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后到天后

咸亨元年（西元670年）是一個不幸的年份。

無論對於大唐帝國還是對於武后個人而言，莫不如此。

首先是帝國在對外軍事上，遭到了來自西陲吐蕃王朝的嚴峻挑戰。

吐蕃王國是差不多與唐帝國同時崛起的一個國家。正當唐帝國在太宗李世民手中建立起具有國際聯盟性質的天可汗體系時，吐蕃王國也在一代雄主松贊干布的治下臻於強盛。太宗時代，唐朝與吐蕃建立了睦鄰友好的外交關係，先有文成公主入藏的千古佳話，後有吐蕃出兵幫助唐使王玄策征服中天竺的事蹟。但是隨著松贊干布的去世，吐蕃國相祿東贊大權獨攬，開始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首先把戰爭的矛頭指向了唐帝國的屬國吐谷渾。

吐蕃與吐谷渾同位於青藏高原，兩國曆來存在邊境爭端，時常爆發軍事衝突。唐高宗龍朔三年（西元663年），由於吐蕃的蓄意入侵，兩國的軍事衝突迅速升級，吐谷渾屢屢遣使向唐朝告急，而吐蕃也裝腔作勢地遣使向唐求援。由於當時唐帝國東征百濟的戰爭還處於膠著狀態，而且唐朝對吐蕃的擴張野心也估計不足，因此高宗對兩國的爭端採取了不聞不問的態度。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唐王朝的失策進一步刺激了吐蕃的野心。當年五月，吐蕃悍然出動大軍，一舉吞併了吐谷渾，並進而窺視西域，準備與唐朝爭奪西域的控制權。

幾年後，吐蕃國相祿東贊去世，但是吐蕃對外擴張的程式並未中止，而是越發猖獗。因為祿東贊雖死，可他的兒子論欽陵又繼承了相位。正所謂虎父無犬子，這個論欽陵比他的父親更具有傳奇色彩，是吐蕃歷史上最富於雄才大略的一代名相。

就在咸亨元年四月，吐蕃王國出兵攻陷了大唐在西域的十八個州，進而佔據安西四鎮——龜茲、于闐、焉耆、疏勒。戰報傳來，大唐朝野一片震驚。高宗不得不下詔撤銷了安西四鎮，隨後任命名將薛仁貴為主帥，以郭待封等人為副帥，率十餘萬大軍西進青海湖地區，準備在討伐吐蕃的同時協助吐谷渾復國。

然而高宗絕不會料到，他這次指定的副帥人選，最終將被證明是一個致命的錯誤。當西征軍進抵大非川（今青海共和縣西南切吉平原）時，按照薛仁貴原來的戰略部署，是讓郭待封率兩萬人在大非嶺上築營固守，保護大軍的輜重和糧草，然後由他本人親率主力進擊烏海（今苦海）方向的吐蕃軍隊。如果郭待封按此計劃行動，或許就能避免後來那個可怕的失敗。

只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當薛仁貴率部在河口大破吐蕃前鋒時，郭待封卻放棄了大非嶺，擅自帶領輜重部隊繼續前進，終於遭到吐蕃二十萬大軍的伏擊，輜重和軍糧喪失殆盡。薛仁貴聞訊，連忙退守大非川。然而就在此時，吐蕃國相論欽陵親自率領的四十萬大軍已經把唐軍團團包圍了。經過一場空前慘烈的廝殺之後，唐軍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幾乎全軍覆沒。薛仁貴、郭待封等將領被迫與吐蕃議和，才得以保住性命。隨後，朝廷派出特使將他們押解回京。雖然高宗念在他們以往的功勳，赦免了他們的死罪，但均將他們革職除名，可惜薛仁貴的一世英名就這樣毀於一旦！

大非川之敗，一舉破除了唐軍天下無敵的神話，成為唐朝對外戰爭史上由盛而衰的一大轉捩點。究其失敗的原因，首先是因為副帥郭待封自恃為名將之後，根本不服平民出身的薛仁貴的統轄，致使兩人在戰略戰術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其次，唐軍士兵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海湖地區產生了強烈的高原反應，致使軍隊的戰鬥力嚴重下降。

從後面這點來看，此時唐軍士兵的身體素質顯然遠遠不如貞觀時代。當年李靖、侯君集等人平定吐谷渾時，同樣也是在青藏高原上轉戰數千裡，大小數十戰，最後仍然取得了全面勝利。由此可見，唐朝的軍事實力之所以在高宗執政的中後期由盛而衰，其內在原因之一，就是兵員素質已經一代不如一代了。

正當唐帝國在西線遭遇吐蕃嚴峻挑戰的時候，東方的局勢也出現了逆轉。

由於高宗朝廷在帝國疆域急速擴張的同時，對各羈縻州府缺乏同步的強有效的治理，並且在各佔領區駐紮的軍隊數量也很少，本已臣服的這些周邊地區迅速掀起了一股叛亂和復國的浪潮。

最先死灰復燃的是兩年前剛剛被李勣平定的高麗。

咸亨元年（西元670年），高麗貴族劍牟岑擁立原高麗國王高藏的外孫安舜為首領，起兵反叛。唐朝隨即派遣高侃出兵鎮壓。不久高麗內部爆發內訌，安舜不滿於傀儡地位，刺殺了劍牟岑。嚴重的內部分裂導致了高麗反抗軍元氣大傷，於是在後來的幾年裡，高侃先後在安市城、白水山大敗高麗反抗軍。然而，就在唐軍即將平定叛亂的節骨眼上，歷來臣屬於唐帝國的新羅突然與唐朝反目，不僅收留了逃亡新羅的安舜，公然支援高麗的反叛勢力，而且陸續出兵佔領了原屬百濟的一部分土地，其稱霸朝鮮半島的野心昭然若揭。

除了國際形勢風雲突變之外，國內形勢也令人擔憂。從咸亨元年三月開始，一些地方就出現了旱情，到了八月，關中又遭遇嚴重的乾旱，導致京畿地區出現饑荒，朝廷不得不讓百姓前往各州逐食，同時朝廷也準備暫時遷往洛陽，以解決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飯問題。

國家如此，武媚個人也同樣面臨危機。

首先是她在外朝的心腹都相繼離去。如李義府早在幾年前就被流放遠地、死於貶所，而袁公瑜也是被一貶再貶，早就遠離了權力中心，其他的幾個「翊贊功臣」也都已病故，剩下最後一個死黨許敬宗，又在這一年三月因年老體衰而不得不致仕。這些人都是皇后武媚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沒有了他們，武媚自然就陷入了勢單力孤的境地。

其次，武媚的母親榮國夫人也在這一年九月病逝。這位常年誦經禮佛的老太太活了九十二歲，雖說如此高壽已屬人間稀有，但是她的亡故還是讓武媚感到了極大的悲傷。因為這麼多年來，母親楊氏始終是她政治上最堅定的支援者。尤其是在她爭奪皇后之位的關鍵時刻，母親不僅在背後為她出謀劃策，還不顧年邁親自出面奔走，這一切都讓武媚一直深懷感激。此外，在武媚走向權力巔峰的道路上，幾乎每一步都沾著親人的鮮血，如長女安定公主，姐姐韓國夫人，外甥女賀蘭氏，同父兄武元慶、武元爽，堂兄弟武惟良、武懷運，無不是死在武媚的手中。當親情在政治的碾壓下近乎完全泯滅的時候，母親楊氏無疑是武媚唯一的情感慰藉和親情寄託。

如今母親終於駕鶴西去，而國家憂患又與個人危機同時襲來，頓時讓武媚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和茫然之中。

古代中國人普遍相信天人感應之說，他們篤定地認為，凡是出現重大天災，必是人事出了問題。所以當這一年國家突然遭遇內憂外患時，朝中許多對武媚心懷不滿的大臣便藉機發難，紛紛把矛頭指向武后，宣稱天下大旱必然與皇后專權有關。

面對驟然來臨的各種壓力，皇后武媚忽然作出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決定。

咸亨元年閏九月，她以天下久旱為由，正式向高宗提出避位的請求。所謂避位，也就是因天災而引咎，要求辭去皇后之位。

朝野輿論頓時譁然。

武后居然提出避位？這不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嗎？這個視權力如生命的女人，這個從來不向任何困難屈服的武后，居然甘心放棄她為之拼搏了半生的皇后之位，從此向命運繳械投降嗎？

人們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在這個微妙的時刻，朝野上下頓時把目光全部聚焦到了天子李治的身上，都睜大了眼睛看他到底會怎麼做。

高宗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兩個字——不許。

他當然不許。因為這幾年來，他的身體已是每況愈下，長年的疾病纏身使他不得不對武后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依賴。一旦沒有武后，高宗根本就無法獨自處理政務。

此外，讓高宗不同意武后避位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心裡很清楚，武后這麼做並不是真的想放棄權力，而是在以退為進！

她的目的有二：

第一，故作高姿態，平息朝野上下對她的不利輿論。

你們不是都說我專權嗎？那我乾脆辭職不幹了，看你們還能說些什麼！

第二，用這種主動承擔責任的方式向天下人強調，她才是大唐帝國真正的主宰者。

因為權力和責任是成正比的，所以，誰承擔最大責任，誰當然就是擁有最高權力的人！

試問，武后這麼做，不是明擺著把天子李治置於尷尬之地嗎？古往今來，只聽說出了天災由皇帝下詔罪己的，哪裡有皇后自請避位的？

如果高宗真的答應了她的請求，那無異於把自己擺在了一個從屬的地位，更無異於扇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

高宗當然不會這麼傻，所以他必然要駁回武后的避位請求。

咸亨元年的避位事件，顯然是武后化被動為主動的一著妙棋。如此一來，她不但巧妙地堵住了朝野上下的悠悠眾口，而且進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在天下人面前樹立起了「心繫天下、不徇己私」的高大形象。

武后既然表現得如此高姿態，高宗當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隨後，高宗宣佈輟朝三日，為武后的母親楊氏舉辦了無比風光的高規格葬禮——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書）盧承慶主持喪葬事宜，特令宰相戴至德持節弔唁，又命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員及外朝誥命夫人，都必須前去弔喪哭拜，並送葬至渭橋；葬禮規格等同親王，墓碑由高宗親筆書寫。稍後，又追贈武士彠為太尉、太原王，封楊氏為太原王妃，諡號忠烈。

至此，武后又一次以她那絕頂高明的政治手腕化解了危機，並且強化了「二聖臨朝」的政治格局，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其實，平心而論，武后在掌控朝政的這些年裡，大多數時候確實是在幫高宗打理政務的，基本上沒有打什麼個人的小算盤。

要是從顯慶五年高宗患上風疾算起，武后參預朝政已經整整十年；就算從麟德元年的「二聖臨朝」算起，武后垂簾聽政也已經六年。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武后既沒有在外朝培植新的政治勢力，也沒有引進任何強勢干政的外戚。單憑這一點，武媚這個輔政的皇后也算當得盡職盡責，並沒有多少值得詬病和指摘的地方。也許正因如此，高宗才會越來越倚重她。

當然，武后表現得如此謹慎和內斂，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博取高宗的信任；另一方面，其實也是因為她的外戚力量先天不足——那幾個同父兄和堂兄弟老早就被她搞掉了，他們的兒子也均遭流放。如今唯一在朝中任職的外戚，就是她姐姐韓國夫人的兒子賀蘭敏之。

說起這個賀蘭敏之，武后本來也是要用心培養的，不承想這小子純粹是爛泥扶不上牆，讓武后傷透了心。

賀蘭敏之據說是長安有口皆碑的美少年，長得明眸皓齒、玉樹臨風，而且腹有詩書、才華橫溢。史稱他「不雜風塵，鸞章鳳姿」「風情外朗，神采內融」「飛文染翰，為伯為雄」。（《全唐文補遺》第二輯《大唐故賀蘭都督墓誌》）古代的墓誌大多都有溢美吹捧之嫌，賀蘭敏之這一篇也不例外，但是綜合兩《唐書》《資治通鑑》等各種史料來看，說他是才貌雙全的美男子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武后確實有心栽培賀蘭敏之。武后早在當年除掉武元慶等人之後，就奏請高宗以賀蘭敏之為武士彠的繼嗣，改姓武，襲爵周國公，並擢升他為弘文館學士、左散騎常侍。

然而，賀蘭敏之卻根本沒有理會武后的一片苦心。

首先，他在政治上就沒有和武后站在一邊。這一點武后是在乾封元年看出來的。當時魏國夫人賀蘭氏因武氏兄弟獻食而暴亡，賀蘭敏之參加妹妹的葬禮時，高宗哭著對他說：「我上朝時她還好好的，怎麼一退朝就中毒不治了呢？事情為何發生得如此倉促？」

如果賀蘭敏之夠聰明的話，不管他當時心裡想什麼，都應該立刻把責任推到武氏兄弟身上，請高宗主持公道，說一些依法嚴懲武氏兄弟、替妹妹報仇之類的話。

可是他沒有。

他自始至終只是陪著高宗傷心落淚，什麼話都沒說。

這說明什麼？

這至少表明——他知道殺死妹妹的兇手不是武氏兄弟。

當武后得知賀蘭敏之對這件事的反應之後，她只淡淡地說了四個字：「此兒疑我。」（《資治通鑑》卷二○二）

心機縝密的武后知道，賀蘭敏之已經猜出誰才是幕後真兇了。

就是從這個時候起，武后意識到，這個賀蘭敏之絕對成不了自己政治上的幫手。

除了政治上讓武后覺得靠不住之外，賀蘭敏之的個人秉性和所作所為也讓武后深感厭惡。

因為這小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花花公子，基本上什麼樣的女人都敢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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