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才暗中支援西夏的復興，才大規模的封建南海諸侯……
再加上受宋朝影響日深的大理、高麗、交趾，他構想的「文明圈」已然初見雛形，如果這幅地圖上能添上北方的遼國，那麼，他所希望的世界，基本上便可成形。
如果是站在這樣的立場來思考，遼國的存續，便是至關重要的。在某種意義上，遼國是一個理想的國家——只要不解體，它就強大得足以讓宋朝感到威脅，但是，因為它複雜的內部問題，尤其是它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又讓它再怎麼樣努力，也很難有能力對宋朝形成真正致命的威脅；它對游牧民族保持著自己的優勢，並且被其視為自己人，但同時，其國內數量眾多的漢人，又讓它不可避免的受到中原文明的影響，絕不至於脫離諸夏，徹底淪為蠻夷……換言之，現在的遼國，比起西竄西域的西夏，更加天然的就是石越所設想的「宋朝文明圈」的國家。如果不持續的對西夏施加影響，西夏是可能異化的，但遼國卻不可能——只要遼國不失去燕雲！
只要有燕地漢人存在，就完全不用擔心遼國不受宋朝文化的影響。
那是一座天然的、穩固的橋樑！
從河間到大名府的這段路程，許多的問題，石越依然沒有找到答案，但是，他的的確確弄明白了自己之所以反對宋軍北伐的真正原因！
他之前站在宋朝的立場上想出來的理由，也許都是成立的，但那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已將遼國視為他構想的文明圈的一部分！他不希望遼國滅亡，甚至不希望遼國失去燕雲，對石越來說，理想的局面，就是在安平之戰的基礎上，重新構建一種全新的宋遼關係。
當原本隱隱綽綽的東西變得清晰之後，一部分的決定，亦隨之變得簡單。
比如對於北伐的態度，石越便不再有任何的猶豫。
但是，正當石越下定最後的決心，回汴京後要儘可能的阻止宋朝北伐之時，折克行自蔚州突圍的訊息傳來——這讓石越意識到，即使是他，也已經無法阻擋即將到來的北伐。
既然如此，石越也只能接受命運的安排。但他絕不會轉而支援北伐，甚至如潘照臨所期望的那樣，試圖去爭奪北伐的指揮權，哪怕這樣的確會有利於他控制戰爭的走向。
大丈夫當有所為，有所不為。
正如石越若在心裡面反對北伐，那麼他哪怕多想繼續做宰相，也不會為此改變立場；同樣的，他也絕不會去謀取一場他不想贏的戰爭的指揮權。
雖然率領宋軍打贏了幾場戰爭，但石越並沒有自大到覺得自己已經到了可以隨意操縱戰爭的勝負的程度。遼軍雖然受到重挫，也不是可以隨意捏拿的軟柿子。如果選擇了戰爭，就必須竭力全力爭取戰勝——即使這樣，也未必能夠稱心如意。
如果石越繼續擔任宋軍的主帥，他絕不會故意去求一個平局或者什麼，如果他抱著如此自大狂妄的想法，宋軍一定會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這些事情，別人理解不了，但石越畢竟也帶了這麼多年的兵，卻不可能不知道厲害。戰爭之中，最忌諱的就是上下不同心，若宋軍迫於實力，上上下下都一意求和，倒也罷了，但若主帥想要求和，下面的統兵將校與士兵卻想要銳意進取，這樣的軍隊，是不可能有好結果的。
至於故意去輸掉這場戰爭，那更是石越所不可能去做的事。
且不說宋軍真的輸掉這場戰爭也未必有利於建成石越想要的文明圈，即便可以，石越自問自己的內心也尚未「強大」到那樣的地步。為了這樣的原因，親自讓成千上萬信賴他的宋軍將士去送死？也許有些人可以做得到，但石越做不到。他寧可承受挫折，選擇更艱難的道路。
不想贏，也不願意輸，更加不相信在這個時代有任何人可以做到隨心所欲的操縱戰爭的結果……世事有時就是如此，有時候，人們就會面對如此處境——無論怎麼樣選擇，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每個人可能都會有不同的選擇，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選擇亦會不同。
這一次，石越的決定是，如果自己暫時找不到一個理想的辦法，那就不妨先退出這一局，讓別人來試試。一個宏大的理想，不可能事事順利，能夠發展到現在，石越已經感到滿意，這個地方受挫，那也不妨暫且避其鋒芒，先在其餘的地方努力，等到時機合適，再回過頭，也許會發現，那時候有更好的機會。
這不算是一種有勇氣的選擇，但是，卻不失為明智。
石越覺得，人生就是如此，有時候需要的是勇氣，有時候需要的是明智。他不能保證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但他相信自己做出了最恰當的選擇。
但面對潘照臨的質問，他的理由，卻沒辦法訴之於口。
難道要告訴潘照臨，他那個「文明圈」的理想麼？即使是潘照臨這樣的才智之士，恐怕也無法真正理解。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是王安石，時機合適的話，石越也許還相信對方可能理解自己，甚至認同自己，司馬光大概也能明白自己在說什麼，但多半會覺得他太不務實，因此絕不會認同他，除此之外，如果遼國的蕭佑丹未死的話，也許有機會成為石越的盟友……
但可惜的是，石越認為的這個世界上有可能會理解他的三個人，全都去世了。
活著的人中，也許還有一個人會認同他——桑充國應當會認同自己，但石越卻永遠不會對他說這些。因為他擔心桑充國可能會將這種觀念傳播出去。那樣的話，自己之前、現在、以後，一切對西夏、遼國的政策，乃至封建南海的國策，都可能被人以此為藉口，來重新審查。石越承擔不起這樣的風險。
潘照臨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凝視著石越。
石越沉默了許久，才長嘆了一口氣，他沒有直接回答潘照臨的質問，只是委婉的說道：「先生有所不知，在得知蘇子由罷參政的訊息後，某便已經上表，向皇上舉薦宣撫使司諸君……」
潘照臨怔了一下，便立即反應過來，他神情複雜的看了石越一眼，「相公這是擔心皇上有猜忌之意麼？」
「和先生說話，便可少了許多顧忌。」石越笑了笑，坦白說道：「蘇子由這個時候罷參政出外，弦外之音，某還是聽得懂的。雖然皇上又刻意拜子宣為工部尚書，聽說某也將進位左丞相，然而，這又是另外的意思了。況且，某回到汴京後，即使拜首相，也是一定要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的……」
「那卻未必……」潘照臨皺眉說道。
石越卻擺了擺手，打斷了他，繼續說道：「先生不必多言，某若為首相，卻不出任太皇太后山陵使，還象個人臣的樣子麼？就算皇上不讓我去，我也一定要去，這個道理，先生應當是明白的。」
潘照臨亦不由默然。的確如石越所說，若他是首相卻不出任山陵使，一定會被人譏為貪戀權位而不忠不孝，而且，在這個時代，這就是事實，並非別人冤枉他。不過，若石越此刻正以首相的身份出外領兵，那還是有充足的理由讓右相範純仁代行的。但石越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他既然不提這種可能，那就是表明了他的態度。
石越又笑道：「況且，先生也應當知道我為何要在此時向皇上薦舉宣撫使司諸君……」
潘照臨點了點頭，卻沒有多說話。石越的用意再明白不過了，大封賞剛過，此時的「舉薦」，必然是說給宣臺諸謨臣推薦新的差遣官職，這等於是石越主動解散了宣撫使司，乃是皇帝表示他沒有任何貪戀兵權的野心，同時也是在試探小皇帝的心意。而且，石越肯定也會故意給每個謨臣都推薦一個美官要職，這既是犒賞跟自己辛苦幾個月的一眾謨臣，也是在進一步試探小皇帝的態度。
果然，便聽石越又說道：「我向皇上推薦折遵正出任兵部武選司郎中，遊景叔為尚書省左司郎中，何蓮舫兼任侍衛親軍馬軍司都訓練檢閱使，範仲麟為揚州知州，高世亮為廣信軍知軍，黃裳為舞陽縣知縣，何去非為樞密院編修所計議官……」
哪怕是事先有所預料，潘照臨還是略有些驚訝，他望著石越：「皇上都答應了麼？」
石越點了點頭，苦笑道：「不錯，全部照準。」
潘照臨忍不住還是追問了一句：「連折可適出任武選司郎中都準了？」
石越點了點頭，笑道：「武選司掌管著五品以下武官的磨堪選任大權，武舉亦由其負責，乃是兵部第一司，出任武選司郎中必須換文資，折遵正武資為正五品上，換成文資為正五品下，資序正好合適……」
潘照臨卻是不由得一聲長吁，搖了搖頭，發出一聲苦笑：「折可適越轉定遠將軍才幾天，便可做武選司郎中？看來，皇上已經做好相公不統兵北伐的準備了。」
說完，他又神情複雜的望著石越，連連搖頭，嘆道：「可惜！可惜！」
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石越不由問道：「這又有何可惜？」
潘照臨嘆道：「舉數十萬之兵，北伐幽薊，收復漢唐故郡，此乃何等功業？！這是百餘年來，天下英雄豪傑，無不朝思暮想之事，相公二十餘年之功，不正為此？奈何事到臨頭，反失之交臂，與他人做嫁衣裳？」
他話中遺憾、失望，無不發自肺腑，說完這番話，整個人都變得十分沮喪。
見石越不以為然，又說道：「相公苦心經營二十餘載，若得親自率軍收復燕地，亦可算功德圓滿，他事又何足道哉？且於相公而言，不但可以趁機修好與皇上的關係，相公的聲望，亦將達到前所未有的頂點，相公亦可當之無愧的成為大宋開國百餘年來第一人……」
石越笑道：「吾如今聲望，亦已不低，月盈則虧，又何必做什麼第一人？」
「非也，非也。」潘照臨頭搖得波浪鼓似的，「相公莫要以為率軍擊退契丹，便如何如何。須知人心善忘而易變，假使有人收復了幽薊，那麼相公擊退契丹的功業，相形之下，也就不過如此了。旁人不會記得相公擊退契丹的艱難，反倒會覺得，這等事業，換成旁人，也照樣能成功。除非是北伐失敗，世人才會重新記得相公的功業。但以今日的形勢，北伐又如何會失敗？」
說完，又是悵然慨嘆：「可惜！北伐之事，皇上本是矚意相公，以時勢而論，除相公本也不做第二人想，然這等事業，相公不做，倒白白便宜了章惇、王厚輩！」
石越卻是沒想到潘照臨會如此失望，竟至有幾分失態。
他不由搖頭勸道：「先生又何必如此耿耿於懷？天底下的事業，難道要由我一人做完？況且常言道功高震主，某若真的繼續出任北伐主帥，也未必是好事。」
見潘臨照仍然是怏怏不樂，又說道：「人貴知足，知足則常樂。某本來是反對北伐的，如今北伐已成定局，某不必再想方設法阻止皇上北伐，做那個擋皇上道、招皇上厭的人，其實便已是賺到了。再者說，先生以為我還能在兩府呆多久？市井小民，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原本也不可能一直做宰相，又何必在意這些虛名？」
這些話，石越一半是勸慰潘照臨，一半也是說給自己聽的。他看了看潘照臨，又自嘲似的笑道：「其實我也不是沒有憾事，不過，我之憾事，卻無關那北伐的功業……」
潘照臨感覺到一絲希望，凝視石越，問道：「卻不知相公之憾事為何？」
石越搖了搖頭，苦笑了一聲，嘆道：「我自熙寧二年至汴梁，二十餘年矣！這二十餘年時間，也算是做了不少事業，亦幫著我大宋立了下一些規模，然便如古語所云——善始者不必善終，到底還是有一些要緊之事，我還沒來得及做。」
「卻不知是何要緊之事，在相公看來，竟比收復燕雲更加重要？」潘照臨帶著幾分不解，又帶著幾分不以為然的問道。
「這幾樁事，在我看來，的確遠比收復燕雲更加重要。」石越沒有理會潘照臨語氣中的譏諷，認真說道：「因為這些事情，涉及到本朝的立國之本！」
「先生當知，我大宋立國，迥異於漢唐，然其中最為根本之不同者，卻不過兩件事而已。其一為漢唐建國，天子皆是與軍功貴族及地方豪強士族共天下，而本朝卻是與士大夫共天下；其二則是漢唐治天下任人，而本朝治天下，專任法，我大宋自太祖、太宗皇帝始，天下之事，事無大小，一聽於法，此亦與漢唐大異也。」
「而這兩件事情，不但是我大宋的立國之本，更是天道運轉使然，順之者昌，逆之者必亡。譬如本朝與士大夫共天下，便是因為士大夫之興起，乃是天數。便如世人皆以為是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才使儒術昌盛，卻不知至漢武之時，百家衰微，已是窮途末路，而天下凡識字之人，卻皆是自儒生處啟蒙，儒術大興，本已是無可阻擋，漢武亦不過順天應人而已。本朝之事，亦大抵如此，前唐開科舉，已然打破門閥士族之壟斷，至本朝，印刷之術昌盛，五經不再操之經師之手，天下英傑之士，無論貴賤，莫不戴儒冠、誦儒經、為儒士，當此之時，若人主不與士大夫共天下，則覆亡不過旋踵間矣。故我大宋歷代重文治，亦不過是順應時勢而已！人主欲治天下而與天下英傑之士為敵，天下可得而治乎？此亦秦所以二世而亡也。」
「故此，當今之世，不同於古。今人主若不與士大夫共天下，則無論再如何聰明睿智，亦絕不可能保長治久安，宗廟傾覆，亦是遲早之事。然而士大夫治天下，亦有三弊！」
「此三弊，其一曰好議論，其二曰好結黨，其三曰忌武人！」
「因其好議論，故本朝政事，凡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允於公議，則難以施行，而亦因此之故，又常因議論紛紛難定，延誤時機，甚至白白荒廢事業；因其好結黨，故自仁宗以來，士大夫常以政見不同，各成朋黨，互相攻訐；因其忌武人，故本朝以文御武，將從中御，武將地位卑下，軍將無奮勇之心，每遇外敵，十戰九敗，遂成積弱之勢。」
「此三弊亦並非不能更革，去弊存利。只不過是本朝與士大夫共天下，乃前代未有，故國家制度，自然亦不可能盡善盡美，遂有此三弊存在。然要去此三弊，亦非易事。我以二十餘年之功，亦不過除其第三弊而已！」
「至於好議論與好結黨，我卻只不過是稍去其弊，遠未根除。」
說到這裡，石越又是長嘆一聲，繼續說道：「其實這三弊，當世有識之士，亦多有論及。如結黨事，歐陽修作《朋黨論》，便是嘗試解決，此後論之者不絕；好議論一事，蘇子瞻亦曾寫文章論及，以為人君者，乃是天下公議之主，理當以公議為是，大程更是曾經公開籲請朝廷設立延英院，延攬四方賢士，專門詳定政事、討論典禮……」
「但總而言之，忌武人還有不少士大夫認為其弊不小，而好議論與好結黨二事，士大夫卻大多不以為弊，故此，想要更革，更加困難。熙寧年改制，我力主設門下後省，便是為了稍抑其弊。但真要說徹底解決，至今我也沒有把握。」
「而且，此二弊亦並非我一人之力可以解決。這天下，說到底是士大夫的天下，若士大夫中未先有一定的共識，我縱然做再多的事，也只是徒然。但若能再給我一些時間，我仍然能夠做一些事情。」
「比如大程延英院的設想，我便有一些構想，可以稍加修改，若能得以施行，應當能起到不錯的效果，但如今朝廷既要北伐，我便是仍做宰相，亦難以進行大的更革。等到北伐結束，我也該差不多要罷相了，此事終究只能抱憾。」
石越苦笑著自嘲的搖了搖頭，又說道：「此外如本朝專任法治，與漢唐不同，亦有其因。蘇子瞻言任人任法之利弊，謂任人而不任法，法簡人重，任法不任人，則法繁人輕。某亦曾經編修敕令，深知本朝法令嚴密，遠非漢唐可比，可稱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有法待之，法嚴令具，無所不有。在本朝做官，不同於漢唐，士大夫若不知條貫律令，則必為滑吏所欺，甚至與傀儡無異。士大夫中，亦頗有欲復漢唐故事者，然終不可得。蓋因如今天下之大勢，一趨於法，欲一切反之於任人，此雖天地鬼神不能易矣！」
「這並非是因循苟且的託辭。本朝之所以專任法治，實是因為本朝立國之勢與前代不同。本朝立國，不禁兼併，不抑商賈，商業發達，商稅甚至重於兩稅，而坊市人口，亦遠超漢唐，城市之內，不立坊牆，若說漢唐是以自耕農戶為國家根本，自耕農戶興盛則國家強盛，本朝卻並非如此，對大宋而言，坊郭之民能否安居樂業，與自耕農戶同等重要，甚至尤有過之。商業興盛，坊郭人口繁滋，若不專任法治，那除非所有官吏，皆賢明似聖人，否則天下必然大亂。是以本朝專任法治，亦不過是順應大勢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朝廷的一切條貫敕令，都並非是深思熟慮後設計頒行，不過是施政之時，遇到某事，事後便補上一條法令彌補，如此這般，全是東縫西補，因事而設，日積月累，遂成規模，號稱嚴密，卻並無章法。法令前後矛盾，互相牴牾者也所在不少。而且，大多數士大夫也並未真正意識到本朝與漢唐不同之處，極少有專門立法，以令坊郭之民興旺，保障商業發展，大多數立法，完全是被大勢推動，被動而為。即使是那些有利於商業之法令，立法之初衷，亦不過為了增收稅收而已。」
「此外如本朝法制，州郡以上，已然遠勝漢唐，然縣以下，卻仍舊因循前代，實際弊端，反又超過漢唐。其根本之原因亦在於此，因為州郡以上，坊郭之民繁滋更加明顯，因應這種變化，司法制度亦不得不隨之完善，而縣以下，仍是漢唐之世，便依舊用漢唐之法。然漢唐各縣，實為本縣賢達自治，縣令長吏，多有賢士，而本朝英傑之士，鹹聚於州郡，朝中英材，亦多居州郡為知州、通判，故此本朝縣治，反不及漢唐。」
「這一切弊政，某早欲有所更革。熙寧間某所見不及於此，且既要調和新舊兩黨，又要解除西北邊患，亦無暇顧及，紹聖以來，先有交鈔危機，又是封建諸侯，好不容易安穩一陣，又遇遼國南犯，六七年間，竟然找不到合適的機會……如今更不用提。」
說到這裡，石越凝視著潘照臨，道：「先生，平心而論，你不以為這些事情若能得到推動，不比收復燕雲，更加重要麼？」
潘照臨神情複雜的沉吟了許久，他本是聰明絕倫之輩，也自負智計無雙，然而，石越說了這麼一大通的話，卻都是他從未想過的。但以他的智慧，雖然以前慮不及此，如今聽石越說出來，便也馬上意識到，石越所說的，恐怕還真是切中宋朝的要害了。
他想起熙寧年間初見石越，他也曾經與石越討論時弊，當時二人針對的是冗兵、冗官、冗費等等問題，二十餘年來，對症下藥，宋朝也的確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在潘照臨心中，的確是以為改革已經取得成功，宋朝已然中興。
但二十四年後，再與石越一席談話，潘照臨卻突然生出一種感覺，他們二十四年的努力，其實也只是完成了一些初步的改革，當年所謂的冗兵、冗官、冗費等時弊，其實可能只是表象而已，石越今日所說的，可能才是宋朝一切問題的根本原因！
也就是說，他們用了二十四年之功，卻很可能只是完成了「治表」的任務而已！
石越和潘照臨說了這麼多，其實簡單來說，他所講的，就是宋朝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因為知識下移、技術進步，導致了士大夫階層、商人階層、市民階層三個階層的同時崛起。其中士大夫是統治階層，他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高效穩定的文官政府，而這著重要解決的就是與軍隊的關係、政黨政治，以及如何兼顧公議與效率——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局面，此前宋朝計程車大夫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各個方面，都做得不夠理想，石越努力了這麼久，其實也就是勉強為宋朝找到了文官政府與軍隊關係的那個平衡點，並且為政黨政治充做潤滑油，打下了一些好的基礎，沒讓他們一開始就把事情搞砸。
至於商人階層與市民階層的崛起其實是一件事情，雖然這是兩個不同的階層，但是如果沒有商業的繁榮，城市居民的數量就不會大幅的增長，如果說漢唐的統治基礎是自耕農，自耕農不破產，國家的統治就能維繫，那對宋朝來說，其統治根基卻是由商人、市民、自耕農三者共同組成，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漢唐也有商人與市民，但這兩個階層在國家的經濟結構、人口比重中，相比自耕農來說完全是無足輕重的，但在宋朝，三者卻已然可以分庭抗禮。
也正是因為這兩個階層的崛起，導致宋廷需要更多的官吏進行治理，治理自耕農與治理商人、市民需要的官吏數量是完全不同的，於是就導致了官員數量的激增，同時，這兩個階層的崛起，也導致了宋朝需要更多的法律、政策來解決新的問題。宋朝的法律非常繁密，而這些繁密的法令，基本都是一些臨時頒發的敕令，遇到新問題就頒個敕令，然後過一陣時間就整理一下，從來沒有系統性的、規範性的立法，也沒有真正有針對性、有目的性的立法，但就是這樣，也基本上達到了一個法令相當嚴密的程度。宋朝計程車大夫也都非常清楚，本朝就是重法令、任法，並且這種任法也不同於秦朝的任法，然而，他們卻沒有弄明白宋朝為什麼要任法，為什麼要講法治？因為「任人」的政治，治理自耕農為主的國家，當然不成問題，但要治理一個商人、市民階層崛起的國家，卻根本不可能做到。他們只是根據需求，被動的做出了選擇。但在這種情況下，法令的混亂也就可想而知。不但如此，一些士大夫還將這種混亂歸咎於「任法」的國策，試圖向漢唐盛世中學習成功的歷史經驗，結果自然只能進一步加劇這種混亂；還有一部分士大夫則堅定的相信自耕農才是國家強大的關鍵，試圖將宋朝扳回到漢唐的成功道路上去，結果當然也是除了添亂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效果；而即使是比較開明的那部分士大夫，他們大多也只是覺察到大勢難以抵擋，所以消極的不做徒勞的反抗，他們所做的一切，其目的也不過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而已。商人與市民階層已經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但不只是士大夫，整個國家都完全沒有做好接受這個現實的準備。
也因此，要推動這些方面的改革，比起石越之前二十餘年所做的，要困難得多。
熙寧以來，宋朝進行的改革，在士大夫中間，其實都是有共識的。主張變法的新黨自不用說，舊黨其實也同樣想要變革，所謂的「舊黨」，本身就是慶曆年間的改革派傳承下來的，舊黨反對的只是新黨的變法，他們與新黨，只是在變法的方向、方式、程度上面，有著極大的爭議。如果從儒家的角度來說，新黨主要是接續古文經學派的遺緒，舊黨則主要是今文經學派的傳承，儒家這兩大學派從西漢鬥到宋朝，雖然早已經不再涇渭分明，許多人都以為在宋朝已然沒有今古文之爭，但這持續千年的鬥爭，仍然在不那麼明顯的影響著宋朝計程車大夫們。因此，新黨與舊黨之間，對於變法，從思想根源上，就存在著衝突。但是，三冗的問題，財政的困局，對外的不振，無論新黨、舊黨，都是想要改變的。需要變革的共識，在士大夫間，還是普遍存在的，在哪些方面需要變革，這個共識，也是同樣普遍存在的。
有了這兩個前提，石越便有發揮的空間，小心翼翼的尋找雙方都能接受的公約數，妥善的處理與兩黨的人際關係，身段柔軟一些，用上一些權謀，再加上一些運氣，雖然並不容易，但終究還是成功了。
但二十四年後，石越指出來的這些問題，想要推動改革，卻要困難得多。
即使在士大夫中間，也只有最優秀的那屈指可數的幾個人，才可能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的存在。連石越都是慢慢的、逐步的發現這些問題的，遑論他人？
思想上完全沒有任何準備，在一些問題上，可以預見，士大夫中間會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甚至是一邊倒的反對，即使以石越如今的威望，想要變革，也不可能得到什麼有力的支援。哪怕是所謂的「石黨」，石黨之所以為「石黨」，是因為他們認可石越的理念，但如果他們不認可、不理解、不接受了，一件兩件事情，也許還會因為石越的個人威望習慣性的支援，多了的話，這些人就可能不再是石黨了。
但這些事情，卻也不是完全做不成。如果是完全沒希望的事，石越也不會有所遺憾。
在紹聖七年，這些事情，雖然並非成熟的時機，卻也已然有了一些可供播種的土壤。
比如政黨政治，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人們對於黨派的存在，已經習以為常，朝中黨派的存在，也已經半公開化。而三黨的關係，也不是你死我活，只要能夠構建出一種合適的理論，就可能推動政黨政治再向前邁進一大步。
又比如法令，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任法」的現實，而且都對繁雜混亂的眾多法令感到不滿，如果石越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以解決法令混亂繁雜的名義，親自主持修訂一部法典，也不是沒有可能來一次瞞天過海、移花接木，搞一次靜悄悄的大變革。無疑，這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以及足夠多的人材，靠著石越一個人，是編不成一部法典的。因此，若想做成這件事情，需要很好的時機，合適的外部環境，以及想辦法得到一些重量級宰執大臣的支援……這並不容易，但卻不是沒有可能。
而所有這些事情，只要任何一件能夠做成，其影響都將無法估量。
雖然潘照臨的認識不可能這麼清晰、深刻，但如他這樣聰明的人，對很多事情，往往都有常人難以企及的直覺，只是憑著直覺，他就已經能意識到，這些事情，哪怕做成一件，其影響，都可能不遜於收復燕雲！
一念及此，潘照臨忍不住長嘆一聲，道：「相公識見絕人，吾不如也。」
說完，又意味深長的說道：「相公說的這些事情，我雖不曾查究，但也知皆是千秋萬代之事。但其實這些事情，若相公統兵北伐，收復燕雲之後，仍可做得。」
石越似笑非笑的睹視潘照臨：「不論我是否統兵北伐，先生真的以為北伐成功之後，我還能做得幾年宰相？」
潘照臨不由又是一陣沉默，他嘴皮動了動，想要說什麼，但終究還是忍了下來。
石越又笑了笑，淡然說道：「其實先生也知道，只要朝廷決定北伐，很多事情，便很難再有機會做了。北伐即使成功，收復了燕雲，遼人也不會善罷干休，北面的局勢不會就此平靜下來，而且連年大戰，就算無事，也該休養生息一陣，這段時間，也不宜多生事端。恐怕轉眼之間，又是十餘年，十餘年後，我豈能還在兩府？」
潘照臨看著石越，心中頭一次這麼猶豫難決，他很想趁此機會，向石越和盤托出自己真正的計劃，但是，看著石越，再三猶疑，卻到底沒有開口。
石越並不知道潘照臨在想什麼，只是繼續說著自己的想法：「其實，這些事情縱然做不成，有點遺憾，也沒什麼要緊。這種事，便如同為人父母一般，做父母者，總會想著幫子女將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子女只需坐享其成便可，但誰又說得清，這於子女，究竟是福是禍呢？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我這二十餘年，算是勉強做好了這二十餘年內該做的事，來不及做的事情，便當相信後繼者自有其智慧。若沒有這份信任，我便多做一兩件事，亦沒什麼意義。」
「而且，在我看來，朝廷這次北伐，恐怕未必會如想象的順利。如今勸諫皇上不要北伐已是無用，但等到遼國再打上幾仗，久戰無功之後，再勸諫皇上，便能聽得進去了，順便也能讓遼人再吃點苦頭，正是一舉兩得。到時候，若我還在兩府，便與範堯夫一道，再花個三五年時間，為國家好好的選拔一批人材，替大宋經營一個更好的局勢，然後我也就可以安心告病，離開汴京了。我已經寫信給唐甘南，託他幫我在杭州覓一處宅院，到時便可舉家南遷，在杭州繼續做我入仕前的事業，著書立說。」
「如我方才所說的事情，其實不做宰相，也同樣能做不少事情。待告病南遷之後，我便召集一群儒生，一同探究思考，也許能夠為士大夫治天下與任法治天下，提供一些適用的理據……如此，便算不在汴京，亦不算寂寞。」
說完，又半開玩笑半認真的對潘照臨說道：「先生亦不必太過執著，我與先生相交二十餘年，如今也算功業粗就，雖不能稱盡善盡美，也足以無愧於此生了。先生何不效法子柔，多置良田美宅，娶幾位嬌妻，再生幾個子女，盡享天倫？人生如朝露，又何須自苦如此？」
潘照臨沒料到石越竟然會勸他功成身退，學陳良一般享受榮華富貴，一時間不由愕然，過了好一會，才啞笑失笑，搖頭笑道：「陳子柔大智若愚，其實比我要聰明得多。不過人各有志，他那樣的日子，我終是學不來的。」
話已至此，潘照臨也知道他這次來見石越的目的已經失敗，再多說也無益處。雖然過程有些出乎潘照臨的預料，但這個結果他其實也早有心理準備。因此，他心底裡，倒也並不算多麼氣餒。他籌劃已久的計劃，更不可能就此放棄——實際上，與石越的這番交談，反倒讓潘照臨更加堅信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正確的。
石越雖然已在籌劃著退隱的事情，但潘照臨卻並不相信事情會如石越設想的那樣發展。所謂形格勢禁，最終，石越仍將不得不回到他所計劃的軌道上來，只不過換一種方式而已。
因此，潘照臨便也閉口不再談北伐的事情，只是與石越敘些汴京、河北的趣聞秩事，便彷彿這根本就不是他特意前來河北會見石越的原因。
.蘇軾與程顥主張，皆為史實。按，世人皆以為自明末王夫之始倡立中國式議會，極少有人知道北宋程顥已有此主張。惜北宋亡國，中夏道統遂衰，南宋亡國後，更不堪言，有明一代，士大夫用數百年時間，方續上宋人道統。
.指城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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