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讀《挪威的森林》等村上春樹作品的中國年輕人，想必不會有多少人記得小林多喜二、記得他的《蟹工船》了。別說年輕人，即使對我這個早已不年輕的「老林」，小林和他的《蟹工船》也早已消失在記憶的深處。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出版社要我翻譯《蟹工船》的時候，驚愕之餘，我一口回絕——回絕得甚至有些氣急敗壞——眼下都什麼年代了，還翻譯出版《蟹工船》？
實際翻譯起來，我也深切感到，無論故事情境還是語言風格，村上春樹和小林多喜二之間橫亙著何等遼遠的開闊地帶，不啻於從東亞到南極。這裡再沒有酒吧窗外「以淋溼地表為唯一目的」的霏霏細雨，沒有夜幕下從「列車視窗望見遠處農舍的小小燈火」，沒有「如同夏日傍晚樹叢間瀉下的最後一縷夕暉」般的男士微笑，沒有「如同做牙刷廣告一樣迎著粲然而笑」的女孩們，更沒有瑪莎拉蒂、「甲殼蟲」、阿瑪尼和星巴克——沒有那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村上語）或後現代的勞什子及其釀造的所謂「小資」情調。那麼，這裡有什麼呢？有作為能夠移動的蟹肉罐頭加工廠的「蟹工船」，有浪頭「活像飢腸轆轆的獅子猛撲過來」的勘察加海，有窮兇極惡的監工和被其任意凌辱打罵的勞工們：
雜工被監工剝得只剩一件襯衣，塞進兩個廁所中的一個，從外面上了鎖。最初大家都不願意上廁所，鄰廁裡的哭叫聲實在讓人聽不下去。第二天聲音嘶啞了，「唏唏」抽泣。後來呻吟聲開始時斷時續。一個幹完活的漁工放心不下，馬上走去廁所那裡，但裡邊已不再有敲門聲傳出了。從外面招呼也無反應。那天晚些時候，宮田被抬了出來。他一隻手搭在廁所蹲坑蓋板，頭扎進手紙簍，整個人趴在地上。嘴唇像塗了藍墨水一樣發青，已經奄奄一息了。
這就是「蟹工船」上的場景。而「蟹工船」以外的陸地上的場景也同是人間地獄。例如修公路和鋪鐵路工地上被虐待致死的勞工「比蝨子還多」：
有的因不堪虐待而逃跑。抓住後，將人綁在木樁上讓馬用後蹄踢或在後院裡讓土佐犬（狼狗）咬死。而且是在大家眼皮底下乾的……暈過去就潑水啟用，如此反覆不止。最後由土佐犬強有力的脖子像甩包袱一樣甩死。軟塌塌扔在廣場一角不理不睬之後，身體仍有某個部分一下下抽搐。至於用火筷子突然烙屁股或用六稜棍打得直不起腰來，那更是「日常性」的。
這種駭人聽聞的場景並非純屬虛構，而大體實際發生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日本，發生在處於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日本北海道。作為相關典型事件，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秩父號」蟹工船因遭遇海上風暴即將沉沒，而收到求救訊號的「英航號」蟹工船卻未前往施救，致使船上二百五十四人中有一百六十一人遇難。同年九月，媒體披露蟹工船「博愛號」「英航號」勞工的悲慘遭遇。於是，在銀行工作的小林多喜二從翌年三月開始就此調查，一九二八年十月著手創作《蟹工船》。一九二九年三月脫稿後在無產階級文學雜誌《戰旗》上連載，不久被當局禁止發行，直到日本戰敗都是「國禁書」。
毫無疑問，《蟹工船》不僅是小林多喜二本人的代表作，而且是代表日本以至整個亞洲無產階級文學最高水準的傑出作品。日本著名無產階級文學評論家藏原惟人認為《蟹工船》是「無產階級文藝劃時代的作品」。在中國，魯迅主編的《文藝研究》評價說：「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迄今最大的收穫，誰都承認是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衍也稱讚「《蟹工船》是一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傑作」，他的《包身工》的創作顯然受其影響。可以認為，《蟹工船》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功，主要在於它的主題或思想性——它脫胎於「蟹工船」，但不止於對「蟹工船」特殊勞動形態的平面描述，而將其犀利的筆鋒伸到蟹工船背後複雜的社會結構以至國際關係之中。以更廣闊的視野、更超拔的思想高度、更敏銳的政治洞察力和大無畏的勇氣發掘了具有普遍性的階級元素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作品「深刻地剖析了帶有濃厚封建性的日本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科學地揭示了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實質，同時無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的總根源，從而把蟹工船上的漁工們為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待遇的經濟鬥爭，引向反對天皇制的政治鬥爭。」（葉渭渠語）
自不待言，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僅有思想性是不夠的，還必須兼具藝術性。換言之，《蟹工船》的成功，除了深刻的主題，還有賴於其出色的文體或語言風格。坦率地說，最初我所以拒絕翻譯，也是出於我的成見——認為無產階級作品往往政治觀點先行，文體或語言相對粗糙。而著手翻譯過不久，我便開始為自己的偏頗感到羞愧。小林其實是極具文學天賦的作家。《蟹工船》的語言極有特色，鮮活生動，可感可觸，極富藝術感染力。時而如石鍋蹦豆，簡潔明快，時而如響鼓重槌，聲震屋瓦。尤其比喻修辭，信手拈來，而自出機杼。大量擬聲擬態詞的運用，又使文體充滿了生機和動感。記得去年初秋偶爾同以《在世界中心呼喚愛》而聲名鵲起的片山恭一談起小林多喜二，他說小林多喜二所以「活到今天」，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文體好。同行之見，良有以也。
這裡還要提及的是《蟹工船》後來的命運。由於我國社會情況出現了人所共知的巨大變化，它在中國大體偃旗息鼓。但在日本忽然捲土重來。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兩年間，《蟹工船·為黨生活者》在日本列島行銷近一百萬冊之多（若從初版算起，總銷量逼近二百萬冊）。讀者大多是被稱之為「迷失的一代」（lostgeneration）的二三十歲年輕男女。究其原因，從根本上說，在於「格差社會」（貧富相差出格的社會）的出現。導致「格差社會」出現的直接起因是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和「新自由主義」就業政策造成的就業形勢的急轉直下。「日經連」（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積極倡導「柔軟型僱傭制」——以無晉升希望的臨時工為主的非正規僱傭制，使得以「終身僱傭」和「論資排輩升遷制」為特點的傳統僱傭制逐漸崩潰。據統計，非正規勞動者一九八四年約為15%，二〇〇七年升至35.5%。這部分人勞動強度大而收入低，加之沒有職業安全感和未被納入相應社會保障體系，他們不得不過著「窮忙族」生活，有的甚至淪為夜宿網咖的「網咖難民」。不妨說，如此狀態的「格差社會」同「蟹工船」世界並無實質性差別。
關於這點，日本文藝批評家、菲麗絲女學院大學教授島村輝一針見血地指出：「較之當時，日本今天的國際關係和產業形態表面上似乎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當時造成蟹工船那種狀況出現的世界性資本主義並沒有從根本上脫胎換骨，而以更大的規模覆蓋著當今世界，並將它帶來的種種矛盾和不幸巧妙遮掩起來。當代勞動者們以不同於‘蟹工船’的意義處在‘生死關頭’，有不少人被迫自殺或得了憂鬱症。《蟹工船》促使他們逼視和反抗這一現狀並認識到這樣做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應該說，這部作品不僅沒有完全失去生命力，其深刻的洞察力在今天反而獲得了評價機緣。」
日本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一也在為漫畫版《蟹工船》中譯本寫的推薦語中指出：「不尊重勞動者做人的尊嚴，當他們的利用價值被耗盡之後便棄若敝屣。這就是當前在世界範圍內蔓延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本質特徵。中國的青年人，也一定能認識到這樣的現實。」
無獨有偶，村上春樹也曾在《邊境·近境》中這樣寫道：「我無論如何也無法從我們至今仍在許多社會層面正作為無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殺這一疑問中徹底掙脫出來。我們相信自己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在日本這個和平的‘民主國家’得到了保證。但果真如此嗎？剝去一層表皮，其中一脈相承呼吸和跳動著的不仍是和過去相同的那個封閉的國家組織及其理念嗎？」後來在同河合隼雄對談時村上再次強調：「現在的日本社會，儘管戰爭結束後進行了各種各樣的重建，但本質上沒有任何改變。」
在這個意義上，「蟹工船」並未消失，它仍在航行。村上春樹筆下的世界同小林多喜二作品中的場景也並不像從東亞到南極那般遼遠——村上春樹描寫的不過是「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的「蟹工船」罷了。換言之，事物的發展採取了另一形態。村上春樹也好島村輝和小森陽一也好，儘管職業不同、風格不同，但他們都是那一形態的跟蹤者和批評者。跟蹤，並不斷提出忠告和警告。相反，曾被小林多喜二滿懷深情地視為「走同一條道路的中國同志」的我們，其中一部分人卻有可能失去了那種可貴的警醒和跟蹤批評的能力。
《為黨生活者》（為《黨生活的人》或譯《為黨獻身的人》。這裡姑且移用原文）創作於一九三二年八月，距小林多喜二犧牲的一九三三年二月相距僅半年左右時間。前面提到的日共出身的文藝評論家藏原惟人認為「這不僅是他晚年的力作，而且是展示當時無產階級文學的最高水準的作品。這部作品具體描寫了處於非法狀態下的共產黨員小心翼翼的艱難生活和活動，在日本文學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共產主義人物形象並因此受到矚目。」
小林多喜二於一九三一年秋加入日本共產黨，最初主要從事文化運動的指導。翌年春由於當局大規模鎮壓而同宮本顯治等人轉入地下活動。小說中的主人公「我」大體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經歷和體驗。雖然時隔八十多年了，但在翻譯過程中，有的地方還是讓我產生了同感。例如關於母親和母親的煮雞蛋的描寫。
故事舞臺是九一八事變後的東京。作為日共黨員的主人公「我」在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戰反政府鬥爭。為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不離開年老的母親，甚至見面都不可能。於是母親煮了雞蛋託人捎給「我」。最後經戰友一再勸說，「我」終於決定去一家小餐館同母親見面。
母親坐在桌子對面，離開桌邊一點兒孤單單地坐著，神情鬱悒。一看，母親穿著出門時穿的最好的衣服。這讓我心裡有些難過。
我們沒怎麼說話。母親從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還有「煮雞蛋」。
過了一會兒，母親一點點講了起來：「臉好像比在家時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親說她近來差不多每天都夢見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罵（母親把拷打說成打罵），睡不好覺。
母親。「煮雞蛋」。看到這裡，我不由得放下筆，抬起頭，嘆一口氣，一時浮想聯翩。
四十年了，時間差不多過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我從吉林大學畢業，要去數千裡外的廣東廣州一個單位報到。記得是十二月下旬一個颳風下雪的日子，哈氣成霜，滴水成冰。母親和弟妹們把我送去一兩裡外的小火車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腸小道。時間還早，沒人走過。我們深一腳淺一腳正一腳歪一腳踩著雪往前走。風雪不時打著旋兒掠過山間白茫茫的溝壑和平地，撲向對面東山坡的枯草尖和柞樹梢。我離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沒有鐵柵欄，沒有檢票口。綠皮車由遠而近，「哞」一聲從東山腳滑進車站。母親早哭了。在車廂門前，她把一路摟在懷中的一袋二十個煮雞蛋塞給我。望著剛過四十歲的母親那花白的頭髮、臉上的皺紋、哭紅的眼睛、細瘦的脖頸和薄薄的棉襖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一直強忍的淚水一下子湧了出來：「媽，我走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天回來看你……」
我趕緊上車，哈氣擦開車廂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車輪開始轉動。母親和弟妹們沒有回去，仍往車上看著、張望著、尋找著……
我就那樣帶著二十個煮雞蛋離開了家，離開了母親。一個半小時後到了省城長春，由長春坐十七個小時「硬座車」到北京，轉車再坐三十一個小時趕往終點廣州。帶有母親體溫的煮雞蛋一路陪伴著我，溫暖著我。我沒去餐車，沒買盒飯，沒買零食。見別人吃什麼了，我就小心摸出兩個煮雞蛋，輕輕一磕，悄悄剝殼，放進嘴裡咬開稍小的一端。一種香透肺腑的香！蛋黃金燦燦的，像一輪小太陽。蛋白嫩嫩的白白的顫顫的，讓人不忍下嚥。七十年代，艱苦歲月。雞蛋是鄉下家裡僅有的奢侈品。院子裡跑的就那麼五六隻雞，雞喂的是穀糠，生不出多少蛋。記憶中，除了「坐月子」，母親自己平時捨不得吃雞蛋，從沒見過母親把煮雞蛋放進自己嘴裡……
或許多餘，但我還是想就作者專門介紹幾句。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年十月生於日本秋田縣一戶貧苦農家，後隨父母遷居北海道小樽市。在小樽商業學校和小樽商業高等學校（現小樽商科大學）就讀期間開始文學創作。一九二四年畢業後進入北海道拓殖銀行工作。在此期間創作了《防雪林》《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蟹工船》《在外地主》等無產階級代表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因創作《在外地主》被拓殖銀行解僱。其後移居東京，連續發表《工廠支部》及其續篇《組織者》《單身牢房》《地區的人們》《為黨生活者》等作品。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由於叛徒出賣被特高警察逮捕後拷打致死。犧牲時不滿三十歲。魯迅為此發去唁電：「日本和中國人民是弟兄，資產階級用血在我們之間劃了界線，而且現在還在划著。但是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卻用血洗去這種界線。小林多喜二的死，就是最好的證據。我們知道，我們不會忘記，我們將堅決踏著小林同志的血跡，攜手前進！」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共產黨的黨員，而且是在「九一八」事變後日共處於「非法」狀態時毅然加入的，併為此貢獻了自己的全部文學才華，直至獻出年輕的生命。從《蟹工船》和《為黨生活者》中可以看出，他對社會底層的貧苦人民懷有發自內心的同情，對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本質具有清醒的認識和強烈的憎惡。更為可貴的是，他為推翻那種不公正的社會而不惜放棄待遇優厚的銀行工作，全然不顧個人得失和生命安危。這樣的人、這樣的人格的確值得我們敬重和懷念。正如魯迅所說，「我們不會忘記」。今年是他誕生一百一十二年、犧牲八十二年之年。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重新翻譯出版《蟹工船》和《為黨生活者》，對於終生反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他無疑是最好的紀念。也可以使我們重新意識到曾經的苦難、曾經的激情、曾經的無產者身份，確認革命的理由及其艱難過程。這點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特殊意義。
最後說一下譯本。《蟹工船》最初的中譯本出自潘念之譯筆，一九三〇年由上海大江書鋪印行，收有小林多喜二專門為中文版寫的序言。其後有一九五五年作家出版社樓適夷譯本（一九六二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據此改編出版同名連環畫），有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葉渭渠譯本（二〇〇九年譯林出版社重印），有二〇〇九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應傑、秦剛譯本（含漫畫版）。如果說拙譯多少趨於精確和有自己的風格，那麼應首先歸功於以上譯本的存在。在文化上，理應對先行者保持相應的敬意。
林少華
二〇一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定稿於窺海齋時青島旭日臨窗冰雪消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