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記憶，我哥哥的觀點是：一切記憶都是虛假的、不真實的，記憶都是想象的結果。我並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對記憶的理解比他要傳統、實際。但是，有一點我同意他，就是說記憶有時候太多地依賴於想象，記憶會有很多失誤。

愷蒂：所以，是不是可以說，您先有了一個關於記憶的哲學思考，然後才開始構思《終結的感覺》的故事？

巴恩斯：我的小說，先有人物和故事的情況很少。我的小說通常從一種情境開始，可能是一個道德上的失誤，然後，我問，下面會發生什麼。小說就像一隻動物，有頭有身體有尾巴，但身體內究竟有什麼，一開始是很模糊的，然後我會慢慢梳理，增加人物和情節。我原來想象《終結的感覺》會有一個很小的頭、很長的身體，頭與身體的比例大約是一比三，但是在寫作過程中，頭變長了，身體變短了。

《終結的感覺》是一本關於時間和記憶的書，關於時間會如何影響記憶、改變記憶，記憶又會如何影響時間。這本書也是關於你如何重新發現你生活中曾有過的一些重要關頭，那些你總覺得有些不對勁的地方。你一直以為某件事情是這樣發生的，突然有一天，你不那麼確定了，原來你的記憶並不準確。這是我想在這本書裡探索的主題。

愷蒂：我記得這本書裡，您寫道：「當不完全的記憶遇到不充足的記錄時，那一刻所產生出的確定性，就是歷史。」「歷史並不是勝利者的謊言，它更是倖存者的記憶，而大多數的倖存者，既不是勝利方，也不是失敗方。」這本書雖然只有一百五十頁，但是內容極其豐富。您在字裡行間留下許多暗示，就像佈陣一樣，看過一遍後，需要再回頭讀，才能明白：哦，原來是這樣。在很短的篇幅裡，佈下一個大陣勢，您是怎麼做到的？

巴恩斯：作為一個作家，我已經寫了四十年。寫作經驗讓你知道如何掌握時間、篇幅，不需要說的話就不說了。就像厄普代克晚期的作品，他可以在很短的篇幅裡寫出一個人的一生，還有艾麗絲·門羅的短篇小說，三十頁就是一生的篇幅。我之前那本書是五百多頁。這本書很薄，只有一百五十頁。但有不少讀者告訴我說，他們看到最後一頁，馬上就翻回到第一頁再讀一遍，這樣算來，這本書可以說是三百頁。

我有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我已經讀了三分之二了，還沒有看到答案，時間太長了。」我就告訴他，他需要有耐心。這是我的寫作風格，我喜歡在書中放著一個個暗示，讓讀者猜想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也得給讀者信心：最後他們是肯定能看到答案的。我認為作家有迷惑讀者的權利，但是不能最後不給答案。

例如，有讀者不明白，為什麼維羅妮卡要懲罰託尼，一直抱怨託尼不知真情？因為她的生活裡發生了許多不愉快的事，她的男朋友、她的媽媽、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最後必須要她肩負的重擔，幾乎毀了她的一生。而託尼，壓根不知道這幾十年發生了這些事情，還對自己的生活沾沾自喜，所以，維羅妮卡對他很生氣。託尼是個洋洋自得的人，一直小心謹慎地生活，沒有什麼波折，他對自己的一生挺滿意，與維羅妮卡的重逢，審視記憶，顯然把他給驚醒了。她為什麼這麼氣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有時候，你可以為一件小事生很長時間的氣，人的情感就是不可理喻的。

創作習慣及其他作品

愷蒂：您的寫作習慣是什麼？

巴恩斯：我每天上午寫作，早上是我創作的最好時間。我總是先手寫，然後用一臺電動打字機把手寫稿打成初稿，再進行修改。我從來不用電腦寫小說。因為我是記者出身，所以，除了小說外，我還寫記者類的文章，評論、訪談之類，那都是用電腦寫的。

為什麼寫小說不用電腦？我一直有兩臺電動打字機，但是在寫《亞瑟和喬治》（arthurandgeorge）時，兩臺打字機都壞了，我就想，好了，這是老天爺要讓我學會在電腦上寫小說，所以，我就在電腦上寫了幾章。但是結果很不好，寫下的只能全部刪掉。可能因為我想要的那種初稿是電腦上寫不出來的。因為在電腦上寫作時，太容易修改了，所以，我控制不住自己，總要邊寫邊改，這樣，出來的初稿就很侷促，放不開，過度修改。而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初稿不能修改，反而有更多的空間，自由度更大，然後在列印稿上進行修改，就很容易。這兩種機器是很不一樣的。

大學畢業後，我先是自由撰稿人，70年代中期進入《新政治家》，當文學版編輯，也負責電視評論。當時的艦隊街很熱鬧，許多雜誌報紙都聚集在一起，《新政治家》《觀察家》《泰晤士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等。我們的辦公室很忙，人來人往，自由撰稿人、評論員、專欄作家，很多色彩豐富的人物，地下室裡還有一張乒乓球桌。當時大家喝酒也厲害，許多人為多家雜誌報紙寫作，大家都混在一起。現在不一樣了，報社都搬到了不同地區的新大樓裡。當時我的同事裡有幾位鋒芒畢露的年輕作家，現在都很有名。他們都比我會說，我那時候幾乎是啞巴，開編輯部會議的時候，就怕主編的眼睛朝我這裡瞟。

愷蒂：大家常常把您定義為後現代的作家，其實您有些作品還是蠻傳統的。而且，您每本小說的風格和樣式都非常不同，您如何為自己定義？如何總結您的風格？

巴恩斯：我真不在乎別人怎麼稱呼我，我有些小說非常傳統，有些非常現代或後現代。我總是把我的每一本小說都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寫作時，我會考慮我要講一個什麼樣的故事，用哪種敘述手法講這個故事最合適，有什麼問題，如何最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所以，我的作品沒有什麼統一的風格，每本都非常不同。

對我來說，小說的形式很重要，形式也是各種各樣的。福樓拜曾經說過：「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你可以構想一本小說的內容，你要講一個故事，但沒有形式的話，這些內容和這個故事就無法存在。內容只有在找到完美的形式之後，才能成立。例如，我五十年來一直對蕭士塔高維契感興趣，但直到三四年前，我才開始考慮：「他的生活中究竟發生了什麼？是怎麼發生的？從誰的視角來看他？」這時，形式進入，我才能開始創作。許多小說家認為形式只是開頭、中間和結尾，其實並不這麼簡單。

愷蒂：我也聽說過您剛開始創作小說時，曾有一個計劃。您能說說嗎？

巴恩斯：當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我確實有一個計劃，我計劃第一本書用第一人稱，第二本書用第三人稱，第三本書從女性的角度。第一、第二都實現了，第三本是《福樓拜的鸚鵡》，到第四本才做到女性的角度。所以，我以後的書，就沒有任何計劃了。

愷蒂：大家常說，作家的作品如同他們的孩子，千萬別問他們最喜歡的是哪一個。但是我還是要問您，您自己比較喜歡的是哪幾本？而且如果您只能有一本自己的書，會挑選哪一本？

巴恩斯：說起我的作品，我喜歡別人不太看好的小說，例如《注視太陽》（staringatthesun），因為大家都說它比不上《福樓拜的鸚鵡》。但是如果你只允許我挑一本，那可能還是《福樓拜的鸚鵡》，因為這本書，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我可以進行小說形式的實驗；而且，我很感激這本書，這是我第一本被翻譯成外文的書，第一本被認可的書，也是一直賣得很好的一本書。當然，這本書是比較實驗性的，我記得有一次，我試圖向金斯利·艾米斯描述這本書，我告訴他「這是一本倒過來的小說」，他臉上的表情是憤怒加厭倦加困惑。我也曾試圖向我的出版人描述此書，他的臉上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也根本沒有想到這本書會一直賣得這麼好。

還有一點，在開始寫作新書時，我總是儘量忘記過去的書。我對自己的作品的記憶是很零碎的。我能記住的都是那些我在採訪中經常說起的段落，或是讀者經常問起的段落。過去四十年的寫作，我不可能什麼都記得。而且，這種記憶也是扭曲的。所以，有時候我拿起一本過去的小說，翻開來，會很驚訝地說：「哦，這段是我寫的嗎？」那些不再談起過的章節幾乎都被遺忘了。

2013年，我出版了《生命的層級》（levelsoflife），因為這是很私人的一本書，是我對亡妻的紀念，所以，我不想讓此書在我的記憶中被扭曲，我不想讓這本書以及寫作這本書時的情感在我的記憶裡起變化。也因為我當時的處境比較容易受到傷害，所以，我決定不談論這本書，只給過一個採訪。

愷蒂：我聽過那個採訪，我也讀過那本書，書和採訪都很讓人感動，但我不會問您這方面的問題。您還有一個文學身份，就是犯罪小說的作者丹·凱伐納，用的是您亡妻的姓。80年代，您寫過四本犯罪小說，但後來就輟筆了。怎麼會開始寫這些小說，為什麼又停下來呢？

巴恩斯：我花了八年時間寫作《倫敦郊區》，覺得寫作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當時見到一位朋友，他是寫犯罪小說的，他說他四個星期就能寫一本，我也就想試試看，沒想到兩個星期就寫好了第一本，第二本花了兩個半星期。犯罪小說是有一個固定模式的，這種模式既是一種自由，也是一種限制。你不能脫離這種特定模式，多少頁紙之內必須橫下多少具屍體。而且，很多人可能認為犯罪小說好賣，他們會以為我是以犯罪小說來養活我的嚴肅小說，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是我的《福樓拜的鸚鵡》在養活我的犯罪小說，所以，我寫了四本犯罪小說後，就不想再寫這種程式化的小說了。

愷蒂：您的小說的設計都非常講究，特別是英國出版的《終結的感覺》、《生命的層級》和《時間的噪音》，讓人覺得它們本身就是藝術品。現在是電子閱讀的年代，您的紙質書的設計，是不是與電子讀物的一種對抗？

巴恩斯：我有一位設計師，她相當出色，是最好的。在接受布克獎時，我提到她、感謝她。對，為了能夠抵制電子書的衝擊，紙質書本身的樣式就越來越重要，紙質書必須有一種吸引力，讓讀者願意拿起一本，願意花錢買它，希望擁有一本，並會送人做禮物。一般來說，我的設計師會設計幾種初稿，然後來聽我的意見。例如《時間的噪音》的封面，一個戴著眼鏡拿著手提箱站立等待的人。這是一幅木刻作品，很有蘇聯那個時代的氣息。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蕭士塔高維契，因為最讓他出名的，就是等在電梯口。設計師說她想用一種棕色的紙做封面，那種在蘇聯的百貨商店中包東西的紙，不易撕破。她拿了幾種過來，我們選定了這種。

愷蒂：採訪您，肯定要問問您的布克獎，您三次被布克獎提名，最終得獎，是不是很欣慰？

巴恩斯：那當然。當時聽到他們宣佈我的名字，我的第一個感覺是鬆了一口氣，然後才感到高興。我已經被提名了三次，沒得獎的感覺，我太清楚太有經驗了，所以，我想知道得獎的感覺。而且，也一直有人問我怎麼還沒得到布克獎，我對這個問題實在很厭倦了。所以，得了獎，讓我鬆了一口氣。

可以說布克獎讓我的寫作生涯至少延長了十年吧，多了十年的讀者群，當然，也讓我的收入有所增加。所以，布克獎是有益無害的。在獲得布克獎前，我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四十種語言，布克獎後，可能被翻譯成四十五種。

愷蒂：在中國，您是很受歡迎的一位英國作家，您的書在其他國家被接受的情況如何？

巴恩斯：謝謝。也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喜歡我的書。我的第一本書《倫敦郊區》曾經在南非被禁，可能因為裡面的性描寫。《終結的感覺》被翻譯成波斯語，在阿富汗可以發行，但是在伊朗卻被禁，我也鬧不明白為什麼。下個月我會在加利福尼亞見到此書的波斯語翻譯，我會問問他被禁的原因是什麼。《時間的噪音》已經在喬治亞和烏克蘭出版了，喬治亞的版本還是在英國版本之前出的，可能因為斯大林是喬治亞人，所以他們很感興趣。許多國家都買了版權，我很想知道俄羅斯讀者會如何接受這本書。

個人經歷

愷蒂：眾所周知，您是親法派，您的父母都是法語老師，您也從小隨家人去了法國。其他國家呢？您去過俄國嗎？

巴恩斯：我在牛津讀大學的第一年，1965年，我十九歲，和一群朋友去了東歐和蘇聯。我們開車去了波蘭、東德、蘇聯、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在蘇聯，我們去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還有其他幾個地方。整個行程八個星期，主要是露營，我們自己帶了帳篷等，住在營地。

愷蒂：您對當時的蘇聯的印象如何？

巴恩斯：我是親俄國派，並不是親蘇聯派。我一直覺得「蘇維埃俄國」是一個悖論，蘇維埃是樂觀的，俄國是悲觀的，這是兩種互相牴觸的文化和思想意識，很難融合。我去那裡，是想要尋找古老的俄國的文化，而不是蘇聯的東西。我當時十九歲，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也看不起政治，認為文學藝術至上。我們當時是以旅遊者的身份去的，但是我們還是注意到許多能說明蘇聯狀況的現象。例如，我們從波蘭進入蘇聯時，在波蘭買了好多食品，這些在邊境上統統都被沒收了，估計有人那天晚上吃了一頓好飯，但不是我們。我們的行程和住宿地點都是事先向當局彙報並經過批准的，我們每天必須上繳一定數額的貨幣。我們買了一張蘇聯地圖，上面只有十二條路，外國人只能順著這些路線旅行。我記得有一天我們從莫斯科開車去列寧格勒，我們知道沿途有一個很有名的教堂，所以，就打算繞個彎去看這個教堂，但離開大路還沒有開到一英里，就有警察來追上我們，非常有禮貌地叫我們回到原路上。還有，我們回到莫斯科時，車子很髒，在城外，交通警察就讓我們停下來，讓我們把車子洗乾淨之後再進城。

離開蘇聯後，我們去了羅馬尼亞，在邊境上，我們聽到開槍的聲音，我們就問蘇聯邊境計程車兵是怎麼回事，他們說是有人在打獵，打鴨子。等到了羅馬尼亞那一邊，那裡的邊境士兵說：誰會用機關槍去打鴨子？

愷蒂：您後來又去過嗎？

巴恩斯：沒有再回蘇聯，但我1979年又去了一次羅馬尼亞。1981年，我去了中國，我當時是和許多人一起，純粹去旅遊。我們在中國待了三個星期，去了香港、上海、北京、蘇州、成都。當時的中國剛剛開啟大門，去的人還很少，吃飯的地方也不多。我記得我們去長城那天，只有一個賣茶的小攤子，沒有其他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面迴音壁，許多人隔得很遠，聽牆上傳來的說話聲。具體是哪裡我已經不記得了，是天壇嗎？可能是。這個情境後來還被我寫進了我的第四本小說《注視太陽》中，我還有當時的一張照片，我會寄給你。

愷蒂：您的亡妻是南非人，從小在德班長大，後來來到英國。您常去南非嗎？

巴恩斯：我們結婚之後，我去過南非一次，就那一次。我的第一本書在那裡是被禁的。帕特雖然是南非人，但是她二十多歲就來到英國，而且她也有愛爾蘭護照，所以，我更覺得她是愛爾蘭的法國人。像她這一代的許多人一樣，她對南非也有一種愛恨交加的複雜心理，南非是一個非常美麗但非常悲劇的國家。

愷蒂：您最喜歡的作家有哪些？當代的作家您讀得多嗎？

巴恩斯：我最喜歡的作家，嗯，從誰開始算起呢？當然有福樓拜，還有莎士比亞、契訶夫、屠格涅夫、伊迪絲·華頓、夏綠蒂·勃朗特、喬治·艾略特、特奧多爾·馮塔納，20世紀的作家有加繆、伊夫林·沃、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厄普代克、艾麗絲·門羅，還有其他許多。

我從來不覺得我喜歡或我崇拜的作家會死掉，他們對我來說，比許多活著的人還要鮮活。而且，我認為文學史不是直線形的，不是代代傳承的，文學史是圓形的，就像一個大圓桌，各個世紀的作家圍坐在圓桌邊，有很多穿梭的、交叉的影響。

後記：5月初，萊斯特城足球隊取得英超冠軍，創造足球史上的奇蹟。巴恩斯出生在萊斯特，從五歲時起，就一直是狐狸隊的忠實支援者。但是在採訪他時，因為時間有限，沒能與他談及萊斯特奪冠的可能。5月7日，巴恩斯在《衛報》撰文，風趣地講起他的「狐狸」情結，其中一段逸事特別值得與大家分享。萊斯特奪冠，大家都說在萊斯特大教堂被重新安葬的理查三世給予了保佑，巴恩斯說他自己可能也有一份小小功勞。去年3月，狐狸隊面臨被降級的危險，他正巧在西班牙的聖地亞哥，那是天主教的聖地。大教堂中有一尊聖詹姆斯像，據說從背後抱一下聖像，許下的願望就能實現。每次世界盃開戰之前，西班牙隊的全體球員都會來抱聖像。雖然巴恩斯是完全的無神論者，但是，「在一種完全反諷的狀況下，我抱了詹姆斯一下，希望他能保佑萊斯特隊不被降級。從另一邊下來，我壓低聲音對他說：‘如果您能幫忙，我說不定就會信您呢。’當去年賽季結束，狐狸隊居然保住了中等偏下的位子，我明顯覺得一種道德上的緊張感。看看現在，他居然搞定了英超。聖詹姆斯，您可做過頭啦！好吧，既然這樣，那我就再試試神學的運氣——下一屆歐洲冠軍聯賽這件小事，如果您也能搞定，那我肯定皈依您啦」。

作者「巴恩斯」的其他小說

《福樓拜的鸚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