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我的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即描寫俄國革命的歷史。自1936年起，這項工作已有40年了。但我總是被一些別的事情打攪，分心。」索爾仁尼琴認為，俄羅斯革命的歷史就像《古拉格群島》一樣重要，更何況，沒有這場革命，就不會有古拉格。像西敘福斯一樣，索爾仁尼琴搬走了第一塊石頭後，就開始搬第二塊石頭，它要比前面的那塊石頭重好幾倍，那就是講述真實的俄國革命。他年復一年地創作這部史詩性鉅著，在這部作品裡，真實的且唯一的主人公就是俄羅斯，這是飽經創痛，因自己的過失和瘋狂幾乎從地球上消失了的那個俄羅斯。「我筆下的《紅輪》是一部悲劇史，它敘述了俄羅斯人在瘋狂的狀態下親手毀掉了自己的過去和未來。」當在《古拉格群島》中思考弗拉索夫將軍的命運時，索爾仁尼琴注意到了一點，即做一個俄羅斯人就意味著等待他的將是一個最壞的命運。他最初構想這部史詩有十四或者二十卷，但1991年在結束第四「卷」第二部《1917年4月》後，他就停筆了。
1991年巴黎出版的作家文集的最後一卷裡收入了史詩的整個寫作計劃，從中可以看出，甚至是在制定個別「卷」的寫作方案時詳細程度也有很大的區別。第一場是《革命》：1—3「卷」，從1914年8月到1917年3月。第二場將叫作《民權》：4—7「卷」，可只寫出了第4「卷」《1917年4月》，寫到了1917年5月上旬的事件。其他各卷相應地被命名為《1917年6—7月》，《1917年8月》和《1917年9月》。按照索爾仁尼琴的設想，這些卷裡面的故事都將發生在「以斧頭為標誌」的時期（這是1862年匿名傳單《讓我們召喚羅斯使用暴力》的作者們鼓吹的對老百姓進行鎮壓的主要工具）。索爾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話：「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革命，流血的、百折不撓的革命……我們不僅要追隨1848年的那些可憐的革命者，而且還要比1892年那些偉大的恐怖分子更徹底，如果為了推翻當前的制度要比90年代雅各賓派激進分子還要多流兩倍的血，我們也毫不膽怯……我們對……俄羅斯燦爛的未來……充滿信心，俄國有幸成為實現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第一個國家，我們將發出一致的吶喊聲：‘讓我們使用暴力吧！’」由此可見，「民權」（hapодопpaвctво）將通過民族狂熱主義得以實現。這裡作者使用的是「民權」一詞絕非偶然，它要比中世紀的諾夫哥羅德和普斯科夫為共和制而使用的「人民政權」（hapодовлactиe）一詞更無情、更殘酷。
第三場稱作《政變》。這裡，再次選擇了一個非中性的詞語：「政變」（пepeвоpоt），是政權的急劇更迭。這一場的六「卷」書應涵蓋從1917年10月到1918年9月的全部歷史。第四場《我們互相殘殺》將主要講述從1918年11月到1920年1月的國內戰爭。第五場和最後一場（像經典悲劇一樣）《前途無望》寫的是從1920年10月到1922年春天的俄國曆史，小說將以坦波夫地區的農民起義結束（小說的主人公普魯日尼科夫將參加此次起義）。小說同樣還有五個尾聲，它們原本會寫在1928年、1931年、1937年、1941年和1945年發生的那段歷史。
綜上所述，按照作者安排的時間順序，小說最終結束應該是在1922年或者1945年（按照一位中國老頭給沃羅騰採夫算的卦，這是他去世的時間）。作者在史詩中細緻刻畫了成百上千的人物。但索爾仁尼琴並非僅僅在講述，他的作品包含有教育意義的成分。那些概述性的章節被一些報刊評述（像多斯·帕索斯那樣）或者各種思考（像托爾斯泰）所取代，而且它們全部都包含說教的功用。就像《上尉的女兒》裡那樣，民歌和正式歌曲的片段時常出現在文本中。在這裡，我們還可以看到與僑民作家馬爾克·阿爾達諾夫的歷史長篇小說有許多共同之處或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對比。比如，在他關於列寧的小說《自殺》中既有內心獨白，也有場景的快速轉換和「拼接」，故事情節還經常在帝國和僑民圈中不斷切換。《紅輪》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非首都性」。當然，情節很多是在莫斯科，更多是在彼得格勒展開，但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作家對其他地區，對俄羅斯外省，對庫班和坦波夫等地的嚮往。然而，二月革命仍舊是彼得格勒的革命；而且有關首都的章節從這一卷到那一卷越來越多。甚至可以說，這違背了作家的願望。薩尼亞·拉熱尼琴熱愛新的、南方的俄羅斯，她勤勞、遼闊、草場眾多，這是帶有濃厚的青草味和酷熱氣息的俄羅斯。「但是這幾年來，自從薩尼亞熟悉了那個地道的、佈滿森林的真正的俄羅斯，也就是沃羅涅日這邊以後，他就對兩邊都眷念起來了。」索爾仁尼琴的一個遠祖就來自沃羅涅日附近的村鎮，被彼得大帝強迫搬離家鄉，他就定居在庫馬河右岸荒無人煙的草原上，這裡是俄羅斯偏遠的西部邊境，在這裡每個人都遠離他人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因為這裡地域遼闊。這塊草原上的俄羅斯，這塊獨立勤勞的「暴動者」的沃土，成了索爾仁尼琴作品的搖籃。
這些地方，這些哥薩克的居住地同樣也是《靜靜的頓河》的故事發生地。索爾仁尼琴非常喜歡這部史詩，他自己寫的史詩和它成了「鄰居」。但是，他指責肖洛霍夫造假，他認為《靜靜頓河》的作者是哥薩克克留科夫（在《1916年10月》中他化身為科維尼奧夫，他與瓦爾索諾菲耶夫一起在揭示該卷思想內容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索爾仁尼琴的俄羅斯是讓他感到親切的南方、西部前線和西伯利亞。對他而言，俄羅斯的中部腹地是這個民族的神秘發源地，這是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一直憧憬的地方，也是《瑪特廖娜的家》裡的講述者懷著孩子般的崇敬之情為自己發現的那個地方，俄羅斯的中部地區有著寧靜的自然風光，那裡的教堂聳立於上崗，矗立在小丘，如同身著「白色和紅色衣衫的公主」，「高居於平庸和粗糙的日常生活之上」。但這個俄羅斯民族的發源地卻是一個被玷汙的王國：教堂變成了木材廠，鍍金的鐘樓被洗劫一空。她謙遜的美麗竟被忽視了上千年，她被人任意踐踏。在《袖珍散文》裡，作家歌頌了這位俄羅斯母親，就像勇士歌中被讚頌的那個消失於水下的基捷日城一樣：「若能永遠在這裡住下該多好啊……在這裡，心靈，宛若顫慄的空氣，會在天水之間潺潺流動，還會有純潔、深邃的思想汩汩流淌。」（《塞格登湖》）但是湖卻被「兇惡的公爵，斜眼的惡魔」佔領了，被這位當地的要人及這位「惡魔的狗崽子們」佔領了。這直接取材於俄羅斯童話中囚禁了皇太子伊萬的科謝伊·別斯梅爾的故事，但它也同樣是古老的斯拉夫神話題材，亦即被蛇形怪物虜獲的俄羅斯。象徵派作家甚至包括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等作品都涉及到了這一題材。這個中部的、森林密集的俄羅斯腹地（在《第一圈》中化身為阿格尼婭這一形象）原來卻是難以企及的，她既是俘虜又是一個神話。她暗藏在索爾仁尼琴的所有創作中，對他來說，她就是支柱：她是原始森林，她是永遠不會成為事件場所的那個神秘的俄羅斯。
就這樣，尋找真理、追尋聖盃獲得了明確的含義：這就是對俄羅斯的尋覓。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這種探尋還不是很明顯；而《瑪特廖娜的家》裡面的探尋更多帶有民族學性質；《第一圈》中則屬於道德和哲學方面的探索。但在《1914年8月》中，它就成了核心主題。之後在索爾仁尼琴幾乎所有的採訪和演講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追尋（多得都讓人生厭了）。所以，他在佛蒙特建立紀念俄羅斯的圖書館以收集同代人未發表的回憶錄就不難理解了。
在索爾仁尼琴筆下，所有景物中最震撼人心的就是位於莫斯科州與卡盧加州交界的伊斯季亞河畔的聖誕城，作家從1965年到1973年多次來此居住。最新版《第一圈》第四十四章標題就叫《在遼闊的大地上》。文章深情地提到了這個美妙得無與倫比的「地方」，並稱如此美麗的地方在瑞士都找不到：「這種遼闊是立體的，如果不多次轉動一下自己的頭顱，是無法將他們收盡眼底的。」這塊地方無邊無際，遠方生長著參差不齊的森林。「一望無際，輕鬆自在！」在這個地方的中心是一片白樺林，林中掩映著真正的俄羅斯墓地——被遺忘的墓地，但它更為這裡的景緻增添了一份自由與美麗。而不遠處卻是醜陋而殘破的村莊，就如同果戈理小說裡的一樣。通過英諾肯基與他的小姨子克拉拉的視角，我們看到的是一片淒涼的景象：已變成倉庫的醜陋的聖誕節教堂。克拉拉甚至覺得，英諾肯基像葉賽寧一樣，他悵然若失，幾乎喪失了俄羅斯性格的他從歐洲回國，就是為了找到這個滿目瘡痍的俄羅斯……然而，正是這個面目全非的俄羅斯，這個讓那些「斜眼的惡魔們」霸佔的俄羅斯，肯定了英諾肯基·沃洛金的犧牲精神，並使他重新獲得了道德感。
這個坐落在遼闊自由原野上（盡頭是森林和太陽光線）的被廢棄的聖誕教堂，是俄羅斯聖誕的象徵，在外交官沃洛金看來，與西方富有、商業化的教堂截然相反，它顯得寒酸而醜陋。主人公對真實羅斯的瞭解就此開始，他即刻懂得了那些強加給羅斯的無意義的受害者們：方尖碑讓人聯想到「第四民兵師的戰士們」，這些扛著一條槍就上了前線，要面對四倍或五倍敵人的可憐人……當一個俄羅斯人是世界上最為悽慘的境遇；但在《1916年8月》裡，對此的答覆卻是：「我只侷限於俄國」，或者，像在《牛犢頂橡樹》裡說的：「不住在俄國，這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促使索爾仁尼琴創作這部歷史鉅著的動因是俄羅斯的神秘屬性，她既強大又軟弱，既純潔又汙跡斑斑，既奴性十足又是未來的歌家……正如他在哈佛演講中提到的，在與蛇形怪物做鬥爭的過程中得到鍛鍊的俄羅斯人具有西方人身上看不到的純正和勇敢。俄羅斯人的這兩個極端性——即靈魂的墮落與重生，醜陋與純潔——在索爾仁尼琴看來，是互不分離的，這也是斯拉夫派老掉牙的一個悖論，而這一點《古拉格群島》的作者要比19世紀他的那些前輩們講得更清楚。
在索爾仁尼琴筆下，輪子或磨盤成了祖國遭到毀壞的突出意象，這也是這部史詩性著作《紅輪》標題的主要寓意。時而這是那個「把心靈磨成齏粉」的磨盤，時而這是決定死囚命運的「巨大車輪的轉動」（《古拉格群島》）。在《1914年8月》中，我們看到了真正的火輪。這是被火籠罩的石磨的兩翼——它們剛好是在阿爾謝尼·勃拉格達廖夫與葉戈羅夫·沃洛滕採夫相遇時燃燒起來的。讓我們不由得想起了先知以西結看到的那個異象：火輪上全是火，輪輞周圍是無數的眼睛。而在第三十章展現我們面前的，是醫院的敞篷馬車上脫落的一隻發狂的輪子：「……它滾動著，這被火光照得通亮的巨輪！這為所欲為的巨輪！這遏制不住的巨輪！這壓倒一切的巨輪！……這血紅血紅的車輪！！！」當薩姆索諾夫下令撤退而且周圍的一切都搖搖晃晃、東倒西歪時，我們看到的也是這樣的輪子，不過它是天上的輪子。有一次，我從威尼斯給索爾仁尼琴寄了一張明信片，上面畫的是托爾切洛島上教堂裡的水彩壁畫：聖父的腳下是紅色的輪子，就是《以西結書》中那個發著火光的輪。他很喜歡這張明信片，並且令我十分詫異的是，我在《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裡看到了他對此事的簡略記述：「突然，給我寄來了一張不同尋常的明信片，上面描繪的是威尼斯一座小島上的柱廳壁畫：在神座旁的紅輪影像——這應該如何理解？好像是‘以西結的雙輪馬車’，這象徵著天意。」
於是，處在這個火象星座下的索爾仁尼琴式的俄羅斯，註定會在世界歷史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說來奇怪，在作家筆下，無論是那些俄羅斯的反對者，還是俄羅斯的捍衛者，他們都表達了這種看法。「如今，世界歷史的關鍵就在於俄羅斯的毀滅」——這是《列寧在蘇黎世》中帕爾烏斯的思想。而1979年2月，當索爾仁尼琴本人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記者伊萬·薩皮耶特的採訪時，他自己也說道：「當蘇聯國家制度將發生變化時，整個世界生活的軌道也必將改變。現在是整個人類史上的拐點所在。」還可以找到其他一些相似之處：《第一圈》中，斯大林不由自主地嘮叨起來，在自言自語中對那些富人表達了不滿；在自己的作品中，索爾仁尼琴本人也始終在揭露「富人」，從《瑪特廖娜的家》到政論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他認為，俄羅斯的真正使命是遵循大齋期東正教的傳統。也許，這些令人吃驚的相似之處表明，索爾仁尼琴暗自贊同惡魔幽靈的路德主義：敵人借用了真正騎士的武器和言語（正如斯大林使用從中等宗教學校學到的宗教語言一樣）。在索爾仁尼琴筆下，列寧在評論俄羅斯人民身上「無限的耐心」時，他陷入了絕望：他用指甲點著報紙上的簡訊，為俄羅斯在一戰中的失利而感到高興，與此同時，對在拉辛和普加喬夫起義中燃起的俄羅斯之火的熄滅，他也感到由衷地惋惜。但是，索爾仁尼琴讚揚的正是俄羅斯的這種火，並在自己的作品中再現了俄羅斯之火。
對他來說，發生起義的俄羅斯是舊教派信徒的俄羅斯，他們死於彼得大帝的龍騎兵之手，或是在巨大火堆裡自焚而死。不瞭解的人，會對那些舊信仰的維護者加以蔑視或嘲笑（皮埃爾·帕斯卡在所著關於阿瓦庫姆和分裂運動開端的鉅作前言中將他們與法國詹森派教徒作了對比），這樣的人靈魂上不屬於俄羅斯。索爾仁尼琴始終在為舊禮儀派教徒辯護，反對官方東正教會說他們耐心不足，反對巴黎發行的《俄羅斯東正教通報》上的作者的觀點，反對安德烈·沃茲涅先斯基（他將1978年實施集體自殺的約翰斯敦宗派主義者與舊禮儀派教徒相提並論）。
到美國後，索爾仁尼琴決定去拜訪阿拉斯加的俄羅斯族團（1975年，他經由加拿大去了那裡），隨後再參觀反儀式派的居民點（這次訪問沒有實現），最後再去拜訪俄勒岡州的舊禮儀派教徒。他在俄勒岡時遇到了一群身穿薩拉凡的姑娘，她們都操著最純正的俄羅斯語言，「當看到她們還完好地保留著民族的風貌、民族性格，聽到她們儲存完好的與生俱來的俄羅斯語言，即使在整個西方世界甚至就是在蘇聯的某些地方，你都不會感覺到像置身於她們之間時那種身在俄羅斯的深切感受。」（《一封美國的來信》）畫家康德拉紹夫是透過一組俄羅斯風景畫來表現這一暴動中的俄羅斯，如表現俄羅斯的農民暴動、民粹派和列寧等（但在九十六章版的《第一圈》中，列寧卻並屬於「火熱的心靈」之列），這並不是那個思想家兼博覽群書的列寧，而是一個發狂（儘管不斷控制自己的激情）的列寧，他固執己見、嚴峻冷漠、身無分文。不過，在《紅輪》的各章陸續出版後，讀者們發現，索爾仁尼琴的敵人即1917年那場曠世浩劫的真正元兇並不是布林什維克，而是俄羅斯的自由民主黨人和最高權力機關。只有那個因迫不及待而急切萬分，因環境所迫滯留在彈丸之地的小國瑞士的列寧才會氣呼呼地抱怨道：「俄羅斯這盆發酸的麵糰，別指望能用它做出什麼來！為何他會生在這個無比粗俗的國度裡？！因為你身上流的四分之一的血是俄羅斯的，正因為這一點你的命運就與這座破舊的俄羅斯馬車緊密地連在了一起！」（《列寧在蘇黎世》）索爾仁尼琴急切地想展現自己眼中的列寧形象，於是不等《紅輪》最初幾卷出版，他就把有關列寧的這些章節單獨發表了（這些章節將在《1916年10月》中獲得完全的體現和揭示）。索爾仁尼琴想盡快向讀者呈現，列寧怎樣受到了帕爾烏斯-格利凡德的誘惑，甚至可以說，是「小人物」（拉丁語即「帕爾烏斯」）誘惑了一個「偉人」（列寧）。因為這些章節散佈在《紅輪》第二卷第二部中，所以它們看起來並不像一個整體，而帕爾烏斯與「瑪格努斯」（即列寧）相遇的場景則很集中，更加凸顯了人物的性格。
但是，那些激烈地評議祖國而實際上從事破壞活動反對祖國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就如同新約中所說的「如溫水」（「你即如溫水，既不冷也不熱，所以我必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啟示錄》，第三章，第15—16頁），這也引起了索爾仁尼琴對他們的厭惡。《紅輪》作者的立場與俄羅斯僑民、英籍歷史學家格里高利·卡特科夫很接近，後者是著名記者米哈伊爾·卡特科夫的侄孫。這也促使索爾仁尼琴出版了格里高利·卡特科夫《二月革命》這部書的俄文版。他選定了譯者，並於1984年由巴黎「伊姆卡」出版社作為索爾仁尼琴倡議的《當代俄羅斯歷史研究》系列叢書的一本得以出版。後來，蘇聯解體後，又在俄羅斯再版。索爾仁尼琴曾在倫敦與卡特科夫見過一面，並在《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裡刻畫了他這個令人同情的形象：「還有一種高貴的命運，它並沒有全力以赴地為俄羅斯服務，卻在僑居時就枯萎了。他聲音溫柔，是一個富有魅力、真誠的人。」歷史學家卡特科夫特別詳實地研究了俄羅斯的自由黨人、共濟會會員、立憲民主黨人等為反對君主專制制度而進行的各種激烈鬥爭，也研究了無情批評政權的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會聯合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所起的作用。此外，他還闡明瞭德國對俄羅斯革命者所採取的政策（著名的一節「封上鉛印的車廂」只是他著述中的一小部分），尤其還研究了哪些人充當了這一政策的中間人。順便說一下，索爾仁尼琴提到的那些帕爾烏斯的傳記作者都是卡特科夫的學生。
在《紅輪》第二卷的第五十六章和第六十三章裡，索爾仁尼琴憤怒地譴責了自由派分子；他的嘲諷還從沒如此深刻有力，他反對議會制的立場也從未如此鮮明。像齊赫澤和克倫斯基這樣的「小丑」或米留可夫似的「玷汙俄羅斯」之流的真正本質在議會的這場「雜耍表演」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作家兼講述者寸步不離這個「進步聯盟」的領袖，和他一起登上講臺，尖刻地打斷了他正如日中天的命運，通過一些毫不起眼的簡短答話再現了其內心樸實的想法，當面揭穿他的誹謗行為，幸災樂禍地嘲笑他話裡所使用的法語詞彙。索爾仁尼琴並非沒有看到沙皇政權的軟弱及其可憐的行為能力，相反，他對此感到悲痛：亞歷山大三世死後，羅曼諾夫王朝的力量消耗殆盡了，聽不進那些明智的建議，而是聽取那些諂媚者的低聲絮語以及饒舌者的俏皮話，就連他們自己說話時也不再理直氣壯。
《末代沙皇特寫》作為後來補充到《1914年8月》裡面去的一章，內容是尼古拉二世冗長的自白（作者借鑑了20年代蘇聯發表的沙皇日記，還有其他一些文獻和回憶錄），書裡鮮明地刻畫了這位沙皇善良的本意及他的優柔寡斷。在索爾仁尼琴筆下，尼古拉是一個溫順、迷戀古羅斯的皇帝（他最喜歡的皇帝是虔誠的阿列克謝·米哈伊洛維奇），但他卻沒能發現「那條唯一正確的道路（它僅向萬能的上帝敞開，而普通人卻對此一無所知）」。他清楚地知道俄羅斯的禍根在哪裡，亦即仇恨，更主要的是「有教養的階層」（其中不僅包括知識分子，而且還包括有不少的貴族、神職人員、商人甚至是農民）對自己祖國的仇恨。索爾仁尼琴甚至還十分樂意地強調說，沙皇早就有了將俄羅斯向東擴張的規劃（這是他最喜歡的事情）。此外，作家還指出，當這位俄國沙皇來到某個封閉的圈子裡時，他會表現得極其軟弱，還有資產階級式的怯懦。索爾仁尼琴只對一些個別的保皇黨人有好感，如擁護按照16、17世紀的方式召開全新的地方自治會議的十月黨人希波夫。
《末代沙皇特寫》裡充滿了各種史實與暗示的話語，篇幅也不短，它清晰地回顧了整個歷史，通過這部作品，我們可以對作為歷史學家的索爾仁尼琴所使用的手段有個清楚的瞭解：這是一種「負荷頗重」的技法，這種技法要求收集各種各樣的資料尤其是那些親眼所見的證明材料。當法官兼講述者內心遲疑，無法說出明確的觀點時，這種技法就變得更重了。當溫柔（對薩姆索諾夫）、仇恨（對帕爾烏斯）或者鄙視（對米留可夫）不能振奮索爾仁尼琴的心情時，他自己似乎也丟掉了那個「唯一正確的一種思想」——然而要是沒有它，在索爾仁尼琴看來，也就不能評判人類和歷史。史詩的最初幾卷寫得特別吃力，進展緩慢，這也表明索爾仁尼琴作為長篇小說家和歷史學家的雙重性。這部長篇歷史小說的大部分內容都援引自同時代人的回憶錄和職業歷史學者的文集彙編。索爾仁尼琴擴大了這個圈子所能涉及的範圍，他自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紅輪圖書索引》可以證明這一點。他一邊閱讀一邊做筆記，將所獲得的所有文本資料及僑民界出版的所有圖書都摘錄到卡片上，包括米留可夫、梅利古諾夫、馬克拉柯夫、瓦連廷諾夫-沃爾斯基、鄧尼金寫的書；歷史學家普什卡列夫、波爾托拉茨基，哲學家伊利因、費多托夫等人的著述；此外，還有一些國外作者的著作，尤其是德國人關於佈列斯特-立陶宛和約、帕爾烏斯等的書。《紅色檔案》雜誌上刊發的有關坦波夫起義的資料也非常重要。索爾仁尼琴收集了大量參與這些事件的倖存者的證言，還親自對白衛軍老戰士及臨時政府部長的女兒進行採訪。他的本意是要推翻那些錯誤的，但卻被普遍接受的看待歷史事件的觀點。這幾乎是「造物主」的願望，再加上還要親自看到、聽到、感受到這一切，還想在歷史的織體中賦予各卷一定的深度，這些都使寫作達到了一個極其龐大的規模。作者本人也時常暗示自己這是在與死亡賽跑。
在1979年至2007年的演講中（那時重新出版了他的《二月革命的深思》），索爾仁尼琴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亦即對「自由」革命的譴責：「這就是最主要的一個傳說。如果深入瞭解二月革命時期的每一天、每一件小事和所有現實的環境時，那麼一切都會明瞭：除了陷入無政府狀態，它已無路可去。它的每一步都矛盾重重。1917年整年（這一令人驚訝的歷史過程）就是二月革命自我垮臺的歷史。那時執政的自由社會主義黨人在半年內，將俄羅斯拖到了幾乎全面崩潰的地步。」索爾仁尼琴的寫作越深入，他就越清楚地意識到，一切都是偽造的，而西方的歷史學家卻只會跟在蘇聯歷史學家後面亦步亦趨。
由此可見，一切都是歪曲的、不正確的闡釋，而更常見的則是謊言。因此，索爾仁尼琴在長期的沉默之後，又重新提到了斯托雷平及其1906—1910年間農業改革的重大作用；推測暗探局曾向斯大林支付報酬；解構了關於「科爾尼洛夫叛亂」的神話，這個神話在《靜靜的頓河》中被人為地誇大了（根據d.（即梅德維傑娃·托馬舍夫斯卡婭）的觀點，這一片段毫無疑問是別人動的手腳）。俄羅斯「模式」是未來悲劇的預兆，1980年代的西方與19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一模一樣：恐怖分子，迷失的知識分子，病態般的脫離現實（1909年《里程碑》的作者們就揭露了這一點）。「從那時起，我國的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布林什維克面前的自我墮落，又一次在世界範圍內重演，但只是拖延了幾十年。同樣，自我衰退和投降過程也在大規模重演。」如此一來，明顯的自由主義者投降的首例不是1938年的慕尼黑，而是1917年2月。
在《第一圈》中，我們可以找到對俄國命運「如數學般精確的」描寫：「對於數學家而言，1917年的事情沒有任何意外可言。因為正切在90°條件下向無窮盡飛昇，就會即刻跌入無盡的深淵。俄國同樣如此，初次體會到了自由帶來的快感，即刻就陷入到了可怕的暴政統治的泥潭。」（第六章）儘管還沒有明說誰是真正的責任人、自由派兼啟示錄中的「溫和派」代表（對於列寧而言，他是「饒舌鬼」；對於斯大林而言，他是「大鬍子」），從1979年起，他成了索爾仁尼琴攻擊的主要矛頭。
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索爾仁尼琴理念的一個缺陷，即他始終堅信災難將重複發生，這使他與亞歷山大·季諾維也夫的觀點不謀而合，後者用「災難變革」來形容這種可導致極端危險熵的發展趨勢（這也是先前兩個體制所共有的）。早在季諾維也夫之前，扎米亞京在長篇小說《我們》中就刻畫了那種使進步人士震驚的社會中盛行的熵的法則。但扎米亞京是在永恆的不妥協和異端邪說中尋找出路。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這不是出路，對於他而言，這種不妥協和異端邪說正是惡；但他難以給那個與異端邪說相對的教條命名。從一定意義上說，他試圖找到正確的教條，那個「永恆的事業」（如托馬斯·阿奎納所說）。
索爾仁尼琴用一個隱秘的俄國形象（它是革新的源泉）來與這個破壞性的程式進行對比。他的主張與斯拉夫派比較接近，儘管他本人從不承認這一表述，而且多次強調說他自己從沒有讀過斯拉夫派（如阿克薩科夫、基列耶夫斯基、霍米亞科夫、薩馬林等）的著述。但是，他們之間確有許多相似點。當然，索爾仁尼琴不是哲學家，他幾乎沒有研究過神學問題，所以，他對黑格爾的那句名言「存在即合理」（別林斯基曾把這句話奉為圭臬）一無所知。但是，俄羅斯傳統儲存下來的精神財富這一思想無疑在他的身上是有體現的，儘管在不同的作品中對話程度會有所不同。索爾仁尼琴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到俄羅斯民族認同問題，而且一部比一部進化。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異族人凱撒·馬爾科維奇（是猶太人還是希臘人？）是一個傻頭傻腦的人，他是一個迷失了方向的知識分子的典型。與他形成對照的是農民伊萬，一個不知疲倦的勞作者，「地道的」東正教徒，他可能忘了自己是怎麼受洗的，但內心卻始終積極樂觀；他的臨鋪難友浸禮派信徒阿廖沙向他道出了這一內心的隱秘想法。在《瑪特廖娜的家》裡，與這個普通的女性形成對照的不僅有冷漠無情的農莊主席，還有貪婪的法捷依、她的小姑子們、鄰居和村子裡其他一些「沒有信仰」的人，瑪特廖娜身上體現出了一種絕對的自我犧牲精神，「這個俄羅斯女性」，她「不知道置辦家當……沒有想方設法置些家產，隨後珍惜它們甚於自己的性命」。
這個拒絕「購置」家產、拒絕奢華生活方式的主題在《癌病房》裡也得到了體現，在這部小說裡，烏茲別克的俄羅斯人自覺地學會了東方文化素有的簡樸和禁慾。對於奧列格而言，烏什—捷列克的卡德明夫婦就是範例：「這又是多麼奇怪，一個同俄羅斯的小片叢林、小塊田地感情上有著千絲萬縷聯絡的俄羅斯人，總是眷戀俄羅斯中部那沉靜而拘謹的自然景色，可在被迫永久流放到這裡來以後，竟會愛上這個時而炎熱、時而狂風突起的荒僻曠野，把無風的陰天當作休息日，雨天則視若過節，而且對直到老死都住在這裡似乎也俯首聽命。」（第二十章）
1976年，在接受日本斯拉夫學者內村伍助（五助）的採訪時，索爾仁尼琴說，在「沙拉什卡」期間他對東方哲學發生了興趣，包括山鹿素行的儒學觀點。「我……從中發現了一些神奇的思想。比如下面這段話：人如果不善於珍惜片刻的時間，那麼他就無法把握永恆時間，我自己就總是這樣生活。還比如說：應該把每一分鐘都當作是你即刻就將死去來度過。」列夫·科佩列夫也告訴過我，1948年，在馬爾費諾，索爾仁尼琴把老子和孔子的話逐一地記到了卡片裡：作為思維方式的直覺，統一高於多數，不過度說教……（眾所周知，托爾斯泰同樣研究過道教，他也認為，過度說教會妨礙對世界的認識。）
在《第一圈》中，與惡魔般的官僚體系相對的是「沙拉什卡」的騎士們；與馬卡雷金家裡生活溫飽人的酒宴相對的是一貧如洗的鍊金術士們或「新十二月黨人們」的歡聚（阿布拉姆孫引用了《葉夫根尼·奧涅金》第十章的詩詞）。這些精神上的貴族也經歷了十二月黨人經歷的考驗（只不過程度略有不同罷了），他們身上那種純粹的犧牲精神與幾乎是無窮無盡的壓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最後，在《1914年8月》敘事中心的是一個俄羅斯人。與王公大臣（大本營的將軍們）、偽善的（大公的近臣們）和假愛國主義的俄國相對的是古老而又虔誠信教並被當成祭品的俄國，即薩姆索諾夫的俄國：「這個光禿禿的面容充滿了崇高的憂傷；這副典型的、純粹俄羅斯式的毛茸茸的臉，一把濃密的黑色鬍鬚，一對普通的大耳朵和鼻子：他那勇士般寬闊的臂膀，被一股無形的重負壓制著；他的步伐不緊不慢，從容不迫，舊式派頭十足，——這一切都不該受到詛咒」（第四十四章）；在戰爭的可怕「熔爐」中，俄國的普通農夫們重新恢復了俄羅斯的民族傳統，重建了那個在普魯士森林中誕生的農民的「世界」（我們看到，索爾仁尼琴在講述的過程中使用了勇士歌的結構）。
像托爾斯泰一樣（在「沙拉什卡」索爾仁尼琴多次閱讀託翁的著作並做了很多筆記），索爾仁尼琴也對士兵們的英勇行為充滿了敬意：一個真正的俄羅斯戰士，可以勇敢地面對死亡。在小說裡，作家又一次地描繪了以阿爾謝尼·勃拉戈達廖夫、阿加方·奧古緬尼科、梅福季·佩列佩利亞特尼科和大力士卡奇金為代表的農民與涅奇沃羅多夫（一個真誠的保皇黨份子）、克雷莫夫、卡巴諾夫為代表的騎士們即「新十二月黨人」、「勇士們」之間的聯盟。後者天生就是當指揮官的，而農夫們則是為打仗而生，他們天生就習慣於軍旅的禁慾生活。
這樣，作家一點一滴地為讀者再現了另一個俄國，即彼得大帝之前的羅斯形象，當時的老百姓和「精英騎士們」和睦相處，沒有明顯的等級之分。此外，斯拉夫派們認為，彼得一世之前的俄國有自己核心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後來被政府使用社會手術徹底去除了。這裡的騎士精神（就其本質而言源於西方文化）顯得不倫不類：顯而易見，從中可以看到帕寧對索爾仁尼琴施加的影響。俄國既不知道騎士精神，也不知道騎士般的愛情，更不知道壓倒一切的對美婦人的忠誠。相反，在俄羅斯文學，總能感到對騎士精神的渴望，比如在普希金（「可憐的騎士」，後來演變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或者勃洛克（《美婦人詩集》）那裡。索爾仁尼琴同樣對那個騎士般的俄國充滿了深深的眷戀之情，但這只是一個假象。古羅斯有勇士，有禁慾的聖徒，也有逃離塵世的隱修者，但卻從未有過騎士。沃羅騰採夫團長（況且，由於深陷與人私通的緋聞，他與為美婦人效勞的崇高精神相差甚遠）所代表的這個「想象」中的俄國，遭到了那些愛慕虛榮（如日林斯基）或是膽小如鼠（如科留耶夫）的將軍們的背叛，更令人心寒的是，這些人都是「西歐派」，他們成了「自由派」們的特洛伊戰馬。首當其衝的就是那個不斷改變主意的諾克斯，他不斷阻撓薩姆索諾夫，還處處留意，希望沒有準備好的俄國軍隊儘快地陷入到任人宰割的地步。
索爾仁尼琴身上這種對俄國自由派的憎恨很可能源於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因為正是列昂季耶夫指出了擺在民眾與信奉世界主義精英們之間的鴻溝（溫和點說，是「民眾」與「特權階層」之間的關係，在基列耶夫斯基的論著中就可以找到這一表述）：「……如果我們不考慮那些中間的細枝末節，而只選取那些極端情況，那麼可以把整個俄國社會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普通民眾，他們除了知道自己是俄羅斯人之外就一無所知了，另外一部分則是世界主義信徒，他們幾乎根本就不承認自己是俄羅斯人。」一方面，列昂季耶夫認為，自由主義與民族傳統嚴格對立，它儘管緩慢但卻始終是無處不在地腐蝕著民族，而另一方面，「進步」可能確實會成為全方面倒退的推動力。索爾仁尼琴用論據加固了這一思想，又新增上了對「零成長」（從自身的角度而言）和「自我剋制」（從民族的角度而言）的溢美之辭。
列昂季耶夫的歷史觀與索爾仁尼琴的截然不同，前者有一種「拜占庭」傾向：這位哲學家認為俄國一定要向南方和東南方擴充套件，即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峽方面擴張。索爾仁尼琴反對這種俄國命運的「地中海」視角，作為一個對愛琴文明不太感冒的人，他推崇的是嚴峻而又莊重的北方羅斯（即那個阿瓦庫姆流亡路上故去的地方）和西伯利亞：「……我國北方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精神的聚集地，由此也可以想見，它是未來俄國的必然代表」（「寫於大齋期的致皮緬牧首的信」）。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儘管列昂季耶夫是一個視拜占庭文化為圭臬的知識分子，在舊禮儀派教徒身上他同樣發現了一個具有拯救意義同時又是一個必然阻礙俄國進步的因素。索爾仁尼琴特別推崇那些不放棄自己信仰的舊教派信徒，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諸如堅定、禁慾和自我剋制等俄羅斯民族固有的品性。列昂季耶夫認為，在文化上俄國與歐洲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直到我們成為了歐洲人，才會出現真正的俄羅斯思想！」——並且撰文戳穿了俄羅斯人對自己的憎恨情緒，從庫爾布斯基、科託希欣到恰達耶夫和他的《哲學書簡》。耶穌會教徒佩切林寫的詩詞生動地傳達了這一現象：
對祖國的恨令人無比愜意！熱盼著它亡國滅種的時刻！在故國的崩潰中看到全世界重建的曙光！
索爾仁尼琴的「斯拉夫思想」源於他意識到自己與俄國（無論這個國家的命運如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沒有人會關注燃燒的螞蟻窩。托爾斯泰在1812年莫斯科大火後運用了被摧毀但瞬間又重建的「螞蟻窩」這個形象來解釋俄羅斯的重生：「……雖然一切都被毀掉了，但是，那種營造蟻穴的全部力量是堅不可摧的，是非物質的東西，卻依舊存在著。」（《戰爭與和平》，第四卷第四章第十四節）這個形象也出現在《袖珍散文》中：「但奇怪的是：它們沒有逃離篝火。驚魂稍定，它們便迴轉身來，轉著圈——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吸引它們回返，去往離別的故鄉！——許多螞蟻居然又回到仍在燃燒的圓木上，在那裡輾轉不安，獻出了生命……」（《篝火與螞蟻》）
僑居時期的列寧形象部分地表明瞭索爾仁尼琴的憤怒：「僑居是惡之源，這種情緒不斷累加、積蓄。」（《列寧在蘇黎世》）依索爾仁尼琴的觀點，一個民族的「精神之光」應該在俄羅斯內部發出自己的光輝。作家不僅為19世紀的斯拉夫派們即那些所謂的「頑固落後分子」和「蠢貨」進行辯護，而且贊同他們的觀點：應該把鄉間土道、小手工廠、一層樓房、取代化學肥料的有機肥等都儲存下來。他認為這些都是十分迫切的問題，他甚至同意設立入城關卡（像古時候那樣），禁止汽車進入城裡。
在索爾仁尼琴身上，還可以發現其他一些斯拉夫派的觀點，如似乎是與是；理智與理性等，前者是精神層面的，活生生的，後者是冷酷的、概念化的（順便說，這一觀點取自謝林）。俄羅斯從不知道誇誇其談及司法上的各種花招。神學家格奧爾吉·費多托夫曾說過，俄羅斯總是更傾向於「索菲亞」（即造物中的聖智），而不是「邏各斯」：「羅斯……就像一個聾啞女孩，她用自己那雙超凡脫俗的雙眼看到了許多秘密，而且只有用各種符號才能把它們表述出來。」在《第一圈》中，也提到了俄羅斯民族的這個雙重性，即溫順與蠻橫奇怪的合成（這是《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核心思想）。像費多托夫一樣，索爾仁尼琴同樣認為，只有俄羅斯的犧牲精神才能解決這一矛盾，才能達到必需的綜合。他同樣接受了「知識分子與民眾」這種相互對立的表述：前者沒有主意，後者頑固不化。作家認為，俄羅斯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秘密組織」，它只對實利頂禮膜拜）已退化成了「教書匠」和蘇維埃的偽知識分子，他們不僅易受別人的影響，而且還可以隨便背叛自己的原則。
索爾仁尼琴在為本民族及「俄羅斯性」尋找合適的稱謂時，他遇到了一個難題，即文化混合的問題。他眼中的「俄羅斯性」是堅毅和隨和的天然統一，這種見解導致了他對俄羅斯的東正教頗有微詞，他認為後者過於屈服於國家政權。東正教的「拜占庭特色」與舊教徒的行為相比，他堅決地站在後者一邊，因為他們熱愛勞動、堅韌不拔，時刻準備著作出犧牲並「自我剋制」，18世紀他們勇敢地面對火刑的迫害，而19世紀卻是虔誠的信徒和誠實的商販。「有關社會自我剋制的想法並沒有什麼新意。我們在一百年前執著的基督徒——俄羅斯舊教徒那裡就發現過這種品質。」（《作為民族生活理念的懺悔和自我剋制》）對自我犧牲精神的頌揚使得索爾仁尼琴皈依到了宗教，但這不是希臘拜占庭式的教義，而是俄羅斯式的，近似於阿格尼婭的《林中秘密》。「但自從尼康和彼得大帝實行無情的變革時起，就開始根除並壓制俄羅斯的民族精神，對我們民族的這種力量進行無情的破壞。」（《作為民族生活理念的懺悔和自我剋制》）
對外國人在俄國曆史中的貢獻問題，索爾仁尼琴同樣也進行了思考。與別爾嘉耶夫把布林什維克蠻橫無理的破壞本性「歸功於」俄羅斯人願意走極端的本性（「彼得大帝使用的手段與布林什維克完全相同」）不同的是，索爾仁尼琴有時傾向認為革命是從國外進口到俄羅斯的結果：這是借來的學說和政權，它們在拉脫維亞和匈牙利還部分地保留了下來……然而，在《未盡章節的提綱》以及兩段式小說《艾戈》和《天涯海角》中，他對圖哈切夫斯基和朱可夫鎮壓自己人的行徑進行了嚴厲的指責。布林什維克把專制強加於老百姓的頭上，後者在20世紀遭受了史無前例的折磨。在《列寧在蘇黎世》中，索爾仁尼琴進一步明確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他想把那些決定20世紀曆史但卻不為人知的重大歷史事件講出來，西方國家的立場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這裡說的是德意志與俄羅斯僑民烏里揚諾夫之間的合作。
無疑，索爾仁尼琴在塑造自己的敵人即小說主人公時也把一部分自我投了進去，據他說，對主人公他是步步緊跟。是因為列寧對「自由派」的輕視與他很像嗎？否則的話，如何解釋把列寧與那些偉大的改革家、同慈連理相提並論（這種比較儘管不是很明顯，但卻貫穿小說始終）？這位布林什維克的領袖對後者在蘇黎世的塑像曾讚賞有加。這與普列漢諾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在日內瓦租住了一個豪華的花園洋房，當這個來自布林什維克的大資本家把列寧攆走，讓其身無分文時，這種對照就更加明顯了。然而，我們可以感覺到，普列漢諾夫還有列寧，身邊盡是些庸人和「微不足道的人」。在大學讀書期間，索爾仁尼琴對普列漢諾夫很是崇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第四十章）關於他的充滿苦澀意味的那一章裡，還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這種好感的餘熱。普列漢諾夫用了三十年的時光明白了，他甚至愛「那個現有的即被專制踐踏的祖國」。他還認為：「你瞧著吧，在俄國曆史的緊要關頭，沒有人能比這個列寧對俄國做出更為陰險的事情！」
一生致力於研究布林什維克（在這之前是法國共產黨建立人之一）的鮑里斯·蘇瓦林發表了一篇對《列寧在蘇黎世》的長篇評論，全文充滿了敵意。這位前布林什維克和挑剔的學者從索爾仁尼琴那裡發現了不少錯誤：那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對相互之間的私生活絲毫不感興趣（所以小說中提及伊涅薩·阿爾曼德不符合事實）；列寧竭力不做讓人指責的事情，這就意味著，他不可能上巴爾烏斯的當；「上封的車廂」實際上並沒有上封；索爾仁尼琴不由自主地接納了蘇聯歷史文獻的觀點，誇大了齊美爾瓦爾德左派的意義。蘇瓦林指責索爾仁尼琴，說他啟用了那個「仇視列寧」的舊神話。但索爾仁尼琴是像他說的那樣「仇視列寧」嗎？他筆下的列寧形象是一個不安分、全身心投到事業中去的人（甚至在與伊涅薩·阿爾曼德熱戀時也是把事業放在第一位），這是一個多稜面的人的形象。透過列寧這個形象，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同貌人——惡魔般陰險的巴爾烏斯，這是一個精明的生意人，在索爾仁尼琴筆下，他成了兩次俄國革命的罪魁禍首（1905年，他是托洛茨基的左膀右臂）。蘇瓦林特別想指出，索爾仁尼琴錯誤地高估了巴爾烏斯的作用。比如，他不是1905年蘇維埃的建立者（索爾仁尼琴筆下的巴爾烏斯卻說：「我建立的蘇維埃已經逐漸地掌握了政權」）。巴爾烏斯似乎「充滿了」對俄羅斯人民的憎恨，他向列寧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列寧身上缺少廣博的胸懷。這個分裂分子身上野性的、缺少耐性的狹隘會吞掉他那滿腔精力……分裂分子身上的這一狹隘性讓他註定在歐洲一事無成，只有在俄國才能發揮其才幹，但這也就意味著，他在俄國做的事情無可替代。」巴爾烏斯引誘列寧。這是一幅奇特的場面：巴爾烏斯坐在烏里揚諾夫那張簡陋的鐵床上，「為他指明未來世界的光輝圖景以及他將建立的不朽功勳」。兩個人都充滿了對俄國的憎恨：他們要挑起異族人的暴亂，用普通士兵的手來屠殺軍官們，讓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們對抗俄羅斯的獨裁者……這個如「荷馬般」肥碩可怕、荒淫好色的人，似乎他的血管裡流的不是血，而是水，是像他的膚色一樣的綠色的水，巴爾烏斯是一個引誘者。基於地下工作者素有的怯懦和軟弱（他害怕揭去自己的面具），列寧幾乎拒絕了引誘者大多數的提議，但讓他去找自己的同夥加涅茨基。這一情景是作家虛構的，因為歷史上兩人不曾會面——索爾仁尼琴認為這樣處理是情節的需要，這樣可以表現列寧的所思所想。
在這裡，索爾仁尼琴是否也使用了老套的反猶「模式」呢？是不是如此這樣就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形象地主張俄國革命帶有異族色彩的人物了呢？巴爾烏斯與其說是一個猶太人，不如說是一個魔鬼的代言人，愚蠢而笨重：為了出賣別的民族的利益，他毫不徇情；在製造混亂方面，他精力無窮，這使他像一個真正的惡魔。一方面，巴爾烏斯之於列寧，就像《群魔》中的彼得·維爾霍文斯基之於斯塔夫羅金。另一方面，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把各種文化和不同時期的歷史雜糅在一起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他想表明這是一個禁區。不管怎樣，這一場景給人留下了某種不愉快的感覺。
為了淨化俄羅斯民族，索爾仁尼琴準備讓俄羅斯退到其自古以來的領地，即嚴酷而廣闊的北方和東北方（那裡曾歸諾夫格羅德管轄）。「這是提醒我們俄羅斯人居住在地球的東北方向，屬於我們的大洋是北冰洋，而不是印度洋，我們不屬於地中海，也不屬於非洲，所以我們在這些地方會無事可做！」（《致蘇聯領袖們的一封信》）重新回到這段艱難的旅程，不僅意味著地理上要「明顯縮小」，而且還意味著內在精神的鞏固。這一回退的思想與19世紀末期的俄羅斯思想傳統是相違背的，後者主張重新奪取君士坦丁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第三羅馬」要佔領「第二羅馬」神話的始作俑者，但他最終還是改變了自己的觀點，贊成向西伯利亞和北方發展（詳見最後一期的《作家日記》），這與索爾仁尼琴的主張不謀而合。與之相對，米留科夫之流無恥地稱自己為「自由派」，卻於1917年無恥地把戰爭繼續下去，名義上說是處於考慮到同盟者的利益，為了蠱惑人心，提出了先前的領土要求。
索爾仁尼琴很想賦予農民村社以新的含義（斯拉夫派們就曾認為，農民村社蘊含著俄羅斯的獨特性）。當然，這不意味著要重新恢復原來的「米爾」，但既然「正如民間諺語所說的，沒有這樣的聖徒就不會有鄉村」（《瑪特廖娜的家》），他經歷了千辛萬苦，也就意味著，鄉村的道德基礎還像以前一樣堅不可摧。作家身上有一種明顯的無政府主義者特有的幻想氣質，所以在《癌病房》中他引用克魯鮑特金的話（「互助論：進化的一種因素」）並非偶然。但是，他身上的這些烏托邦幻想具有一種宗教本源：他盼望著天國的到來。
對於那些認為俄羅斯人民（特別是俄羅斯的農民）在文化上已然僵死的說法，索爾仁尼琴給予了堅決的回擊。在1979年的訪談錄中，他暗地裡與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和他主編的《句法》雜誌以及所有那些實際上對「俄羅斯無所謂」的人進行論戰。對他而言，70年代俄國的移民浪潮不過是猶太人移民潮的「尾聲」而已。更應該與猶太人出版的及以色列、紐約、巴黎、慕尼黑等地出版的殘酷地諷刺俄羅斯鄉村散文作家的俄文期刊進行鬥爭。作家對古羅斯的村社及其宗法制行為準則（包括《治家格言》）不吝溢美之詞。來自卡緬卡的勃拉戈達廖夫和普魯日尼科夫這兩個家庭就是這個村社世界的傑出代表，這裡的人們在生活中依據的是祖輩傳承下來的習俗，女性居於從屬地位：這一點在澡堂那一場景特別典型，當時勃拉戈達廖夫因為自己的妻子做出了蠢事而用腰帶抽打她……這裡處處體現著真正的虔誠信仰，就連中央政權也無法毀掉這些靠著傳統的方式生活的基層團體。（在未寫完的「節」裡，普魯日尼科夫應當成為坦波夫起義的領袖。）真正的俄羅斯語言，俄羅斯特徵（奧洛涅茨農夫們的眼睛「如湖水般清澈」的雙眼），俄羅斯音樂，俄羅斯性格——這一切講的都是以村社為基礎的古羅斯生活。
因此，「根基派」代表索爾仁尼琴極力為鄉村作家們進行辯護：從1972年起，他就熱情地為舒克申、莫扎耶夫、田德里亞科夫、別洛夫、索洛烏欣、卡扎科夫等人的創作歡呼雀躍。還是在那篇薩皮耶特的訪談錄中，他就說道，五位或者六位蘇聯作家（處於保護他們的用意作家並沒有點出他們的名字）是整個俄羅斯文學的精華所在：「如此深刻地刻畫農民的內在精神，如此詩意地描寫農民對其身別自己的土地、大自然和勞作的深深眷戀；如此自然且和諧地塑造出了這個源於人民生活自身的形象；如此這樣富有詩意、豐富的民族語言，就連俄羅斯的經典作家們，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甚至包括托爾斯泰，也未曾達到這樣的高度。原因在於他們自身都不是農民。」索爾仁尼琴一再強調說，鄉村作家們的歌聲首次如此嘹亮。托爾斯泰有那麼兩三次，記錄下了農夫們的故事，但他仍然是一個貴族老爺。而別洛夫和拉斯普京卻是真正的農民，他們一直居住在自己的家鄉（前者住在歐洲的北部，後者住在西伯利亞），他們用的是擺脫了「歐式影響」的自由語言，這也是索爾仁尼琴心目中理想的語言。他們的作品在蘇聯發表，但是他們傳播的卻是俄羅斯農村的道德理想和宗教價值觀。這種真正的鄉村文學，這些為數不多的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復歸，這些時刻準備著做出犧牲、蹲監獄、服苦役的作家，是對索爾仁尼琴樂觀想法的最強大的支援。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他把他們的名字一一點出，對他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特別看重莫扎耶夫和拉斯普京。2000年5月4日，在向拉斯普京頒發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學獎時，索爾仁尼琴又一次對作家說了讚揚的話。在談及《告別馬焦拉》等作品的時候，對這部藝術手法質樸簡潔卻描述了農民的潛在道德力量、晦暗的現實生活以及農民們明朗的心靈的小說讚不絕口：「這部中篇小說的整個文本是對人民詩意生活觀念的高度概括。（小說全篇令人驚奇地寫到了各種性質的雨。）對故土、它的永恆特質飽含深意。表現了大自然的豐富性——還有最為鮮活的對話、聲音、話語以及精確的用詞。」
索爾仁尼琴把俄羅斯民族看作是一個有個性的人，它有自己的面貌和思考。這一點使他避免落入極端民族主義的窠臼。他倡議俄羅斯人把那些侵佔的領土歸還給別的民族，贊同俄國只保留現有領土中那塊最艱苦、最沒有養料的土地，建議放棄帝國政策併為對其他民族犯下的罪過進行懺悔。如果不挖掘這些宗教根源，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斯拉夫派和索爾仁尼琴的思想。當然，索爾仁尼琴讀過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對人民完全頂禮膜拜」的警示話語。對於索洛維約夫而言，與本民族血肉相連意味著成為天國的活動家，成為信奉聖像的俄羅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無論對於民族而言，還是對於個體而言，通往這一目標的首要條件就是對罪過的懺悔。
索爾仁尼琴自始至終都不斷強調，「懺悔的天賦」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人素有的品德（四旬齋前最後一個星期日就是明證），這裡面體現了某種深刻的、本質的東西。他多次談到數次席捲俄羅斯社會的「懺悔浪潮」（這裡我們可以回想起赫爾岑，他對俄羅斯鎮壓1863年波蘭起義多次懺悔過，然而俄羅斯社會並沒有支援他，由此作家的威望甚至都開始逐漸下降）。「在久遠的過去」（17世紀之前）俄羅斯特別流行懺悔運動，以至於這成了俄羅斯民族性格的一個主要特徵」（《作為民族生活理念的懺悔和自我剋制》）。霍米亞科夫以及俄羅斯的斯拉夫派們同樣曾號召過本民族進行懺悔：
不要說：「那過去的一切，那古老的時代，那父輩們的罪過，而我們這個民族還很稚嫩未曾知曉那些古時的罪過。」不！這種罪過，它永遠和您聯結在一起，它在您的身上，在您的血管和血液裡，它同您的心靈共同成長——那顆對愛無動於衷的心靈，向著廣闊的天空祈禱吧！懺悔吧！
霍米亞科夫這是在呼籲年輕的俄羅斯為農奴制而懺悔。索爾仁尼琴同樣呼籲蘇聯要為設定古拉格群島而悔過。他還認為，俄羅斯人應該向波蘭人悔過。作為一個俄羅斯人，索爾仁尼琴堅決且毫不隱諱地為1831年和1863年鎮壓波蘭起義而道歉，為卡廷慘案，為1944年沒有向波蘭起義者提供支援而道歉：「……我當時就在附近，可以確信地說——當時我們的部隊向前推進的速度非常快，強行通過維斯瓦河對我們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那樣的話就可以徹底改變華沙的命運。」（《作為民族生活理念的懺悔和自我剋制》）但同時他對波蘭人不打算就1612年入侵俄國以及波蘭貴族對俄羅斯農民的壓迫等事情進行道歉表示遺憾。
索爾仁尼琴身患重病，無法看到安德烈·瓦依達拍攝的《卡廷慘案》（2007年）。與此同時，這位波蘭導演某種程度上重複了索爾仁尼琴的探索之路，他不僅多次強調說，波蘭人為卡廷森林中的屠殺不斷地說謊，這是不對的（在紐倫堡審判中，他們把這件事算在了德國人的頭上），而且也一再堅持自己的失誤：瓦依達的父親和其他一萬五千名波蘭軍官一起在卡廷森林遭到了槍決，他曾隱瞞了這個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