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七點，電話響了。

我從黑沉沉的夢湖底部慢慢地浮出水面。我的五斗櫥的鏡架上已經塞了一張傑·西拍來的電報，叫我不必急著去上班，休息一天，等完全康復再說。她說她對蟹肉一事感到十分遺憾，所以我想不出來還有誰會來電話。

我伸手將電話拽到枕頭上，這樣話筒就擱在我的鎖骨上，聽筒靠著我的肩膀。

「喂？」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是埃斯特·格林伍德小姐嗎？」我察覺出他隱隱約約有一點外國口音。

「沒錯。」我說。

「我是康斯坦丁·某某某某。」

我沒聽出他姓什麼，全是「斯」和「克」的音。我不認識什麼康斯坦丁，可我不忍心這麼說。

然後我想起威拉德夫人和她說起的那個同聲傳譯。

「當然，當然！」我驚呼道，霍地坐了起來，兩隻手緊緊抓住話筒。

我永遠不會想到威拉德夫人會給我介紹一個叫康斯坦丁的人。

我總能認識一些名字古怪的男人。有一個叫蘇格拉底，是個高個兒，長得很醜，非常理性，是好萊塢一個很有名氣的希臘電影導演的兒子，可惜是個天主教徒，這就敗壞了我們倆的口味。除了蘇格拉底，我還認識一個叫阿提拉的白俄人，他在波士頓商業管理學院讀書。

我漸漸明白康斯坦丁是想約我在當天晚些時候見個面。

「今天下午您願意來看看聯合國嗎？」

「我現在就能看見。」我一邊說著，一邊神經兮兮地咯咯笑了起來。

他似乎十分窘迫。

「我從視窗就能看見。」我想也許我的英語說得快了一點。

一陣靜默。

然後他說：「隨後您也許願意去吃個便飯吧？」

我察覺到威拉德夫人的口頭禪，心一下子沉了下來。威拉德夫人總是請人吃個便飯。我想起這人剛來美國時曾在威拉德夫人家裡做客——威拉德夫人信奉這樣一種做法：要是你向外國人敞開你的家，你到國外時，他們的家也會向你敞開。

我現在非常清晰地看出，威拉德夫人在我這頓紐約便飯和向她敞開的俄國屋子之間簡直可以說做了一筆交易。

「好吧，吃個便飯吧，」我態度生硬地說，「您幾點鐘過來？」

「兩點鐘吧，我從車裡給您打電話。是亞馬遜酒店吧？」

「對。」

「哦，我知道在什麼地方。」

一時之間我覺得他的口氣中含有某種特殊的意味，我猜亞馬遜酒店裡可能有幾個姑娘在聯合國當秘書，說不定他把她們逐個帶出去玩過。我等他先掛上電話，然後我掛上。我背靠在枕頭上，感覺這一切是那麼可憎。

瞧我，僅僅因為幾件平平淡淡的無聊事情，就又在那兒做起男人對我一見傾心的美夢。其實不過是禮節性地參觀聯合國，然後吃份三明治！

說不定威拉德夫人介紹的同聲傳譯是個又矮又醜的傢伙，到最後我就會像瞧不起巴迪·威拉德那樣瞧不起他。這個想法給我帶來一些安慰。因為我確實瞧不起巴迪·威拉德，雖然人們仍然認為等他從肺結核病院一出來，我就會跟他結婚，但我自己明白，即使地球上只剩下他一個男人，我也絕不會嫁給他。

巴迪·威拉德是個偽君子。

當然，一開始我並不知道他是偽君子。我以為他是我見過的最棒的男孩子。在他還未真正留意到我之前我已經遠遠地愛慕了他五年。後來我們有過一段美好的時間，我仍然對他滿懷愛慕，他則開始留意到我。然後，當他對我的關注越來越多時，我卻於偶然之中發現他是個可憎的偽君子。現在他想要我嫁給他，但我對他恨之入骨。

最糟糕的是我不能開門見山地告訴他我對他的想法，因為我正想那麼做時，他染上了肺結核，現在我只能哄著他，等他痊癒了，我才能把話挑明。

我決定不下樓到自助餐廳吃早餐。那樣就得穿戴整齊。如果你打算整個上午賴在床上，穿戴整齊有什麼意義呢？我想我可以給樓下打個電話，叫他們給我房間送份早餐來，可那樣的話我得給送早餐上來的人小費，而我從來鬧不清該給多少小費。在紐約，為了給人小費，我有過好幾次不快的經歷。

我剛到亞馬遜酒店時，有個個頭偏矮、穿門僮制服的禿頂男人幫著把我的行李箱拎進電梯，為我開啟房門。當然啦，我立刻衝到窗戶跟前，看看外面景色如何。過了一會兒我發覺那位門僮一會兒擰開洗臉池的熱水龍頭，一會兒擰開冷水龍頭，說什麼「這是熱水龍頭，這是冷水龍頭」，一會兒他又開啟收音機，告訴我紐約所有電臺的名稱。我開始覺得不安，於是把背對著他，用堅決的口吻說：「謝謝你把箱子給我提上來。」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哈！」他用一種惡意的、譏諷的語氣說道。還沒等我轉過身來瞧瞧他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就走了，砰的一聲粗魯地把門帶上。

後來，我把他這種怪異的行為講給多琳聽，她說：「你這傻瓜，他等你給小費呢。」

我問她該給多少，她說至少二角五分錢，要是箱子很沉，得三角五分。其實我完全可以自個兒把箱子拎到我的房間去，只是門僮顯得太殷勤了，我才讓他提的。我還以為那種服務全包括在酒店房錢裡了呢。

如果是我完全可以自己乾的活兒，我討厭付錢給人家，這叫我心裡忐忑不安。

多琳說付小費一般是百分之十，但是我不知怎麼搞的，總是沒有恰好的零錢，要是我給人家五十美分，說：「一角五分給你當小費，請找我三角五分。」那可太傻了。

我在紐約第一次打計程車，給了司機一角錢的小費。車費是一美元，所以我想一角正是百分之十，就給了司機一枚一角硬幣，給的時候面帶微笑，心中頗為得意。但是他卻把硬幣放在手心上，一個勁兒地瞪著它看。當我跨出車門，心想可別錯給了他一枚加拿大一角硬幣時，他開始高聲嚷嚷：「小姐，我也得像你，像所有人那樣活命呀！」我嚇得魂飛魄散，拔腳就跑。好在他的車被紅燈擋住了，要不然他準會開車跟著我，就那麼令人難堪地瞎嚷嚷。

我問多琳那是怎麼回事，她說自從她上次到紐約之後，付小費的百分比可能從百分之十漲到百分之十五了。或者是行情漲了，或者那個計程車司機是個徹頭徹尾的渾蛋。

我伸手去拿《淑女時代》送來的書。

一翻開書，一張卡片掉了出來。卡片的封面上畫了一隻捲毛狗，穿一件碎花圖案的睡衣，蹲在狗籃裡，面容憂鬱。卡片的內芯上，這隻捲毛狗趴在籃子裡睡著了，面帶微笑，身上蓋著刺繡樣品，上面寫著：「好好休息，康復如初。」卡片的底部有人用淡紫色墨水寫道：「早日康復！《淑女時代》全體朋友們敬上。」

我一篇接一篇地翻閱這些小說，最後讀到一篇關於無花果樹的故事。

這棵無花果樹長在一個猶太男子的庭院和女修道院之間的綠草坪上，猶太男子和一個膚色黧黑的美麗修女經常在無花果樹下遇上，採摘成熟的無花果。有一天他們看見枝杈間的鳥巢里正在孵鳥蛋，在他們觀看雛鳥破殼而出時，兩人的手背碰觸了一下。從此以後，那個修女再也不來和猶太男子一起採摘無花果了，換了個面相刻薄、篤信天主教的廚娘，每一次兩人摘完果子以後她都要數數猶太男子摘了幾個，生怕他摘得比她多，猶太男子氣憤極了。

我覺得這個故事很有意思，特別是描寫冬雪下的無花果樹以及春天到來、樹上掛滿綠色果實的那部分。讀到最後一頁時我意猶未盡。我真想從這些黑色鉛字的字裡行間鑽進去，就像人們鑽過柵欄縫隙那樣，在那棵美麗、蒼翠的大無花果樹下悠然睡去。

我看巴迪·威拉德和我就好比猶太男子和那個修女，當然我們並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一位論派信徒。我們曾經在我們自己想象的無花果樹下相遇，我們看見的不是一隻破殼而出的雛鳥，而是一個女人生孩子，然後發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我們就分道揚鑣了。

我躺在酒店白色的床上，覺得寂寞而孱弱，好像我正躺在阿迪朗達克山上的療養院裡，我覺得自己真是個卑鄙小人。巴迪在給我的信中三番五次地提到，他正在讀一個也是醫生的人寫的詩，他發現一個已經死掉的著名俄國短篇小說作家也曾當過醫生，所以，也許醫生和作家還是能合得來的。

這可跟我們戀愛這兩年來巴迪·威拉德所一貫彈唱的調調截然不同。我記得有一天他對我微微一笑，說：「埃斯特，你知道詩是什麼嗎？」

「不知道，是什麼呢？」我問。

「一粒塵土。」他為想出這句妙語而洋洋得意。我呢，一邊呆看著他那金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潔白的牙齒——他的牙齒很長，很結實，很白——一邊說：「也許是吧。」

整整一年之後，置身紐約，我才想出該怎麼回答他的話。

我花了很多時間與巴迪·威拉德進行想象中的談話。他比我年長几歲，擅長科學分析，所以他總能自圓其說。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不得不下功夫，以免陷入困境。

這些想象中的對話通常會重複我和巴迪實際有過的對話的開頭部分，只是結束時我不再傻坐在那兒，而是尖銳地反駁他。

眼下，我仰面躺在床上，想象巴迪說：「埃斯特，你知道詩是什麼嗎？」

「不知道，是什麼？」我會問道。

「一粒塵土。」

然後，正當他面露微笑、顧盼自得時，我就說：「你解剖的屍體才是塵土。你以為你在治療的病人才是塵土。他們才是塵土的塵土的塵土。我看一首好詩比一百個那樣的人加起來還要長命得多。」

當然，巴迪肯定答不上話來，因為我說的是事實。人不過是由塵土造出來的，我看不出來給那些塵土治病比寫詩要高明多少，詩歌讓人們銘記在心，讓人們在難過、生病或失眠時獨自吟哦。

我的問題是，不管巴迪·威拉德跟我說什麼，我都當真。我記得他第一次吻我的那個夜晚。那是在耶魯大學的三年級舞會之後。

非常奇特，我是說巴迪邀請我去參加舞會的方式。

一個聖誕假日，他突然闖到我家來。他穿了一件厚厚的白色高領毛衣，看起來帥極了，我只顧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看，他說：「也許有一天我會順路到你們學院去看你，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