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唐康對議和頗有腹誹，以至於韓拖古烈一行途經冀州之時，竟託病不見。但命運卻彷彿在故意捉弄唐康，韓拖古烈前腳剛走，從大名府又傳來命令，與遼人的秘密接觸，正式搬上了檯面，兩國使節談判的地點，便定在武邑縣。韓拖古烈是要前往汴京對高太后進行禮儀上的祭奠，並向宋朝皇帝呈上國書，遼人顯然有點等不及，要求同時在冀州或者永靜軍對和議的條款進行交涉。而石越竟也爽快答應。遼國派來的談判使者是耶律昭遠為首的三人，而宋朝這方面，因唐康有出使遼國的經驗，宣臺選中的使者，便是唐康與吳從龍。
唐康心裡面雖然老大不樂意，卻又不敢抗命，只好硬著頭皮前往武邑。本欲以等待吳從龍為名在武邑多拖延幾日，以待朝中生變——這在唐康看來幾乎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但沒想到吳從龍對這差遣十分賣命，竟是晝夜兼程趕來，還帶來了宣臺想要的和議條款。
在看到石越想要得到的條件之後，唐康幾乎是目瞪口呆，若說此前對石越同意與遼人議和還有些許懷疑的話，此刻也是蕩然無存。在唐康看來，石越提出來的條件，遼人實在沒有理由不答應的。議和肯定能夠成功，難怪吳從龍如此高興與賣力——按宋朝的慣例，他辦成這等重要差遣，回朝之後，必定高升。這等於是將一件天大的富貴送到他手上，他如何能不喜出望外？
然而唐康對這樁「富貴」卻是沒什麼興致，若非是石越的親筆札子，他多半會託病拒絕，來個眼不見心不煩。只要想到石越要求的條件——遼國退兵並歸還一切被擄百姓財物，罷免耶律信，兩國重申熙寧年間之誓書，永為兄弟之國，並互遣皇子為一名為質——唐康心裡面便平生滿腹的怨氣。
因此，當唐康與吳從龍在武邑見著渡河而來的耶律昭遠之時，他心裡面想的盡是戰事結束之後，便要辭官去國，到南海諸國去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但是，讓唐康無論如何都意料不到的是，看起來幾乎是可以一拍即合的兩國議和之事，在頭一日，卻是當場便鬧了個不歡而散。
如此結局，吳從龍固然有些呆若木雞，仿若被人從頭到腳淋了一盆冰水；而唐康也是不知道該憤怒還是該暗喜。
遼人不僅完全無法接受石越那在唐康看來幾乎是委曲求全的開價，而且還開出了一份讓唐康覺得簡直是荒謬之極的要價——遼國要求宋朝放棄對高麗的宗主權、並「贈送」遼主黃金五萬兩、白銀五十萬兩、緡錢二百萬緡、精絹兩百萬匹——比起之前唐康曾風聞的要價，更高出了一百萬緡緡錢。
唐康讀過文書，當時便拂然大怒，將文書擲還耶律昭遠，轉身就走。而那邊三個使節，除了耶律昭遠外，另外兩人看過宋朝要求的條款，同樣都是滿臉怒容，並出言不善——為著談判的需要，唐康與吳從龍商議之後，交給耶律昭遠的條款，除石越的要求之外，又加了好些條，諸如：遼國賠償宋朝損失計黃金一萬兩、白銀一百萬兩，許以馬匹牛羊折價償付；沿界河以北五十里不得駐軍耕種放牧漁獵；遼國放棄對高麗之宗主權；割讓遼國佔領之河套地區予宋朝……
在唐康看來，這都已經是讓遼人佔了極大的便宜。然而在遼國的使者眼中，這卻無異於羞辱。
若非吳從龍與耶律昭遠從中竭力轉寰，和議幾乎就此夭折。
最終，雙方的初次正式交涉，由吳從龍與耶律昭遠做主，雙方勉強達成一致，各自回去酌情讓步，次日再議。
然而第二天的談判，結果也好不到哪裡去。
遼國做出讓步，願意重新接受熙寧之盟，互遣皇子為質，並將「贈送」遼主的錢帛削減一百萬緡。但其餘諸條，一條也不肯答應。吳從龍則和唐康商議之後，不再要求遼國放棄對高麗之宗主權，同意將遼國的賠償削減五十萬兩。
雙方分歧之大，看起來根本無法彌合。
只是因為吳從龍與耶律昭遠仍然在竭盡全力的努力，這談判才勉強維持了下去。
但從第三日起，唐康便乾脆不直接參預談判了。而遼國那邊的情況看起來也好不到哪裡去，也是從這天開始，便只有耶律昭遠一個人過來，與吳從龍交涉。唐康知道，對於吳從龍來說，是戰是和都是無所謂的，就算他心裡有什麼主張，那也是次要的。他此時大概也已經漸漸熄了做「和議功臣」的心思，只是能夠參與甚至主持對遼國的談判，這對於吳從龍來說，依然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自然要好好把握，即使和談不成，若他表現突出，日後仍是極重要的資歷。而耶律昭遠，唐康也早就認識，在遼國朝廷之中，他是主張與宋朝維持和平通好的文官階層的代表之一。僅以談判的這兩個人來說，他們都是抱著想要達成和議的期望的。只是，僅僅靠著談判者的誠意，是無法拉攏宋遼兩國之間的巨大分歧的。
每天晚上吳從龍都會來找唐康商議，彙報白天的進展，認真的討論哪一條可以繼續讓步，分析遼國君臣的心思，猜測他們真正的底線，撰寫報告宣臺的節略……談判本來就是十分艱苦的事，尤其是自熙寧以來，宋遼兩國之間的大小談判數不勝數，雙方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儘管分歧很大，而且事實上二人主持的談判還要受到遠在大名府的石越的遙控指揮，他們的實際權力小得可憐，但吳從龍並無半點抱怨，仍然假設遼國只是漫天要價，雙方最終終可達成一致。
這種克盡職守的態度讓唐康都不禁動容，想來耶律昭遠或許也是抱著與吳從龍差不多的心思……但唐康自認為自己是無法做到這一點，他每天都在武邑的諸軍營寨中流連，整日的與龍衛軍、兩個神衛營的大小武官廝混。不是與种師中喝酒，便是找張蘊下棋，又或是在軍中打馬球、看相撲——這都是紹聖時大宋軍中最時興的娛樂活動之一。自從遼軍渡河攻入永靜軍，當地百姓許多逃難不及，都被遼軍擄走，如今武邑一帶，幾乎是十室九空，因此當地除了駐軍便是隨軍的民夫，唐康也別無他樂，只好和一幫禁軍校尉混得廝熟。以唐康的身份，武邑的禁軍，自種師中、張蘊以下，誰不巴結？他既肯折節下交，出手又十分闊綽，眾人自然更加拼命奉承，因此自到武邑，唐康倒也自得其樂，竟比在信都更快活十分。
時間便在不知不覺中流逝，轉眼之間，唐康便已在武邑過了七天的太平日子。這一年的秋分也已經過去了十天，在深、冀、河間一帶，一年之間那為數不多的秋高氣爽的日子，眼見著就要結束，再過四天，便是寒露，天氣便要開始漸漸轉冷。掐指一算，至立冬也就是一個月多點了。
從氣候來說，天氣轉冷，其實對於遼軍要更加有利。而且戰爭的僵持不決，對於宋朝最不利的，還不在軍事方面，而是在生產上——秋分前後原本是種植冬小麥的時間，然而受到戰亂的影響，差不多有半個河北，田地完全荒蕪。如此廣大的產糧區整整一年沒有收成，宋廷要面臨多麼沉重的賑濟壓力，是可想而知的。處置稍有不當，便會形成群寇蜂起的局面。儘管不能說遼國便不受影響，數十萬的壯年男子長年征戰不歸，即使是純游牧民族，在生產方面也是一個災難，更何況遼國已經並非純粹的游牧之國。然而相對來說，仍然是宋朝蒙受的損失更加巨大。畢竟戰爭是在宋朝的國土上進行，而遼軍又是出了名的所過之處，磚瓦無存。
不過，看起來這些犧牲宋廷已經做好了承受的準備。從後方，開始源源不斷的運來秋冬的棉衣與鞋子，宋廷以各種利益為誘餌，鼓勵商人將棉花、秋冬衣鞋運往汴京與河北，以保障軍隊與災民的供應，但即便如此，過冬物資仍是供不應求。此事還導致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因為宋廷從各地半強迫性的採購了大量的棉花，更導致了全國性的棉花緊缺，皇帝被迫頒佈「種棉詔」，下詔全國各州縣強制推廣種植棉花，形成自熙寧以後的第二次種棉潮，從此徹底改變了宋朝的紡織品供應結構。
但在紹聖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的武邑，唐康對於這些事情，都沒有太深的感受。他只知道，託石越極度重視後勤補給的福，武邑的駐軍居然在八月中旬便全部領到了秋衣，而為了趕在河水結冰前運送更多的糧草，御河的運能更是幾乎被宋軍使用到了極限——如今的大宋，已非熙寧之時，更不似紹聖初年，現今決定前線糧草供應的，不是產量，而是宋朝的運輸能力。
因為十幾萬人馬能穿暖喝足，王厚又更加變本加厲的推行著他的高壘深壕之策，各軍的營寨，都扎得象一座座堡壘似的，寨門都是用合圍粗的大木造成，其間偶有遼軍小隊人馬過河挑釁，宋軍雖然也出動騎兵驅逐，但王厚嚴令各軍追擊不得渡河。龍衛軍有一個副指揮使率兵追擊遼軍，深入深州地界十餘里，帶了十幾個首級得勝而回，結果剛到營門口，便被王厚遣人全部逮捕問罪，自那副指揮使以下，所有軍官全部處斬，傳檄各軍示眾，連普通的百餘名節級士兵，亦被杖責。更令諸軍憤怒的是，王厚還將那個副指揮使的人頭遣使送至深州韓寶帳中，申明宋廷願謀求和好之意。雖然次日韓寶便也立即投桃報李，送了個人頭過來，聲稱是率軍渡河騷擾的遼將首級，然這邊宋軍之中卻是無人肯信，眾將校全部憋了一肚子氣，只是畏於軍法，敢怒而不敢言。唐康曾將此事詳細稟報石越，不料換來的卻是一頓極嚴厲的訓斥，石越親筆回信，警告唐康，除非王厚有謀反之心，否則他縱是陣前斬了姚麟、种師中、賈巖，唐康亦不必向他報告。並稱他已給王厚下令，若唐康敢有違王厚節制，便讓王厚先將他斬于軍中，然後再上報。更讓他尷尬的是，石越還將這封信分別抄送給了王厚以下諸統軍大將，並令王厚宣示諸軍，「鹹使知聞」。
這個令人不快的插曲，更進一步鞏固了王厚在軍中的地位。各軍將領不料石越如此信任王厚，自姚麟以下，見著王厚都不敢抬頭。
而王厚也更加恣意自得，每天在軍中置酒高會，以犒勞諸軍為名，往來冀州、永靜各軍之中，所到之處，必宰殺豬羊，賜酒軍中，每天僅要殺掉的羊，就多達上千頭。諸將凡言及攻戰之策，他就只管用大話搪塞了過去；喝到高了，更會時不時漏出幾句「歸期不遠」之類的話來；又常說什麼「大事自有兩府諸公安排」；甚至連提到遼國，也只稱「北朝」，連句「胡虜」都不曾說過……
可石越與王厚縱是如此忍氣吞聲，遼軍不耐煩的情緒仍是越來越明顯，過河挑釁的小股騎兵，也越來越多。因為每次這些挑釁的遼軍都很容易被宋軍擊敗，而且他們的所乘之戰馬也有瘦弱疲勞之態，宋軍中許多的中級武官也越來越看不起遼軍，許多人都相信遼軍已然「師老」，宋軍絕對有能力擊而破之。若非西軍自熙寧以來，極重紀律，軍中階級鮮明，無人敢犯，又有一個前車之鑑擺在面前，只怕已不知是什麼局面。
唐康也是個極聰明的人，這七天之中，他外表無所事事，但是心裡不知多少次懷疑石越與王厚是假議和、真拖延，然而唐康心裡也很清楚，他能猜到的事情，絕對瞞不過耶律信，不管宋朝是真議和假議和，遼國君臣絕不會傻傻的被石越與王厚牽著鼻子走，他們心裡面必然也有幾個時間點，如若到了那個時間，仍然議和不成，遼軍必然也會有所舉動。而宋廷這一邊，涉及和戰大事，朝廷中更不可能沒有半點爭端。但是，儘管有這些懷疑，讓唐康始終弄不明白的是，石越與王厚，以及宣撫的眾謨臣，同樣也是一時人傑，他們同樣不可能不知道遼國君臣絕不肯被他們輕易牽著鼻子走這件事……
既然無論如何都難辨真假，唐康便乾脆耐心的等待。
等待該發生的事情。
在某一天，就算是耶律昭遠，也會徹底失去耐心。
在某一天，他收到的邸抄中，會報道朝廷中關於和戰的爭論，以及最關鍵的，皇帝與御前會議其他成員的態度！
他仍然有一個讓王厚可望而不可及的身份——他也是御前會議成員。總有一日，朝廷會問到他的意見。
而且，這些應當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在這七天的談判之中，他和吳從龍不斷的接到宣臺的指示，吳從龍幾乎每天都會奉命向耶律昭遠做出或大或小的讓步，到八月二十日時，他們就已經退到了最初石越所劃定的底線了。而遼人的讓步卻極小，數日之內，雙方其實只達成兩個共識——以「熙寧誓書」為日後兩國關係之基礎；不將對高麗國的宗主權問題歸入和議之中。但分歧卻是根本性的，儘管耶律昭遠鬆口表態，遼國要求宋朝「贈送」遼主的錢帛數目仍可商議，表面上看雙方達成和議的障礙越來越少，可唐康心裡面卻也看得越來越清楚。
雙方的分歧並非幾個條款那麼簡單，而是關係到誰是這場戰爭的勝利者。
石越的開價看起來誠意十足，但擺明了是以潛在的勝利者自居。而遼國表面上看起來咄咄逼人，其實卻也只是想要宋廷承認他們是勝利的一方而已。
大宋自恃有十餘萬精兵嚴陣以待，但遼人亦同樣自恃有十萬戰無不勝的鐵騎。並且，將來若有決戰，必是野戰，這更是遼軍之長，況且又是在一個極合適騎兵作戰的地區，遼人是相信自己佔據優勢的——至少從遼人的作派中，從吳從龍所轉敘的耶律昭遠的言談舉止中，唐康是如此判斷的。這是他在和議之初所完全沒有想到的——遼主願意議和，只不過是因為覺得宋軍也不可小覷，再打下去，為了這種勝利，他要付出的代價與風險都太大了一點。遼軍雖然喪失了一些主動權，然而另一個層面上的主動權，遼主仍然有理由相信還握在他手中，以耶律信、韓寶治軍之能，在河北平原之上，遼主依舊可以想打就打，想走便走，大不了，退兵回國，明年再來！
儘管唐康是無論如何也不相信遼人還有啥本事「明年再來」，但他至少已經看得明白，遼主麾下十萬鐵騎，斷不會當真被宋軍區區幾百門火炮所嚇到。火炮對於騎兵究竟有多大的威脅，是誰也拿不準的事。唐康雖然認為火炮對於扭轉宋軍的戰略劣勢意義重大，卻也並不相信幾百門火炮對數以萬騎的契丹鐵騎能有多大作用。
真正對遼主產生威懾的，應該是那幾百門火炮背後所展示出來的國力。大宋朝有多少火炮，僅僅取決於火炮在財政支出中的優先等級而已。大宋不是一個窮兵黷武的國家，和平之時國庫開支要優先滿足的事情太多，未真正經過實戰檢驗的火炮如果能排在優先事項前五十名之內，大概所有支援發展火炮的文武大臣們都要歡呼雀躍了——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從熙寧中後期至紹聖初年的具體情況來看，若非是司馬光、石越全力經營兩北塞防，構築大名府防線，再加上受到耶律衝哥成功使用火炮的刺激，裝備火炮的事能排進前一百名就相當不錯了。這是宋朝與遼國完全不同的地方之一，在遼國，如果遼主想要全力造火炮，他就可以全力造火炮；在宋朝，就算趙頊死而復生，若他不想激起朝廷之內的嚴重對立，最終搞得半個國家無法運轉的話，那他最好還是要多多關心一下他的國庫開支情況，以及各位大臣們的好惡取向。若單以紹聖初年的那幾年窘狀來說，他每往軍費開支上增加一文錢，大概都得事先準備好幾十個重要大臣的職位該由誰來頂缺……
但是，當真正的面對戰爭威脅之時，那就全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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