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雅德蕾的敘述/b
我那奧蒂麗的父親出身於霍爾施泰因-普魯士的一個軍官家庭。她母親是亨克爾·馮·多納斯馬爾克家的人，母親和馮·波格維希先生的婚姻是愛情的結合，在這種婚姻上，很遺憾，理智所起的作用太微不足道了。至少，這是奧蒂麗的外祖母亨克爾伯爵夫人的看法，她正是上一世紀那種型別的貴族婦女：頭腦冷靜，有決斷，辦事決不猶豫踟躕，善於用一種既刻薄又粗暴的方式說話，憎惡一切虛假的話語，不喜歡矯揉造作。她對女兒屈服於感情的行為始終不贊成，認為這種婚姻雖然富有美麗的浪漫情調，卻缺乏慎重的考慮。馮·波格維希先生是個窮人，亨克爾家族的這一支同樣沒有錢，——也許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伯爵夫人才在耶拿戰役之前兩年來到魏瑪宮廷，擔任侍從女官總管，侍候我們那位從東部省份來的新婚的公爵夫人，那位大公主。伯爵夫人替她的女兒謀到了一個類似的差使，看來很有前途，同時，她還竭盡全力，設法拆散這一段姻緣，由於物質上的災難愈來愈增多，這對夫妻的幸福已遭到窒息的威脅。那位普魯士軍官當時俸餉微薄，不可能維持像樣的生活水平，他雖然竭力設法，勉強維持，可是債臺高築，生活愈加不安定，——一句話，這對夫妻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母親的願望終於實現：他們分居了，兩人同意各奔前程，儘管暫時不辦理離婚手續。
那位做父親的，把兩個可愛的小姑娘——奧蒂麗和她的小妹妹烏爾莉克——留給他苦難的伴侶照管，他當時到底是什麼樣的心境，那誰也不清楚了。也許由於他害怕將不得不放棄他心愛的、傳統的而且對他來說也是唯一可能的軍人職業，才忍痛作出這悲慘的決定。做妻子的心頭流血了；自從她屈服於需要，並向堅決反對這場婚姻的媽媽的壓力屈膝投降以後，她再也沒有快樂的時刻，這一點也就不用多說了。至於兩個女兒，父親那種騎士般的英俊的形象，深深地銘刻在她們的心頭，永遠擦洗不掉，尤其是深印在情感更深沉、更富於浪漫色彩的大女兒的心上。您將會看到，奧蒂麗一生多情善感的生活，她對世事的態度和信念，完全根源於她對失去的父親的懷念分居以後，馮·波格維希夫人帶著兩個女兒遷往德紹，過著安靜的隱居生活，她在那兒親身經歷了那段恥辱的和不光彩的日子：腓特烈大帝的軍隊瓦解，祖國毀滅，德意志南部和西部各邦併入了那個可怕的科西嘉人的權力體制之內。一八〇九年，老伯爵夫人答應給她找一份宮廷差使的諾言能夠實現了，她就以公爵夫人露易絲殿下的侍從女官的身份，遷到我們這兒魏瑪來。
那時候奧蒂麗才十三歲，是一個極其純樸可愛的孩子。她是在一種不安定和沒有規律的環境中長大的，因為給公爵當差跟有規律的家庭生活很難協調，媽媽忙於宮廷事務，只好讓孩子放任自流了。奧蒂麗起初住在宮殿的樓上，後來跟她的外祖母住。她輪流地跟母親或那位老伯爵夫人住在一起，接受各式各樣的教育，結識了朋友，其中有我自己，雖然比她稍微大了幾歲。她經常在馮·埃格洛夫施泰因侍從長夫人家裡吃飯，她家的女兒們跟我十分友好，我們就在那兒結成了志同道合的一夥。在我們中間，年齡似乎並不是用年歲來計算的，因為這是些促使我們迅速成長的年份，在這段時期裡，我們已經從不會飛的雛鳥長成為懂事的大孩子了。我和奧蒂麗的關係十分親密，因此，很容易體會到她那堅毅的性格和早熟的信念，正是由於這些特點，使她在我們這一群裡成為精神上的領導力量。
在對待政治問題上尤其如此，政治這玩意兒在今天已經不那麼被人重視，因為我們這個世界在那天才怪物的主宰下經歷了最嚴酷的考驗和震撼以後，現在已多多少少回覆到平靜的局勢，受到神聖的法制力量的保護，不論在公眾或個人的思想上，想得更多的是純粹人類自身的問題，其他一切都丟在腦後了。然而在那個時候，精神領域差不多完全受到政治的控制。奧蒂麗熱情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意識上和精神上跟她周圍的環境產生尖銳的矛盾，然而對她這種對立的立場嚴守秘密，不向人吐露——只有我例外，我是她的知己，她可以把她的感情和想法向我傾訴，把我也吸引到她那個信念和希望的世界中去，讓我跟她一起享受著秘密的喜悅。
是些什麼樣的秘密呢？我們處在萊茵聯盟各國的心臟地帶，我們的公爵得到獲勝的魔王的寬恕，作為他忠誠的臣僕，統治著這個地區；在這裡，到處是一片這樣的氣氛：向那個征服者的天才表示毫不動搖的信心，稱頌他是世界秩序的締造者和歐洲大陸的組織者，要是你表現得不那麼熱心，也得逆來順受，把一切感覺埋藏在心底，——然而我的奧蒂麗在這種環境裡卻是個狂熱的普魯士人。普魯士軍隊的潰敗並沒有使她動搖，她深信北方的人比薩克森-圖林根人優越，而她自己，正像她所說的，活該倒霉，竟不得不生活在這些薩克森-圖林根人中間，她瞧不起他們，但是這種心情卻又不便流露，只有對我，她從不隱瞞。這個可愛的孩子所以英勇不屈，因為她的心中有一個理想的形象，就是普魯士軍官。不用說，這個崇拜的偶像或多或少帶著她父親的神格化了的特徵，是對她失去的父親的懷念。雖然如此，產生更普遍的同情感覺的，依舊是她的血統在起作用，這種感情使她與遠方的事態息息相關，使她能聽得到那兒局勢的發展，並和它發生接觸，而我們其餘的人呢，對這種局勢卻依然矇在鼓裡，毫無感覺，她所警覺到的一切，在我看來，似乎是個預言，這個預言在不久以後的事實中得到了證實。
您不難猜到我所說的局勢的發展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她故鄉在崩潰以後產生的道德上的覺醒和復活；一切癖好和習俗，不管多麼誘人，多麼精美，如果它們使人意志消沉，被認為可能影響了這次敗局，所有這一切因素，都得堅決地給予蔑視，拒絕，拋棄。必須捨棄一切虛有其表、華而不實的習俗和想法，使整個民族產生英雄般的淨化作用，把它鍛鍊成鋼，這一切，都是為了未來的一個光榮的日子：推翻外國統治，重新獲得自由。人們自覺地接受命運的考驗，忍受了貧窮；還為了需要而接受另外兩種修道士般的德行和要求：貞潔和服從；此外，還實行自我剋制，準備犧牲，遵守社會紀律，把自己的生命獻給祖國。
所有這些道德變化過程都是悄悄地進行著的，甚至秘密地重建軍隊的活動也瞞過了敵人，瞞過了壓迫者。然而，在我們這個被縛住手腳的小小的天地裡，對這一切簡直一無所知，我們把自己縛在勝利者的車子上，沒有多少憂慮，甚至還深信不疑，——雖然對暴君施加的負擔和強徵豪奪，有時候不免呻吟幾聲，如此而已。在我們的圈子裡，只有奧蒂麗與這個運動有接觸，當然也是秘密進行的，但她傾注了熱烈的感情。的確，不論在什麼地方，到處都有一些從事教育事業的知識分子投身到這個復興運動中去，他們是屬於年輕一代的，我那知心朋友很快就和這些人有了聯絡，熱情地交換著彼此的想法和感受。
在耶拿有一位歷史教授海因裡希·盧登，是個懷有崇高的愛國心的優秀人物，他的全部財產和科學裝置在那些屈辱和破壞的日子裡遭到毀滅，蕩然無存，不得不和他年輕的妻子重返舊居，住到一所荒涼敗落的、寒冷的、塵土堆積的屋子裡去。然而他並沒有心灰意懶——正像他大聲宣稱的，只要戰爭打贏了，他將高高興興地忍受一切損失，哪怕成了個身無分文的乞丐，也會望著逃跑的敵人大聲歡笑，慶賀勝利，——他對祖國的事業保持著堅強的信心，他還懂得怎樣用火一般的言語激起他的學生的熱情。——還有，在這兒魏瑪，有一位文科中學教師，名叫帕索，他是梅克倫堡人，善於詞令，剛滿二十一歲，這個人學識淵博，是個在崇高的思想領域中馳騁的好手，熱心祖國的事業和自由。他講授希臘文（我哥哥阿圖爾那時候和他住在一起，曾請他私人輔導），還教授美學和修辭，他的教授法新穎別緻，他要在知識與生活之間搭上一座橋樑，要把對古典的崇拜與德意志祖國的市民階級自由意識溝通起來，——換一句話說：他要生動地闡述古希臘的文化，把它實際應用到我們現實政治中來。
奧蒂麗與這些人秘密地保持聯絡，我簡直可以說：她參加了一個陰謀組織。然而，在我們這個效忠於皇帝的親法的上流社會里，她同時過著一個優秀成員需要過的生活，——我不禁產生這樣的印象，她是在過雙重生活，我作為她的朋友和知己，也分享此中樂趣，既盡興享樂，又獲得一種浪漫的刺激。最近四年來，我眼看我那心肝寶貝被捲進一場愛情的冒險中去，我認為是這種矛盾生活的誘惑起了重要的然而是可悲的作用，我要不惜一切，把她從這個羅網中解救出來。
事情發生在出徵俄國的那一年年初，奧古斯特·馮·歌德開始追求奧蒂麗。上一年他剛從海德爾堡回來，幾乎馬上就擔任了宮廷和國家的職務：他是宮廷侍從，又是公國的財務顧問。然而，根據大公殿下的意願，事實上，他的職務已大大地減輕了，為的是協助他偉大的父親處理事情，使他父親擺脫各種日常事務和家常瑣事，他還得代表父親出席社交場合，甚至到耶拿去視察，他還幫助保管父親的收藏品，當他的秘書，特別是在裡默爾博士離開以後，裡默爾當時和樞密顧問夫人的女伴烏爾裡希小姐舉行婚禮去了。
年輕的奧古斯特耐心細緻地完成這些任務，他處理家務瑣事，斤斤計較，拘泥迂腐，這種枯燥乏味的事，我這會兒只能說：他這樣處理這種枯燥乏味的事，的確表明了他的特點。我並不急於想深入探索這種特點的秘密，我所以沒有這樣做，是出於我對他的憐憫和厭惡，這兩種感情奇怪地交織在一起；然而，不論過去或現在，從這個年輕人身上獲得這種印象的不僅僅只有我一個人：譬如說吧，像裡默爾——他親口告訴我——當時的確對他感到害怕，裡默爾打算建立自己的家庭的決心，也是由於他這位從前的學生回到父母家裡而大大地加快了速度。
奧蒂麗那時候剛開始到宮廷裡去，也許奧古斯特第一次就是在那兒認識她的。也可能他們是在弗勞恩普蘭的星期日家庭音樂會上相遇的，樞密顧問這些年來一直在家裡舉行這樣的音樂會，他們兩人可能在演出前的排練場上就相識了。我的朋友擁有各種動人的天賦，她有一副清脆悅耳的歌喉，我喜歡把她這條嗓子稱之為表達內心情感和音樂天才的工具，她因此參加了那個小小的歌唱隊，他們每星期在歌德的家裡排練一次，到了星期天，就在午餐時和飯後在客人面前演出。
憑藉這優越的條件，她和偉大的詩人有了個人的接觸，我們可以說，從一開始他已經看中她了，他喜歡和她談天，喜歡和她開開玩笑，他一點也不隱瞞他對她父親般的好感，稱呼她「小人兒」……的確，我還一點沒有打算向您描繪她那令人傾倒的容貌——我怎麼能夠呢？言語是描繪不出來的——，雖然如此，少女的魅力有它的特色，在這裡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能不著重描述一番。一雙蔚藍色的會說話的眼睛，一頭濃密的金黃色秀髮，一副纖小的絕非朱諾式的身材，卻是那麼秀麗，那麼輕盈，那麼討人喜歡——簡單一句話，這種型別的姑娘總會交上好運，投合某一個人的個人興趣的，誰長了這麼副容貌和身材，就能在感情和詩歌王國裡贏得最高的榮譽。別的我不想再說了。至多我只想提醒一下，也曾經有過一位類似這個型別的最可愛的姑娘，大家都知道他們訂過婚，此後卻沒有了下文，但是據說這已在那些保衛社會秩序的人士中間引起了惱怒。
是呀，當年那位未婚夫逃之夭夭，現在他的兒子卻開始在可愛的奧蒂麗身上用功夫了——一個新貴族的非婚生子，追求馮·波格維希-亨克爾-多納斯馬爾克家族中的一位姑娘，這件事在這兒的貴族圈子裡引起的惱怒與過去那次在法蘭克福貴族圈子裡引起的惱怒不相上下；只是他們不便大聲叫嚷，因為這次的情況實在非同尋常，這位新貴族的地位太崇高了，不能一般對待，而且可以感覺得出，是他自己有意識地以滿意的心情為他的兒子作出這種打算。當然囉，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不過這是我經過周密細緻的觀察得出的結論，我相信不會有錯。我敢說，是那位做父親的首先對奧蒂麗感興趣，而且正是由於他這種親切的表示才引起兒子的注意，——一經引起他注意，就迅速發展成熱烈的感情，這種激情也表現出像他父親一樣的審美的情趣，他在很多方面有著他父親一樣的鑑賞力，——至少表面上是這樣；其實他自己根本談不上有什麼鑑賞能力，完完全全依靠他的父親，接受他父親的看法，尤其在他和女性的關係方面表現得格外清楚。不論在後來或者很早以前都是如此！還是讓我談談奧蒂麗吧。
這可愛的人兒第一次和馮·歌德先生相遇時，她的心理狀態可以用一個詞來說明：「在期待中」。甚至當她剛是個少女時，已經有人向她求婚，她受到很多人追求，她對付他們，有的假裝痴呆，不表示態度，有的開玩笑似地應付一陣子，似肯非肯。其實她還沒有愛過誰，她在期待她的第一個情人；過去，她的心似乎一直在修飾打扮，準備迎接這位全能的上帝，現在，這個奇特的、不合常規的、高貴出身的追求者激起了她感情的波濤，她以為她的上帝已經降臨了。她對偉大詩人的崇敬當然是非常深的；他向她表示的好意使她受寵若驚，——現在，他的兒子前來向她求婚，而且得到他公開的贊同，彷彿是用他的名義進行的，她自己覺得無法抵抗，這有什麼奇怪呢？這件事，彷彿是做父親的返老還童，通過年輕的兒子，自己在向她求婚。那「年輕的歌德」愛她，——她也幾乎一點也沒有猶豫不決，她在他的身上看到了那個喚醒她的人，她命中註定的男人，她毫不踟躕地回報了他的愛情。
照我看來：她愈是感到出現的形式十分離奇，她愈是相信這是命中註定。她覺得愛情是一種變幻莫測的東西，是一種不可預計的力量，它統治著一切，喜歡捉弄理智，使人們的理解力和判斷力都在它面前繳械投降。她曾經幻想過自己要挑選的小夥子是個完全不同型別的人：是按照她的模子創造出來的人，但比她更高明，更勇敢高尚，更無憂無慮，是個比奧古斯特心境開朗的人物。奧古斯特跟她想象中的形象太不相似了，在她看來，這似乎是她愛情的現實情況給打上了一個浪漫的烙印。奧古斯特從小就不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孩子，少年時期，也不像是很有出息。大家認為他壽命不長。說到他的聰明才智，家庭裡的朋友們普遍有這樣的印象，認為不能指望他有多大的前程。然而他從童年時期一個多病的孩子長成一個結實的、儀表堂堂的小夥子，——帶點兒沉重、憂鬱的表情，也有點呆滯，我使用這個字眼時，我是想到他的一雙眼睛，這雙眼睛可能很美，可能很有神：要是它們能夠更加全神貫注，更加流露自己的真情。我是從過去的角度談論他，以便能夠更好地打量他，更客觀地判斷他。不過，我說過的關於他的一些話，都符合這個二十七歲年輕人的情況，甚至比奧蒂麗第一次和他相遇時更真實地符合這個小夥子的面目。他在社交場合不是個討人歡喜的活躍人物。由於他不願意使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由於他生性憂鬱，他的心靈被堵塞了，他那鬱鬱不樂的性格實際上應該稱之為絕望，他走到哪裡，哪裡就瀰漫著一種淒涼的氣氛。他這種鬱鬱寡歡、默默退讓的心情產生於一個根源：作為傑出人物的兒子，經常面臨著與他的父親作比較的局面，這種比較實在使他氣餒，他生怕會碰到這個局面，對這一點，大家都看在眼裡，瞭如指掌。
做一個偉大人物的兒子——是很大的福氣，是一種可貴的優越條件，同時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經常不斷地使他的個人自尊心遭到屈辱。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父親送給他一本題詞簿，年來歲往，這本簿子上寫滿了各式各樣知名人物的名字和題詞，有德國人，也有外國人，有在這兒魏瑪的，也有在跟他父親一起去旅行的那些地方的：哈雷、耶拿、黑爾姆施泰特、普爾蒙特以及卡爾斯巴德。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強調這年輕人的這一個特殊身份，這個特點在他自己看來是最最不屬於個人的，然而在每個人的心中卻已形成牢固的偏見：就是他作為兒子的身份。哲學家菲希特教授寫下：「國家對您有著巨大的要求，我們時代獨一無二人物的哲嗣，舉世無雙。」這句話也許令人鼓舞，可是同時對這年輕人的內心卻是個壓力。有一位法國官員在題詞簿上寫道：「偉大人物的兒子名垂後世的，世間少有」，誰能猜想這句精闢的題詞在這位年輕人的心中起了什麼作用呢？他會不會把它看作是一種鞭策，努力使自己成為例外？即使如此，也把人逼得喘不過氣來。倒是但丁在地獄大門上的那段銘文，它的意思還比較近似。
與他的父親進行比較，是奧古斯特的致命傷，他似乎下了個粗暴的決心，無論如何不讓這種現象發生。他幾乎懷著怨憤的心情，斷然放棄詩歌方面的任何野心，也不願和文藝界發生任何關係，顯而易見，他故意挑選了這樣一條道路：做一個講究實用的普通人，一個清醒冷靜的業務人員，一個智力一般的凡夫俗子。他下定了這樣的決心，對更高階的東西不屑一顧，哪怕它們在自己身上露了一點苗子，他也必須把它們硬壓下去，不讓它們冒出頭來，不惜一切代價防止出現這種致命的對比。可是他不相信自己，他的不滿和喜怒無常，他的懷疑和神經過敏，並不能贏得別人對他的尊敬，同時人們沒法認為他是受了自尊心的驅使。可以這麼說：破碎的自尊心使他變成了病態。他所以能夠達到目前的地位，是依靠種種照顧，或者更正確地說，是他的出身強加於他的。他勉強地順從了，但是並不能阻止它們吞食掉他的男子漢氣概和自尊心。他接受的教育是零星的，鬆散的，相當放任的。他擔任的職位，用不到證明他是不是合適就給了他任命；他自己心裡明白，這是對他的恩寵，而不是由於他自己的才幹。如果換了另一個人，或許早已得意揚揚地利用這種優越的條件了；然而，他卻因此忍受著苦痛。這表示他很正派，只是他也沒有謝絕由此得到的好處。
我們不要忘記還有另一個因素！我們不要忘記，奧古斯特不僅僅是他父親的兒子，也是他母親的、那位女郎的兒子，因此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和窘迫的情況，涉及到他的自尊心和他在這世上的地位。這是兩種等級之間的衝突，一方面，他的出身是高貴的，另一方面，他的出身又是混雜的，不正常的。不錯，當他十一歲的時候，在他父親的懇求下，他父親的朋友，那位大公，向他頒發合法出生的旨令，授予他貴族頭銜，但情況並沒有改變，即使六年後他的父母正式結婚，情況也沒有什麼不同。他是一個「私生子」，這個概念已牢牢地紮根在人們的頭腦裡，連他自己也是這樣，正像他是「獨一無二人物的兒子」這個概念也已經眾所周知一樣。有一次，他引起了一場流言蜚語，那是在他十三歲風華正茂的那年，在慶祝大公夫人生日的化裝舞會上，他扮演了愛神，向這位高貴的夫人獻上鮮花和詩句，於是有人大聲譴責，說是不應該讓一個私生子扮作愛神出現在規規矩矩的人們中間。這種譴責是不是也鑽進了他的耳朵，我可不知道了。不過，在他後半生中，他一定經常碰到類似的阻力。他的地位受到他父親的聲望和權威的庇護，也得到大公恩寵的保護，然而這個地位仍舊是模稜兩可的。他有朋友，在高等文科中學裡、辦公室裡以及他服務的宮廷裡都有——或者人們所謂的朋友。也可以說，他沒有一個朋友。他是太多疑了，太沉默寡言了，對他那既高貴又成問題的特殊地位太敏感了。他的社交範圍總是混雜的。從他母親那方面，給他引來的是些帶點兒吉卜賽人風味的人物：很多戲院裡的演員，很多熱愛杯中物的年輕人，他自己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喜歡喝酒了，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們親愛的馮·施泰因伯爵夫人曾經告訴我，這位十一歲的少年，有一次和他母親的那一幫快活的朋友待在一起，他喝下的香檳酒不下於十七杯之多；她自己對此怎麼樣呢，據她說，當他探望她時，她很難限制他喝酒。她認為——儘管這樣談論一個孩子有多麼奇怪，——那是消除他內心苦痛的一種衝動：借酒澆愁！有一次，他的確忍受了內心的苦痛，因為他父親一眼看到他時哭了，當時他受到巨大的震驚。那是在一八〇一年大師患重病的時候，痙攣性咳嗽和臉部丹毒把他帶到墳墓的邊緣。他艱難地逐漸恢復健康，由於身體虛弱，他哭了很多次，特別是當他一眼看見這孩子時就會流下淚水，——於是奧古斯特發現，喝下十七杯酒才能心裡好受些。做父親的對於他的喝酒並沒有說過多少反對的話，因為大師本人同美酒佳釀的關係也是向來熱情融洽的，也許這使他的兒子很早也染上了這個嗜好。我們不能不把奧古斯特性格中的很多缺點，例如容易煩躁、憂鬱、粗魯、怪僻，歸咎於他很早就日漸沉湎在巴克斯的歡樂中，這真使人感到遺憾。
奧古斯特對奧蒂麗表示的崇敬，既不風雅動人，也不富有情趣，然而這位可愛的姑娘相信，她在這年輕人的身上看到她的命運將得到體現。她認為，她要用愛情來回報他，儘管這是不大可能的，或者像我剛才所說的，確實是不大可能的。然而，她的高貴的心靈，她對他生活中悲劇性的哀婉動人的因素，懷有詩一樣的感覺，這些都有助於她的信念。她夢想自己成為驅除他的惡魔的救星，成為他的善良的天使。我談到她的這種浪漫的魅力，一方面她是魏瑪上流社會的名門閨秀，另一方面卻是秘密的普魯士愛國志士，過著雙重生活。她對奧古斯特的愛給這種魅力增添了一種新的濃烈的色彩，因為她自己的見解和那位向她求愛的年輕人家庭成員的見解有分歧，這就加強了她的戀愛的矛盾性質，使它比實際情況更具有愛情的韻味。
至於我們那位精神世界的英雄，德意志的驕傲，給我們民族的榮譽添上了無限光輝的人物，他對祖國的覆滅是不是也像那些高貴的心靈一樣感到悲痛，或者，當解放的時刻臨近，大家的靈魂幾乎要爆炸時，他是不是也一樣熱血沸騰，這我就沒法說了。我只能說，他對這兩者都漠然對待，可以說，他在敵人面前把我們棄之不顧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們只能忘掉它，只能忍受它，讓我們的感情只是沉溺在對他的欽慕和熱愛中，欽慕他的天才，熱愛他的偉大的品格。耶拿之役的災禍也給他帶來了嚴重的困難，這些困難，不僅僅來自勝利的法國軍人，也來自作戰之前已經駐紮在魏瑪的那些普魯士人，他們闖入他的花園別墅，拆毀了門和傢俱，用來生爐火。這一切他都默默忍受了。據說，這場臨門的災禍使他損失了足足二千塔勒，更不必說那十二桶美酒了。那些搶劫者甚至在他的臥室裡騷擾他。不過他並沒有受到掠奪，因為早已在他家的門前派駐了衛兵，元帥們就住在他的家裡：內、奧熱羅拉納，最後甚至德農先生也來了，從威尼斯那些日子起，他已經和他熟識了，這時德農擔任帝國博物館的總監，兼任拿破崙的藝術顧問，就是說：負責掠奪被征服國家裡的藝術品……
有這個人駐紮在他的家裡，對大師來說是非常愜意的；後來他似乎很願意表明，他在這整個事件中很少受到影響。盧登教授——他損失慘重——有一次告訴我，在城市陷落後四個星期，他曾在克內貝爾的家裡遇見他，提起這場巨大的災難時，馮·克內貝爾先生一再驚呼：「可怕！真是可怕！」歌德只是訥訥地說了一句誰也聽不懂的話；當盧登問他，在這段恥辱和災難的日子裡他是怎樣度過的，那一位回答：「我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一個人從一座堅固的懸崖上向下俯瞰洶湧翻騰的海洋，他對失事的船隻雖然無法給予一點幫助，但是惡浪也不可能觸及他。’——這是某一位古人的話，它甚至給人一種泰然的感覺——」說到這兒，他停了一下，追憶那位古人的名字。盧登當然知道這一句格言，他不想提醒他，克內貝爾儘管剛才情緒激動，卻插嘴說：「盧克萊修！」——「對，對！是盧克萊修！」歌德說，又加了一句：「所以我鎮靜地站在那兒，讓狂暴的喧鬧聲在我的頭頂上掠過。」盧登向我明確地說，當他聽到這些用相當滿意的口氣說出來的字句時，直感到一陣冷顫。這種冷冰冰的感覺在這場談話中又襲擊了他好幾次；因為他對祖國的災難和恥辱又發表了一些令人震動的言論，他對祖國的復興抱有神聖的信念，這時，克內貝爾一再高呼：「好極了！完全正確！」歌德卻一言不發，臉上毫無表情，於是那位少校在高呼幾聲以後，轉移話題，談論起文學來了。盧登不久也就告辭了。
這個情況，都是這位了不起的人物告訴我的。不過，我親耳聽見大師怎樣譴責帕索博士，駁斥了這位中學教師的意見，因為這件事發生在我母親的沙龍里；那時候我還只是個小女孩，但是我感到很不滿。帕索雄辯地講述著，他懷著滿腔熱忱，傾注著整個心靈，說著激動人心的話，他說，通過古希臘文化的研究，發揚古希臘精神，把它灌輸到至少每一個人的心中去，對於蒙受了奇恥大辱的德意志來說值得效法，就是：鼓舞起為自由、為祖國奮鬥的信心。（我要順便指出，像帕索這樣的人，在這位權威人物面前幾次三番坦率地敞開自己的心胸，因為他們根本不可能想到竟會有人對如此有力、如此符合人心的見解表示反對而應該拋棄它。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這位偉大人物根本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他們不許可在他面前談論這個問題。）——「你聽我說！」這時他說。「我自信我也懂得一點古代文化，你認為自由的概念和愛國的意識都是來源於它們，可是這些概念總是處在危險中，隨時都會成為可笑的話柄。」——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竟然帶著冷冷的怨憤口氣說出「可笑的話柄」這個詞來，這是他對這些概念的最嚴厲的嘲笑。——「我們的市民生活，」他繼續說，「跟古代人的生活完全不同，我們同國家的關係也跟他們同國家的關係大不相同。德國人不可以把自己關閉在自己的小天地裡，他們必須接納整個世界，以便在世界上發生作用。不要敵視地和其他的民族隔絕，而要和全世界友好交往，致力於社會道德的培育，這才是我們的目標，哪怕以我們天生的情感或權利為代價。」——這最後一句話他是提高了嗓音用命令式的口氣說的，他的食指輕輕拍打著面前的小桌子，繼續說：「抵抗上級，頑固地反對一個勝利者，僅僅因為我們熟悉希臘和拉丁文化，而他對這些東西只懂一點兒，甚至一竅不通，這是孩子氣，也是趣味不高的表現。這是學者的驕氣，這使這個人顯得可笑，也損害了他。」——說到這裡，他停頓了一下，向那非常驚愕地坐著的青年帕索轉過身去，用更為親切然而嚴肅的口氣說：「博士先生，我根本不願傷害你的感情。我知道，你的動機是好的。可是光有良好和純潔的動機是不夠的。一個人也必須看到他的行為可能產生的後果。我對你的行為感到驚恐，因為它是某種可怕事件的先兆，雖然它表現得很高尚，很純潔，然而，總有一天，它將被我們德國人以最最愚蠢的方式表現出來，到那時候，你自己呢，要是能夠知道這些蠢事，將會在你的墳墓裡睡不安寧。」
現在您想一想房間裡是一幅什麼景象，普遍的驚惶失措！我媽媽費了很大的勁才使無害的談話繼續進行。可是他就是這種樣子，當時他的舉動就是這樣，他用言語和沉默不言傷害了我們最神聖的感情。或許我們必須把這一切歸因於他對皇帝拿破崙的敬仰，一八〇八年在埃爾富特，拿破崙曾經那麼令人注目地優待他，授予他榮譽軍團十字勳章，我們偉大的詩人總是明確地把它稱為他最珍愛的勳章。在他眼裡，這位皇帝就是天神朱庇特，是維持世界秩序的首腦，在他的萊茵聯盟中的德意志各邦，包括南方古老的真正的德意志地區在內，是新穎的，生氣勃勃，充滿了希望，他一向認為自己的成就很多歸功於法蘭西文化，而在和法蘭西文化的富有成果的交流中，德國的精神生活將會得到發展，取得淨化。您一定記得拿破崙曾經迫切地邀請他，是的，曾經要求他，要他搬到巴黎去居住，歌德對此認真考慮了很長時間，還對實際可行的情況進行種種探詢。在埃爾富特那次會見之後，他和那位皇帝之間有著個人之間的交誼。這位皇帝對他像一個地位相等的人那樣對待，那位大師呢，他可能確信，他不必為了他的精神王國和德意志觀念對另一位感到害怕，拿破崙的天才同他自己的天才並不是敵對的，儘管世界上其他的人在拿破崙面前是那麼心驚膽戰，誠惶誠恐。
也許您會把它稱之為利己主義的安全感和友誼，不過，我們首先必須承認，這樣一位人物的利己主義不是一件私人的事，而是具有深遠的普遍的影響，其次，難道只有他一個人獨自堅持他的信念和觀點？當然不是——把我們小小的國土託付給那位可怕的保護者，這是多麼沉重的負擔。譬如說吧，我們內閣的頭兒，那位尊敬的馮·福格特國務大臣堅持說，拿破崙很快就會把他最後的敵人擊倒在地，到那時候，一個統一的歐洲就可能在他的統治下過著太平日子了。我不止一次聽見他當著大家的面親口這麼說，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他曾嚴厲譴責一八一三年在普魯士的起義，說它要把普魯士變成另一個西班牙，違背國王旨意。「那個好國王啊！」他嚷道。「真是令人惋惜，他為這件事將遭受多大的痛苦，儘管他自己也是無辜的。至於我們其餘的人呢，如果我們不願遭到相同的下場，把自己毀滅，我們就需要憑我們的全部智慧。謹慎小心，保持冷靜，不偏袒，對拿破崙皇帝表示忠誠。」——就是這一位機靈的有心計的政治家，直到今天還統治著我們。大公殿下自己怎麼樣呢？甚至在莫斯科戰役之後，當那位皇帝十分迅速地又建立起新的軍隊時，我們的大公伴隨著他，從這兒出發賓士了一段路程，向易北河進軍，到那兒去擊敗普魯士人和俄國人；還在不久以前，我們還以為普魯士國王會隨同拿破崙一起出發打擊那些野蠻人，想不到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他們竟然聯合起來反對他。卡爾·奧古斯特從那次騎馬隨駕，回來以後，充滿了激情，狂熱地讚美「這位真正不尋常的人物」——他是這樣表示的，在他眼裡，這位皇帝像一位完成上帝使命的人，一位穆罕默德。
可是在呂策之戰以後發生了萊比錫之戰，於是再也聽不到「完成上帝使命」這樣的話了，也不再為這位英雄傾注熱情了，全部熱情都像帕索那樣傾注給自由和祖國了。我不得不說，當事態出現不尋常的變化，以及一位在人們心中十分信賴的人物遭遇了不幸時，我發現人們竟然那麼迅速、那麼容易地改變自己的觀點，這不能不使我感到驚訝。甚至還有更奇怪、更難理解的事，眼看到一位偉大的傑出人物被事態的發展置於錯誤的地位上，而那些渺小得多、也平庸得多的人物竟然被證實比他更加明白事理。歌德曾經一再說：「你們這些好人啊，把你們的鎖鏈晃動得震天響吧；這個人對你們來說是太巨大了！」現在，瞧，鎖鏈已經落下，大公穿上了俄國人的制服，我們把拿破崙趕過萊茵河，而大師充滿同情地稱呼「你們這些好人」的那些人，那些盧登和帕索們，與他相比，作為勝利者和正義事業的支援者，神氣起來了。一八一三年，這是盧登戰勝歌德的年份——我們只能這樣說，不能有別的說法。他也帶著羞愧和後悔的心情對此承認，寫下了為柏林節日演出的戲劇《埃皮門尼德斯》，其中寫著這樣的詩句：「我為我悠閒的時光感到羞愧——由於你們的受苦而得到教益——因為從這種苦難中看出——你們比我更偉大。」又有一首詩寫道：「那麼勇敢地從深淵中升起——憑藉堅強如鐵的命運——能夠掃蕩半個世界——然而必須重新回到深淵。」——是啊，你們瞧，現在他把他的皇帝，把那位主宰世界的人物送回到深淵中去了——至少在戲劇中是這樣，因為，我相信，私下他還照舊說：「你們這些好人啊！」
現在，他的兒子奧古斯特，奧蒂麗的求愛者，完全仿效他父親的政治態度，他僅僅是他父親的應聲蟲。他完全贊成萊茵聯盟，他從中看到德國的統一，看到德意志文化的發展，他對北方和東方的那些野蠻人充滿了蔑視。這些看法比起那位年長的歌德來說稍微好些，因為他的性格中有著一股野蠻的成分，我指的是他的放蕩不羈，粗魯，混合著一種傷感的情調，那不是使人感到高雅，卻僅僅覺得抑鬱。在一八一一年，皇帝向我們魏瑪派來了一位欽差大臣，名叫馮·聖埃格南伯爵，我們不得不說他是個高尚人物，一位人文主義者，很有魅力，非常敬仰歌德，這兩個人很快就非常友好地交往。至於奧古斯特，迫不及待地把伯爵的秘書馮·沃爾博克先生作為他的朋友。我所以提起這件事，首先讓您看出這年輕人是從什麼地方尋求他的朋友，在1812年12月，拿破崙從莫斯科回來，經過埃爾富特時，就是這位馮·沃爾博克先生向歌德轉達皇帝對他的問候的。這件事也使奧古斯特非常高興，因為他經常表現得對這個暴君非常崇拜——我覺得這並不十分適合，因為這種崇拜絲毫沒有精神上的基礎。不過，甚至在今天他還儲存著一批拿破崙的肖像和遺物，他的父親為他的收藏品添上一枚榮譽軍團十字勳章，因為他父親不能再佩戴它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兩顆跳動得不一樣的心竟然被愛情的紐帶聯結在一起，這的確是罕見的。奧古斯特崇拜奧蒂麗，就像他崇拜拿破崙那樣——我不能不使用比較的說法，儘管這樣比較有點不倫不類。我既詫異又驚駭地看到，我那可憐可愛的朋友溫柔地傾聽著他笨拙的情話，確信愛神的肆無忌憚的威力，愛神戰勝了見解和觀念，高興得笑容滿面。這對她來說，比起他更困難，他可以公開流露自己的信念，她卻只能把自己的信念埋藏在心裡。不過，她並不隱瞞她所說的愛情，她那對這位偉大詩人的兒子充滿矛盾的感傷的感情，她也不需要隱瞞，在我們小小的圈子裡，感情和對感情的崇拜受到最溫存的珍惜，能夠得到普遍的尊重。至於我，是她時刻為她擔心的知己，忠實地陪伴著她走過她愛情歷險中的各種階段。對於她的母親，她是能夠大膽地向她袒露自己心頭秘密的，因為馮·波格維希夫人自己很久以來有著類似的經歷，所以能夠像女伴之間說悄悄話那樣得知她孩子的秘密。她曾經和一位漂亮的埃德林伯爵相愛，他是德國南方人，現在擔任內廷總監兼國務大臣，是她女兒的監護人，開玩笑地說，是她的好爸爸；他是她家的朋友，而且有一天可能比這關係更進一層。她希望有這麼一天，這個希望不是沒有基礎的，正等待他發出決定性的話，可是這樣的話卻遲遲未見發出。因此愛神給這母女兩人提供了彼此互傾心頭秘密的豐富材料，談談每天的希望和痛苦，談談她們共同處境中的歡樂和失望。
奧古斯特和奧蒂麗在宮廷裡、劇院裡和他父親的家裡相見，也在很多私人社交場合見面。不過，這對情人有時遠離社交場所，而在僻靜的地方相會，歌德和奧蒂麗的祖母在伊爾姆河畔各有一所古老的花園別墅，這給他們提供了兩處既安全又隱蔽的約會去處。在這些場合，我總是陪隨在我那小心肝的身邊，看到她與他分別時發出幸福的喘息，紅著臉擁抱我，感謝我幫助了她，這真叫我不勝驚訝；因為我不僅作為第三者和監護人，還確信無疑地看到這種聚會是如此枯燥乏味，談話空空洞洞，無話找話說，斷斷續續地談論最近一次舞會，關於宮廷中最新的流言蜚語，一次已經結束的旅行或者正要進行的一次旅行，如此等等，只有在這小夥子談到他為他父親服務時，氣氛才有點活躍。不過奧蒂麗不會承認這類約會使人不舒服，感到枯燥無聊。她表現得好像在這些枯燥無味的聚會和散步中找到了貼心人。的確，她就是這樣告訴她母親的，或許她在把自己的心情告訴母親時，也從她母親那兒得到資訊，根據一切跡象表明，那位伯爵很快就會吐露求愛的言語了。
事情就是這樣，這時在這可愛的孩子的生活中遇到一次經歷，我說到它的，我的心絃不能不同情地顫動起來，因為在這次經歷中，我們兩人都體會到這個時代的一切美好和偉大之處，賦予了我們個人的使命。
一八一三年的朝霞出現了。在普魯士的大地上發生了壯麗輝煌的事件——愛國者的起義，這種起義戰勝了國王的遲疑不決，建立了志願軍團，國內最優秀的青年們準備拋棄種種舒服的條件和文化生活，成群結隊地參加，他們熱血沸騰，準備為祖國犧牲自己的生命。可是，正像我說過的，所有這些壯烈舉動的訊息傳到我們這兒後只出現少數幾聲微弱的回聲。然而在我朋友的心靈和她下落不明的父親的領域之間存在著感情的紐帶，這一情況，我已經說過，或許這些確切的訊息是通過她那些普魯士的親戚傳到她那兒的。她那可愛的身體顫動了，接觸到這些發生的事件，她的內心燃燒著烈焰，生活在我們這種田園詩般的環境中間，她早已渴望這些事件出現，早已預見到它們。她感到自己在血緣上和精神上都是屬於這些英雄人民的，現在他們正奮起動搖外國專制統治的枷鎖。她的全部心身都融化在鬥爭的熱情中了。正像她的人民一樣，通過他們的榜樣，正在使整個德國燃燒起為自由和榮譽而鬥爭的火焰，她也把我帶了一起參加，使我完完全全成了她烈焰般希望的堅決支援者，像她一樣同仇敵愾。具有她這樣感情的人在我們這個城市裡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寥若晨星。在效忠拿破崙和萊茵聯盟的陰霧中已出現了為祖國密謀反抗的微光。一些年輕貴族，像宮廷侍從馮·施皮格爾和行政參議馮·福格特，與耶拿的普魯士人有著危險的秘密聯絡，向他們提供魏瑪的情況。奧蒂麗很快就和他們有了接觸，她有著他們一樣的激情，參預他們的密謀。她是在玩命。我一半是為了要她剋制自己，一半是出於真正的感情，在這些秘密的政治活動中成了她的夥伴，就像在她和奧古斯特·馮·歌德的約會中參預了她少女心中的秘密一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在這兩件事情上，哪一件更使我為她擔心，為她憂慮。
當然，戰事的程式在開始時顯得並不充滿希望。不過，奧蒂麗不久懷著喜悅的心情看到普魯士軍服在魏瑪出現，那是在四月中旬，在十六日那天，我記得清清楚楚，彷彿就是發生在今天一樣，一隊穿著匈牙利式制服的輕騎兵和騎馬的狙擊手在這座城市裡進行突然襲擊，他們俘獲了駐紮在這兒的少數法國兵，撤退時把他們作為戰俘帶走了。皇帝的騎兵聽到訊息後，從埃爾富特趕到這兒，發現城裡沒有普魯士人，就回到他們的駐地去了。他們回去得太匆忙，因為第二天上午，年輕的布呂歇爾的一些騎兵，外加一些穿匈牙利式制服的輕騎兵和綠色軍服的狙擊兵，騎馬開進這個城市，受到居民的歡呼——可以想象奧蒂麗簡直欣喜若狂。城裡又是跳舞，又是豪飲，大家縱情歡笑，想不到樂極生悲，幾小時後就受到報應：「法國人來啦！」這句話頓時傳開了，我們的解放者馬上離開豪飲的場所，拿起武器抵抗。那是蘇昂將軍的部隊，他們以壓倒優勢的兵力衝進這個城市，經過短暫的戰鬥後，法國人又一次成了這個城市的主人。我們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心驚膽戰，為我們剛才還在高高興興地招待吃喝的那些勇士的生命擔心。我們透過窗簾窺探街道上的混亂景象，傾聽子彈的噝噝聲和號角的嘟嘟聲。戰鬥很快從街道轉入公園，不久就轉到城市外面去了。勝利是屬於敵人的。唉，勝利對於他們來說，已經習以為常。的確，儘管和我們的意志相違背，看來這場戰鬥好像是秩序戰勝了叛亂——一場多麼愚蠢的兒戲般的叛亂，從它的失敗可以得到證明。
安寧和秩序總是好事，不管是由什麼人來維持。我們必須替法國人安排住宿，城市馬上承受了沉重的負擔，達到了它能夠承受的極限，而且時間又很長久。不過，總算恢復了和平，街上人來人往，日落以前可以自由通行，市民們在勝利者咄咄逼人的保護下進行他們的日常事務。
我不知道是出於什麼神秘的動機，驅使奧蒂麗在第二天午飯後不久帶我出去散步。隔夜通宵下雨，白天卻陽光明媚，這四月的天氣洋溢著甜蜜的春天的希望，吸引著我們。好奇心誘惑我們漫步街頭，那兒在昨日曾經進行可怕的激烈的戰鬥，我們看到戰鬥的痕跡，房屋上彈痕累累，牆上血跡斑斑，叫人觸目驚心，我們這些柔弱女性在驚駭之餘還混雜著對男性敬慕的感情，佩服他們堅強勇猛的膽量。
我們從城堡和市場出來，來到正在泛綠的田野，到達田間高坡，然後離開那裡，朝伊爾姆河的方向走去，在離河畔不遠的草場小路和灌木叢生的通道中踱步，經過「痂皮小屋」走向「羅馬人之屋」。地面上腳印零亂，到處都見到被拋棄的武器和軍服，表明這裡發生過嚴重的戰鬥，出現逃奔和追逐的場面。我們邊走邊談，談到已經發生了的事以及將會發生的事，談到一些薩克森的城鎮將被那些東面來的人所佔領的前景，談到魏瑪處在埃爾富特的皇帝的重要據點與鄰近的普魯士人和俄國人之間的可怕局面，談到大公殿下的尷尬處境，談到大公的離去，他已到中立的波希米亞去了，有些法國外交使節已到戈塔去了。我們還談到奧古斯特，我記得，也談起了他的父親，他已屈服在家屬的勸說之下，離開了這個受到威脅的城市，在上一天的清晨，剛巧在布呂歇爾的部隊突然襲擊之前不久，他坐上自己的馬車向卡爾斯巴特馳去了；他一定已經在路上遇上他們。
我們再繼續向荒郊野地前進似乎不安全了，正打算轉身回去，忽然聽見一個響亮的聲音，一半是叫喚，一半是呻吟，打亂了我們的談話，我們的腳像生了根似的，驚駭地站著，我們仔細傾聽：從道路旁邊的灌木叢裡又傳來相同的呻吟，相同的叫喚。奧蒂麗嚇得抓住了我的手，——隨後她放開了我，我們兩個年輕少女，心撲通撲通直跳，撥開灌木樹叢尋路走去，一邊走，一邊問道：「那兒有人嗎？」誰能描寫出我們的驚愕、同情和不知所措？在樹林裡，在溼漉漉的草叢間，躺著一個非常漂亮的青年，一個受傷的戰士，一個被趕出城市的英雄隊伍中的一名成員，他那鬈曲的金黃色頭髮蓬亂，黏糊糊的，端正的臉上剛剛長起鬍子，兩頰因發燒而泛紅，同他蠟一般蒼白的前額形成可怕的對照，被雨水淋溼的軍服粘上了泥土，由於半乾而變得僵硬——尤其是軍服的下面部分——還留著半乾的血跡。這叫人觸目驚心，然而令人肅然起敬，使人產生最深沉的感情。您可以想象，當我們傾盆大雨般詢問他的傷勢和他的健康狀況時，我們的情緒是何等激動，聲音也發抖。「老天爺到底把你們派來啦！」他用急促的德國北方口音回答，聲音從打戰的牙齒中間漏出來，他每次移動身體，都會倒吸一口冷氣，漂亮的臉孔痛苦得扭歪了。「在昨天那場胡鬧中我的大腿上捱了一槍，我一下子給打悶了，不得不放棄我通常用兩條直立的腿走路的習慣，我只能爬，一直爬到這兒，這兒倒是挺僻靜，只是有點兒潮溼，因為昨晚嘩啦嘩啦地下著大雨，我從昨天上午以來一直躺在這個鬼地方，巴不得能找到一張床鋪睡覺，因為我大概有點發燒。」
這位英雄就是用這樣一種學生腔描述他的尷尬處境的。他確實是個大學生，當他向我們說明情況時，他的牙齒還在不住地彼此廝打。「我名叫海因克·費迪南德，」他說，「佈雷施勞大學法律系學生，志願狙擊兵。兩位小姐現在對我該怎麼辦呀？」——他問得有道理，因為我們一看到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一位普魯士英雄，我們的偶像，帶著個很普通的名字海因克，說話不拘小節，突然之間離我們這麼近，有血有肉，實實在在，我們一時間驚呆了，頭腦迷迷糊糊，什麼好主意也想不出了。怎麼辦？您可以想象，要我們兩個年輕姑娘親手去擺弄一個真正的小夥子，一個大腿受傷的小夥子，而且是這樣一個漂亮的小夥子，我們怎能不縮手縮腳呢？我們應該扶他起來，把他抬走嗎？往哪兒去呢？城裡不能去，那裡到處是法國人。找一個臨時隱蔽場所？例如那所「痂皮小屋」，那是比較近些，可是憑我們的力氣，正像他自己的力氣一樣，是無法到達那兒的。雖說他的傷口已經差不多停止出血，可是他的腿非常痛，不可能走路，即使我們扶著他也走不動。沒有其他辦法，我們只好提出——這位英雄自己也同意——讓他躺在原來地方，躲在灌木叢中多多少少可以掩護，我們自己先回城去，把我們珍貴的發現向可靠的人透露，同他們商量對策，採取安全的秘密措施。因為沒有比被俘的想法更使費迪南德感到憎惡了，他一心一意想盡快恢復健康，重新參加戰鬥，徹底砸爛「拿破佬」——他是這樣稱呼那個科西嘉人的——解放祖國，把巴黎變成廢墟。
他牽動著凍得發抖的頜骨，吐露他的這些計劃，似乎完全沒有想到眼前一切實際的困難處境。他口渴得難受，奧蒂麗在她的手提包裡找到幾塊薄荷糖，他馬上津津有味地咀嚼著。我身邊帶著一隻嗅鹽瓶，他用男子漢的諷嘲神氣把手一揮，退回給我，不過他容許我們把我們的披巾留給他，一塊作為枕頭，一塊作為毯子，只是太輕太薄了，臨別時他用這樣的話向我們告別：「好吧，我的小姐們，你們看看有什麼辦法把我弄出這個該死的鬼地方。真可惜，和你們寶貴的相聚只好暫時中斷了。我說，這是在我孤獨處境中的一個愉快的插曲，一言為定！」——處在生與死的緊要關頭，他的說話總是這麼沉著鎮靜，富有英雄氣概。我們對躺著的人行了屈膝禮，他動彈了一下作為回禮，似乎他要把兩隻腳後跟相併還禮似的，然後我們匆匆離開了……
我簡直不知道我們是怎樣回到城裡的。我們是依靠興奮的翅膀飛回來的，其中還混雜著狂喜和懼怕的心情。不過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千萬不能讓人察覺我們這樣急匆匆飛回的真相。我們自己沒有能力出謀劃策救援這位英勇的人兒。不過，決不能再讓他無依無靠地躺在露天底下度過第二個夜晚，必須把他安置在一所安全可靠的房屋裡，細心照料他，這是我們亂糟糟的頭腦裡的一個最堅定的想法；還有一個同樣迫切的願望，我們兩人必須親自照料他。我們認為可以讓我們的母親參預秘密，她們當然會同情我們的，可是她們能出什麼主意，怎樣幫助呢？這件事非得依靠男人的援助不可。我們想起宮廷侍從馮·施皮格爾先生可以託付，我們知道他和我們志同道合，何況他是這次倒霉的普魯士部隊襲擊行動的發起者之一，因此有充分理由對這次事件的一位犧牲者伸出援助之手。他當時還沒有出事，只是在幾天以後，由於某一個謀求私利的居民的告密，他和他的朋友馮·福格特被逮捕，要不是拿破崙親自重臨魏瑪，出於對大公夫人的好意，寬恕了他們，他們兩人就會為他們輕率冒險的愛國主義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一切都是在秘密中進行的。關於以後的經過，我不願把細節忽略掉。馮·施皮格爾確實沒有叫我們失望，他立刻著手進行工作，顯得考慮周到，效率很高，而且十分小心謹慎。他找來了一副擔架，把它拆成零件，偷偷地帶到公園裡，還很快給那可憐的人兒辦了乾燥衣服和營養食物，請了一位外科醫生照料他，給他換上平民服裝，乘著暮色蒼茫，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沿著城市外沿繞道送進了城堡。那位宮廷侍從取得管理人員的同意，在城堡古舊部分稱為「巴士底獄」的門屋頂樓的一間高高的小房間裡已經給他安排了隱居處和避難所。
在這裡，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我們勇敢的朋友在他的病床上躺了好幾個星期。由於他的腿部傷口潰爛化膿，再加在潮溼的市郊公園裡過夜，患了重感冒，咳嗽不止，熱度上升，增加了痛苦。這樣的病情可能使醫生犯愁，幸虧病人年輕，天性樂觀，有利於康復，僅僅是迫不及待地要回去重新參加戰鬥的想法對治療有些阻礙。醫生定期前來診治，老邁的城堡管理員給病人送飯。我們兩人，奧蒂麗和我，負責看護他，我們每天爬上朽爛的梯階，來到他那使人著魔的小房間，給他帶來酒、果醬和其他美味可口的小巧的食品，還給他讀一些東西，分散他的注意力，等到他的健康狀況許可，我們就和他聊天，還給他寫信。他把我們稱為他的天使，在他魯莽的漫不經心的談話方式後面，卻隱藏著非常溫存的性格。他對我們的文藝愛好不感興趣，總是笑著，不參加這方面的談話，因為在他的頭腦裡，除了法學，沒有別的，只有祖國和祖國的復興，為了其中之一，不得不捨棄另一個。我們樂意承認，如果一個人自己就是詩的化身，不消說，他是可以對詩不屑一顧的——事實上，這位漂亮、善良、高尚的人兒，他就是詩的具體體現，我們認為他實現了我們的夢想；因此，後來自然而然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我們探望他後，走下梯階時，奧蒂麗突然默默地意味深長地伸出雙臂把我緊緊擁抱，我對她的內心表白，從我內心深處給予回報，給了她一個熱情的親吻——這一種感情的交流，在這破舊朽爛的梯階上，差一點站立不穩摔了下去。
整整幾個星期，我們一直充滿了激情，意氣風發；它們給我們的少女生活賦予最美好的內容。我們照料這位英雄少年，像他一樣也是為了祖國，經過短短的一段焦慮的時光，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探望他的過程中，看到他的健康狀況逐漸好轉，確實令人高興，我們像姐妹似的分享了這種歡樂，的確，我們把全部感情灌注在光榮的看護工作中了。我們的預感會告訴你，這無法形容的溫存的感情是和我們的慈愛之心以及愛國主義混雜在一起的，不過，在這裡面，我自己的感情其實不過是可愛的奧蒂麗的感情的陪襯，可以說，把優先權讓給了她——這是歸因於事物的天性。費迪南德的很有分寸的感激之情可能也落到其貌不揚的我的頭上，由於他那種與他非常相配的樸質的品性，隨後我可能以缺少外表的美貌作為理由對這類禮遇表示冷漠，我不抱奢望，我的舉止從開始時起就很妥善，聰明地在這場傳奇小說般的奇遇中扮演知己朋友的角色。這樣做，適合我的天性。我也並不妒忌，不僅因為我愛我的朋友，為她的魅力感到驕傲，而且也由於事實上費迪南德對我們兩人一視同仁，我還以人類寬大的知足心情感到，他從來不曾改變那一種輕快的表示友誼的說話語氣，即使對我的心肝寶貝也是如此；此外，這位第三者的出現也使我高興，就是：希望這次新的從未夢想到的體驗會幫助奧蒂麗轉移向奧古斯特·馮·歌德的關係，在我看來，那是十分可怕，十分不幸的關係。因此，當她向我吐露她內心的秘密，說她對費迪南德的感覺與她以前曾經在心中感受過的所有感覺都完全不同時，我毫不掩飾地流露我的滿意和寬慰的心情，她說，現在她從生活中學習到，友誼不管是多麼深、多麼令人關懷，它和真正的愛情是有區別的。可是經過考慮，想到海因克不是貴族出身，他僅僅是西里西亞的一個毛皮商人的兒子，絕對不能匹配一位奧蒂麗·馮·波格維希，我的歡樂也就蒙上了陰霧。他是不是由於有這方面的自知之明，使他那麼嚴格地保持他輕快的友誼的語氣，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在海因克恢復健康期間，歡快的社交季節結束了，喜劇院雖然還在上演，可是宮廷宴會和舞會已難得舉行，而在這類舞會上，那些法國軍官卻是主要角色。我們和奧古斯特·馮·歌德見面的次數比起在冬季時少多了，不過，一起散步以及在花園中的約會並沒有完全中斷，雖然由於他父親不在魏瑪，他的工作的擔子加重了。費迪南德的真相是小心地保持著秘密的，除了原先協助和參預機密的人以外，沒有一個人知道被我們發現的小夥子隱藏在他那睡美人的小房間裡，不過，奧蒂麗感到她應該把這個秘密向這位宮廷顧問透露——主要當然是出於忠實於友誼的責任感，但是在我看來，她還出於一種好奇心，看看他對我們這場歷險的訊息作何反應，他會對它採取什麼態度。他的態度很冷漠，甚至帶著諷嘲的味道尤其是在他多多少少得悉海因克的家庭情況，知道他是平民出身以後。他表現得很少感興趣，也不表示好奇，彷彿他寧願對這件事不問不聞，我們以後也就難得在他面前談到它，因此，奧古斯特對於我們英雄的真實情況，關於他的幸運的復元，關於他繼續短暫地停留在這個城市裡，以及他暫時重新消失，都繼續故意不問不聞，似知非知。
不過這是些後來的事，我稍稍提前敘述了。費迪南德的復元，比我們設想的還快，他已經能夠離開床鋪，依靠一根殘廢人用的柺杖，一瘸一拐地練習用兩條腿在高高的小房間裡走動；友善的春光通過一扇小小的老虎窗透進他的避難的「牢房」，幫助他，使他恢復了生機，如果能夠換一個住所，置身於自由自在的安靜的環境裡，也許對他更有好處。城堡管理員的一個堂兄在宮廷馬廄後面的九柱戲廣場開設一所製鞋作坊，準備在底層安排一間房間，接待這位恢復健康的人，於是在六月初的某一天，他從那傳奇色彩的隱蔽處移居到那兒，現在，他可以坐在附近一條河的岸邊，沐浴著陽光，或者走到橋的那一邊，觀賞曠野和翠綠的草木，遊覽狩獵小屋周圍的樹林，以及蒂富特林陰大道。
當時，世界事務正處於平靜時期。停戰狀態僅僅保持到盛夏——我不願說這是不幸，因為隨後的事態發展，雖然使我們經歷了巨大的恐怖和無窮無盡的苦難，卻導致了光榮和自由。我們城市的生活過得還愉快，儘管仍繼續不斷地有著為部隊安排住宿的負擔，我們盡力應付著。一般的社交活動進行到初夏。我們的那位戰士穿著樸素的老百姓服裝，兩頰已明顯地紅潤豐滿，他謹慎小心地參加活動：在我的母親和奧蒂麗的母親家裡，在埃格洛夫斯泰因的家裡，在馮·沃爾措根夫人的沙龍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們度過了不少歡快的然而很有感觸的時光，那位年輕的英雄，少年英俊，有著騎士般的謙遜純樸的風度，因此到處受到衷心的接待和欽佩。帕索博士對他的熱情真是如火如荼，按照他理想的榜樣，認為這位青年體現了古希臘文化的美，混合著英雄的愛國主義和熱愛自由的精神——這很有道理。不過，他作為一個男人，對我們的年輕英雄的敬慕表現得太過分，這不合我的口味，我曾經觀察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這種戰鬥的民族精神是和對待他自己性別的那種男子漢的高漲的熱情分不開的，這個現象是繼承了斯巴達人的習俗，那一種嚴厲的奇異的風俗是不太令我們的女性感到愉快的。
至於費迪南德，他對每一個人都保持著相似的開朗愉快的態度，對我們也一樣，因此馮·歌德先生沒有任何理由對奧蒂麗感到妒忌，即使這兩個像白天和黑夜迥然不同的年輕小夥子偶然相遇，奧蒂麗也知道怎樣防止他們接觸。很明顯，她對這位英雄的感情使她產生這樣一種感覺，認為這是對她陰鬱的情人的犯罪，她似乎把這種感情看作是對友誼責任感的掠奪，而在和他們兩人在一起時感到內疚，我儘管對這種道德標準十分欽佩，可是，想到我本來希望她與海因克的這次奇遇可能把她與那位偉人之子的令我憂慮的聯絡解脫掉，現在理解到希望落空，不禁感到一陣戰慄。「唉，雅德蕾，」有一天，她對我說，她那藍湛湛的眼睛裡蒙著一層陰影，「我已經懂得什麼是幸福、光明和融洽，費迪南德的形象向我展示了它們的真諦。可是，儘管它們是多麼崇高，然而，黑暗和痛苦對我們高尚行為提出了更深的要求，而在我的內心深處，我知道自己的命運。」——「願上帝庇護你，我親愛的！」我能夠說的只能是這兩句話，心裡只感到一陣陣寒冷，正像我們在面對那厄運的一動不動的眼睛時也會感到一陣陣寒顫一樣。
海因克走了。我們還會重新見到他的；不過，這一次，他在我們中間停留了七個星期以後，當他的雙腿完全恢復健康後，他離開了，回到他的西里西亞的老家去了，去探望他的親人，那毛皮商人一家，探親以後，他就立刻重新參加軍隊；奧蒂麗和我一起為了失去他而哭泣，不過我們互相安慰，莊嚴地宣誓，從此以後，我們的友誼應該是對他的英雄業績的懷念，把它作為唯一的崇拜物件。他在我們的眼裡是熱愛祖國的德國青年的理想形象，是個有血有肉的形象，正像《七絃琴與劍》的歌者所描繪的那樣。可是有血有肉的形象總是和理想的形象有著某種程度的區別，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失望，不過，這也有好處，當有血有肉的形象不在時，理想的形象也就更鮮明瞭。費迪南德在最後的一段時間裡總是穿著樸素的平民服裝，當他離開時，他在我們心中留下了以前穿的軍服的形象，我們認為穿上這種制服，確實漂亮多了，增加了男性的魅力。在他離開以後，他的形象在我們的心中一天比一天明亮，而在同時，另一位的形象，那位奧古斯特的形象，卻遮上了愈來愈渾濁的烏雲。
八月十日，停戰狀態結束了，在這個時期，普魯士、俄國、奧地利以及英國已經聯合起來反對法蘭西皇帝。我們在魏瑪，關於普魯士將領布呂歇爾、比洛、克萊斯特、約克、馬維茨以及陶恩津等勝利的訊息，只有極少一點兒傳聞傳到我們的耳朵裡，而且很不明確，不過我們知道，在這些勝利中，我們的費迪南德一定有他一份功勞，他是在某一個地方進行戰鬥，我們少女的心怦怦直跳，充滿了驕傲；想到他的年輕的血為了祖國可能已經在什麼地方染紅了翠綠的原野，我們不禁渾身發抖。我們幾乎什麼也不知道。北方和東方的野蠻人正在逐漸迫近——這是我們聽到的全部訊息。可是，他們愈是迫近我們，「野蠻人」這個名詞也就愈來愈難得從我們嘴裡說出，社會和民眾的同情與希望愈來愈轉向他們，愈來愈背棄那些法國人：當然，一方面因為我們開始看出他們是勝利者，即使還沒有來到，人們已可能希望恭順地對待他們，還有一個原因，因為人類有著卑躬屈膝的天性，需要和外界的情況以及發生的事情協調一致地生活，需要和權力妥協，現在命運似乎正在向人們發出轉變的訊號和命令，所以，在短短幾天的時間內，那些野蠻人，那些文明的叛徒，變成了解放者，他們順利的進軍激發了熱愛祖國和人民、仇恨外國壓迫者的普遍的熱情，而且達到爆炸的程度。
十月中旬後不久，我們懷著既恐懼又欽佩的心情第一次在魏瑪見到哥薩克人。法國公使逃跑了。如果說他在離開之前沒有受到凌辱，那僅僅因為人們還沒有絕對把握命運將作出什麼安排，或者是在設想怎樣才能和權力與成功協調一致。可是，在二十日的夜晚，這些野蠻人的騎兵中，足足有五百人馳進了我們這座城市，他們的上校名叫馮·蓋斯馬爾，當夜走進宮殿，歪戴著帽子，站在大公的床前，向大公宣告聯軍在萊比錫的巨大勝利，他說，他是由沙皇亞歷山大派遣，來保護大公一家的。大公殿下終於明白已經成了什麼樣的局面，他是個聰明人，只得順從命運的安排，聽憑事態的發展。
親愛的夫人，那是些什麼樣的日子啊！——城市周圍直到城裡的大街小巷都充溢著戰鬥的喧鬧聲，令人心驚肉跳。法國人、萊茵人、哥薩克人、普魯士人、馬扎爾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拉夫人——野蠻的面孔換來換去，沒有個完。當法國人向埃爾富特撤退，把我們的居住區讓給聯軍時，他們馬上蜂擁而進，於是，一股安置宿營的浪潮向我們迎面衝來，每一所房屋，不管是大是小，對它們的要求達到了極點，往往容納不下。城市塞滿了人，我們見到很多顯赫的偉大人物：兩位皇帝，俄國皇帝和奧地利皇帝，還有普魯士太子，都在這裡設立行宮，梅特涅首相也來了，顯貴和將軍多如牛毛；只有那些最貧窮的人，他們一無所有，什麼也拿不出，倒是有時間可以大飽眼福，我們其餘的人呢，擠在狹窄的小房間裡，有多少操心的事壓在我們的頭上，必須日日夜夜操勞，忙得喘不過氣來，根本沒有多餘的精力去過問旁人家的事，哪怕是緊鄰，他們到底是怎樣過活的，我們也多半在事後才知道。
不過，我們在應付這種種要求的負擔上，即使表面上看來大家都一樣，卻有著區別：有的人以更輕鬆、更愉快的心情執行著，因為祖國事業的勝利，使他們樂於承擔，幫助他們忍受那些盟友——東方來的哥薩克人、巴什幹人和匈牙利人——的粗魯和傲慢，補償他們遭受的種種苦難。連我們的母親，奧蒂麗的母親和我自己的母親，也在家裡安置了高階指揮官及其副官僕從，供應他們膳宿，我們做女兒的也就不折不扣地成了這些專橫的客人的女僕了。不過，我那親愛的心肝寶貝卻興高采烈，她現在可以把自己被迫隱藏著的普魯士人愛國心公開袒露了，儘管必須操勞一切，卻高興得容光煥發，至於我，未免有點兒沮喪，她卻一再向我談起這偉大而美妙的時刻，對它灌注滿腔熱情，這個時刻對我們兩人來說帶著親切的大肆讚揚的特徵：我們救出的那位年輕英雄的特徵，我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但是我們知道他正在那裡完成他那一份爭取自由的血淋淋的工作。
我們的感情，我們的情況，與公眾普遍的情緒幾乎沒有什麼區別，只帶著一點兒個人的特殊的色彩，可是，在那個與奧蒂麗有著那麼奇怪、有著在我看來那麼可怕的關係的著名家庭裡，它的氣氛卻是與眾不同！德國這位偉大詩人是魏瑪城中、魏瑪公國中以及幾乎興奮得發狂的整個祖國中最最不快活的人。他在一八〇八年的不愉快的情緒還不及現在一半程度。我們親愛的馮·施泰因夫人認為他情緒消沉。她警告大家不要對他談起政治，因為，說得婉轉些，他似乎根本感覺不到我們具有的那種熱烈情緒。這一年是我們得意揚揚的年份，也是在我們的歷史上光榮地印上紅色標誌的年份，可是他卻說是「悲傷的」、「駭人聽聞的」年份。然而，他比起我們絕大多數的人來，確實較少地經歷到戰爭的可怕場面。四月裡，當戰場轉移，愈來愈向我們這兒迫近時，普魯士和俄國軍隊佔領了周圍的高地，預料將會在魏瑪發生一場戰鬥，接著就會出現搶劫和大火，歌德已是六十三歲的人了，雖然很堅強，但疾病不斷，而且長時期以來保持著那些改不了的習慣。這一次的局勢可能比一八〇六年的那一次更糟，奧古斯特和樞密顧問夫人不願意看到他處在這樣的環境裡，勸他趕快離開，到他喜愛的波希米亞去，到特普萊茨去，在那兒，他可以安全地生活，安全地工作，完成他的回憶錄的第三卷，讓他們母子兩人留在家裡，去對付這可怕的時刻。這種做法是合乎常規的，我沒有對它說過反對的話——我沒有。不過，我也不願隱瞞，另外有人對他的離去表示譴責，說是在這件事情中只看到一位偉大人物的利己主義的自我保護。推進中的布呂歇爾的軍隊倒沒有這樣的觀點，他們在魏瑪城外和他的馬車相遇，認出了這位《浮士德》的作者，他們即使不認為他乘車外出僅僅是出去兜風，他們也顯然有著不同的想法。他們圍住了他的馬車，毫不疑心他，真誠而孟浪地要求他給他們的武器祝福，他經過短暫的拒絕後，他同意了，說了幾句親切友好的話——一個多妙的場面，是不是？只是有點兒棘手，有點兒尷尬，因為對它的內情誤解得多麼天真。
我們的大師在波希米亞一直停留到盛夏。接著，那兒也不再安全了，他回來了，不過僅僅住了幾天，當時看來似乎奧地利軍隊正從東南方面向魏瑪挺進，奧古斯特又催他離去；他去了伊爾梅瑙，在那兒停留到九月初。從那時以後，他的確又待在我們中間了，凡是愛他的人一定會說，在我們遭遇到的困難中，他也同樣遇到了夠多的困難。的確，那是張羅宿營最困難的時刻，儘管人們希望他那幢漂亮的住宅能夠受到保護，不被幹擾，卻也不能倖免，被迫變成了招待所：整整一個星期，每天有二十四人就餐。奧地利的軍需部長科洛雷多伯爵也住在他那兒——你一定聽到過這回事吧，因為當時大家對這件事議論紛紛：歌德在他的大禮服上佩帶著榮譽軍團十字勳章走過去迎接這位伯爵——也許是出於奇怪的無意識，也許是故意挑釁，也許是深信像伯爵這樣的人物和他一樣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沒有受到群眾情緒的影響。「呸，見鬼！」科洛雷多十分粗暴地嚷道。「誰還能夠佩帶這種東西？」竟對他說出這種話來！他沒有對軍需部長作聲，可是事後有人聽見他對別人說；「什麼？因為皇帝打了一場敗仗，我就不該再佩戴他的勳章？」——他的老朋友們對他大惑不解，他對他們也有同樣的感覺。那位奧地利人離開後，繼續住進的是一位馮·洪堡，這位部長與歌德在文藝領域裡有著二十年的聯絡，他一向是個老奸巨猾的世界公民，喜歡在國外過活勝過在國內住家，在這方面，甚至勝過我們的詩人。但是，自從一八〇六年以來，他成了一個普魯士人了，像人們所說的，一個優秀的普魯士人，就是說，他不再是其他種人了。是拿破崙造成這種情況，人們必須承認，他已經把德國人改變得很多。他把他們的牛奶——就是說，他們溫順的性格——改變成為沸騰的龍血，他甚至把那位隨和厚道的馮·洪堡變成了一位義憤填膺的愛國者，一位爭取自由的戰士。皇帝改變了我們的思想，使我們恢復自己的面貌，我們究竟應該把它說成是他的功勞，還是他的罪過？對此我不願作出判斷。
當時，那位普魯士部長和我們的大師之間的談話有很多被洩漏出來，在社會上流傳。洪堡處在柏林那種氣氛中，從春天起，就已經期待歌德和席勒的兒子為了德意志的事業也拿起劍來，像那位年輕的克爾納爾那樣。現在，他試圖探聽老朋友的看法和奧古斯特的打算。可是，他發現，這一個被眾人都看作非常偉大、非常光榮的事業，奧古斯特對它卻表現出陰沉沉的冷漠，至於他的父親，甚至憤憤地抗辯，對它表示懷疑。「獲得自由嗎？」他辛酸地詰問。那是一種走向毀滅的自由。治療的藥物甚至比疾病本身還糟。拿破崙被擊敗了嗎？——他還沒有呢，離擊敗他還遠得很。儘管他像一頭被追逐的赤鹿，不過這倒逗他開心，他還可能把獵犬打倒在地呢。好吧，假定他會被打倒——然後會是什麼樣的局面？難道人們真的覺醒過來了？他們是不是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嗎？是啊，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位強大的人物倒下之後會出現什麼情況？俄國的世界霸權代替法國的世界霸權？哥薩克人留在魏瑪？——對他來說，對這位大師來說，他完全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他們的行為難道比法國人好嗎？我們這些朋友乾的放火搶劫的勾當不比敵人幹得差。連我們計程車兵費盡千辛萬苦運送來的物資也被他們搶走了，我們的傷兵在戰場上遭到他們的盟軍的搶劫。這是真情實況，有人卻要寫些感傷的故事粉飾它，美化它。詩人跟政治攪在一起，只會自取滅亡，人們，還有這些詩人，都處在一種令人嫌惡的完全下流的狂熱狀態中。總之，這是一件可怕的事。
一件可怕的事，親愛的夫人，的確如此。糟糕的是，每一天，每時每刻的經歷證明大師的驚恐是有根據的，這使我們的熱情受到了損傷。的確，法國人的退卻和盟軍追逐的結果造成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壞和敲詐勒索。我們的城市駐紮了一位普魯士後備軍上校，一個不折不扣的牛皮大王，外加一位俄國後勤指揮官和一位奧地利後勤指揮官，領導著城裡的那個團。不同國家的軍隊，無論是在這裡駐紮的或是行軍經過的，經常不停地壓迫我們。從被圍困的埃爾富特那兒，傷兵像流水般向我們這裡湧來，重傷員、痢疾和傷寒病人擠滿了我們的野戰醫院，不久，居民們也傳染上了戰爭流行病。在十一月，這個只有六千居民的城市，倒有五百人患了傷寒病。找不到醫生——所有醫生都病倒了。作家約翰內斯·法爾克在一個月內喪失了四個孩子，他的頭髮變白了。不少家庭死得一人不剩。恐怖和害怕傳染的心情把所有活著的人嚇壞了。每天兩次，城裡各處點燃了白瀝青，用煙燻的辦法消毒，可是屍筐和柩車仍繁忙地從事那種慘不忍睹的活動。很多人自殺，他們由於受不了飢餓，走上了絕路。
這就是事物的外貌，如果你要的話，這就是現實。如果你不能超越這種現實，而把祖國和自由的理想放在首位，那你是處在一個悲慘的境地。然而很多人能夠這樣做，帶頭的是盧登教授和帕索教授；奧蒂麗跟他們站在一起。我們的詩壇泰斗不願參加或不能參加，這使我們最感到苦惱，也許最感到痛心。我們從他兒子那裡得到的訊息已經太明顯了——他，當然囉，完完全全是他父親的應聲蟲。這種對父親的觀點像孩子似的亦步亦趨，雖然有它感人之處，卻總覺得有點兒不很自然，它使我們心頭沉重，超過了他那些話本身所給予我們的痛苦。奧蒂麗聽到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低下了頭顱，僅僅有一兩次抬頭對他瞥上一眼，淚水在她蔚藍色的眼珠旁閃動。他用尖銳刺耳的聲音，把他生身父親對馮·洪堡以及對其他人說過的有關時代悲哀和謬誤的那些話重複一遍，彷彿完全是他自己的見解。還談論到它們的荒謬和可笑。這些見解是對的，誰要是想深入瞭解一下，就能夠看到這些興奮得發狂的人的一舉一動存在著荒謬可笑之處，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那種激情使他們情緒高漲，然而也使他們神智衰退。在柏林，菲希特、施萊爾馬赫，還有伊夫蘭，他們把自己武裝到牙齒，走起路來寶劍在鋪石路面上鏗鏘地作響。我們著名的戲劇家馮·科策比先生要想組織一支娘子軍，如果他真的組織成功，我毫不懷疑奧蒂麗會自動要求參加，她甚至可能動員我參加，儘管在我現在冷靜的頭腦中想來這種主意是多麼瘋狂。不消說，這個時期不是一個鑑賞力很好的時期，凡是很看重鑑賞力的人，凡是很看重文化、深思熟慮、重視紀律或自我批評的人，並不能從中得到什麼收穫。當然，他們也不能從那發狂的時期裡寫的詩中得到什麼教益。今天我們甚至覺得這些詩令人厭惡，雖然當時它們曾經使我們流出激動的淚水。那時候，所有的人都寫詩，大家都陶醉在啟示性的預言般的詩海中，沉浸在仇恨和報復的血淋淋的狂想中。一位教士寫了一首諷刺詩，描寫拿破崙大軍在俄羅斯的毀滅，無論從總的內容或從各個細節上來看，都很下流，不成體統。親愛的夫人，歡欣鼓舞是美好的，但是一味地熱情奔放並不能使人保持清醒，當那歷史性的時刻放任他們盡情發洩邪惡的激情，歇斯底里的小市民們在敵人的鮮血中縱情歡樂時，那景象叫人看來感到痛苦。我必須承認：當時在這塊土地上氾濫著瘋狂的蹩腳詩人，他們不久前還對那個人表示敬畏，向他頂禮膜拜，現在這些滿口狂言的人卻對他惡言誹謗，肆意侮辱，事情已超出了玩笑，超出了理智和禮儀習俗。更糟的是，這些詩往往不是專門針對他作為暴君的一面，而更多的是針對他作為暴發戶，作為人民和革命之子新時代先驅的一面。這些充滿仇恨的詩歌，文筆既蹩腳，內容又惡毒得可恥，說什麼「裁縫師傅尼古拉」，連我的奧蒂麗也為它們感到難堪。她沒有說什麼，但我看得出來。所以，我們德意志文化的帝王，那位《伊菲格尼》的作者，怎能不為他的人民的精神狀態感到沮喪？「如果事情不是聽上去像是呂祖的狂熱的狩獵，沒有人會聽它的，」他悲嘆道。——我們是從他兒子的嘴裡聽到這種怨言的。這些話傷了我們的心；不過，我們也許應該理解，這種譴責不僅是針對那些嗜血如命的打油詩人，也同樣是針對那些爭取自由的天才歌手克萊斯特和阿恩特。他譴責他們作出一個很壞的榜樣。從他的英雄的垮臺中，他只預見到混亂和野蠻統治。
您看，我是在試圖為這位偉大人物辯護——不管對我來說看上去多麼奇怪——原諒他那種冷漠的超然態度。我樂意這樣做，因為我知道，他在思想上的孤立一定使他非常痛苦，作為文學巨匠，他與大眾之間的看法是有隔閡的，經典與通俗之間總有一定距離，他對此早已習慣了。不過，有一點我永遠不能原諒他，就是他在那時候對他的兒子所起的作用，他對那個已經陰暗的心靈造成非常嚴重、非常苦惱的後果——此外又影響到奧蒂麗的愛情。
在那既偉大又可怕的年份的十一月底，大公仿效普魯士的模式，發出號召，成立志願軍。實際上，這是迫於公眾的要求，特別是迫於耶拿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們的戰鬥願望，他們全都熱血沸騰地要扛起步槍。他們有著一位熱情的代言人，就是大公殿下的心上人，那位美麗的馮·海根多夫夫人，也就是那位雅格曼。大公的其他顧問都反對這件事，福格特部長認為最好把青年學生的火焰撲滅，這才是明智，他說，讓受過教育的人踏上戰場，既沒有必要，也沒有這種要求：莊稼小夥子也能夠幹這種事情，而且幹得更出色。學生中最最迫切要求參加的，恰恰是耶拿大學中那些最有天賦、最有學術前途的學生，不該讓他們去。
這也是我們大師的觀點。我們聽見他非常反感地談起志願軍問題，他說過的那些反對那位宮廷寵兒的話，我根本不可能在您面前把它重複一遍。他說，他對職業軍人懷著極大的敬意，至於那種志願軍人，他們自管自打幾場小仗，不依照規矩，這是狂妄和胡鬧。春天，他曾經在德累斯頓，住在克爾納爾家裡，這家的小兒子跟那些呂祖分子一起騎馬出征去了——沒有得到選帝侯的允許，當然更沒有獲得他的批准，而這位選帝侯仍真誠地效忠於那位皇帝。這在歌德看來是十足的叛逆行為，業餘軍人的這種完全自作主張的活動是一種錯誤行為，只會給政府當局增添麻煩。
這位偉大人物就是這樣說的。他對正規軍和志願軍之間的區別的說法有點兒矯揉造作，也許是一種遁詞，因為他的心並不放在祖國的事業上。不過，有一點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看法完全正確，就是關於志願軍的看法。——的確，他們的訓練是膚淺的，他們沒有什麼成就，實際上是多餘的。他們的軍官是不合格的，開小差的人很多，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他們甚至沒有上戰場。當戰爭在法國取得勝利後，大公把這些年輕人遣送回家，還給他們寫了一封感謝信，這只是照顧到人民大眾的情緒，人們對他們的戰鬥豪情充溢著詩一般的憧憬。去年，在滑鐵盧戰役之前，沒有再把他們召集起來。不過，這僅僅是暫時的。在這件事情上，我們的詩人既缺乏熱情，也看得很清楚，他很冷靜。當然，他是從一開始就反對志願軍這類事物的，他在那位海根多夫夫人的背後譴責她行為放蕩，跟士兵們嬉耍鬼混——他那些刻毒的措詞，我禁不住要想脫口說出幾句。不過，最主要的，因為在他內心深處根本反對這場爭取自由的戰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激動——我說起這一點時總是感到很苦惱。
夠了，至高無上的號召發出了，徵募開始了，召集了五十七名騎兵和九十七名步兵，徵募到的騎兵，包括我們青年社交界的全體人士：宮廷侍從馮·格羅斯、宮廷管事澤巴赫、貴族馮·黑爾多夫、馮·赫澤勒、縣長埃格洛夫施泰因、宮廷侍從馮·波澤克，還有副縣長格斯多夫——一句話，所有的人都參加了。這是時髦的行為，也是必要的舉動，就是說，愛國的義務是受到社會讚美的必不可少的形式，是美好的，偉大的。奧古斯特·馮·歌德不可能不參加——這不是個人見解問題，而是關係到榮譽和風度，他應募入伍了，雖然比較晚了些，沒有取得父親的同意，作為第十五名步兵狙擊手。他參加以後，馬上出現了一個火爆的場面，我們聽說做父親的責備他採取這個步驟，罵他意志薄弱，忘了做兒子的責任，由於惱怒，足足有好幾天不對這可憐蟲說一句話，其實這位兒子的參軍根本不是出於愛國熱情。
事實上，歌德身邊缺少了兒子，確實會感到很困難，在他看來，沒有比這種情況更不方便了。自從裡默爾離開這個家庭和烏爾裡希結婚後（這也跟奧古斯特有關，他對待那位敏感的人物太粗魯，叫人沒法原諒），來了另一位名叫約翰的擔任詩人的秘書，這個人不很能幹，歌德有書寫上的工作以及成百件其他事務要料理，的確非常需要他的兒子。同樣確切的是，一想到要缺少了他，使歌德激動得失去常態。當然，這種失去常態與他敵視志願軍的觀念有關，或者，是把它作為一個藉口，另有更深一層的原因，他無論如何不願讓奧古斯特上戰場，從那一刻起，他集中全力設法阻止。他向國務大臣馮·福格特求援，甚至向大公殿下本人申請。他寫的那些信件，我們從奧古斯特那兒知道它們的內容，那簡直像是「塔索」式的文筆，那些絕望的言過其實的字句表現了他另一個自我的誇張。他寫道：失去了兒子，被迫讓一個陌生人參預他機密的通訊、他的創作、他所有的私人事務，這會使他的處境無法忍受，也會使他的存在成為不可能。這種話是過分誇大，不過，他把自己的存在作為砝碼投進天平的盤子裡，這樣沉重的砝碼會把盤子深深地壓下去的，會使另一個盤子裡的任何東西只能顯得無足輕重，國務大臣和大公迅速地滿足了他的願望。並不是把奧古斯特的名字真正從志願軍的花名冊上除去，他們不願使他丟臉，而是由國務大臣建議，大公殿下批准，採取這樣一個辦法：這位年輕公子先隨同宮廷顧問呂爾曼到盟軍司令部所在地法蘭克福，那兒正在商談軍事給養費用問題，然後，擔任志願軍名義上的統帥卡爾·弗里德里希儲君的副官，這個副官也同樣是名義上的，於是他可以留在他父親的身邊，隨時為他父親效力。奧古斯特樂意服從這個安排，不是沒有遭到別人的蔑視，有人對著他撇撇嘴，作出了怪相。
事情就是這樣安排的，真遺憾，發生了這樣的事！新年的時候，奧古斯特到法蘭克福去了，僅僅是為了不在那天——一八一四年一月底——留在魏瑪，因為他那些有身份的戰友（那些步兵和騎兵狙擊手）那天在城內教堂裡舉行宣誓儀式，他們出發到佛蘭德去一個星期以後，他才回來向儲君報到，就任他的副官。跟這位儲君一樣，他穿上了狙擊手的制服，而他的父親把它稱之為「聽從了號角聲」。「我的兒子聽從了號角聲」，他宣稱。彷彿一切都順理成章，美好極了。唉，可惜並非如此。人們普遍對這位留在家裡的二十四歲的年輕人聳聳肩頭，表示蔑視，大家都指責這樣一位父親，他不僅自己絲毫不參預德國人民的新的愛國生活，甚至還強迫自己的兒子遠離這種生活。和他的夥伴們相比，和那些在戰場上面對著危險的應募者們相比，他的處境從一開始就顯而易見是不妙的。在他們回來以後，他們肯定是他在官場上和社交場上的同伴，他和他們之間難道還可能存在良好的關係嗎？他們會尊敬他、願意給予他夥伴情誼嗎？譴責怯懦的氣氛已在空氣中瀰漫。我不由得想起另一個令人感觸的情況來，對於一個完全相同的行為，有的人為此受到懲罰，而另一個人卻受到縱容，深刻地顯露了生活的不公平。我知道人類的性格千差萬別，從深沉的個人原因出發，決定了我們對道德問題的判斷和審美觀。同樣一件事，如果發生在某一個人身上，可能是錯了，換了另一個人，卻是合情合理；有些事情在這個人似乎是痛苦的反常行為，在另一個人卻是允許的，認為完全合適，理所當然。尊敬的夫人，我有一個哥哥，名叫阿圖爾，他是一個年輕學者，一個哲學家，不是由於家庭傳統，因為他本來打算成為一個商人，後來才從事這項事業。我曾向您透露，他曾經在帕索博士的希臘文課堂上學習過。沒有疑問，他有一個聰明的腦袋，不過，他對世界和人類的評價有點兒尖銳——我知道，人們預言他將有著一個偉大的前途，其中有一個人預言他的未來最最輝煌燦爛，這個人就是他自己。可是情況怎麼樣呢？我的哥哥也屬於這一代人：他們拋下自己的學業，投身到為祖國的鬥爭中去，卻沒有一個人建議要他這樣做，也沒有一個人想到這回事，唯一的原因是，阿圖爾·叔本華本人沒有想到過參軍，它從來沒有進入他的頭腦。他為志願軍的裝備提供金錢，卻沒有想到參加他們的行列，他認為，這類活動理所當然地應該讓那些被他稱為「自然界的現成製品」那樣的人去幹。對此沒有人感到驚訝。人們用一種完全沉著的姿態容忍他的言行，這等於是贊成他。從這件事情上，我更清楚地看到：在道德方面和審美方面合乎我們心意的，我們真正贊同的，是和諧，是諧調。
同樣的事例發生在奧古斯特身上卻完全不同，人們沒完沒了地醜化他，皺起鼻子瞧不起他。我的耳畔至今還響著那位可愛的馮·施泰因夫人的聲音：「歌德不願讓他的兒子跟志願軍一起去！你對此說什麼呢？有身份的年輕人中只有他一個人留在家裡！」——我還聽見馮·席勒夫人說：「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會使我阻止我的卡爾出發，絕對不會！那會毀了他的一生，連他的性格都會給毀了，——這小夥子會變得鬱鬱寡歡。」——鬱鬱寡歡！——我們可憐的朋友不就是這樣嗎？的確，他一向是這樣。不過，從這不幸的時刻起，他那可憐的靈魂已日益加深地蒙上了烏雲，他的苦惱可以從他的不良嗜好上顯示出來，他的天性已使他染上這些嗜好：過度的酗酒，還有，（我怕褻瀆了您的耳朵！）同壞女人交往。他在這方面的需要總是很強烈，一個神志清醒的人禁不住會產生疑問，這些嗜好怎麼與鬱鬱寡歡調和起來呢？它們甚至給他對奧蒂麗的愛情投上了陰影。要是您問我的話，我真不願說我的感觸是多麼深，我覺得，他是在這些放蕩行為中試圖證明，他被社會所懷疑的男子漢氣概在另一個不太高尚的領域裡仍有著它的價值。
當我談到這一切時，我可以說，我的感情非常錯綜複雜。關於奧古斯特，憐憫和憎惡在我的心中搏鬥著。當然，我對他那位偉大的父親懷著崇敬的心情，不過，正像很多人那樣，混雜著另一種心情，不贊成他那種不合時宜的舉動：禁止他非常馴服的兒子追隨時代的偉大潮流。即使如此，我私下懷抱一個希望，但願奧古斯特的可恥的行徑，他的搖搖欲墜的聲譽以及全城皆知的放蕩行為，會使我的小心肝疏遠他，也許奧蒂麗終於會中斷與這一個年輕人的關係，可以使我對這種不合適的危險的關係懷有的憂慮心情能夠得到解脫，他的行為同她最神聖的信念是如此背道而馳，這時候同他交往只會帶來不太好的名聲。最尊敬的夫人，我這個希望落空了。奧蒂麗這位愛國者，海因克·費迪南德的敬慕者，她沒有放棄奧古斯特，她堅決保持與他的友誼，她原諒他，她利用每一個機會在社會上為他辯護。當人們一再說他的壞話時，她或者拒絕相信，或者以一種深情的憂鬱神色，一種著魔的神色，豁達大度地為他辯解，我想，這位可愛的人兒認為自己應該擔起責任來，做他的救世主。「雅德蕾，」她會說，「相信我吧，他無論如何不是個壞人，不管人們怎樣無所顧忌地說他的壞話。我瞧不起他們，我要他知道怎樣更好地回敬他們的蔑視，這樣，他就不給他們提供什麼材料施展他們惡毒的舌頭了。在那些冷漠虛偽的人物與一個孤獨的靈魂之間的衝突中，你始終會發現你的奧蒂麗是站在那個孤獨的靈魂一邊的。誰能夠懷疑這樣一位父親的兒子心靈中隱藏著的高尚的品質？而且，他也愛我的呀！雅德蕾，我欠著他一筆愛情債。認識費迪南德使我感受到巨大的歡樂——我們的巨大的歡樂。我繼續在我的記憶中享受這個歡樂，然而我不能不把它算作是我欠奧古斯特的一筆債，我必須償還這筆債，他的憂鬱的目光告誡著我。是的，我對他是有罪的！也許那些使我聽了發抖的誹謗他的話都是真的——那麼，難道不正是由於我的緣故感到絕望，他才做出那些舉動來嗎？因為，雅德蕾，在他信任我的那段時期裡，他確實不是這樣的啊！」
她不止一次地向我訴說這樣的話，我心中充滿著矛盾。看到她不能擺脫這個不幸的人，看到她由於他偉大的父親的願望而永遠獻身給他，就好像有一支釣鉤紮在她的心上，使我發愁。然而，她的話使我得到了一些安慰，消除了其他一些疑慮。她的普魯士理想，她的戰鬥的愛國主義的觀念，使我有時候感到擔心，在她優美嬌弱的身體裡，是不是蘊藏著一個粗魯野蠻的靈魂，可是現在她對待奧古斯特的態度，還有，由於她對我們的海因克的英俊質樸的英雄形象表示傾心而感到內疚，這一切，都讓我認識到她優美高貴的品質，認識到她溫柔體貼的心靈，我更衷心地愛她了，同時，也加倍地為她擔心。
一八一四年五月，奧古斯特的災難達到了頂峰。軍事行動結束了，巴黎被佔領了，魏瑪的志願軍在這個月的二十一日回來了，論功行賞，他們其實不該贏得祖國的最高榮譽，但當他們回到魏瑪時，仍被戴上了榮譽的桂冠。我一直害怕這個時刻，結果證明這個時刻的確使人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出征歸來的先生們毫不踟躕地對留在家裡的夥伴們盡情嘲笑，使用了最刻毒的詞彙。這種情況再一次證實了我的懷疑主義的信念，我對於指導人們行動的感情因素不抱敬意，因為人們的行為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志，而是根據外界的情況而行動，而且受到一定的陳腐習俗的支配。當情況允許的時候，就表現得殘酷無情——愈殘酷愈好！他們毫不遲疑地徹底利用被允許的機會，盡情肆虐，這樣，我們能夠明確地說：人類多半隻是在等待時機，等待外界的環境放縱他們的野蠻狂暴，容許他們放縱自己心頭的慾念，施行暴虐行為。——奧古斯特太天真了，或者他是存心對抗，竟然穿著志願軍狙擊手的制服去迎接他的夥伴們。當然，作為部隊名譽統帥儲君殿下的副官，他完全有權利穿戴它。不過，人們也能夠明白，他這是對戰士們的挑釁，是和他們的嘲弄和侮辱相對抗。特奧多爾·克爾納克曾寫過如下的詩句，這不是沒有原因的：
「呸，這種爬在桌子底下的小子，
在佞臣和女僕的背後躲藏，
不過是個無恥的可憐的侏儒。」
這些詩句太妙了，被人高聲地引用著。特別是一位名叫馮·韋特恩·維埃的騎兵上尉，他絲毫不放過這天賜良機，施展他那糟蹋人的本領。他含沙射影地指出奧古斯特的出身和血統，他說，這些因素足以說明奧古斯特的怯懦和缺乏勇武氣概的行為。馮·歌德先生要不是被人緊緊抱住，可能已經拿著從未使用過的寶劍摔倒在對方身上了。在嚴酷的情況下，提出決鬥是這樣一種場合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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