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中的哪個位置可以讓人覺得舒服些？在家庭以外的任何地方！

——埃爾韋·巴贊，法國作家

康斯坦斯街區的蜿蜒小路、橄欖樹叢和修剪整齊的樹籬，總會讓我想起某些爵士樂的婉轉流長。道路轉角的幽雅景緻，在田園詩般的自由對話中反覆出現，相互呼應。

我父母住在蘇蓋特路，「蘇蓋特」源於奧克語，用來稱呼小山丘，或者一般意義上的高地。這塊山丘位於昂蒂布城高處，曾經是康斯坦斯城堡的所在地，如今是城東的一大片農田區。隨著時間的流逝，城堡先後被改建成了診所和私宅。大量的別墅和住宅樓也在周邊地區拔地而起。我父母（還有馬克西姆的父母）是在我出生後不久搬到這裡來的；當年，這裡還只有一條開滿鮮花、人煙稀少的小路。我記得我和哥哥在那兒學會了騎腳踏車。週末，周邊的居民會時不時地組織幾場滾球比賽。如今，道路已被拓寬，車水馬龍。雖然比不上第七號國道，卻也相差不遠。

行駛到七十四號時，我放下車窗，對著面前的紫色別墅按響了喇叭。沒人應聲，但電子門馬上就開了。我加速駛上狹窄逶迤的水泥小徑，駛向我兒時的家。

父親只認奧迪這個牌子，他的車就停在門口，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隨時做出決定，迅速採取行動，單槍匹馬駕車上路。我覺得，這種行為完美地詮釋了裡夏爾·德加萊的為人。我把車停在稍遠一些的地方，那是一片鑲著石子的花圃，上面停著一輛賓士敞篷跑車，估計是母親的。

陽光下，我邁開步子，邊走邊整理思路，琢磨著今天午後要在這兒完成的事。房子位於小山丘的頂端，每每來到這裡，我都會為眼前的景色迷醉：棕櫚樹的頎長身影、天與海的純淨無瑕、海平線的無垠寬廣。陽光刺眼，我伸出手搭在眉上。轉頭時，我看見了母親，她雙臂交叉在胸前，正一動不動地站在走廊上等我。

我已有近兩年沒見她了。我快步跨上臺階向她走去，一邊迎接她的目光，一邊細細打量著她。面對她時，我總會有種模模糊糊的惶恐與羞怯。與她共度的童年是寧靜、快樂的，但高中時代和成年生活卻拉開了我和她之間的距離。安娜貝爾·德加萊（婚前名叫安娜貝爾·安託尼奧利）是個冰美人，典型的希區柯克女郎，不過少了些格蕾絲·凱莉的明豔照人和愛娃·瑪麗·森特的千嬌百媚。她面部稜角分明，身材細長高挑，外表上和父親堪稱絕配。今天的她，身穿剪裁時尚的長褲和配有拉鏈的外套。她的金髮如今已幾近灰色，可還沒有變白。和上次見面相比，她老了一些。雖然我覺得她的風采沒了往日的銳氣，但她看起來仍比實際年齡年輕十幾歲。

「嘿，媽媽。」

「你好，托馬斯。」

我看到，她冰冷的目光從未如此清澈與銳利。和往常一樣，我猶豫著，不敢去擁抱她。每次，我都覺得她會向後退。這一回，我決定乾脆不去冒這個險。

我突然想起了「奧地利丫頭」，她小時候在義大利上學時的外號。安娜貝爾之所以那般冷漠，我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她坎坷的童年了。「二戰」期間，我的外祖父安傑洛·安託尼奧利，皮埃蒙特的一個農民，被強行徵兵至義大利遠征軍。從一九四一年夏至一九四三年冬，義大利半島共有二十三萬士兵被派往東方前線：從敖德薩到頓河兩岸，再到斯大林格勒。其中一大半人一去不復返，安傑洛就是其中之一。奧斯特羅戈日斯克-羅索什戰役後，他被蘇聯人俘虜，在去往俘虜營的路上一命歸西。一個出生在義大利北部的快樂孩子，就這樣陷入了冰冷的俄國荒原，葬身於一場與他無關的戰爭中。這個家庭的不幸不止於此：在他遠征期間，妻子懷了身孕，除了通姦之外，沒有其他任何可能性。母親是外祖母和一個奧地利季節工的禁忌之愛的結晶，她的出生在當時堪稱醜聞。經歷了這場火一般的洗禮，母親變得出奇地堅強與冷漠。她永遠給我這樣一種感覺：沒有任何事情能令她真正動容。這與我的敏感性格簡直大相徑庭。

「你生病的事為什麼沒告訴我？」

我這句話幾乎是脫口而出的。

「告訴你了又能怎樣？」她問我。

「我只是很想知道，沒別的。」

我和母親之間的這種距離感並非一直都有。在童年的記憶中，我找得到默契的親子時光，其中很多都是圍繞小說和戲劇展開的。這並不是我受傷後的情感重建：在我初中之前的相簿裡，好多張照片上都綻放著她的笑臉，顯然，當時的她為有我這樣的兒子感到幸福。接著，不知為何，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糟。現在，她和我的哥哥姐姐相處得都很好，卻明顯與我處不來。這倒是讓我變得很特別，當然是很糟糕的那種特別。至少，我擁有他們沒有的一些東西。

「所以，你去參加五十週年校慶了？可你為什麼要去那兒浪費時間？」

「見見老朋友挺好的。」

「你沒有朋友，托馬斯。你唯一的朋友就是書。」

這的確是事實，但我覺得她說話的方式很傷人。

「馬克西姆是我的朋友。」

她一動不動、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在太陽微閃的光暈中，她的身影酷似義大利教堂裡的一尊大理石聖母像。

「托馬斯，你為什麼回來？」她接著說，「這段時間你並沒有書要宣傳啊。」

「其實你可以裝出高興的樣子來，不是嗎？」

「那你是裝的了？」

我嘆了口氣。我們分明是在原地打轉，雙方都堆積著對彼此的怨恨。有那麼一刻，我差點把真相告訴她。我殺了人，屍體就在學校體育館的承重牆裡，下星期一，我就會因為謀殺而被扔進監獄。媽媽，你下次見到的我，要麼是被兩個警察押解著，要麼是在監獄會客室的玻璃隔板後。

我大概不會這麼做，但不管怎樣，她都沒給我留這個時間。只見她徑直走向通往一層的樓梯，甚至都沒叫我跟上。顯然，她已經受夠了。我也一樣。

在陶瓦方磚鋪就的露臺上，我獨自待了一會兒。突然，我聽到了響亮的說話聲，便走向了佈滿常春藤的鑄鐵陽臺。父親正在那兒和亞歷山大聊得火熱。亞歷山大是我們家的老園丁，也負責打理家裡的泳池。泳池漏水了。父親覺得是出水口的問題，可亞歷山大卻沒那麼樂觀，已經打算挖開草坪找水管了。

「嘿，爸爸。」

裡夏爾抬起頭，朝我輕輕示意了下，算是打過招呼，就像他前一天剛見過我似的。我當然記得，這次回來的目的就是找他，不過，在等待亞歷山大離開的工夫，我決定去閣樓看一眼。

所謂閣樓，不過是個叫法罷了。這房子並沒有什麼閣樓，只有一間巨大的地下室。地下室可以從外面直接進去，足有一百多平方米。我們把它當作儲物間，從沒真正收拾、佈置過。

這座房子裡的每一個房間都佈置得完美無缺，窗明几淨、傢俱考究，然而，地下室卻雜亂不堪，燈光昏暗淒涼、搖擺不定。這正是我對紫色別墅的被壓抑的記憶。我在亂七八糟的雜物裡開闢出一條小路。在地下室最靠外的位置堆放著幾輛舊腳踏車，還有一輛踏板車和幾雙輪滑鞋，應該是姐姐家的孩子們的。工具箱旁，在半掩著的篷佈下，我發現了我當年的輕騎摩托。父親是個機械迷，怎麼可能忍住不去鼓搗它呢。只見車身被擦洗一新，漆色閃亮耀眼，輪圈被更換過，輪胎也是全新的：這輛103mvl簡直漂亮得令人炫目。裡夏爾甚至還找到了標緻的原廠貼紙！稍遠點的地方雜亂地堆放著玩具、行李箱和衣服。不管是父親還是母親，在服裝上都從不吝嗇。再遠一些是成堆的書籍。這些書，我父母都曾讀過，只是因為文學性不足而無法登上客廳書架的大雅之堂。有母親酷愛的偵探小說和言情小說，還有父親喜歡的、沒那麼知識分子氣的文獻及隨筆。聖-瓊·佩斯和馬爾羅的作品裹著精裝皮面，在書架上趾高氣揚，而丹·布朗的書和《五十度灰》，則躺在雜物間裡落滿灰塵，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幕後生活」之所在。

在最後一堆雜物裡，我找到了想找的東西。那是放在乒乓球檯上的兩個紙箱，箱子上寫著我的名字，裡面盛滿了回憶。我跑了兩趟，把它們搬到樓上，拆箱分揀起來。

所有和一九九二年相關的東西，不管關聯遠近，我都放在了廚房的桌子上，它們可能對我的調查有用。一個被修正液毀掉的青綠色依斯帕背包中有一個裝滿方格紙的資料夾，紙上是密密麻麻的課堂筆記。成績單上的評語證明我曾是一個聽話的優等生——「學習態度非常積極」「認真聽講，主動性強」「適度參與課堂互動」「思維活躍」。

我再次沉浸在那份曾令我印象深刻的作業裡：《幽谷睡者》的讀後感和《魂斷日內瓦》開篇的閱讀心得。我甚至還找到了幾張亞歷克西斯·克雷芒批改過的哲學作業。我高三的哲學是他教的。在一篇關於「藝術可否摒棄規則？」的論述裡，他寫了「思辨能力佳。14/20」。在另一份關於「我們能否理解激情？」（這絕對是個大問題……）的作業裡，他甚至過分讚揚了我：「高質量作業。雖有些許粗心大意，卻對概念掌握靈活，舉例生動，不論在文學還是哲學層面，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16/20。」

紙箱裡還有其他寶貝：高三班的合影，以及我為雯卡精心錄製的一套混音帶。然而，出於種種原因，我一直沒敢把帶子交給她。我隨手拿起一個磁帶盒，重溫著上面寫的歌單，那是我生命的原聲帶。當年的托馬斯·德加萊被完完整整地詮釋在歌詞與音樂中。那時的他還是個與眾不同的善良男生，有點和現實脫節，對時尚麻木遲鈍。磁帶裡的曲子是他內心情感的真實寫照——桑松·弗朗索瓦演繹的蕭邦作品、讓·費拉演唱的《艾爾莎的眼睛》、雷歐·費雷朗誦的《地獄一季》，還有範·莫里森的《月光舞曲》以及佛萊迪·摩克瑞的《愛會殺人》，後者恰恰預示了我的情感走向……

箱子裡也有書，都是些當年陪伴我的口袋書，書頁已經破舊泛黃了。我常常在採訪中提起這些書的名字，接著再肯定地加上一句：「書，讓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將永生遠離孤獨。」

如果這一切真的如此簡單該有多好……

在這些書裡，有一本並不屬於我。那是我在殺人後的第二天從雯卡的房間裡拿出來的，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詩集，書中有亞歷克西斯·克雷芒寫的題記：

致雯卡：

我想成為一個沒有軀體的靈魂

只為永伴你左右。

愛你，即生。

亞歷克西斯

我不禁發出一陣冷笑。當年，我被這個題記震住了。如今，我已知道，這段話是那個齷齪的傻蛋從維克多·雨果寫給朱麗葉·德魯埃的信裡剽竊來的。徹徹底底的偽君子。

「托馬斯，你在這兒搞什麼？」

我轉過身去，只見父親拿著整枝剪走進了廚房。

真是說偽君子，偽君子就到了……

父親雖然不重感情，卻沒那麼排斥擁抱一類的身體接觸。然而這次，當他張開雙臂時，想退後一步的卻是我。

「在紐約過得怎麼樣？有沒有被特朗普搞得很糟心？」他一邊問，一邊在水龍頭下仔細洗手。

「我們可以去你的書房嗎？」我無視他的提問，徑直對他說，「我想給你看樣東西。」

母親正在旁邊走來走去，我暫時還不想讓她捲入其中。

裡夏爾一邊擦手，一邊抱怨我的神神秘秘，接著便把我帶進了他在樓上的一方小天地。那是一間藏書豐富的寬敞書房，佈置得有點像英國的吸菸室：切斯特菲爾德沙發、非洲小雕像，還有各式老獵槍。兩扇大玻璃窗讓這裡成為整座房子的最佳觀景點。

一進門，我就把手機遞給了他。螢幕上是《尼斯早報》的那篇文章，文中詳述了發現裝有十萬法郎的運動包一事。

「你看過這篇文章嗎？」

裡夏爾抓起眼鏡，但沒有戴上，只是透過鏡片迅速朝螢幕瞟了一眼，隨後就把它放下了。

「看過了，這事太離譜了。」

他交叉雙臂，站在一扇玻璃窗前，用下巴指了指泳池周圍草坪上的黑點。

「現在咱們家到處都是這些該死的松鼠。它們甚至咬斷了電線。真是不可思議。」

我把他拉回到文章上來：

「這筆錢被放在那兒時，差不多就是你在任的時候，對吧？」

「可能是吧，我記不清了。」他頭也沒回，裝腔作勢地說，「有一棵棕櫚樹必須得砍了，你看到了嗎？都是紅棕象甲蟲給害的病。」

「你難道不知道這包是誰的嗎？」

「什麼包？」

「裝著鉅款的包。」

裡夏爾發火了：

「我怎麼會知道？你為什麼要拿這事來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