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澤民

1

終於，我像蛀蟲啃石樑一般頗懷壯烈感地翻譯完了這本雖然不厚，但絕難一口氣讀完的《撒旦探戈》，立即沉不住氣地告訴了責編，與其說告捷，不如說告饒，若這書再長上幾十頁，估計我會得憂鬱症的。讀這本幾乎不分段落的小說，就像讀沒有標點的古文，每讀一行都感覺艱難。隨後是一段刻意的遺忘，我將譯稿旁置了三個多月，才又鼓起勇氣重新拾起，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重讀，校改，潤色，定稿。譯稿發出去後，我跟責編抱怨：「簡直就要憋死我了！現在我真想跺腳，喊叫，砸東西，摔書，再也不想看到它！」

當然說歸說，怨歸怨，心裡還是惦著我的這個譯本能早一點印出，好讓我揣著所有釋放不掉的焦慮和憤懣再次把它翻開，換一個讀者的身份再讀一遍，當然，再焦慮一遍，憤懣一遍，絕望一遍，也再清醒一回。這本書於我，是一種虐讀，全新的體驗，折磨加享受，窒息式的快感；快感之後，是更持久的窒息。

十月末的一個清晨，就在冷酷無情的漫長秋雨在村子西邊乾涸龜裂的鹽鹼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從那之後直到第一次霜凍，臭氣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徑變得無法行走，城市也變得無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陣鐘聲驚醒。離這裡最近的一座小教堂孤零零地坐落在西南方向四公里外、早已破敗了的霍克梅斯莊園的公路邊，可是那座小教堂不僅沒有鍾，就連鐘樓都在戰爭時期倒塌了，城市又離得這麼遠，不可能從那裡傳來任何的聲響，更何況：這清脆悅耳、令人振奮的鐘聲並不像是從遠處傳過來的，而像是從很近的地方（「像從磨坊那邊……」）隨風飄來。他將胳膊肘支在枕頭上，撐起上身，透過廚房牆上耗子洞般的小視窗朝外張望，窗玻璃上罩了一層薄薄的霧氣，在幽藍色的晨幕下，農莊沐浴在即將消遁的鐘聲裡，依舊喑啞，安然不動，在街道對面，在那些彼此相距甚遠的房屋中間，只有醫生家掛著窗簾的窗戶裡有燈光濾出，那裡之所以能有光亮，也只是因為住在房子裡的主人已經許多年不能在黑暗中入睡了，弗塔基屏住呼吸，生怕漏掉哪怕半聲正朝遠處飄散的鏗鏘聲響，因為他想弄清楚這陣鐘聲到底來自何處（「你肯定是睡著了，弗塔基……」），所以他絕對不能漏掉任何一點聲響。

這是《撒旦探戈》開篇的頭幾句。整部小說從頭到尾都是這樣黏稠、纏繞、似火山熔漿湧流的句子，而且不分段落，讓人讀得喘不過氣，恨不得一個塔爾·貝拉式的超長鏡頭從《創世記》拍到《啟示錄》，翻譯完這本小說，我感覺從人間到地獄裡走了一遭。絕望之後的絕望，沒有人能逃出書中描繪的泥濘世界。這部作品有著宏大的構思、公式般精密設計的情節，環環相扣，密不透風，在那個陰雨連綿、廣褒無垠的泥濘世界裡，所有人都沒有自主的空間，都是希望的奴隸，命運的棋子，包括作家自己，最終也與那個將自己關在家中晝夜偷窺並勤奮記錄的醫生融為一體，既操縱蛛網，也被蛛網綁縛。我們以為自己生活在有希望的人間，哪知人間在魔鬼的陷阱裡；我們以為自己長腳就有可能逃離，哪知道自己是粘在蛛網上的米蛾。人類的歷史就是週而復始，永難逃脫魔鬼的怪圈。

《撒旦探戈》，這書名對國內讀者來說並不很陌生，因為它是2015年曼布克國際獎得主的代表作，後現代名著，匈牙利製造，而且作者多次來過中國；喜歡歐洲文藝片的國內影迷們更會知道，匈牙利著名導演塔爾·貝拉曾將這部小說改拍成一部七個半小時的黑白故事片，從頭看到尾的人不多，但收藏它的肯定不少；搞電影的人更清楚，塔爾·貝拉導演的所有影片，無論是原著還是劇本，幾乎都出自《撒旦探戈》的作者一人之手。這位匈牙利作家的全名很長，我認識了他二十年，才勉強能一口氣把它說出來：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lászló），但說之前必須長吸一口氣，說完後差不多斷了氣。據作家本人說，他的家姓是一個地名，在現在的斯洛伐克境內有一座始建於十三世紀的著名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城堡曾是匈牙利大貴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領地，2013年3月被一場「由兩個男孩抽菸引發的大火」燒燬。

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和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有什麼關係？有的，除了他的祖先可能來自那塊地方，還存在著歷史、文化、命運上的秘通暗連。不久前，我在匈牙利的「圖書部落格」上讀到了一篇文化記者納吉·伽布麗艾拉對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的採訪，時間選在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火災的紀念日。這顯然不是巧合，而是為那次對話鋪設了某種背景或基調。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承認，火是他生活中的一個可怕的組成，迄今為止，他曾親身經歷過六次火災。其中一次，他與著名作家麥瑟吉·米克洛什在布達佩斯會面，聖安德列的家宅著了火；還有一次，他在一個鄉村圖書館當管理員，由於圖書館被一場大火燒成了灰燼，他失掉了工作，回到了城裡，兩年後水到渠成地寫出了《撒旦探戈》，而且也跟凱爾泰斯一樣，處女作一齣手就抵達高峰，確立了他後來作品的反烏托邦主題與憂鬱的基調，無論是後來的《抵抗的憂鬱》《戰爭與戰爭》，還是新近問世的《溫克海姆男爵歸來》，都可以看成是《撒旦探戈》的續寫。總之，火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元素或符號，被問及自己與那座同名城堡的關係時，他賣關子地回答：「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城堡火災是我生活的第七個階段，我現在沒必要告訴你它的意義。至於我的家姓和那個地方有什麼聯絡，還是讓它繼續被青苔覆蓋，保持它的神秘吧。」

2

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就是一個這樣的人，書裡書外都是純粹的作家。從某種角度講，他是一位演技相當出色的文學演員，時刻都在扮演一個絕無僅有的洞察者角色，就像《撒旦探戈》中因窺視而存在的醫生，用冷酷的方式記錄窺視到的一切（包括自己），他善於從生活中提取深層的意義，也擅長用隱喻講述無意義的歷史——週而復始，如封閉的魔圈，沒有誰能掙脫掉，逃出去。醫生自己也不可能，因為記錄本身就是迷宮。

《撒旦探戈》是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處女作，也是代表作，充滿了神秘而冷酷的隱喻，在奠定自己文學風格的同時，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高峰。一個個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的複雜長句接力，纏絞，確如火山爆發時殷紅的熔岩順著地勢緩慢地流淌，流過哪裡，哪裡就是死亡。小說的構架十分奇特，帶著強烈的音樂性，有時讓我聽到譚盾的《火祭》，有時透出柴可夫斯基《悲愴》的韻律，雖然場景荒僻，但是敘事宏大，在沉緩、苦澀的敘事內部有著魔鬼般邪惡力量的指揮和驅動，正是這種撒旦的旋律像擺佈棋子一樣擺佈著每一個角色，操縱他們的每一個步伐、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個念頭。

故事發生在一個窮鄉僻壤的小村莊，那是一個曾經紅火過一陣、現在已被廢棄了的農業合作社，絕大多數居民陸續逃走了，逃到別的地方謀生，只剩下十幾個人無處可逃，在陰雨連綿、一片泥濘的晚秋日子裡演繹著酗酒、通姦、陰謀、背叛、做夢與夢破的活報劇。伊利米阿什來了！他的出現在村裡人眼裡無異於救世主、彌賽亞，點燃了他們絕望中的希望；他們欣喜若狂地追隨他，跟著他跳起死亡之舞，直到最後他們也沒有意識到：救世主實際是魔鬼撒旦。可悲的是，人類的智力趕不上撒旦，因此他們永遠都不會醒悟。

這部小說的標題跟內容一樣神秘而複雜，小說的結構也與書名緊扣。《撒旦探戈》的十二個樂章環環相扣，首尾連線，描繪了人類生活的可悲、絕望、慘敗與毀滅，既充滿了憂鬱，也充斥著荒唐，否定了一切幻夢和希望。儘管也有短暫的麻痺和可笑的樂觀，但最終揭示的還是一個永恆的真理：希望是相對的，絕望是絕對的，一切都比絕望還更絕望。作家在他的作品裡，沒有留給人類任何出路。正如曼布克國際獎評委會主席、英國女作家瑪麗娜·華納所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是一位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並擁有非同尋常的熱情和表現力，抓住了當今世界形形色色的生存狀態，精細刻畫出那些可怕、怪異、滑稽、既驚悚又美麗的生存肌理。」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筆下的世界，充滿了毀滅的喑啞與嘈雜。

從匈牙利到歐洲到世界文學，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都是令人仰望的星斗，不過他投射出的是陰影的黑光，投射到陰影的世界上，不是照亮，而是相反，讓我們震驚於自己認知的懦弱。有人說他是悲觀主義者，我說他是絕望主義者，至少在他的文學上。黑色虛構，又絕對現實，是後現代隱喻文學的代表作。

事實上，無論從1985年出版的處女作《撒旦探戈》到去年新問世的《溫克海姆男爵歸來》，還是從《優雅的關係》中從a向b、從b向c的連環跟蹤到《抵抗的憂鬱》中殺機隱伏的巡展鯨魚，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所描述的都是一個陰影的世界，沉悶，詭異，絕望，驚悚，活在這個陰影世界中的人物都是陰影中的陰影，在偌大天宇下一個蛛網蔓延、被上帝遺忘了的角落裡跳舞，向前兩步，後退一步，撒旦的節奏，在原地躑躅。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一個主題，刻畫人類生存的怪誕、冷酷、無情和絕望。他像一個預言家，預言了我們都不願正視的未來。

或許並不算預言，只是推理，因為人類的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或許，我們可以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看成凱爾泰斯作品的變奏，曾幾何時，凱爾泰斯不也以奧斯維辛代言人的角色說，只要人類存在，大屠殺就會進行，因為大屠殺是一種人類文化，有牆的奧斯維辛雖被燒燬了，沒有牆的奧斯維辛依舊存在，人們在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和平的廢墟。讓世人直麵人生固然殘酷，但總比虛構人生更有意義，能讓人活得明白並有所準備。難怪蘇珊·桑塔格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比作果戈理和梅爾維爾。

3

我與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相識在二十五年前，那時我剛漂泊到匈牙利不久，他也剛出版了那本名為「烏蘭巴托的囚徒」的中國遊記。他是1991年以記者的身份去中國的，中國政府邀請各國記者去中國訪問，拉斯洛在華期間得到了周到、完美的安排，他的文字和他看到的面孔一樣帶著笑容。

我第一次見拉斯洛是在1993年早春，在匈牙利南方的塞格德市。那正是我最落魄的時候，沒工作沒錢沒身份，寄宿在好友海爾奈·亞諾什博士家，準確地說是被他收留。亞諾什年長我十歲，當時在尤若夫·阿蒂拉大學（現塞格德大學）歷史系任教，1989年後率先創辦了一份在精英階層影響甚廣的文史雜誌《2000》，成為文化名人，並以d出版社社長的身份先後出版了由著名哲學家、翻譯家兼畫家庫拉瓊·伽博爾老先生翻譯並作注的《易經》和《道德經》，他和拉斯洛是好朋友，出版過拉斯洛的短篇小說集《優雅的關係》，現任匈牙利塞切尼國立圖書館副館長。在當時，亞諾什就像一塊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一大群大學師生、學者和詩人、作家在身邊，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就是其中之一，當時他還是文學界的「當紅小生」。

我記得很清楚，那次是亞諾什邀請拉斯洛到塞格德與讀者見面，提前幾天，亞諾什就一再叮囑我，這個週末哪兒也別去，說要把我介紹給一位「當代最優秀的作家」，他還說，那位作家很想跟我聊聊中國。可以想象，他對作家也說了一套介紹我的好話。總之，那次會面是雙方共同期待發生的，有朋友做中介，都帶了美好的預期。

拉斯洛是個高個子，稍微有點駝背，總喜歡穿藍色或黑色的棉布外套，最有個性的該算他常戴的黑色禮帽，長髮齊肩，一副我想象中的田園詩人氣質。雖然對一位不惑之年男人的面孔不適合用「漂亮」來形容，但他確實長了一副兼靈秀飄逸、浪漫敏感、深邃成熟於一體的漂亮面孔，深棕色的絡腮鬍修剪得利落整齊，額頭很高很寬，即使在冬天也曬得紅紅的，髮際很高，那時齊頸的長髮還沒變灰白，唇須下掛著溫善友好、能夠融化陌生的微笑。說話的時候，他會目不轉睛地盯著你，湖藍色的眼睛明澈透亮，透抵人心，既有孩子的真純、成年人的狡黠、音樂人的熱烈，也有思想者的深邃。我想，大凡第一次見到拉斯洛的人，都會被那雙波斯貓般的眼睛和裘德·洛式的微笑迷住，他講話的音調也溫和、委婉，如同朗讀自己小說中繞山繞水的長句。

拉斯洛說，他1991年第一次去中國，回來後寫了一部散文體遊記《烏蘭巴托的囚徒》。「我從中國回來，一進門就向家人宣佈：從今天開始咱們改用筷子！」他的英文講得很流利，繪聲繪色，家人聽了莫名其妙，以為他在發神經，殊不知，拉斯洛真的染上了「病」，一場持續了多年的「中國病」。從那之後，不管他走到哪兒，都不忘蒐集與中國有關的各種書籍，關心與中國有關的訊息和新聞。在外吃中餐，在家聽京劇，不管跟誰閒聊，開口閉口都離不開中國。他尤其迷戀古代中國，崇拜詩仙李白，他自稱在他的文字也染上了一股「中國味道」。他說：「只要在街上遇到一個亞洲人，儘管分不清他們是不是中國人，我都忍不住想告訴他們，你好，我去過你們的國家。」

他給了我一張帶中文的名片，上面印有「好丘」二字。他說那是他的中文名，是他上次去中國之前特意請一位漢學家朋友幫他起的，一是取「美麗山丘」之意（他的家姓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就是一座山丘的地名）；二是借「丘」字與孔夫子掛鉤。雖然我覺得這名字不妥，但還是保持了善意的沉默。我能想象出中國人接到他名片時的微微皺眉，也能想象出他繪聲繪色對自己中國名的得意解釋，這名字怪雖怪，但很可愛。

雖然拉斯洛去過一趟中國，但在亞諾什家，我是他有生以來第一個能夠作為「朋友的朋友」近距離接觸的中國人。拉斯洛是個情感豐富、善於表達的男人，不但知道如何被別人欣賞，也知道如何欣賞別人，儘管他極富陰柔與自戀，可一旦對誰產生興趣，便會表現出無盡的耐心和溢於言表的情感，會用童話般的語調講一段長長的小事，會用詩一樣的詞語讚美你。生活中的他，就像一位既迷戀自然又在乎自己的印象派畫家，不失毫釐地觀察日出日落的色彩，體驗世態炎涼和人情冷暖，然後將思維轉換成文字，畫到紙頁上。

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跟我聊到了李白，他說李白是他最崇拜的中國詩人，他讀過許多李白的詩，要知道，科斯托拉尼·德熱、沃洛什·山多爾、法魯迪·久爾吉、伊雷什·貝拉、薩布·呂林茨等多位匈牙利大文豪、大詩人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翻譯過李白的作品。叫他感到驚異的是，在唐代的中國，怎麼會出現一位在歐洲人眼裡的「現代派詩人」？談到興奮之處，他要我抄一首李白的詩給他，我便用毛筆寫了一幅《贈汪倫》，我不僅用中文吟給他聽，還將大意翻譯給他，他從書架上找到一本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匈文版《李白詩選》，還真找到了這首的譯文。讀罷，他點頭微笑：「妙極了，這比蘭波的情詩更動人。」我不知道蘭波是否真給魏爾倫寫過情詩，不過他的這個比喻讓我會心地笑了，覺得這個人很浪漫，很敏感，很個性，很隨意，在他思想的原野幾不設防，也沒約束。更何況，詩歌本身就是一種曖昧的文體。

這天晚上，拉斯洛和我聊得投機，索性邀我隨他一起回家小住幾日，連夜開車帶我離開了塞格德。當時，他住在北方一個叫喬班考的小村莊裡，我在那裡住了有一個星期。

4

那是棟蓋在果園裡的石頭房子，感覺更像座圖書館。書架直抵天花板，其中兩層是他從世界各地收藏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和畫冊。出於好奇，我問他是怎麼開始寫作的。他給我講了自己年輕時的經歷。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與羅馬尼亞接壤的邊城——久洛市（gyula），父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久爾吉是一名律師，血緣裡混合了法蘭西和猶太人的歷史記憶；母親帕林卡什·尤利婭是血統純正的匈牙利人，在地方政府做社保業務。少年時代，他曾是小有名氣的鋼琴手，是一支爵士樂隊裡唯一的未成年人，或許因為音樂，他身心充滿了浪漫氣息。在久洛市，他一直讀完職業高中的拉丁語專業，而後先後在塞格德和布達佩斯學習了兩年法律專業，準備子承父業。拉斯洛迷戀文學由來已久，1977年就在文學雜誌《運動的世界》上發表過一篇《我曾相信你》，但那只是練筆，很少有人讀過它。同年，由於忍受不了法學的冷漠和枯燥，拉斯洛轉到羅蘭大學文學院攻讀大眾教育專業。讀書期間勤工儉學，當過思想出版社的資料員、編外記者，還做過地板打磨工。

那時的拉斯洛還是一位充滿青春理想的社會主義者，揣著一股為大眾服務的樸實激情。1983年，拉斯洛大學畢業，抱著用文化拯救貧困的熱願，主動離開都市，跑到一個窮鄉僻壤的小山溝裡，當了一位鄉鎮文化館的圖書管理員。那是一個吉卜賽人聚居、被上帝遺忘的角落，鎮子上雖有一所小學，但真正讀書的孩子少得可憐。所謂「文化館」不過是一幢低矮破舊的老屋，有一間辦公室、一個儲藏室和一間二十來平米的閱覽室，藏書不過幾千冊，而且大多是紙頁棕黃的舊雜誌。舊歸舊，但卻很「新」，因為很少有誰摸過它們。四壁和傢俱都散發著黴味兒，書上落滿了塵土，牆角和書架上蛛網密佈，塔灰高懸，大概就像《撒旦探戈》中描繪的小酒館庫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