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過招的同時，牛黨和李黨也從未停止過交鋒。

李黨的領袖人物李德裕被貶出朝廷後，先是出任義成節度使，旋即又調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國防禦吐蕃和南詔的軍事重鎮，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

在這個位子上，最容易判斷一個官員的政治和軍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這個西川節度使任上，充分展現出了他的過人才幹。他的前任郭釗由於年老多病，給他留下的是一個邊備廢弛、軍糧短缺、士卒懈怠的爛攤子。李德裕一到任，馬上修建了一座「籌邊樓」，作為整頓邊防的軍事指揮中心。隨後又命人詳細畫出了一張南至南詔、西至吐蕃的西川戰區地圖。此後，李德裕每天都召見那些長期戍邊、熟悉邊防的老兵，向他們仔細詢問西川的山川形勢、城鎮位置以及每條道路的遠近寬狹等交通情形。不出一個月，李德裕已經對整個西川的戰略形勢瞭如指掌。

與此同時，李德裕還積極整修邊塞，儲存糧食，訓練士卒，調整軍隊部署，迅速扭轉了邊備廢弛的局面，使整個西川戰區的邊防形勢煥然一新。

所有這一切，都被遠在朝廷的牛黨看在了眼裡。

原以為，把李德裕逐出長安就等於終結了他的政治前途，沒想到他在廣闊天地裡反而大有作為。

牛僧孺和李宗閔冷冷注視著西川，一直想找個機會挫挫李德裕的風頭和銳氣。

太和五年（西元831年）九月，機會終於出現了。

起因是吐蕃的維州（今四川理縣）副使悉怛謀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認為這是削弱吐蕃的良機，立刻派部將虞藏儉率軍進入維州接防，同時飛書朝廷，奏稱：「臣準備派遣三千羌軍進攻吐蕃，燒燬十三橋（唐與吐蕃的邊界橋），直搗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長久以來蒙受的恥辱！」

奏疏交到尚書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議。多數朝臣一致認為，應該批准李德裕的作戰計劃。

關鍵時刻，牛僧孺發言了。

他說：「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萬里，失去一個維州，並不能削弱他們的勢力。況且近來我大唐與吐蕃兩國修好，相約撤除邊防警戒。大唐與西戎交往，信守盟約最為重要。如果他們以我國失信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鋒騎兵就會直抵咸陽橋。到那個時候，西南數千裡外就算得到一百個維州，又有什麼意義？如果無端拋棄誠信，對國家只有害處，沒有裨益。這種事情是連一個匹夫都不願乾的，更何況一個帝王！」

這番話說得高瞻遠矚、大義凜然，把文宗說得慚愧不已，覺得煌煌大唐實在不應該見小利而忘大義，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謀及其部眾，把人和城池全部歸還吐蕃。

李德裕無奈，只好從命。

交接的當天，吐蕃人就在邊境線上把悉怛謀等人全部砍殺，場面極其殘忍。

目睹那一道道飛濺的鮮血和一顆顆滾動的人頭，李德裕滿腔憤怒，對牛僧孺的怨恨越發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西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謀事件過去了一年多之後，由於原西川監軍宦官王踐言回朝就任樞密使，文宗才聽到了來自牛黨之外的有關這個事件的不同聲音。

王踐言不止一次對文宗說：「當初把悉怛謀逮捕送還吐蕃，不僅讓吐蕃稱心快意，還徹底杜絕了吐蕃人日後歸降大唐的可能性，實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識到，牛僧孺當時那個冠冕堂皇的建議背後，仍然是黨派鬥爭和個人恩怨的動機在作祟。

眼見皇帝由此對牛僧孺產生了不滿，李黨成員紛紛發起反擊，稱牛僧孺當初純粹是假公濟私，目的是妨礙李德裕為國立功。

從此，文宗開始疏遠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議，忽然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天下何時能夠太平？諸卿又是否著意於此呢？」

天子這句話，與其說是對宰相們的一種勉勵和期許，還不如說是一種責備和詰問。尤其在牛僧孺聽來，更覺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辭職。

意識到自己的相位已經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隨即答道：「天下太平並沒有跡象。不過，如今四方夷狄沒有侵擾，百姓沒有離散，雖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稱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辦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膽說這番話，前提當然是他不想當這個宰相了。退朝後，牛僧孺既無奈又傷感地對同僚說：「皇上對我們的期望越高，失望就會越深，我們怎能久居此位呢？」

隨後，牛僧孺不斷上表請辭。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詔，將牛僧孺外放為淮南節度使。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顯得順理成章了。短短幾天後，李德裕就被徵召回朝，出任兵部尚書。數年前與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終於再度向他發出了召喚。

同盟者黯然離去，老對手卷土重來，李宗閔不禁憂心忡忡。

接下來的日子，李宗閔開始千方百計地阻撓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這幾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績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對他的好感也是與日俱增，所以，儘管李宗閔挖空心思地在背後搞了一系列小動作，結果還是沒能得逞。

太和七年（西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終於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見他的時候，有意無意地談起了令人頭疼的黨爭問題。李德裕毫不諱言地說：「當今朝廷計程車大夫，起碼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黨！」

當然，李德裕自認為他和他的同志們絕對是在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後首先要做的事情，當然就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了。隨後，李德裕便率領他那些「非朋黨」的同志們，對那「三分之一」的朋黨展開了新一輪的政治清洗。與此同時，一些早先被排擠出朝的「非朋黨」的同志們，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紛紛回朝。

而這些事情最後朝向的那個邏輯終點，無疑便是李宗閔的罷相了。

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閔被外放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與牛僧孺罷相時隔不過半年。

李德裕這麼幹算不算是黨爭？

這似乎不是一個很難判斷的問題。

我們相信，已經當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斷不至於看不懂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麼樣呢？

當一個國家的大部分高層官員都已深陷黨爭的泥潭而無力自拔的時候，當國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經習慣成自然地在黨派利益和個人利益面前讓路的時候，這個孤掌難鳴的年輕天子，又如何能夠力挽狂瀾呢？除非他不分牛黨李黨，一夜之間把帝國的高層官員清理一空，否則的話，他就只能在兩黨惡鬥的夾縫中盡力尋求一種無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麼呢？

太和七年歲末的一天，就在牛李黨爭如火如荼地進行之時，李唐皇族的遺傳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發了——他忽然中風，一下子喪失了語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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