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辦事
張釋之才上任沒幾天，廷尉府就接到一名人犯，押送犯人前來者是皇帝衛隊騎士，他們聲稱皇帝出巡途經長安城北中渭橋(建於秦始皇時期，初名橫橋，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北，又稱作渭橋)時，該犯突然從橋下竄了出來，車駕馬匹受到驚嚇，差點傷到天子。
張釋之一聽，事關皇帝安危，自然不敢大意，立即親自提審。
廷尉大堂，張釋之端坐其上，問：「說吧，究竟是怎回事？你藏匿於橋下，到底有何圖謀？」
「我本家住長安郊區，當時恰好路過中渭橋，聽聞道路封閉，禁止通行，一時間無處迴避，只好藏於橋下。鄉下人沒見過大場面，左等右等，時間過去了很久，估摸了一下，以為皇帝車隊差不多過去了，便探頭爬了出來。誰知，剛露面，正趕上皇帝車駕駛了過來，倉促之間，一下子就蒙了，只好撒腿就跑，不經意間驚擾了皇帝。」那人怯怯地回答道。
張釋之聽他說得合情合理，不像是撒謊的樣子，就按照違反清道禁令處理，罰了點錢了事，並將處理結果彙報給文帝。
文帝一看，氣不打一處來：「此人冒冒失失，驚擾了我的馬匹，虧得馬兒生性溫順，我才僥倖平安無事。倘若趕上一匹烈馬，說不定朕現在早已身受重傷，如此嚴重罪行，你竟然就想罰點錢結案了事？」
看到皇帝憤怒，張釋之並沒有慌亂，依然很平靜地回答道：「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應該共同遵守的，我只是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如果隨意變更條文，輕罪重罰，以後如何取信於民？如何讓民眾敬畏法律？假如陛下在案發現場立即處死他，我無話可說，但要是交給廷尉府，廷尉作為大漢首席執法之人，就必須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執法。如果隨意增減處罰，天下執法者群起效仿，都按照執法者自己的喜惡判決，那麼，老百姓們會怎麼看？他們又如何肯再相信朝廷？希望陛下好好考慮一下!」
法律的可貴就在於它不做假設性有罪推理，一切判決結果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執法者不能摻雜個人情感，不能受外界干擾。唯如此，才能保持法律的尊嚴和公信力。
法律條款必須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一旦公佈，就不能隨意更改，哪怕它是一部有缺陷的法律。這對構建公平社會和促進社會健康發展有著更大的正面意義。
然而，在專制社會，對法律最大的破壞往往來自上層權力的干擾。所謂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其實就是一個笑話，在高壓皇權之下，公正公平從來沒有實現過。再完備的法律，在皇權面前都是一紙空文而已。
在不受任何約束的絕對權力橫行的年代，想要追求法律的公正無私，無疑是痴人說夢。
儘管如此，追求公平、公正、公理，依然是人類的至高追求，哪怕是在暗無天日的黑暗年代，總有一些人，勇於挑戰權力桎梏，不肯停下追求正義的步伐。
在黑暗如鐵的歲月中，他們身上閃爍著理性的光芒，讓我們感觸到人類良知的溫度。正是他們的存在，讓我們的民族數千年來面對屠刀和凌辱時，不至於喪失正義必勝的信念，支撐著我們的民族走過了數千年的風雨。
毫無疑問，張釋之就是這樣一個人。
雖然文帝心有不甘，但最終還是不得不同意張釋之的判決結果。
這就是正義的力量!
此次道路違禁案審判結束不久，長安又發生了一起驚天偷盜大案，有賊人竟然惦記上皇家宗廟的器物，夜半時分，悄然潛入高祖廟，將神座前供奉的玉環盜走了。
作案者是慣犯大盜，還是迫於生活、鋌而走險的初犯，我們一概不知，但偷盜者很快落網，被交到廷尉府。
本案性質惡劣，手段卑劣，不但冒犯了皇家尊嚴，也嚴重傷害了文帝的個人感情。這不僅僅是偷盜皇家財產，更是對當今天子祖先的冒犯和大不敬。
文帝將案犯交給張釋之處理，並事先對案子定性，要求從嚴從快處置。
很快，廷尉府將判決結果送到御前，以偷盜宗廟器物罪判處死刑。
文帝一看，勃然大怒，以前有人冒犯朕，你張釋之寬宥處理也就罷了，如今對冒犯朕皇考的大案，也竟然想大事化小，這事傳出去，你是贏得了寬仁的美譽，倒讓朕背上不孝的惡名!
文帝盛怒之下，當著張釋之的面將判決結果給駁回去了：「該犯為非作歹，簡直無法無天，竟敢偷盜先帝廟的器物，我將他交給廷尉府，就是要滅他的族!沒想到你卻拘泥於法律條文的條條框框，高舉輕放，你讓朕往後如何立足於朝堂之上!又有何顏面侍奉先帝宗廟？」
文帝將一頂大帽子直接扣在張釋之頭上，你為了顧及法律，竟然不顧及朕的感受!
皇帝把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換了一般官員，早就招架不住了。但張釋之不同凡人，他是個堅守原則的人，他心中有一根底線，那就是法律必須得到全面徹底的執行，決不能隨意曲解和選擇性地執行。
他緩緩跪下，免冠，面向皇帝，一字一板地說：「法律判決，就必須體現出罪行的差異，對罪犯的懲處，必須與他的罪行相對等。按照法律規定，判處死刑已足以懲處該犯的罪行。」
怒火讓文帝喪失了理智，此時跟他講什麼法治精神，他根本聽不進去，他現在需要的不是法理剖析，而是怒火的宣洩口。
任憑張釋之再三耐心解釋，文帝依舊不肯罷休。
直到最後，張釋之向他丟擲了一個問題：「現在有人偷盜宗廟器物，就要被滅族，那麼，假如有一天，有狂妄愚蠢之輩從長陵(高祖陵)挖走了一抔土，請問陛下又該如何處置？」
制定法律的出發點，是為了懲治犯罪，弘揚正義和公平，哪怕是在萬惡的專制皇權社會，法律更多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層的利益，但並不能就此抹殺它同樣也有維持公平正義的法律屬性。
哪怕它本身就是一部惡法，比如存在株連滅族等不人道條款，但在懲處犯罪時，也必須體現階梯型審判，根據犯罪的不同程度，體現出差異性。如果不管罪行造成的結果差異，一律處以最重刑罰，那麼，非但不能彰顯法律的正義，更不能有效震懾犯罪。
面對張釋之的詰問，文帝啞然，不得不暫時將此案擱置。後來，他將此事與薄太后商議，好在薄太后也是個明白事理之人，母子二人合計後，最終，還是認可了張釋之的判決。
由於張釋之的堅持，皇帝不得不放棄干預司法的企圖，他守護了法律的尊嚴，贏得了世人的敬重。
這個世道從來不缺乏醜惡，官員貪墨瀆法，強者欺凌弱者，生活在底層的民眾唯有逆來順從，才能艱難地活下去。
但是，像張釋之這樣堅持依法辦事的官員的存在，喚醒了絕望中的人們對公理和正義的最後一絲希望。不過，在皇權社會，想要保持獨立的司法審判，幾乎很難做到，所有的希望只能寄託在皇帝身上，只是，能遇到像文帝這樣懂得剋制和內斂的皇帝，幾乎與隕石砸在頭上的機率差不多。
其實，文帝之所以收手，很大程度是迫於形勢的不得已而為之，而並非出自內心的自覺行為。
自古以來，張釋之常有，而漢文帝不常有。在戲劇舞臺上，經常看到忠良蒙難、好人遭殃，但好在正義雖然遲到，卻從未缺席，賴天子聖明，忠臣的冤屈得到昭雪，壞人得到應有的懲罰。
然而殘酷的事實是，這種大歡喜的結局，大多隻是戲劇的套路，是善良人們自我安慰的美好幻想罷了。真實的歷史上，更多的是堅持正義的人未必有好的結局，壞人卻逍遙終身。
所以，在傳統民間故事中，像作為正義化身的包拯出場時，往往懷抱尚方寶劍。他需要最高皇權的加持，方能伸張正義，這是因為，歸根結底當時人們對法律公平的期望，仍然寄託在皇帝身上。
但是，皇帝往往是最靠不住的。
對於這一點，張釋之也心知肚明。多年後，文帝去世，太子劉啟上位，他恐慌不已。他知道，司馬門事件雖說時隔多年，但劉啟心結依舊未釋，必然不會放過他。
兩難之間，張釋之稱病在家。但長期裝病也不是個辦法，問題還得面對，他也想過乾脆辭職回家。反正老家家境也不差，就算一家子回去，也不至於餓肚子。
但是轉念一想，如果自己就這樣不聲不響地走了，劉啟心中的氣肯定難以理順，一旦自己離職後，成了一介布衣，恐怕下場會更悽慘。
算了，還是向劉啟服軟認個罪吧。但這樣，豈不是自扇嘴巴，承認當初自己做錯了？劉啟能否放過自己還兩說，但勢必會招來士大夫的唾棄，多年堅守的道義，將徹底被踩在腳下。
如此，天下人又會怎麼看他？或許大多數人都會認為，他當年的種種做法，不過是沽名釣譽之舉!
就在張釋之兩難之際，有個王生替他解了圍。
王生，名字與籍貫不詳，只知道他是研究黃老之學的讀書人，年紀一大把，但不曾出仕。漢初朝野崇尚黃老思想，像王生這樣的人，在朝野間很受推崇。
一次，不知出於什麼原因，朝廷徵召王生入朝。
按照禮制，臣下上殿要脫去鞋子，僅穿襪子方能進入。古代的襪子，就是一雙縫製的布套，套在腳上，然後用帶子拴在腳踝骨上。
王生鬚髮皆白，一襲布衣，步入大殿。
大殿之上，皆是峨冠博帶的袞袞諸公，三公六卿分列兩旁。
王生回過頭來，看見了張釋之，大剌剌將腳丫子一伸，說：「我襪子帶鬆了，幫我係一下。」
話音一落，大殿上一片譁然，這個老傢伙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廷尉乃是朝廷重臣，豈能任他指使!
眾人沒料到的是，張釋之非但沒有生氣，反而跪下來，一絲不苟地將王生襪子帶繫好，然後站起來，回到自己的位置。一切非常自然，他沒有生氣，沒有難堪，彷彿做了一件理所應當的平常事。
大殿上又是一陣騷動，交頭接耳竊竊私語的有之，驚訝得合不上嘴的有之，眾人都感到很不可思議。
事後，有人看不下去了，埋怨王生：「就算張廷尉脾氣好，你也不能這樣當著眾人的面羞辱他，讓他跪下給你係襪子帶呀!」
誰知王生哈哈一笑，說：「你們懂什麼？我這是在幫助張廷尉。」
看著他一臉不解，王生解釋說：「我一個鄉下糟老頭子，折辱張廷尉圖個啥？張廷尉是一代名臣，天下敬仰，我又不能幫他做點啥，因此，讓他跪下為我係襪子帶，是幫他樹立敬老禮賢的美譽。」
群臣一聽，恍然大悟，交口稱讚王生做得不錯，對張釋之為人自然又敬重了三分。
實際原因，其實王生只說了一半，另一半他沒說出來。
不妨想一想，他要是真為了幫張釋之樹立高大形象，大可在長安鬧市中，讓張釋之當街在眾目睽睽之下為他系襪子帶，那樣豈不是遠比廟堂之上傳播更快？
王生是個聰慧人，早就看出了張釋之目前的困境，與其說他在為張釋之做宣傳，還不如說在為張釋之解圍。王生在大殿上那一幕行為藝術，其實並非做給百官看，而是做給宮禁之中的劉啟看。
一個新君即位之初，頭等大事就是儘快樹立威望，如果不想在朝野輿論間失分，就不會蠢到向張釋之這樣深得民望之人開刀!
王生鼓動張釋之主動向劉啟認個錯，保證不會有事。張釋之內心惴惴不安，但別無選擇，只好硬著頭皮進宮，向劉啟認錯。
果不其然，劉啟大度地表示，過去的事了，提它作甚。
但實際上，劉啟是個記仇的人，他內心依然邁不過那個坎兒，一年後，就把張釋之攆出朝廷，打發到淮南國做國相去了。
沒多久，張釋之就在落寞中悄然離世。
有些人活著，但已經死了；有些人死了，但他還活著。
張釋之雖死，但他正直磊落的家風留了下來，他的兒子張摯(字長公)，跟父親一樣，特立獨行，拒絕迎合權貴。不過，他的命運跟父親差不多，在大夫任上，被免官回家。
官位可以丟，但信念不能丟，張摯直到死，也沒再出來做官。或許他低個頭，認個錯，拐個彎，做個高官並不難。
但如果那樣，他就不是張釋之的兒子了。
晁錯方案
文帝即位以來，提拔重用了一些人才，而且一度能聽得進去不同意見。然而，他做事缺乏魄力，用人很難做到有始有終，張蒼、袁盎、張釋之等曾深受倚重的臣子們，最終皆被疏遠拋棄。
在那個時代，天下人都有錯，但皇帝永遠是絕對正確的。國有難，思良將，每當危機來臨時，文帝總在嘆息身邊缺乏為國效力的人才，殊不知，世間從來不缺人才，缺的是發現人才的眼光和重視人才的魄力。
大漢建立以來，帝國最大的威脅來自北方，匈奴人倚仗彎刀短弓，在帝國北疆恣意侵擾，但是，朝廷上下始終拿不出個有效的對策來。多年來，漢廷上下除了被動還擊，對來去如風的匈奴人毫無辦法，想從根本上解除匈奴威脅，更無從談起。
文帝來自北方代國，對匈奴的禍患感觸尤為深刻，在代國那些日子，每日無不生活在匈奴人的陰影之下。對於匈奴人的殘暴肆虐，他耳聞目睹了不少，一提起匈奴人，他就恨得牙癢癢。
但如何應對匈奴，乃是國之大事，不能感情用事，必須統一思想，集中力量才行。只是群臣們對匈奴主張不一，主和者有之，主戰者有之，群議紛紛，莫衷一是。
鑑於大漢立國以來對匈作戰勝少負多，多數人還是主張以和親安撫為主，不過，也有人旗幟鮮明地站出來反對，提出不能對匈奴妥協，要做好隨時與敵人戰鬥的準備。他指出，與匈奴的戰鬥關乎大漢生死存亡，絕不能對敵人保留絲毫幻想，不但要勇於鬥爭，而且要善於鬥爭，直到贏得最後的勝利。
此人正是太子家令晁錯。
按照漢朝制度，太子有十縣為個人湯沐邑，該地區的稅收歸太子，作為日常開支用，而這項工作即由太子家令負責。與此相關的太子府庫房、飲食等都由太子家令掌管。
太子家令秩千石，地位待遇相當於司農少府，是個肥缺。
按理，晁錯只要管好太子的錢袋子，讓太子吃好喝好玩好就行了，至於匈奴戰事這類國防大事與他八竿子打不著，根本沒必要蹚渾水。
這世間有一種人，有理想，有信念，位卑不敢忘憂國，晁錯正是此類人，他的志向從來不在安心做一名太子家令。他不願意關起門來，過屬於自己的滋潤日子，他追求的是大漢的長治久安，夢想立不世之功。
晁錯，潁川(今河南禹州)人。漢初以來，讀書人研習的物件，或儒學，或黃老，然晁錯則不然，他入門研究的是法家思想，專攻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學說。
申不害、商鞅二人都曾主政一國，分別在韓、秦兩國推行變革，以法治國，他們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都影響極大。
戰國以來，百家爭鳴，天下顯學，無外乎儒、墨、道、法四家，然而大多數都僅僅停留在學術理論階段，真正用來治國，有過政治實踐並取得成功的，僅法家一家而已。
秦奉行法家思想治國以來，採用嚴刑峻法，耕戰一體，成效斐然，經過數輩人的打拼廝殺，終於一統天下。但成也法家、敗也法家，最終不出十五年，秦王朝就土崩瓦解。
一個帝國的滅亡，固然是多方面原因所致。但世人直觀印象中，秦的覆亡，用法家思想治國無疑是主因。因此，漢以來，相對於儒家、道家大行其道，法家思想進入了沉寂期，像晁錯這樣依舊鑽研法家思想的人，比較少見。
晁錯口才非常好，加上博覽群書，通曉經典，想謀個差事並不難。他先被任命為州郡文學掾，後來從地方調到長安，擔任太常掌故。
太常掌故秩百石，隸屬於太常，負責整理收集典章制度，以備皇帝顧問。
歷經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和秦末戰亂，許多典籍散失殆盡，至文帝時，天下重新迴歸秩序，整理挖掘像《尚書》這類古籍事項被提上日程。只是，國家圖書收藏裡連隻字片語都找不到了，朝廷裡面已經無人知曉《尚書》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值得慶幸的是此時距離秦朝滅亡才不過數十年，還有一些秦時遺民逃過了劫難，活了下來。
書簡竹帛可以被焚燒掉，但人的記憶是沒法被抹掉的。當年，始皇帝的焚書令從咸陽傳達到全國各地時，不少讀書人家收藏的書簡都被搜出來付之一炬。不過，好在上古書籍文辭簡約，字數並不算多，有些記性好的人，愣是將整本書背了下來，儲存在腦海中，靠著人工記憶儲存了不少上古古書。
另外，秦法雖說嚴苛，但為了使文化薪火相傳，有一些人出於強烈的使命感，冒著被殺頭滅族的危險，想方設法將一些古籍藏了起來。只是許多人歷經多年戰亂後再也沒有回來，他們的藏書處，隨著主人的消失，成為永久的秘密，永遠消散於歷史長河中。
值得慶幸的是，有一個藏書人，僥倖躲過了戰亂，幸運地活了下來，等到了天下重新恢復平靜，漢朝建立後，又回到了故鄉濟南郡(治所東平陵縣，今山東章丘市西)，他叫伏生。
當然這不是他的本名，秦漢之際，稱讀書人為某生，伏生相當於伏先生的意思。有種說法，伏生本名伏勝，但可信度有多高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們還是稱呼他為伏生好了。
伏生是秦朝時的博士，專研《尚書》，得知始皇帝下達焚書令後，他不忍心多年朝夕相伴的書簡就這樣被付之一炬，便偷偷將它們藏於牆壁的夾層中。
天下亂起後，伏生也跟隨眾人亡命天涯。
好在楚漢之爭不過短短四年，時間不算太長，伏生憑藉記憶，在殘垣斷壁間找到了當年的藏書。可惜的是，數十篇已丟失，只找到二十九篇。
《尚書》是上古的檔案彙編，是研究三代以來政治大事的第一手資料，古代社會儲存檔案資料非常不易，因此，它能穿越時空流傳下來，其珍貴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漢朝建立後，儒家經典不斷被蒐集挖掘出來，經整理後，在社會上逐漸重新流傳開來，只是《尚書》一直沒有被發現。伏生讓《尚書》重見天日，無疑是填補了儒家經典的一大空白。
只是，經歷焚書事件和多年戰火，《尚書》永遠成了殘缺，成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無法挽回的損失。伏生手中的這部《尚書》殘卷，就了世上為數不多的遺珍孤篇了。
訊息傳開後，立刻引起了朝廷的高度重視，像伏生這樣的國寶學者，該請到長安來，神仙般供著才是。只是，伏生已年過九十，根本經不起舟車勞頓。現在是與時間賽跑的時候，必須趁著伏生健在，抓緊培養繼承人才行。
文帝決定派人前往伏生處學習《尚書》，這份傳承文化的重任落到晁錯肩上，其中原委不言而明。一來晁錯博覽群書，文化功底深厚；二來身為太常掌故，整理蒐集典籍本來就是職責分內之事。
然而，晁錯的這趟公費學習並不順利，他首先需要克服語言關。
伏生年邁，齒落殆盡，說話漏風，口齒不清，操著齊地方言，而晁錯是中原人，說的是潁川方言，兩人溝通本來就非常困難，更何況《尚書》記載的是上古文獻，語言文字佶屈聱牙。所以，師生之間，往往是伏生氣喘吁吁地說了半天，而晁錯聽得雲裡霧裡，不知所云。
後來改變授課方式，伏生先講，再由他女兒擔任翻譯，轉述給晁錯。如此一來，晁錯雖然聽懂了一些，但由於雙方方言差異，掌握得也不過十之六七，略通大意而已，實事求是地說，晁錯的學習成績並不理想。
由於惠帝時，朝廷已經廢除秦時以來的挾書律(即民間不得擅自藏書，違者滅族)，所以伏生《尚書》問世後，很快風靡齊魯大地，許多儒學大學者皆以伏生《尚書》來教授學生。
在伏生門下求學者，除了晁錯，還有濟南郡本地人張生(名字不詳，是一名博士)，和千乘郡(今山東省高青縣高苑鎮北)人歐陽生。
比起晁錯，這二位學術研究精深，後來皆成為開宗立派的大師級人物，對兩漢思想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先說張生，他後來將所學《尚書》傳授給一位姓夏侯的都尉，夏侯都尉又傳給族子(血緣關係較遠的家族晚輩)夏侯始昌，夏侯始昌再傳給族子夏侯勝，這一脈傳承被稱作大夏侯氏學。
夏侯勝又傳給從子(堂侄)夏侯建，夏侯建自創門派，被稱作小夏侯學。
再說歐陽生。歐陽生，名不詳，字和伯，學成以後，傳授給老鄉倪寬(兩人都是千乘郡之人)，倪寬後來又傳授給歐陽生的兒子(估計歐陽生早卒)，此後歐陽家代代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開創歐陽學，顯赫一時。
大小夏侯學與歐陽學，皆出自伏生《尚書》，由於在傳播之始，文本是用漢以來的隸書書寫，為了區別於先秦時的古文字(包括周秦籀文、秦小篆)，稱之為今文尚書。
今文尚書在西漢之時，對學術界影響甚巨，但相對於張生和歐陽生這兩位同門師兄弟，晁錯在學術上的造詣遜色得多。不過，晁錯的濟南學習之旅，客觀上對世人認知《尚書》的價值，以及今文尚書最終取得官方承認，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至於對晁錯本身，此次學習似乎沒產生多大效果，儒學典籍的學習，沒有讓他變得儒雅起來。相反，他的骨子裡處處透露出耿直、倔強，甚至近乎於刻薄的秉性，為人處世愛較真、認死理，缺少圓融和變通，更像商鞅這類法家之士。
晁錯的這種性格，註定了他是一個不合群，在官場上不受歡迎的人。比如，他和袁盎就很不對付，兩人別說在一起吃飯聊天，就是同處一室，都覺得對方多餘。
同僚們往往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晁錯遠遠看到袁盎，掉頭就走，袁盎也一樣，一看到晁錯，就視若空氣，根本懶得理睬。
要說兩人有什麼私人恩怨，那倒沒有，只是政見和性格不合而已。就這樣兩個互相不大待見的人，誰也沒料到，他們的一生，卻猶如歡喜冤家一般，註定糾纏在一起。
不過，袁盎在官場上雖有起落，但總體上還是受到文帝重視，隨著走馬上任吳國國相，仕途得意，風光無限。
晁錯本來志向不在學術研究，而想在政壇上有所作為，但在官場上一直沒有起色。他從伏生那裡學成歸來後，寫了一份學習總結報告給文帝，文帝口頭嘉勉一番後，給他授予了太子舍人(在宿衛太子府小官)、門大夫(負責給太子府看門)這樣微不足道的小官。估計考慮到晁錯的學術水平還不錯，後來文帝又升他為博士。
但晁錯並不醉心於學術，他特別想讓皇帝知道，他不是個甘心埋首簡牘的老學究，而是胸懷濟世安邦之志的大才。
博士一職，雖說是個裝點門面用的虛銜，但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提建議。
晁錯打定主意後，決定親自給皇帝寫一份意見書，內容是關於皇太子教育方面的。畢竟，他曾擔任太子舍人和門大夫，提這方面建議顯得合情合理，不至於招皇帝反感。
晁錯的這份建議書名叫《言太子知術數疏》，內容概括起來就一句話：太子才智超群，天賦過人，書讀得夠多了，駕馭、騎射等超絕出眾，現在該給他補補刑名之術的課了。
所謂刑名之術就是申不害、商鞅等人的法家思想，具體來說，就是君王如何駕馭臣下之類的帝王之術。不難看出，雖然晁錯學了《尚書》，但從內心推崇的還是法家的那一套。
本來嘛，儒家仁義主張，作為輿論宣傳說辭還可以，但到目前為止，從沒有一個君王當過真，真拿儒家學說來治國。
文帝接到晁錯的這份建議書後，感到很合胃口，覺得這樣的人才，應該提拔到太子身邊的關鍵崗位上去。當即下詔，任命晁錯為太子家令。
晁錯憑藉出色的口才，很快博得太子劉啟的寵愛，成為太子身邊的紅人，兩人成日形影不離。每有大事，晁錯都在一旁，幫助劉啟出謀劃策，府內之人都稱他為「智囊」。
晁錯上任太子家令後，決定再接再厲，繼續給皇帝提建議，這一次他的建議是關於國家對外大計方針的。大漢對外政策的焦點，毫無疑問就是匈奴。
晁錯的對匈政策，概括起來就是一句話：放棄幻想，準備戰鬥。
這些年來，漢朝受夠了匈奴的欺凌!自大漢建立以來，北部邊疆就沒安寧過，匈奴人或大舉入侵，或小股滋擾，殺害邊境軍民，劫掠村鎮鄉邑，給漢朝百姓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無法計算。
長期以來，漢朝與匈奴作戰不斷受挫，匈奴人給大漢軍民留下深刻的心理陰影，大漢畏敵心理很嚴重。想要扭轉目前局面，指望匈奴人回心轉意，與大漢和平相處，無疑是痴人說夢。
狼是改不了吃人的習慣的，唯有一個辦法，那就是狠狠揍它，只有徹底打疼了它，它才會變乖。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打贏匈奴，單憑蠻幹肯定不行，必須講究戰略戰術。首先，漢朝急需一場勝利，而且是壓倒性勝利，唯有如此，才能鼓舞士氣，徹底克服畏敵心理。
自呂后以來，匈奴人三次突破隴西，燒殺劫掠，那裡的將士們士氣低落，軍中瀰漫著失敗主義情緒，喪失了必勝的信念。所以對匈奴作戰，必須從隴西發動反擊，唯有如此，才能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
晁錯指出大方向後，又列出了勝敵之法。
為何與匈奴人作戰，多是漢軍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決定戰爭勝負的核心因素還是人，關鍵在於將領的素質。
隴西一帶百姓常年受匈奴欺辱，所以很容易喚起鬥志。隴西計程車卒們久經戰火，並非貪生怕死的怯戰之輩，只是將領多是平庸之人，就算是一群狼，由一隻羊做領隊，也會變得渙散無力，靠這樣的軍隊，想打勝仗，基本不可能。
現在必須做的，就是將能力強的將領提拔到關鍵崗位上去，但這還遠遠不夠，只是朝正確方向邁出了第一步。想要克敵制勝，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一、佔據有利地形，利用地理優勢在戰爭中掌握主動權；
二、強化軍隊訓練，嚴肅軍紀；
三、加強軍隊武器裝備，提升士卒戰鬥力。
結合漢匈雙方的優劣，晁錯認為敵我各有所長。具體來說，匈奴人最大優勢在於馬匹，匈奴馬成長於草原大漠，那裡自然環境惡劣，戰馬經受過雪災、風暴、狼群等種種考驗，它們能夠在冰雪覆蓋大地之後，用蹄子刨開積雪，尋找枯草充飢，常年游牧遷徙，等於時刻處在戰鬥狀態。
正是這種生存環境，造就了匈奴馬極強的忍耐力和頑強的生命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漢軍馬匹多屬於圈養，其戰鬥力以及耐力顯然沒法與匈奴馬相提並論。
除了馬匹優良外，匈奴軍隊戰鬥力之所以優於漢軍，還與匈奴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性密切相關。由於匈奴人常年過著游牧遷徙生活，他們能夠數日不下馬，困了就在馬背上睡覺。在作戰時，可以在飛馳的馬背上突然回身射擊，其騎射技藝是漢軍無法匹敵的。
不過，匈奴並非沒有弱點，其生產工藝遠遠落後於漢地，武器和甲冑等作戰裝備遠不如漢軍。匈奴人身穿的基本是皮甲，常用武器是彎刀短弓，無論甲冑防護，還是弓箭射程，都遠遜於漢軍。
根據漢匈雙方軍隊的優劣、作戰地理條件對各自軍隊戰鬥力的發揮有著至關重要的制約。在丘陵山谷地區，漢軍無法發揮優勢，但在地勢平坦的曠野兩軍對壘，無論軍隊人數還是裝備，匈奴與漢軍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尤其是漢軍強弩，匈奴人根本無力招架。
漢匈邊境衝突中，匈奴人之所以屢屢得手，就是倚仗快馬短弓，搞游擊偷襲，且從不與漢軍進行大規模的對壘陣地戰，成功揚長避短，讓漢朝軍隊疲於應付。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對於如何擊敗匈奴，晁錯提出了一條很高明的計策——以胡制胡。
當時有數千義渠人，歸降了漢朝。義渠人活躍在今天甘肅慶陽西南一帶，主要以游牧為生，在戰國時，還曾一度立國，後被秦所滅。
晁錯認為，義渠人的生活習性與匈奴人非常相似，完全可以利用他們熟悉匈奴的特點，將他們武裝起來，配合漢軍作戰。
可以說，晁錯的這份建議書，對敵我雙方武器裝備、生活習性、作戰方式、地理環境以及提高戰鬥人員素養，擴大戰爭盟友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剖析，可謂涵蓋了方方面面，並從戰略戰術角度提出了相當有見地的主張，邏輯縝密，契合實際，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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