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位之初，雖然海內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經走過九個春秋，但是李世民從高祖手中接過來的卻仍然是一座百廢待興的江山——「率土之眾，百不存一；干戈未靜，桑農鹹廢；凋弊之後，飢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說，經歷隋末唐初的多年戰亂之後，人口數量急劇萎縮，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普通百姓雖已逃脫戰爭和死神的魔爪，卻依舊生活在飢寒與貧困的陰影之中。

大亂之後，如何求治？

如果把幾千年的中華帝國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線圖，那麼此刻的大唐王朝無疑正處在一個長達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西元220年大漢帝國覆亡之後，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國鼎立、五胡亂華、南北紛爭的黑暗歲月裡呻吟和板蕩，直到西元589年隋文帝楊堅滅陳，中華帝國才重新回到大一統的軌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們的心頭點燃。然而，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的隋煬帝楊廣卻粗暴地葬送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他在位僅十餘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場幻夢，在短暫的精彩之後破滅無餘，中華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織的亂世深淵。

而此時此刻，在隋王朝的廢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國，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歷史教訓，建立一個廉潔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勵精圖治，在大一統的基礎上重建一條堅實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於大漢王朝那樣一個繁榮強大的帝國？抑或仍舊實行強力統治，驕奢縱慾，窮兵黷武，重蹈隋王朝的歷史覆轍，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曇花一現？

這是擺在貞觀君臣面前的一道歷史課題。

站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捩點上，以李世民為首的新一屆李唐政府，應該選擇一種怎樣的方式來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

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數月後，大唐君臣就圍繞著未來的施政方式展開了一場至關重要的討論。

準確地說，這是一場辯論。

話題由李世民提出。他說：「我朝承大亂之後，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見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觀點：「不然。長期安定之人容易驕逸，驕逸才難以教化；而久經離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於治理。譬如飢餓的人什麼食物都覺得可口，什麼水都覺得好喝一樣。」

李世民說：「賢明的人為政百年，才能祛除殘忍好殺之風。大亂之後，欲求大治，怎麼可能像你說的那麼容易，在短時間內達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聖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響應，相信大治並不太難，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頻頻頷首，深以為然。

可是，魏徵的觀點立刻遭到大多數宰執重臣的反駁。

為首的人就是右僕射封德彝。

他用一種近乎嘲笑的口吻說：「自夏、商、週三代以降，人心日漸澆薄詭詐，所以秦朝專以嚴刑峻法治國，漢朝也不得不兼雜王道與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豈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書生，不識時務，若信其虛論，恐敗亂國家！」

面對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應對：「五帝三王治國時，人民也是久經離亂，可照樣能夠教化。躬行帝道則成就帝業，躬行王道則成就王業，一切都取決於人君的努力。考諸史籍，昔日黃帝與蚩尤大小七十餘戰，天下可謂混亂至極，可戰勝蚩尤後，天下遂致太平；其後顓頊誅除九黎，商湯驅逐夏桀，武王討伐商紂，不都是在天下大亂之後進而締造了太平盛世嗎？若說古人淳厚質樸，後世澆薄詭詐，那麼迄於今日，人民應悉數變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頓時語塞，其他反對者也都啞口無言。但他們堅持認為：魏徵所言是不切實際的書生之見，斷不可行。

很顯然，魏徵所堅持的觀點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這是一種以仁義道德治理天下的統治方式，堅通道德與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篇》）而「政」的語源是「正」，確實含有顯而易見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強調政治領袖必須正心誠意、克己修身，進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禮義化育萬民、治理天下；同時輕刑罰、薄徭賦、發展生產、選賢用能，最終讓天下的百姓豐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場則是與王道對立的霸道。

所謂霸道，是指君主憑藉權術、暴力和嚴刑峻法進行統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完全不服從周王室的統治，競相以武力與權謀進行殺伐和兼併，於是產生了齊桓公、秦穆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等所謂春秋五霸，從而構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論基礎。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認為，王道與霸道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是以道德和禮義感化人民，而後者則是以強權和武力鎮壓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讓人「心悅而誠服」（《孟子·公孫丑上》）。由此可見，類似春秋五霸那樣的事功在儒家學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術當然也為絕大多數後世儒者所不齒。

發生在武德末年的這場事關國家施政方式的高層辯論，只有魏徵一個人堅持王道，而以封德彝為首的朝廷重臣則普遍傾向於霸道。

然而，最終結果卻是魏徵勝出了。

因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援。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眾議，最終選擇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為李唐王朝的意識形態和統治方式。不久後，李世民就在朝會上對文武百官公開宣佈：「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在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從此，李世民開始不遺餘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處就是寬減刑罰。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與群臣討論當時社會上的犯罪現象，有人依舊未脫「亂世用重典」的舊習，強調「重法以禁之」，李世民當即一臉不悅地說：「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賦繁役重，二是官吏貪求，所以飢寒交迫，才顧不上禮義廉恥。以朕看來，對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如此一來，百姓衣食無憂，自然不會犯罪，又何須用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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