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李淵馬上就同意了他的請求，派遣使臣元普與其簽訂協約，並賜給他免死金券，但是頡利可汗聽說後卻大為不滿，立刻遣使向他施加壓力。
苑君璋的騎牆術遭遇了尷尬。處於兩大強鄰之中，苑君璋不但未能左右逢源，反而頗有左右為難、騎牆難下之勢。他的兒子苑孝政心向李唐，於是對他說：「劉武周殷鑑不遠。如今既已降唐，就不應再歸突厥，否則是自取滅亡。況且糧儲已盡，人心離散，如更遲疑，禍在旦夕！」可他的一個幕僚郭子威卻心向突厥，極力遊說他：「恆安之地，王者舊都，地險城堅。而今突厥方強，足可倚為後援，據此堅城，足觀天下之變！何苦降於李唐、束手於人呢？」
苑君璋最後還是聽信了郭子威之言，翻然撕破那一紙墨跡未乾的協約，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將其押送突厥，並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隨後頻頻與突厥聯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邊境。
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徹底依附東突厥，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牆的那一邊去了，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東突厥轉眼間就日薄西山了。
因為東突厥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接連遭遇了一連串嚴重問題。到了貞觀元年前後，這棵昔日的大樹不但不能再蔭庇他，而且本身都已搖搖欲墜。苑君璋痛定思痛，最後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牆的這一頭——率眾歸降唐朝。
至此，這棵搖擺不定的牆頭草終於有了歸宿。而自從隋朝末年以來便一直為患邊境的這股割據勢力，也總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統的懷抱。
這對於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當然是一份特殊的賀禮。所以李世民並沒有虧待苑君璋，隨即任命他為隰州（今山西隰縣）都督，封芮國公，並賜食邑五百戶。
那麼，東突厥到底發生了什麼，才會讓苑君璋這個一貫首鼠兩端的人最終下決心歸降李唐呢？
答案是四個字：天災人禍。
首先是人禍。東突厥自從始畢可汗以來，國勢之所以日益強盛，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簡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質樸的天性，至頡利可汗執政初期，仍然保留著這個優良傳統，所以國力依舊強大。但是到了後期，頡利專門寵信一個叫趙德言的漢人，此人得寵之後作威作福，將突厥的種種制度、政策和法令悉數變更，導致政令煩苛，國人不勝其擾，大為不滿。加上頡利可汗又與敕勒諸部族交惡，頻頻與其中的薛延陀、回紇等部交戰，因此內政大亂，國力日衰。
正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正當東突厥局勢日益嚴峻之時，又連續幾年遭遇罕見的雪災，致使牲畜普遍死亡，民間爆發了大規模饑荒，百姓紛紛凍餒而死。頡利眼見國庫日漸空虛，王庭的各項開支捉襟見肘，不得不對突厥各部落徵收重稅。這樣一來愈發導致惡性迴圈，突厥民眾不堪負荷，「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資治通鑑》卷一九二）。
到了貞觀元年秋天，東突厥已經日暮途窮，徹底暴露出亡國之兆，於是唐朝的大臣們紛紛勸說李世民趁勢出兵，攻擊突厥。
很顯然，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儘管已經確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線，準備專心致力於內政建設，但是在如此誘人的機會面前，李世民還是心動了。
他召集了蕭瑀、長孫無忌等宰執重臣，說：「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們發兵攻擊，則背棄了剛剛與其訂立的盟約；可要是不打，又會坐失良機，你們認為該怎麼辦？」
我們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恥辱，所以擔心違背盟約云云，不過是場面上的漂亮話而已。他真正的難處並不在於是否會違背盟約，而在於是否會違揹他剛剛確立的大政方針。
要知道，戰爭的機器一旦開動，絕不是說停就能停的。雖然此時的突厥虛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時間內結束戰爭，誰也沒有把握。所以儘管李世民內心躍躍欲試，可還是強忍著報仇的衝動，希望廣泛聽取大臣們的意見。
對於這個問題，大臣們分成了兩派，蕭瑀等人贊成出兵，而長孫無忌則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說：「蠻虜並未侵犯邊境，所以臣以為不便開戰。理由有三：第一，違背盟約；第二，勞民傷財；第三，非王者之師！」
李世民最終採納了長孫無忌的意見，停止了對突戰爭的動議。
其實，真正讓李世民放棄戰爭的理由只有一條，那就是——勞民傷財。
為了確保國內的和平，早日達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後還是放棄了平滅突厥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
他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東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
貞觀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說服自己放棄了對突戰爭，可緊接著在九月份，他卻不得不釋出了另一道戰爭命令，進攻目標是嶺南的酋長馮盎。
此人其實很早就已歸順唐朝，卻長年與其他部落相互攻擊，而且不到長安朝貢，所以與他毗鄰的唐朝各州紛紛上表，奏稱馮盎反叛，請求朝廷下令征討，前後奏章不下數十件。
像這樣的戰爭，李世民就認為非打不可了，因為馮盎的性質是叛亂，與突厥截然不同。所以李世民幾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決定，命江南、嶺南數十州的軍隊，共同出兵討伐馮盎。
然而，有一個人對李世民的戰爭決策卻大不以為然。
他並不認為這場仗非打不可。
這個人就是魏徵。
就在戰爭即將打響的前夕，魏徵極力勸諫李世民：「如今天下初定，而嶺南瘴氣流行、路途遙遠，無法駐紮重兵，況且指控馮盎叛亂的證據並不充分，臣以為不應興師動眾。」
李世民說：「檢舉馮盎的奏章不絕於途，怎能說證據不充分？」
魏徵說：「馮盎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如今對他的指控已有數年，而他的軍隊始終沒有越出轄區，顯然並不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眾口一詞，都說他反，陛下又從不曾遣使安撫，馮盎畏懼一死，當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示以至誠，馮盎喜於免禍，必可不戰而令其歸服。」
李世民一想，魏徵之言確實有道理，自己終究還是百密一疏了，於是即刻收回戰爭命令。
這年十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撫，馮盎果然馬上讓他兒子率使團到長安覲見朝貢。李世民大為感慨，在朝會上對群臣說：「魏徵讓我派出一個使節，嶺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勝過十萬雄兵，不可不賞！」隨即賞賜魏徵綢緞五百匹。
李世民即位之後，大唐王朝一連多次化解了戰爭危機，從而牢牢確立了偃武修文的執政路線。在此，除了要歸功於李世民本身的隱忍、明智和審慎之外，長孫無忌、魏徵等人的貢獻也是顯而易見的。
正是由於以唐太宗李世民為首的貞觀君臣能夠上下一致、協力同心，大唐帝國才贏得一個休養生息、長足發展的機會，從而為貞觀之治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作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與韜略，也從此開始在帝國的權力巔峰上盡情展現，並且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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