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貞觀二十年（西元646年），房玄齡又一次被停職，時任黃門侍郎的禇遂良就連忙上疏，列舉了房玄齡對國家的諸多貢獻：「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資治通鑑》卷一九八）然後禇遂良說，假如不是犯了什麼不赦之罪，就不應該把他摒棄；如果是因為他年邁體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動致仕。若非如此，只是因為一些小過失，希望陛下不要拋棄跟隨數十年的元勳老臣。

禇遂良的諫言句句在理，當然給足了雙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齡召回了朝廷。

但是，並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齡「趕」回家去，都有和事佬出來打圓場。比如房玄齡這次復職沒多久，就再一次「避位還家」，史書還是沒有說明具體原因，但記載了這次復出的過程。

這個過程很簡單，卻很微妙。

再次把房玄齡「譴歸」後，一連過了好幾天，始終沒人來勸諫，李世民不免有些著急。朝中政務繁冗，絕不允許他把房玄齡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時又找不到什麼好聽的理由公開讓房玄齡復職。

該怎麼辦？

李世民畢竟是聰明人，他很快就有了辦法。

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訴侍臣，說他要去芙蓉園遊玩。芙蓉園位於長安東南角的曲江，要去那裡必然要經過房玄齡的宅邸。房玄齡得知訊息後，立刻命子弟灑掃門庭。子弟問其故，房玄齡笑著說：「皇上隨時會駕到！」

片刻之後，龍輦果然「順道」來到了房府的大門口，然後太宗李世民就「順便」進來看望賦閒在家的房玄齡，最後又「順帶」用御輦把房玄齡接回了皇宮。

這個故事很經典。

除了表明李世民和房玄齡之間的默契和相知之外，這個故事的經典之處還在於，它告訴我們——政治是聰明人之間玩的遊戲。

只有讀懂人心，才能讀懂政治。

綜觀李世民跟房玄齡玩的這些政治遊戲，我們不難解讀出這樣一些內涵。

首先，不管是身為皇帝的李世民還是身為宰相的房玄齡，他們心裡都很清楚，要把貞觀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業、青史留名，他們兩個就誰也離不開誰。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夥伴關係。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這個界限到任何時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們之間更主要的還是主僕關係。

在這兩重關係之下，情況就變得有些微妙而複雜。

作為皇帝的李世民，必須「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一方面，李世民必須給予房玄齡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對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賜給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兒高陽公主嫁給房玄齡的次子房遺愛，又讓弟弟韓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齡的女兒當王妃，以此加強雙方的情感紐帶和利益聯結。

這些都屬於「恩」的範疇，目的是贏得房玄齡的絕對效忠。

另一方面，李世民又必須經常玩一些「小動作」，時不時把房玄齡「譴歸私第」，晾在一邊。這麼做的目的有三：一是檢驗自己對權力的掌控程度，以防被暗中坐大的「權臣」架空；二是藉此顯示皇權的威嚴，讓房玄齡懂得，君與臣之間，有一道永遠不能跨越的界限，所以，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對雙方都有好處；三是提醒房玄齡：雖然你很重要，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為朝廷離了你就不轉了。你應該始終保持戒驕戒躁、謙虛謹慎的態度，永遠不能驕傲自大、忘乎所以。

這些都屬於「威」的範疇，目的是讓房玄齡時刻牢記——我是君，你是臣；政治第一，友誼第二。

其次，對於房玄齡而言，或許一開始他對李世民的帝王術還比較陌生，所以在貞觀初年一被批評就嚇得惶惶不可終日，可他後來就逐漸明白了——皇帝手中的那把「鍾馗利劍」儘管看上去有些可怕，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種威嚇作用的，只要你忠心不改，恪盡職守，那把劍就不會真的往你身上招呼。

正因為房玄齡後來弄懂了這一點，所以他自然而然就有了「一顆紅心，兩手準備」。

一方面，他雖然仍舊對他的本職工作兢兢業業，卻時刻有著被皇帝「譴歸私第」的心理準備。他不但再也不會被皇帝的批評嚇得寢食難安，而且就算被停職，他也權當是度假。因為他知道皇帝離不開他，朝廷離不開他，所以不管怎麼「譴歸」都能很快官復原職，一點也不用擔心。

可另一方面，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榮寵和恩澤都是天子的賜予，假如稍有不慎，隨時有可能被天子全盤收回。所以，必須時刻保持臨深履薄、戒慎恐懼之心，越是皇恩浩蕩，越是要謙遜辭讓。總而言之一句話，做事必須盡職盡責，才能顯示能力；但做人必須謙恭低調，才能顯示品德。有才有德，才是讓領導放心的好下屬。

有一件事情，可以充分說明房玄齡的這種「覺悟」。

貞觀十三年（西元639年），時任左僕射的房玄齡又被李世民加封為太子少師，不僅肩負國之重任，而且更兼輔弼少主之責，房玄齡大為惶恐，不斷上表請辭僕射之職。李世民當然沒有批准，而是下詔對他進行了勉勵，房玄齡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到了太子拜師那天，東宮舉行了隆重的儀式，一切都已準備停當，可房玄齡卻「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他深感自己不夠資格，所以不敢去東宮接受太子禮拜，只好躲在家裡，始終不願露面。

房玄齡的謙卑贏得了時人的一片讚譽。《舊唐書》稱：「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

這一切當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裡，所以他對房玄齡越來越感到滿意。

貞觀十六年（西元642年），李世民又進封房玄齡為司空，仍舊讓他總攬朝政，並且監修國史。房玄齡再次上表請辭，李世民又下詔勉勵他說：「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鑑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舊唐書·房玄齡傳》）

這段話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詞，實則大有深意。所謂「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鑑止足」，其實正是李世民對臣下的一種要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備這樣的美德，或者說都能諳熟這樣的遊戲規則，那皇帝自然就沒有什麼放心不下的。換言之，臣子越是謙讓，皇帝反而會更加信任他，越敢把權力交給他。所以李世民才會毫不避諱地說了一句大實話：「忽無良相，如失兩手！」朝廷一天沒有好宰相，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樣。

正是因為對房玄齡的信任，所以貞觀十九年（西元645年），當李世民御駕親征高麗的時候，才會命房玄齡留守長安，把朝政大權全部委託給他，讓他「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這實際上就是賦予了他皇權代理人的身份和權力。

那麼，面對李世民交給他的無上信任和權力，房玄齡又是怎麼做的呢？

有一天，房玄齡正在留守衙門辦公，有人突然闖進來，口口聲聲說要告密。房玄齡問他告誰的密，那人說：「告你的密！」

房玄齡一聽，連想都沒想，立刻命人準備車馬，把這個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線天子的行在。

李世民聽說留守送來了一個告密者，剛開始頗為詫異。因為以房玄齡的能力而論，他是不可能隨隨便便把皮球踢給皇帝的，更何況此時皇帝還在前線打仗。所以李世民斷定，若非出於某種特殊原因，房玄齡是絕不會這麼做的。

李世民轉念一想，馬上就猜出了答案。

他隨即命人持刀列隊，然後接見告密者，問他要告誰，那人回答說：「房玄齡。」

李世民冷笑一聲：「果然！」當即喝令左右，二話不說就把那個告密者腰斬了。

事後李世民給房玄齡下了一道手詔，責怪他不夠自信，還說：「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資治通鑑》卷一九七）

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按照規則來玩的政治遊戲。

作為房玄齡，雖然被皇帝賦予了專斷之權，但是碰上這檔子事，他是萬萬不能專斷的。因為這件事實際上是把房玄齡推到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那就是——要恪盡一個留守的職責，還是要謹守一個臣子的本分？

如果房玄齡選擇前者，自作主張把這個人殺了，那固然是盡了留守的職責，可皇帝過後一旦知道了這件事，會不會對房玄齡起疑心呢？會不會覺得房玄齡過於獨斷專行，因而對他產生不滿和戒備呢？

完全有這種可能。

所以房玄齡寧可捱罵，也必須把事情交給皇帝處理。這麼做，一來可以證實自己的清白，二來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誠，最後還能向皇帝傳遞出這樣的資訊——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會謹守人臣本分，碰到必須由皇帝親自處理的事情，他絕不會越俎代庖。

而作為李世民，他內心對房玄齡這種做法其實是很滿意的。他之所以在聽到告密者的回答時會說出「果然」二字，是因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來意；而他之所以能猜出告密者的來意，恰恰是因為他了解房玄齡的性格，也知道房玄齡這麼做的用心所在。

可即便李世民覺得房玄齡這麼做是對的，表面上他也必須「責怪」他，並且重申對他的授權和信任，這樣才能展示一個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懷。

總之，君臣雙方其實都明白是怎麼回事，但都要按照遊戲規則把屬於自己的那個角色演好。所以我們說——政治是聰明人之間玩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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