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我說，「我會讓他知道我本週都會在辦公室。謝謝你。」

孩子滿懷希望地盤桓著，等著我拍拍他的腦袋。「我會告訴警探奧魯爾克你很出色地完成了工作，」我說，「再見。」

他溜走了。斯蒂夫說：「哪個傢伙覺得你出去了？」

「想中途攔下這些東西的人。」我說，聽上去有些多疑，但我不在乎，「麥卡恩，聽起來有些像他。」

我看到斯蒂夫陷入和我一樣的擔心。「佈雷斯林不知道我們正在調查愛斯琳的父親。」

「沒錯。麥卡恩不是特意在找這個，他想要這個只是因為這東西被送了過來。」

斯蒂夫說：「佈雷斯林馬上就要回來了。你要把這些東西收起來嗎？」

「真該死。」這不會有任何好處——如果佈雷斯林回來，看到我們不在，有人就會告訴他，我們倆拖著一大箱資料出去了。而且，這裡是我的專案室，我可不想慌慌張張地把什麼東西往衣櫥裡面藏。「我們快點讀一讀吧。」

我已經把信封拆開了。斯蒂夫把椅子拉到我這邊來，同時一邊在看手機上的資訊，漫不經心，表明這裡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

字條上寫著：嘿，康韋，這是你那個失蹤的傢伙的檔案。作為朋友，我可以給你一點建議，別多管閒事，好嗎？如果你發現任何你看不慣的事情，把大嘴巴閉上。不過我在這個案子上花了一些功夫，有任何問題，隨時給我打電話。奧魯爾克。

「哈？」斯蒂夫說，「讓你把大嘴巴閉上是什麼意思？」

「不清楚。」我把信放進口袋裡，準備一會兒帶到碎紙機那裡處理掉。「也許等會兒我們看完那批資料，就明白了。」

我們開始讀那些初始報告，我同時留意辦公室裡有哪個助手對我們正在做的事情表現出興趣。當時負責的警探叫菲尼，在失蹤人口組時，我曾在一些舊檔案上看到過這個名字。但在我到組裡之前，他就已經退休了，現在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如果需要內部資料，我們就只能指望加里了。

1998年，德斯蒙德·約瑟夫·默里斯三十三歲，是一名計程車司機，住在格雷斯通斯，工作區域是都柏林市中心區周邊。檔案中的照片顯示他是個瘦小的男人，中等身高，整齊的棕色頭髮，笑得很和善，不過有些不對稱。我在愛斯琳的相簿裡幾乎沒有看到他。我過於專注地盯著愛斯琳，希望她的形象可以觸發我的記憶，卻錯過了一些近在眼前的東西。

裡面有一張全家福。妻子個子小小的，深色皮膚，衣著整潔，長得很好——可以說非常好看，大眼睛，噘著嘴，一副無助的樣子，讓我看了想吐。愛斯琳也在裡面，髮辮扎得太緊，咧著嘴大笑，依偎在她父親的臂膀中。

「你知道他讓我想起誰了嗎？咱們的羅裡。」

我把照片歪到我這邊來。他說得沒錯，他們其實長得並不像，但確實屬於同一個型別。「該死，」我說，「這都是什麼該死的老套路。這個愚蠢的女人究竟有多想給自己找一個爹？」

「她盡力了，至少你得承認她這個優點。」

雲層開始變厚，使得照在窗戶上的光線上下移動，專案室裡感覺情勢不妙，風雨飄搖，彷彿一條在波濤洶湧的海上顛簸起伏的船，或者是一棟修建在孤島上的房屋，眼看著風暴將至。什麼東西——也許是光線，或者是斯蒂夫低沉的聲音，在空曠的房間裡逐漸消散，在抵達牆壁之前便化為虛無——什麼東西突然之間讓這些詞語變得十分悲傷。我不想承認愛斯琳有任何優點，我也不想關心她的任何事情，除了出於基本的職業尊嚴以外。可就在那一刻，和她有關的一切似乎都變得沉重而悲傷，讓你的心情如同一隻沙袋，迅速墜向谷底。

我說：「我怎麼覺得並不重要。繼續看。」

2月5日下午，剛過三點，德斯蒙德離開家，開著計程車，沿著他週四慣常的路線：去學校接九歲的女兒愛斯琳，把她送回家，然後去都柏林工作，直到凌晨一點左右主要場所都打烊，人群漸漸消散。他按照計劃，接到了愛斯琳，並把她送到學校。這是他的家人見到他的最後一面。

凌晨四點左右，他的妻子伊芙琳醒了過來，意識到她的丈夫不在家，開始擔心。德斯蒙德帶了手機，但並沒有接聽；六點鐘的時候，她給他工作的計程車公司打了電話，但他也沒有回應公司的廣播問話。上午十點，她給當地警察局打了電話。最初的報告是「報案人十分焦慮」，實際意思是「報案人他媽的嚇壞了」。當地警察檢查了醫院和車站，一無所獲，然後告訴她德斯蒙德可能是需要一點自己的時間，到晚上可能就會回家。而當他晚上也沒回家時，報案人萬分焦慮，不得不把醫生叫到家裡，給她開了鎮靜劑。她們給失蹤人口組報了案。

「符合露西講的過程。」他從紙箱裡拿出厚厚一摞佈滿灰塵的資料，分了一半給我，又回到自己那一頭。

「目前為止是這樣，」我說，「記住，要快。」

斯蒂夫開始略讀。我把腳放在了桌子上，迅速而小心地越過資料，環視了房間四周，沒有助手往我們這邊看，所有人都在認真工作，在不安的光線下，像小學生一樣專心致志。

伊芙琳在筆錄中聲稱他們的婚姻很幸福，青梅竹馬的愛情，似乎可以天長地久。資料中滿是他是怎樣每天都給她帶紅玫瑰、每天說她是他這一輩子的最愛這樣的甜蜜細節。這在我聽來就是胡說八道，不過鄰居也沒有反駁她——沒有人聽到過他們吵架，或者發生類似的事情。財務記錄也很清白：德斯蒙德和伊芙琳算不上富裕，不過不至於破產。雙方父母給他們留下了足夠的資產，用來償還默里斯家的大部分貸款，以及支付德斯蒙德計程車執照的費用——那時，這些東西加在一起大概要十萬英鎊。他們沒有其他債務，近期的賬目上也沒有可疑的大筆存款，也沒有奇怪的取款記錄，說明沒有人沉迷於可卡因，或者是在彩票投注站流連。德斯蒙德並沒有精神病史，也沒有犯罪記錄——超速和非法停車的記錄當然有，計程車司機一般都有。他的朋友們說他是個樂觀的傢伙，外向、工作努力且熱愛工作，沒什麼敵人，也不是會給自己樹敵的那一類人。他們對於德斯蒙德婚姻的看法倒和伊芙琳並不相符——按照他們的說法，伊芙琳把德斯當成了犯人，她自己什麼都不做，但只要德斯去做了什麼時不帶上她，她就會哭上一整天，一旦德斯沒能及時接電話就會驚慌失措——不過沒有人聽德斯說過想離開她之類的話，儘管他們都認為他現在只是為了孩子才留在家裡，等到孩子長大那一天，他也不會繼續留在這個家裡了。這樣來看，這個案子似乎並不足以成為一樁懸案。我在表格最下面看到了加里的簽名，跟我熟悉的那個相比，這個筆跡倒是顯得更整潔，也更年輕。

「愛斯琳的筆錄，」斯蒂夫說，「看。」

簽名是工整的、圓潤的兒童字型。失蹤的那一天，在回家路上，德斯蒙德和愛斯琳並沒有說太多話。當時她有一項家庭作業不知道該怎麼完成，擔心如果沒辦法完成會有麻煩，所以一路上她都在想這個。她沒注意到爸爸有什麼古怪之處，不過聽上去她似乎也根本察覺不到。唯一讓她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告別。當他在家門前停下車，她開啟門從車裡出來時，他告訴她自己愛她，囑咐她要乖，一如往常；不過然後他把她拉到懷裡，給了她一個擁抱——他們以前並不會這樣——並且告訴她要照顧好媽媽。他一直看著她往家門口走去，揮著手，一直站在那裡，直到她關上家門。

「你的答案就在這裡了，」斯蒂夫說，「這傢伙跑路了。」

「是的，沒錯。所以剩下的這一大堆是怎麼回事？」我朝資料箱點了點頭，裡面大概還剩下三分之一的資料。我本來期望資料可以到此為止。一個成年男人，沒理由自殺，沒有精神病史，沒有敵人，向他的孩子做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告別：通常情況下，這個故事只能在媒體最後一條訊息的位置上發表，並且做出推斷，他失蹤是因為自己離家出走，並且會在他覺得合適的時候回到家裡，或者也許不會回來。

只是失蹤人口組沒有在這裡停止調查。他們獲取了德斯蒙德的通話記錄——用了幾周，當時的手機業務並沒有普及，警探們跟電信公司沒有接觸，所以他們只能去瀏覽官方資訊——追蹤了他在幾個月內的聯絡人。大多數號碼都是他的同事，以及常拉的乘客，他們會直接打電話給德斯蒙德約車，而不是找排程中心。而在德斯蒙德失蹤的這段時間裡，他們全都可以說明自己在什麼地方。

問題在於為什麼會有人讓他們去調查這些。和其他部門一樣，失蹤人口組也常年缺人手；通常他們都會忙於解決孩子撫養權引發的糾紛，或是尋找患有阿爾茲海默症的四處遊蕩的老奶奶，無暇顧及中年危機問題。我說：「他們這麼查這個案子，你覺得奇怪嗎？」

斯蒂夫說：「他們查得可真他媽的仔細。」

「是的，調查他的乘客的不在場證明？他們這種工作方法像在調查謀殺案。」

「如果德斯·默里斯涉嫌黑幫犯罪活動，即便是很小的事情，他們也會跟進。有可能他揹著什麼債務，然後有人在他的腦袋後面開了兩個洞，把他扔到深山老林裡面了。」

「我沒有看到任何跟黑幫有關的資訊。你呢？」

斯蒂夫搖了搖頭。「我也沒有。不過他們也有可能沒把這方面的資訊放到檔案裡去。」

這是千真萬確的。如果菲尼當時不想把這個案子移交給團伙犯罪組處理，他會把有關黑幫犯罪的線索留在自己手裡，就和我們一樣。我說：「繼續讀。」

德斯·默里斯的計程車出現在鄧萊裡一條偏僻的街道上，這樣一來自殺的可能性就大了幾分——鄧萊裡有一條長長的碼頭，很方便——但車裡並沒有留下字條。沒有掙扎的痕跡，也沒有被搶劫的痕跡：車裡還有三十四英鎊，與計程器上記錄的下午的車費相符，都藏在變速桿下面。如果德斯要跑路，他一定會把自己的每一分錢都留給老婆和孩子。

舉報熱線電話響了。斯坦頓衝過去接了，聽了一會兒，然後解釋說，愛斯琳昨天晚上沒在沃特福德的一個俱樂部點過一杯伏特加和一杯無糖可樂，原因是她已經死了，不過還是感謝來電。幾個助手埋頭看著桌子，邊聽邊樂。沒有人抬頭看。

「哇哦！」斯蒂夫說——聲音很輕，但他聲音裡傳遞的資訊讓我抬起了頭。「有情況了。」

我把腳從桌子上拿開，把椅子轉到了他的一邊。「我們看看。」

這是關於德斯蒙德·默里斯另一位聯絡人的報告。註冊號碼的是一個叫瓦妮莎·奧肖內西的女人，不過警探花了點時間才找到她。報告上說這是因為她已經出國了，2月6日，她坐船去了英國。

「哦對了，」我說，「這肯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絕對引起了我的注意。輪渡從鄧萊裡出發去了英國。

斯蒂夫彈了彈那頁紙：關於瓦妮莎·奧肖內西的報告。我們迅速看了起來。

她二十八歲，是一位牙科護士，住在都柏林，跟其他幾個女人一起合租。照片上她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紅髮女人，笑起來俏皮活潑——遠遠沒有伊芙琳漂亮，不過我敢打賭和瓦妮莎相處一定會更歡樂。差不多在德斯蒙德失蹤前兩年，她開始在每週日下午給他打電話，或者發簡訊。按照她室友的說法，他開車載她去探望過她的媽媽，她媽媽得了帕金森症，住在西都柏林某個地方的養老院，那地方沒通公交車，他們商量好了定期去。而來自電信公司的簡訊記錄，也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嘿，德斯，我是瓦妮莎，只是確認一下你下午三點有時間吧？嘿，瓦妮莎，沒問題，我在老地方等你，一會兒見。

幾個月之後，電話和簡訊開始變得頻繁——一週兩次、三次，直到幾乎每天一次。室友們說是因為瓦妮莎的媽媽病情加重了，所以瓦妮莎需要更頻繁地去看望她。而簡訊裡依舊沒有什麼罪證。嘿，明晚七點，沒有變化吧？以及是的，沒問題，我會在七點準備好的。簡訊中有奇怪的笑臉，不過再沒有其他更親密的內容。

「都是公事公辦。」斯蒂夫說。

「不管如何，都有可能吧。他老婆知道他有手機，而且聽上去她也是會檢查手機的那種女人。」

1月2日，在德斯·默里斯失蹤前五週，瓦妮莎的媽媽去世了。葬禮過後，她告訴自己的室友和老闆，她要辭掉工作，搬去英國，開始全新的生活。所以在2月6日她就離開了，而德斯也失蹤了。

養老院的報告表明瓦妮莎的媽媽死得很突然，在她去世之前的一段時間，病情並沒有出現惡化。而瓦妮莎前來看望她的頻率從未超過一週兩次。失蹤人口組打電話，請求在英國的同事提供支援，後者發現了德斯蒙德·默里斯在利物浦提交的計程車執照申請。然後他們又打電話給在利物浦的同事，去了默里斯所在的地方，查明他還活著，情況不錯，跟瓦妮莎·奧肖內西同居。檔案到這裡就結束了。

「想不到啊，真是沒想到，」我說，「有些男人跟自己的妻子過膩了，就會跑出去換個新的。沒有黑幫什麼事。跟我們的案子也沒有關係，反正據我所見是這樣的。」

斯蒂夫說：「可是失蹤人口組為什麼沒有把這些情況告訴家屬呢？關於這些，愛斯琳一無所知。為什麼當時他們連伊芙琳都沒有告訴呢？」

如果你追蹤到了失蹤的人，而他本人希望你什麼都不要說——大多數人都是如此——那你就應該把嘴閉上。不過，通常情況下，你要確保家人大概理解意思，某個小夥子去做了男妓，而他母親深信是連環殺手把兒子殺了，於是她給自己注射了過量安定，你可不想因為這個良心不安。這類案件本來應該有措辭嚴謹的暗示——顯然，我們無法透露調查的具體細節，默里斯夫人，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們不會邀請你去辨認某具屍體……出於某些原因，菲尼和他的手下們並沒有做這一步。

「除非，」斯蒂夫說，「除非這裡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問題，而警探們希望可以保護這個家庭。」

「或者他們已經告訴了他妻子，只是她沒有告訴自己的孩子。」

「十五年都沒有告訴？即便孩子已經長大成人？即便她已經因為想要知道自己的爸爸究竟出了什麼事而瀕臨崩潰？」

我聳聳肩。「人是很奇怪的，你也聽到露西說的話了：愛斯琳的母親為自己丈夫的出走感到羞愧。也許她只是太過羞愧，所以無法告訴女兒原因。」

斯蒂夫舔了舔手指，然後迅速回去翻動自己的那一摞資料，不時從裡面抽出一兩張，放在桌子上。「不，你朋友不是還給了你一張字條，說什麼多管閒事的？這就是他說的意思：警探們並沒有告知家屬，而如果你覺得他們本應告知，別聲張。」

「我確實覺得他們應當告訴家屬，這樣就可以給我們省下不少時間，也讓我們少點麻煩。」

斯蒂夫抬頭看了一眼。「他們本來應當告訴家屬，打住。即便這個案子裡還存在奇怪的疑點，他們也應該做出一些暗示，表明他還活著。」

「也許吧，」我開始拿起我的那一半檔案，把它們放回檔案堆裡，「我會給加里打個電話，問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不覺得他們本來應該這樣做嗎？」

「不知道。你看我長得像教皇嗎？複雜的道德抉擇可不是我的本職工作。」

「如果這個案子是你的，你會怎麼辦？你會把嘴閉上嗎？認真的嗎？」

「我會轉到重案組來，這裡不會有那種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會告訴他們的。」斯蒂夫說。我去把資料放回箱子裡，他把資料從我手上拿開，放到他那一沓裡，繼續翻閱。「毫無疑問。他是愛斯琳的父親吧？如果是你母親的丈夫呢？她們有權知道。如果她們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什麼，這也許就不會讓她們的生活變得一塌糊塗，或者至少不會變得這樣糟。」

我正在掏手機，但他的話讓我把頭轉了過來。「是嗎？為什麼呢？除非她們知道親愛的老爸跑到哪裡去了，否則她們別無選擇，只能把自己鎖在屋子裡，坐在家裡，因為他而心神不寧吧？她們根本沒有辦法迴歸正常的生活，難道不是嗎？」

這些話說出來帶著怒氣，其實我本來沒有那麼生氣。斯蒂夫不再擺弄那些資料。「拜託，我沒這麼說。我只是覺得……如果她們不是在等著老爸回家，就是在擔心他會曝屍荒野，那麼，是的，她們會精神錯亂的。」

我撥了加里的號碼，同時繼續留心門口，提防佈雷斯林突然回來。「所以她們本來不該這樣生活是嗎？警探沒有強迫她們這樣，去培養個愛好，織個毛衣什麼的。」

斯蒂夫開始說話，小心翼翼地：「我覺得不是——」但我豎起了一根手指，我正在打電話。

還是語音信箱。我拒絕去想為什麼加里不想和我直接交談。「嘿，加里，我是安託瓦妮特。我們拿到資料了，謝謝你。我們已經看完了，你的手下可以隨時把東西拿回去。」我不想把東西放在我這邊的任何一個助手手上。「等你有時間，給我回個電話好嗎？這邊還有幾個問題，我想先聽聽你的看法，總比去追問別人要好。回聊。」

我結束通話了。「如果他不想讓我騷擾以前那些警探，這應該會引起他的注意。而如果這裡面真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情況，他會讓我知道，讓我不再四處打探。」

「這才是關鍵，」斯蒂夫說，拿起從材料堆裡面抽出來的一摞資料，「我去影印一下，以防萬一。」他把桌子上散亂的檔案掃開，把筆錄放在中間，然後輕鬆地走開，不慌不忙，沒有任何會引起人注意的地方。

我把檔案箱踢到了桌子下面，等加里再派那個穿著破爛西裝的小孩把它搬回去。沒有理由不讓佈雷斯林看這些東西——據我們所知，這也沒什麼好看的——但我就是不想讓他看。我告訴自己，不管怎樣，這樣做都符合常理：如果檔案裡沒什麼好看的，我不需要聽佈雷斯林批評我們浪費時間。然後我又把關於羅裡財務狀況的資料鋪開，假裝沉迷其中，為了讓佈雷斯林的走狗感到安心，不管他是誰。

不是自誇，我的直覺很準：每個警探都是這樣，尤其是能夠進入重案組的警探——而且我知道該如何使用我的直覺。在所有的實際工作做完之後，案子仍然碰到巨大困難時，直覺就會發揮作用。可這一次，它卻完全失靈了。不是因為它消極怠工——每一個感測器元件都熱得發燙，紅燈一直在閃，提示音嘟嘟地響個不停——可它們一直在搜尋，無法鎖定目標。羅裡隱瞞了什麼，可我說不清楚是否與謀殺案有關；佈雷斯林跟我們耍花招，但我也想不出究竟是為了什麼。我覺得自己迷失在該死的顯而易見的事實當中，可我越集中注意力，訊號的干擾就越發嚴重。有東西在擾頻。

那些比我有經驗的警探，可以更遊刃有餘地處理這種狀況。除了善於運用自己的直覺，其他警探也擅長干擾別人的直覺。嫌疑人不傻，至少不全是，所以他們不會主動露出破綻。他們會犯錯，只是因為我們知道如何迷惑他們。

有人想讓我犯錯，而我已經離岸幾百英里，我的所有系統就要失靈。

但這並沒有讓我太過煩惱。干擾我判斷的東西並不構成危險，它是我重新保持頭腦清醒的唯一途徑，讓我有機會走出危機。我看了看斯蒂夫，他已經回到了桌子中間，一個藍色的新資料夾在雜亂無章的資料堆裡很顯眼。我真的希望他也和我一樣。

一首愛爾蘭經典民謠，同時也是一首著名的反戰歌曲，講一位婦女在戰亂逃亡的途中，遇到了自己慘死的丈夫的屍體，發現他已經面目全非，不復往日溫柔。

又譯作《人魚童話》，是一部經典的自然題材電影，講述一個孩子保護一頭鯨魚的故事。

經典銀幕形象，是一隻力大無窮的大猩猩，最早出現在1933年的美國科幻電影《金剛》當中。

美國漫威漫畫旗下的超級英雄，原本是一位天才核物理學博士，但在一次意外中身體產生異變，之後每當情緒激動的時候，他就會變成一個力大無窮的綠色怪物。

德斯蒙德的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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