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相信，黑夜永遠在等你。

——勒內·夏爾，法國詩人

在這個風雨交加的夜晚，昂蒂布的街道泥濘不堪，那泥水彷彿是個蹩腳的畫家灑在畫布上的顏料，厚厚的、黏黏的。

現在是凌晨四點。在位於奧利維耶兄弟街的警局門前，我胡亂踱著步。我雖然身著雨衣，但頭髮卻已被打溼，雨水順著衣領流進襯衫裡。由於擔心父親的拘留期被延長，我正把手機貼在耳朵上，試圖說服一位尼斯有名的律師出手相助。

悲劇一個接一個地發生，我覺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一小時前，當我離開奧蕾莉亞莊園時，因為超速被警察逮捕了。由於情緒激動，我駕駛著那輛跑車在高速上飆到了一百八十多邁。警察讓我吹了酒精檢測儀，雞尾酒和伏特加害得我被直接吊銷了駕照。為了離開警局，我別無選擇，只能給斯特凡納·皮亞內利打電話求助。皮亞內利已經知道了我母親遇害的事，對我說他馬上過來。他過來找我時，開的是一輛達西亞越野車，小埃內斯托正攥著拳頭在後排座位上睡覺。車裡瀰漫著香草蜜糖麵包的味道，估計從來沒有清洗過。在開往警局的路上，他給我講述了大致案情，補充了一些德布魯因局長沒有告訴我的資訊。我母親的屍體是在昂蒂布海岬濱海小徑的岩石上被發現的。最先發現屍體的是市政警署的警察。警察之所以去了那一帶，是因為附近居民聽到槍聲後報了警。

「托馬斯，很抱歉跟你講這些，她死得太慘了，這種事在昂蒂布還是頭一回。」

越野車的車頂燈一直開著。皮亞內利面色鐵青，渾身戰慄，記者圈裡瘋傳的恐怖資訊令他膽寒。畢竟，他和我父母也很熟。至於我，早已超越了疲憊、悲傷和痛苦，徹底麻木了。

「在犯罪現場附近有一把獵槍，但安娜貝爾並沒有死於槍擊。」他說。

他已經說不下去了，但我堅持要聽到全部事實。

而剛剛離開警局的我，正在向律師陳訴這個事實：在槍托的數次重擊下，母親的面部已血肉模糊。顯而易見，做這件事的肯定不是父親。裡夏爾之所以去了那個地方，是因為我給了他地址，他到達時，安娜貝爾已經死了。他靠在岩石上淚流不止，而他唯一犯的錯，就是一邊看著妻子的屍體，一邊抽泣著說：「是我乾的！」我向律師解釋說，很明顯，父親的這句話是在表達未能避免這場悲劇的懊悔之情，而不是在認罪，所以不能當真。律師認可了我的說法，告訴我他一定會幫助我們。

當我結束通話電話時，雨還是那麼大。戴高樂廣場的公交候車亭空無一人，我躲在亭子下，往太子港和巴黎打了兩通沉痛的電話，把母親去世的訊息通報給哥哥和姐姐。熱羅姆還是那個熱羅姆，不管內心受到多大的打擊，依舊錶現得波瀾不驚。和姐姐的對話就沒那麼簡單了。我本以為她在巴黎十九區的家裡睡覺，不想她正和男朋友在斯德哥爾摩過週末。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去年離了婚。她說她和丈夫分開了，我則跟她講了家裡剛出的大事，但沒有談及具體細節。她失聲痛哭，我和睡在她身邊的男人都無法讓她平靜下來。

接著，我在暴風雨中待了好久，像只幽靈般遊蕩在廣場中央。廣場上全是水，大概是有管道破裂了，水面上漂著瀝青。噴泉在黑夜裡亮著燈，噴射出的金色水柱和雨水交織在一起，吐出一陣空靈縹緲的霧氣。

我渾身溼透，被細雨包裹著，心如死灰，神經麻木，身體彷彿被掏空了。蒸騰的霧氣模糊了廣場的邊界、人行道的邊緣和路面上的標誌，它淹沒了我的腳步，同時也淹沒了我的全部價值觀和方向感。在這個折磨我多年的故事中，我已全然不知自己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我在墜落，墜向無底的深淵。我似乎走進了一部黑色電影，成了一個被動的受害者。

突然，兩盞車燈劃破了濃霧，離我越來越近：皮亞內利·斯特凡納彪悍的越野車開了過來。

「上車，托馬斯！」他搖下車窗對我說，「就知道你找不著回家的路。我送你回去。」

筋疲力盡的我接受了他的提議。副駕駛座位上仍堆放著亂七八糟的東西。和剛才一樣，我坐在了後排座位上，坐在了熟睡中的埃內斯托身旁。

皮亞內利對我說，他剛去了《尼斯早報》報社。報紙昨晚定版比較早，所以明天的首版刊面上不會報道我母親遇害的訊息。但他還是回了辦公室，為報紙的官網寫了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