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拉上前線一個月時間了。我一直沒等到他的來信。這些日子是我最痛苦、最難熬的日子。我不敢走近信箱，我害怕在它的裡邊有無情的訊息在等待我。以前，我沒有這樣難過地等待過卓婭。因為在那時候我還不瞭解失去孩子的痛苦。現在我是真正的瞭解了。
一種驚恐的疑心緊緊地纏繞著我不放，我拼命地逃避這種恐懼，就像真的能逃避自己的靈魂和逃避我本人似的……我想用睡覺來安慰我恐懼的心。我在街上走著，我想盡力使自己疲憊，但是這種辦法對我很難奏效。無論我走過多少條街，走完多少里路，晚上依然是睜著眼睛在床上躺到天亮。
我常常步行到卓婭的墳地諾伏捷維奇公墓。有一天，在我來到卓婭墳墓的時候，我看見一位約摸35歲，面容開朗，眼神機敏，身材魁梧的軍人也在卓婭的墳前。他看見我走近他，就馬上轉過身來，顯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我看了看他，等他說話。但是他最終沒有開口就走開了。當我離開諾伏捷維奇公墓，在回去的一條小路的轉角處又遇見了這位軍人，這次他向我迎了過來。
他遲疑地問：「你是柳鮑娃·奇莫菲耶夫娜嗎？」
「是啊。」我很不理解地回答他。
「我是裡多夫。」他自我介紹道。
我記得這個名字：就是他冒著生命危險去彼得裡斜沃村將游擊隊員丹娘壯烈犧牲的英勇事蹟寫出來，發表在《真理報》上。
我緊緊地握住了裡多夫的手……我們沿著小道向出口處默默地走去。
我誠懇地說：「我非常高興認識你，很早我就想見到你……」
我們就像多年的老朋友那樣談開了。他向我談起了他當時在莫札伊斯克附近一個被毀壞了一半的小農舍裡過夜。他說：「那晚，農舍裡的人們基本上全睡著了的時候。一位老人從外面走進來取暖，他在我身邊躺下來。」
「我聽見，老人並沒有睡著。他總是嘆息，呻吟，顯出很難受的樣子。我好心地問：‘老大爺，你怎麼？你要去哪裡啊？’」
「老人告訴我，他聽說彼得裡斜沃村有一位姑娘被希特勒匪徒絞死了。他不知道其他的詳細情況。他只是反覆地說：‘馬上就要絞死她了，可是她還發表演說……’」
「我馬上爬起來趕到彼得裡斜沃村。從這天夜裡起，我就連續不斷地調查了10來天有關這位姑娘的一切詳細情況。沒有人知道她的真實姓名，人們都用她自報的名字‘丹娘’來稱呼她。我僅僅採用了事實進行記敘報道，因為我深信事實的聲音一定比記者本人的話更有力，更響亮。」
我問：「您為什麼一次也不去我們家呢？」
他率直地回答：「我不想給您增添苦惱。」
「你在前線的時間一定很長了吧？」
「戰爭開始的第一小時我就奔向前線了。」他說，「莫斯科人那時候還不知道我們正和德寇打仗！6月22日我在明斯克，我是駐在那裡的《真理報》記者……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深思地補充道，又微笑地談起在瘋狂的空襲中他怎樣逃避敵人的炮彈，跑進電報局的地下室，那時候那裡的人們還遞給他前一天從莫斯科給他拍來的一封電報。
「這是一封沒有一點兒戰爭歲月痕跡的電報。編輯部要我寫一篇關於準備收穫運動的報道。我將電報收藏在口袋裡，坐著汽車飛速地向自己的部隊駛去。部隊當時正在為戰鬥做防守準備。此時的明斯克，每條街上都被火燒得通紅，空襲一直在進行著。」
當天，他就給《真理報》發去了一篇通訊，但是談到的是戰爭。
裡多夫用很有條理而又簡潔的話敘述了他在戰場上了解的一切情況。我一邊走，一邊聽著他說話，心中想：真正的朋友不需要時間的長短。有些相識多年的朋友，也許並不真正瞭解他。但是現在我和裡多夫在一起不到一小時，而且他的其他情況我一概不知，可是我瞭解了他許多。最主要的是他的坦率，忠誠，堅強，鎮定。他能掌握自己，任何情況下也不會驚慌。我相信他能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不用語言，而是用事實，用自己的一切行動教給周圍的人們堅強和鎮定起來。
分別的時候他對我說：「今天我又要上前線了。等到戰爭結束後，我一定要寫一本很厚的書，一本記敘卓婭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