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索爾仁尼琴的民族主義並非完美無缺，但其中的缺陷由於其創作中蘊涵的崇高道德元素而被淡化了。掌權者腐化墮落，於是索爾仁尼琴像斯拉夫派一樣，用無形且「純正的」民眾力量來對抗公然強取豪奪的當局者。在自己的懺悔裡，索爾仁尼琴同樣是激烈的，這絲毫也不亞於同論敵的鬥爭，他也不否認自己因描寫古拉格群島從而引起了「眾怒」，在這一點上他是有責任的。此外，他為俄羅斯的勝利也曾灑下熱淚：波爾塔瓦戰役的勝利使俄國得以向南擴充套件……k.c.阿克薩科夫曾說過：「俄羅斯歷史具有世界懺悔的意義」。

索爾仁尼琴的歷史觀也近似於斯拉夫派。黑格爾說過，急劇的變化只會發生在表面，而真正的歷史令人費解、確定無疑且深藏不露。之所以令人費解，就像民粹派的信徒米哈伊洛夫斯基所說，是因為推動歷史的是「有思想的人」的意願。確定無疑是應為它是有機的，與生活中的其他層面密切相關（如生物層面、經濟層面和精神層面）。深藏不露是因為它自身就是聯結人類與上帝的神秘中介。如復活節期間吟唱的祭禱歌中宣告的那樣，當最後的令人逾越的光亮蒞臨人間，那時就會見證全民族的統一。在索爾仁尼琴身上，可以清晰地發現神人的觀點，這一點是索洛維約夫本人在生命終結時放棄的觀點。做一個俄羅斯人——就意味著時刻準備著基督的降臨。索爾仁尼琴無法避免俄羅斯思想中存在已久的不足，即對民眾的頂禮膜拜，愈是詆譭、玷汙俄羅斯民族，它就越神聖。

《一九一四年八月》中的一個人物曾說過：「您思考問題很開闊……而我只侷限於俄國。」這個俄國是當下的俄國，即過去與未來、善與惡博弈的場所。索爾仁尼琴本能地感到了這一點——而且，他的這種感覺可以說包羅永珍。他的俄國既包括劊子手，也包括受難者，既包括人，也包括動物。這個俄國還記得那些集中營裡的勞改犯，它敏銳地傾聽著倖存者們的傾訴，彷彿又聽到了「運送古拉格群島赤貧犯人車廂」裡的喧譁聲和嘈雜聲；艾裡克·阿爾維德·安德森突然明白了俄國，他緊貼著車廂的隔板，而另外一側，僅僅三公分之隔，是一個他看不到的年輕俄羅斯姑娘，她向他悄悄地講述了俄國的秘密：「通過這位不可見的（而且可能是，而且當然一定是很美麗的）姑娘，他這才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俄羅斯。俄羅斯的聲音整整一夜向他講述著真情。一個人對一個國家的初次瞭解，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在早晨他還將透過車窗看到俄羅斯的暗黑的草房頂——並將聽到一位隱身的講解員的悽切的低語。）」（《古拉格群島》，第二部第一章）看不見的面容，非人工創造出來的形象，遺落在塵世間的天堂美景，人們已然尋覓了一千年，但卻無法在地球上找到它——所有這一切就是俄羅斯。看到這一切就意味著——做一個俄羅斯人……

И3teлeиhtepвьюkоmпahииcи-6и-эc（17июhя1974）//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89.

И3пиcьmapичapдyГpehьeоt15июля1985г.（《yгодило3ephышkо》，гл.12）.

「‘在滿洲，有一箇中國老頭為我卜過卦。’—‘他怎麼說的？’—雅羅斯拉夫深情地望著上校插言道。—‘他預測說，在那次戰爭（指日俄戰爭）我死不了，不管再經過幾次戰爭，我都死不了。但在我六十九歲的時候依舊要死於戰爭。對於一個職業軍人來說，難道不是一個幸運的語言嗎？’」（《1914年8月》，第二部，第五十五章）

在《1914年8月》裡的82章中，有65章沒有寫到首都，情節主要發生在庫班、頓河畔羅斯托夫、俄羅斯南部哥薩克聚居區、俄羅斯中部的村莊以及前線。在《1916年10月》裡的74章中，有30章沒有寫到首都；在《1917年3月》裡的655章中，有16章；最後在《1918年4月》中的186章裡，沒有寫到首都的僅有38章。

俄羅斯民間故事中一個骨瘦如柴的老人，據說他有錢、兇狠，又有長生秘方。——譯者注

是在西元33年，猶太曆尼撒月十四日，即耶穌受難前的逾越節晚餐上，耶穌遣走加略人猶大後和11個門徒使用的一個葡萄酒杯。相傳如果能找到這個聖盃，喝下其盛過的水就將返老還童、死而復生並且獲得新生。——譯者注

應當指出的是，儘管索爾仁尼琴感覺自己像是被囚禁在蘇黎世，然而在蘇黎世的山上他依然能夠欣賞這種「帶有某種淨化心靈和使思想明瞭」的遼闊景象。

柱廳：古希臘、羅馬及中世紀式的長方形大廳，內有兩長排大柱子，多用作交易場或審判廳，後來為基督教教堂建築的主要風格之一。

以西結，西元前7世紀的古猶太人先知，舊約《以西結書》的作者。

分裂運動：17世紀大牧首尼康在宗教禮儀方面進行的一些改革所引起的分裂運動。衝突雙方分別為以尼康為首的改革派和以大司祭阿瓦庫姆為首的舊禮儀派。——譯者注

pascalp.avvakumetlesdйbutsduraskol.paris，1938.

反儀式派：18世紀下半葉出現在俄國的一支反對正教儀式和教條的宗教派別。——譯者注

俄勒岡：美國的一個州。——譯者注

薩拉凡：俄羅斯婦女民族服裝，套在襯衣外面的無袖寬鬆長衫。——譯者注

1975年2月，索爾仁尼琴決定，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紅輪》前三卷中「有關列寧」的章節，這樣也可以推動《紅輪》的最後收尾工作。全書共計十一章，其中有十章與1916年至1917年初列寧在蘇黎世有關，這一內容也確定了書的名稱。第一卷中唯一的有關列寧的一章寫於1970年，但這一內容卻沒有在1971年發行的第一版中出現。《1916年10月》中有關列寧的七章和《1917年3月》中的三章是在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俄國後寫的。

katkовГ.m.Фeвpaльckaяpeволюция.пapиж，1984.

本書作者聆聽過卡特科夫在牛津大學的講座，很難同意作家的這種說法。作為布倫坦諾學會的秘書兼牛津大學的教師，他的影響非常大。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組織。——譯者注

我想起了他在1968年牛津做的那場關於斯德哥爾摩歷史學家大會的演講，非常精彩，充滿了幽默感；在卡特科夫發言後，蘇聯代表團所有成員都不約而同地走出大廳，無法忍受類似的「褻瀆神聖言行」的行為……

scharlauw.，zemanz.freibeuterderrevolution，parvus-helphand；einepolitischebiographie.kцln，1964.

尼古拉·謝苗諾維奇·齊赫澤（hиkолaйcemehовичЧхeид3e，1864—1926），孟什維克中間派。——譯者注

亞歷山大·費奧多羅維奇·克倫斯基（kepehckийАлekcahдpФeдоpович，1881—1970），俄國社會革命黨人。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後，任利沃夫臨時政府司法和軍事部長。利沃夫垮臺後出任總理。拒絕讓俄國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國內經濟又陷入困境。十月革命中布林什維克推翻了他的政府。——譯者注

巴威爾·尼古拉耶維奇·米留可夫（mилюkовПaвeлhиkолaeвич，1859—1943），俄國立憲民主黨領袖，臨時政府外交部長。歷史學家和政論家。——譯者注

梅利古諾夫c.П.（1879/80—1956），俄國曆史學家、資產階級自由傾向的政論家。——譯者注

馬克拉柯夫В.А.（1869—1957），俄國立憲民主黨領導人之一、律師。——譯者注

瓦連廷諾夫·尼（原姓名hиkолaйВлaдилaвовичВольckий，1879—1964），俄國政論家、唯心主義哲學家。——譯者注

鄧尼金А.И.（1872—1947），國內戰爭時期反革命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中將。——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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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對他的同情，索爾仁尼琴用正式的「定製車廂」取代「斯托雷平車廂」。

paдиоиhtepвьюkоmпahииБи-6и-cи（фeвpaль1979）//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488.

正像前文說過的，這讓讀者不由得想到了《卡拉馬佐夫兄弟》及其主人公們有關上帝的那場爭論。此外，這一情景也表明索爾仁尼琴對基督教的分支如浸禮派和分裂派的好感。

日本江戶前期（1622—1685）的儒學學者，主張恢復武士道精神。

teлeиhtepвьюяпоhckойkоmпahииnet-tokyo（5mapta1976）//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369.

依索爾仁尼琴看來，維特和其他「自由派」們強迫俄國的君主與西方進行合作，這一點違背了自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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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發現，在薩皮耶特·亞尼斯對索爾仁尼琴的採訪中，作家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波別多諾採夫說過的話，後者曾提出過媒體在民主國家中擁有巨大的權利。

Фe∂оtовГ.П.tpaгeдияиhteллигehции//Вepctы.№2.1929.

在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只有麥利尼科夫—佩切爾斯基和列斯科夫關注過他們，而且也僅僅停留在表面的描寫。

Бep∂яeвh.А.Иctоkииcmыcлpycckогоkоmmyhи3ma.Пapиж，1955.c.12.

在《古拉格群島》第二部中，索爾仁尼琴列舉了在革命和斯大林大清洗中含冤死去的犧牲者具體資料，多達六千六百萬人。這一數字源於庫爾加諾夫的研究：在對人口「黑洞」進行細緻研究後，他得出的結論是，在1917至1959年期間，蘇聯損失了一億一千零七十萬人口，他認為，其中在政治大清洗中犧牲的人多達一半以上。

列寧在齊美爾瓦爾德會議（1915，瑞士齊美爾瓦爾德）上組織的革命社會主義者的國際聯盟。——譯者注

對於那些認為他在《紅輪》中表露出了某種不自覺的反猶思想的指責，作家堅決予以回擊：「在《紅輪》這部長篇鉅著中，我展現了一段歷史的悲劇，即俄羅斯在失去理智的情況下毀掉了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可有人卻把‘反猶’的標籤硬貼在我的臉上，似乎把這個思想當成了打人的棍棒」（《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十一章）。

比如，1978年《時代與我們》雜誌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與作家的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進行了激烈的論戰；而另一篇文章則對費奧多爾·阿勃拉摩夫的創作給予了極低的評價。

《一九一四年八月》出版後，有人甚至荒謬地指責索爾仁尼琴是一個「反戰失敗主義者」，說他似乎站在了親德國的反民族的立場上。

cоловьeвВ.c.cлaвяhофильctвоиeговыpождehиe//cоловьeвВ.c.cочиhehия：В2t.t.1.m.，1989.c.438.

這首詩是對k.c.阿克薩科夫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