕人舉辦活動。

成千上萬的船員從世界各地來到碼頭，但似乎沒有對碼頭區的生活造成太大影響。「我們會維持本色。」當地人如此說道，也意味著他們會與外界保持距離。家家戶戶小心翼翼緊盯著自家姑娘。海員們可以在碼頭區數量眾多的妓院滿足生理需求。我因為工作原因去過兩三家妓院，那裡的環境無一例外令人髮指。

我見過妓女在主街招攬生意，但沒在偏僻的街道上見過，連船員首先登陸的道格斯島也不例外。老練的妓女絕不會在毫無希望的偏僻街道浪費時間，如果哪個新入行的妓女頭腦一熱，去偏僻街道招攬生意，很快就會被憤怒的當地人或男或女，趕出來，很可能還會挨一頓打。這些妓院極負盛名，生意紅紅火火。我猜它們應該是非法經營，因為警察時不時就會突襲一番，可這並沒有影響妓院的生意。妓院的存在在維持街容整潔上，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

半個世紀過去，滄海桑田。如今的碼頭區已與記憶有著雲泥之別。過去的大家庭和社會生活已無跡可尋，十年內發生的三件事——碼頭關閉、貧民窟拆遷和避孕藥的出現，徹底終結了曾延續幾個世紀的古老傳統。

貧民窟拆遷始於20世紀50年代末，彼時我還在碼頭區工作。貧民窟的房子確實破爛不堪，這點毋庸置疑，可它們卻是人們深愛的家。我依然記得很多人，無論男女老少，手裡拿著市裡下達的信函，通知他們房子被拆遷要遷往新居時，多數人失聲痛哭的情景。他們生於斯，老於此，對外面世界一無所知，遷往四公里之外無異於到了地球盡頭。曾經彼此相鄰的家族因為動遷而四分五裂，孩子們也跟著四散而去。再無孫輩承歡膝下，沒人傾談，連賣倫敦最棒的啤酒的鄰居也搬到了四公里之外，很多老人無法適應這種生活，感覺與死無異。即使住上統一供暖、配有浴室的嶄新公寓，又有什麼意義呢？

避孕藥的出現始於20世紀60年代初，現代女性亦隨之誕生。女人不再淪為生孩子的機器，從此擺脫了無休止生育的束縛，她們要做真正的自己了。避孕藥帶來了我們現在所謂的「性革命」。女性首次可以破天荒地像男人一樣，享受純粹的性愛。20世紀50年代末，根據助產士的新生兒登記，每個月有八十到一百名新生兒誕生；而到了1963年，新生兒誕生數量已跌到每月四到五名。這完全稱得上社會變革了。

碼頭的關閉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前後後用了十五年之久，在1980年左右，碼頭上就再也見不到商船了。男人想保住工作，工會也努力試圖捍衛工人的利益，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許多碼頭工人停工事件。可一切已成定局，任誰也無法改變。事實上，停工不但沒起到積極作用，反而加速了碼頭的關閉。對於碼頭區的男人來說，碼頭代表的不只是工作和生活方式，碼頭即是生活本身。在他們看來，碼頭的關閉意味著整個世界的坍塌。過去幾個世紀，一直作為英國經濟主動脈的碼頭竟然關閉了，碼頭工人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我所熟知的碼頭區也從此湮沒在記憶之中。

時至維多利亞時期，社會變革之風席捲全國。生活中那些從不為人所知的醜陋經過文章披露，喚醒了人們的公眾意識。變革中，很多擁有遠見卓識的知識女性意識到，醫院護理質量亟須提高，而且護士和助產士的境況堪憂。因為在許多受教育女性眼中，護士和助產士都是不體面的工作，這就導致了從業者多為目不識丁的女性。查爾斯·狄更斯曾在其諷刺漫畫中塑造過兩個護士形象——莎瑞·坎普和貝琪·普瑞格，她們愚昧無知、卑鄙無恥，大口喝著杜松子酒，讀來令人忍俊不禁。可如果由於囊中羞澀，不得不將自己託付給她們護理時，你就一定笑不出來了。

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是護士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卓越的組織能力徹底改變了護士在世人心中的形象。但她並非一個人在戰鬥，在護士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有很多婦女組織一直致力於提高護理標準，其中有一個名為「聖賴孟多·農納都助產士」的組織。其成員由聖公會修女組成，她們致力於讓貧苦家庭的寶寶更安全地來到這個世界。她們在倫敦東區以及英國各重要工業城市的貧民區都設有修道院。

在19世紀（之前亦如此），窮苦人家的女人根本無法支付醫生的接生費用，只好依靠沒有受過醫學培訓，自學成才的助產士，即她們所謂的「接生婆」。有些接生婆確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但有些人則帶來了令人震驚的死亡率。19世紀中葉，最貧困人群中產婦死亡率為35%～40%，嬰兒死亡率約為60%。像妊娠子癇、大出血或胎位不正這些情況都意味著產婦難逃一死。有時候，當分娩出現異常時，接生婆甚至會遺棄產婦，任由其陷入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境地。毋庸置疑，接生婆的工作沒有衛生可言，退一步說，她們也會導致感染和疾病的傳播，並常常引發死亡。

接生婆不但沒接受過醫學培訓，其人數和工作也不受監管。聖賴孟多的助產士組織認為，要想根除這個社會惡習，關鍵在於為助產士提供適當培訓，通過法規監管其工作。

然而，在爭取立法的過程中，勇敢的修女和支援者們卻遭到了強烈的反對。大約從1870年開始，這場立法之戰就漸趨白熱化。她們被認為是「荒謬的」「浪費時間的」「吹毛求疵的」和「令人討厭的好管閒事者」。從誤入歧途到貪得無厭地斂財，各種罪名層出不窮，但農納都的修女們卻從未因此退縮。

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一直持續了三十年，直到1902年，首部助產士法案獲得通過，英國皇家助產士學會從此成立。

「聖賴孟多·農納都助產士」的工作以宗教信仰為基礎。我堅信這在當時是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因為她們的工作環境如此惡劣，強度如此之大，只有蒙上帝召喚的人才會從事這種工作。弗洛倫斯·南丁格爾曾寫道，在二十歲出頭時，她曾親眼見過上帝，上帝告訴她，她應該將其一生奉獻給自己的工作。

聖賴孟多的助產士們奔波於倫敦碼頭區的貧民窟，為最可憐的窮人提供幫助。在19世紀近一半的時間裡，她們是當地可以指望的助產士。她們冒著被霍亂、傷寒、肺結核傳染的風險不知疲倦地工作著。20世紀，她們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20世紀40年代，她們留在倫敦，經歷了倫敦大轟炸，每天要面對德國飛機對碼頭的狂轟濫炸。防空掩體、防空洞、教堂地下室和地下鐵車站裡都留下了她們接生的身影。她們為這項無私、永無盡頭的工作奉獻了自己的生命，整個碼頭區的人們都熟知她們，對她們崇敬有加，提起時無不帶著真摯的愛意。

既是信仰上帝，發誓遵守清貧、貞潔和順從戒律的修女，同時又是稱職的護士和助產士，這正是「聖賴孟多·農納都助產士」給我的第一印象。正因為如此，我才會成為她們中的一員，沒想到的是，這竟然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section倫敦碼頭區曾為世界最大港口倫敦港的作業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船舶的大型化和集裝箱化等物流革命的進行，倫敦碼頭區日益蕭條。「倫敦碼頭區」這一名稱是在1971年英國政府再開發計劃報告中首次使用的。/section羅納德·科雷和雷金納德·科雷雙胞胎兄弟，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活躍於倫敦東區的犯罪團伙首領。

只僱用某一工會會員的制度。

「聖賴孟多·農納都助產士」是虛構的組織，該名稱來源於助產士、產科醫師、產婦、生育和新生兒的守護神——聖賴孟多·農納都（st.raymundnonnatus）。1204年，聖賴孟多·農納都誕生於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為剖宮產所生（拉丁文「nonnatus」的意思是「非自然生產者」），正因為如此，他一出生就失去了母親。聖賴孟多·農納都後來成了牧師，於1240年去世。

妊娠子癇是指孕婦妊娠晚期、臨產或新產後，眩暈頭痛，突然手足抽搐、全身僵直、少頃即醒，醒後復發甚至昏迷不醒的疾病。妊娠子癇由先兆子癇症狀和體徵加劇發展而來。妊娠子癇可發生於妊娠期、分娩期或產後24小時內，被分別稱為產前子癇、產時子癇和產後子癇，是產科四大死亡原因之一。

倫敦大轟炸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對英國首都倫敦實施的戰略轟炸。轟炸範圍遍及英國的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但以倫敦受創最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