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弘文館諸學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員，共同討論修訂律法，把五十多種絞刑條款全部廢除，一律改為「斷右腳腳趾」。修訂之後，李世民還是覺得此刑過於殘酷，於是對朝臣說：「廢除肉刑，由來已久。supsmallid="filepos1004915"/small/sup朕以為不可再傷害百姓肢體，所以此法仍須改易。」有人隨即提出，將「斷右趾」改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詔批准。

作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礎，政治領袖必須率先垂範，努力做到正心誠意、克己制欲。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義，正所謂「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這方面，李世民並非一開始就能做到，而是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思想轉變。執政初期，李世民的統治方式跟歷代君主一樣，並不排斥「以權謀御下」的帝王術。有一件「反腐敗」的案子足以說明這一點。

在當時的長安官場，官員貪汙受賄的行為十分普遍。李世民對此深惡痛絕，決定懲治腐敗，於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賄」，試圖以此引誘官員上鉤，然後殺一儆百。supsmallid="filepos1006000"/small/sup此計一施，馬上有個官員掉進了陷阱。雖然「受賄」的數額很小，僅僅是一匹絹，可李世民還是勃然大怒，準備殺了這個官員。民部尚書裴矩力諫，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資治通鑑》卷一九二）李世民聞言，頓時醒悟，隨即收回了成命。

這件事情之後，李世民就斷然拋棄了類似的做法。

貞觀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請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問：「你說的佞臣是誰？」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確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個辦法，很容易就可以試出來。請陛下在與群臣交談的時候佯裝發怒，藉此試探，如果是執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順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擺擺手說：「君是國之源，臣是國之流，若源泉渾濁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詭詐之術，如何責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慣以權譎小術對待臣下，常暗自引以為恥。所以，賢卿之策雖善，但朕不能採納。」

此事足以證明，經過「王霸之辯」後，李世民確實下定了「以至誠治天下」的決心，所以才會將慣用的帝王術視為一種可恥的行為。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此後二十多年的執政生涯中，李世民也並未全然摒棄帝王術。在權力控制的過程中，他也難免會運用一些「胡蘿蔔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過這種手段絕對要比敲詐行動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誠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現也堪稱歷代帝王的楷模。

眾所周知，在古代中國，作為一個君臨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許就是縱慾；而最難修煉的品格，無疑就是寡慾。

對於大多數皇帝而言，坐在權力金字塔的頂端，其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放縱並且滿足自己的各種慾望。

在他們看來，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從眾多的古代皇帝中脫穎而出，成為後世廣為傳頌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剋制慾望這一點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貞觀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來打算修築一座宮殿，連所需的各種建材都已準備妥當，可思前想後，李世民最終還是放棄了這個打算。

對此，李世民曾有過一段精闢的論述。他說：「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慾也！」（《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關於李世民力行節儉所產生的社會效果，《資治通鑑》總結說：「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雖然司馬光的評價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在貞觀時代的二十三年間，李世民並未將節儉寡慾的政風一以貫之地堅持到底。但是起碼在貞觀初期，李世民在這方面的表現還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時，李世民還有一個「省費」的大動作，就是大力精簡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

古代中國常有「十羊九牧」之說，意思是衙門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十個百姓就要供養九個官吏。隋文帝時，曾經把東漢末年以來的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十羊九牧」的狀況。但是從隋大業年間起，「豪傑並起，擁眾據地，自相雄長」，李唐崛起之後，群雄相率來歸，李淵「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

李世民在執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資治通鑑》卷一九二）。於是從貞觀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兩項重大改革：一是合併州縣，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將武德年間增設的州縣予以裁撤合併，其次是根據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國劃分為十道：關內道、河南道、河東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這個道不是行政區，而是相當於監察區。此後，李世民多次派遣簡點使、觀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觀風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會要》）。

在裁撤合併地方行政機構的同時，李世民又對房玄齡說：「官在得人，不在員多。」於是責成房玄齡精簡中央政府機構的官員。有隋一朝，長安的各級官員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經過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員精簡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節約了行政開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隨著李世民對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實踐得以展開，大唐帝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國力蒸蒸日上，開始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歷史時期。

史稱：「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然而，這種四海昇平的繁榮景象卻是來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對的是一個「霜旱為災，米穀踴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的局面。貞觀元年，關中饑荒，物價飛漲，一斗米的價格漲到了與一匹絹相當；貞觀二年，全國又遍地蝗災；貞觀三年，有些地方旱情嚴重，而有些地方卻又洪澇成災……就是在這樣一個艱難的局面下，李世民卻能矢志不渝地堅持王道路線，「銳精為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並且「從諫如流，雅好儒術，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所以到了貞觀四年（西元630年），整個帝國的形勢便煥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里，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貞觀政要》卷一）。而多年來一直侵擾中原的東突厥也在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對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為感慨地對群臣說：「貞觀之初，很多人都堅持認為，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獨魏徵勸朕推行王道。同時很多人上疏說：‘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說：‘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可魏徵還是勸朕說：‘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採納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幾年，果然收到了‘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長久以來一直是中國的勁敵，而今頡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長甚至成了朕的帶刀侍衛，各部落皆服中國衣冠，所有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勞！」

李世民的這一席話，不僅高度肯定了魏徵對國家所作的卓越貢獻，同時也充分表明——武德九年那場「王霸之辯」確實對整個大唐帝國產生了無與倫比的深遠影響。

換言之，正是由於這場事關國家大政的重要辯論，讓李世民找到了一條正確的施政路線，從而引領大唐帝國走出黑暗而漫長的歷史隧道，並且最終開啟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一個黃金時代——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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