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我要不打草稿地寫完。

我如此下定決心。

池內紀先生的文章裡提到了卡夫卡的筆記本。據說卡夫卡從不寫小說構思筆記一類的東西，就躲在小小的工作室裡，不打草稿地往筆記本上寫文章。如果寫了一些覺得不對勁，就立刻用線畫掉，再寫別的。如果有了「手感」，就會繼續寫下去。

這簡直是帥過頭了吧！

倒不是自詡神童，其實我也有那樣一段時期。從小學到初中的那段時間，我根本不記得有過「組織構思」或是「思考登場角色」這種經歷。當時我用的就是原稿紙或是大學筆記本，直接用鉛筆沙沙地往上寫。我的故事都是寫著寫著就會從後面幾行生生地冒出來，我也從不重寫，只要能寫到最後，我就心滿意足了。這麼一形容，我彷彿成了真的神童。為了防止引起誤會，我要重申一下——我並非神童。

寫文章的人多多少少都會有這樣的感受：時常會寫著寫著遇到新發現。有時登場角色會做出自己都未曾想過的事情，有時能夠不經意地完成恰到好處的描寫，有時隨便寫的詞語卻推動了新的情節發展。即便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發現，也總是令人愉快的。接二連三的發現能將原本的自己向前推得更遠。我認為這就是寫文章的樂趣。假如不依靠寫文章的這種機制，本就沒什麼深刻思想的我是不可能寫出取悅讀者的文章來的。我的腦袋能想出來的故事是很有限的，也許讓文章自己想出來的故事比我動腦想的更有趣呢。

我經常會這麼想。

對了，我的書桌下面囤了堆積如山的筆記本。大約兩年前，我太過害怕寫不出小說來，便兀自妄想「如果多買些筆記本，也許就能文思如泉湧了」，下班之後就老往文具店跑。結果，筆記本再多也沒改變我靈感的產量，於是發現了「靈感守恆法則」。我終於意識到有空去買文具用品還不如多寫幾筆，可那時已經留下了夠用十年的筆記本。

我要是也能像卡夫卡那樣寫作，該有多好啊。我心想，乾脆我也帶著小小的筆記本，鑽進小小的工作室去吧。然後寫什麼都不打草稿，根本不去想故事的走向，信筆寫下去吧，就像小時候一樣！

那樣一定開心極了。

就不必像商務精英一樣到處捧著臺電腦了。筆記本很輕，動筆也快，更不佔地方，在哪兒都能寫。在風和日麗的一天去鴨川河畔寫小說，簡直就是小說中的場景嘛！看到我這副英姿，正在跑步的美女一定會愛上我的。還能去咖啡廳寫小說，這樣也特別像個「小說家」呢。我自己都要愛上自己了。旅途中還能在列車座位上寫作，然後把筆記本遞給旅館邂逅的黑髮少女看。「後面怎麼樣了呢？」「我也不知道。誰知道明天的風朝哪邊吹呢？」一定能夠來上這段光想想就起雞皮疙瘩的對話。

但那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我根本上缺乏在筆記本上寫大量文字的體力。

就算是用中性筆或是鋼筆，手寫畢竟也是個體力勞動。為了敲鍵盤，我過度鍛鍊了第一關節，結果連筆都握不動了。自從高中改用鍵盤打字，我一次都沒手寫過小說。森見登美彥的卡夫卡化計劃，必須從磨鍊體力開始。這計劃也太過遠大了。

第二，手寫時非常難推敲詞句。

若是沒有推敲，我寫的文章必定不值一讀。我認為真正擅長寫作的人，就是不必在措辭上糾結太久的人。可是我呢，必須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地把文章打磨好幾遍，否則就難以達到滿足的狀態。我還會把同樣的內容寫兩遍，把標點的位置改得怪異些，把主語改得怪異些，一直修改到極限為止。我沒法兒行雲流水地寫作，正是因為沒有掌握自己文章的節奏。正如上文中寫到的「發現」那樣，如果不經過「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階段，就很難寫出來。

第三，有截稿日的問題。這是最可怕的。

我如果在鴨川河畔悠然地翻開筆記本，信筆書寫，恐怕會華麗地錯過截稿日。如果為了趕著截稿而在血淋淋的手中握上一支筆，發了瘋地衝向書桌……就一點都不美好了。我一直想成為有氣量說出「截稿日盡往矣，往者不追」的人，可如果氣量大到了那種程度，也許就不再是森見登美彥了。

寫到這裡，我才明白截稿日就是萬惡之源。

我沒法兒「不寫草稿」，總是在張羅籌備，也是因為一想到「萬一到截稿時還寫不完」就會心神不寧。所以我會提前思考故事走向，時常寫下筆記。這就是我一切不安的來源。啊啊！好心煩！

有時準備了太多，反而會起反效果，不是嗎？

完全不做準備，一邊寫一邊摸索思考，不也是個好方法嗎？

不正是這樣才能寫出更出人意料的文章來嗎？

不就能寫出更加胡作非為的文章，讓大小姐高聲叱責般說出「你這麼寫下去，到底要怎麼收拾殘局啊？」之類的話了嗎？為了趕上截稿日，一般不都會編些中規中矩的故事情節嗎？這一切不都僅僅是權宜之計嗎？大家不如捫心自問一下！

於是，在這樣的心境下，我沒打草稿寫完了這篇文章。

目前，我還正在捫心自問中。

（《yomyom》2008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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