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擊時能夠忍住疼痛！不要讓我從你的手中跌落！

——《牛犢頂橡樹》

索爾仁尼琴稱自己的第一部回憶錄為《牛犢頂橡樹》。這本書的標題源於一句諺語：「牛犢頂橡樹，可犄角卻被夾住了。」索爾仁尼琴藉助人民的智慧，卻又巧妙地省去了俗語的寓意。實際上，當牛犢頂橡樹時，它的犄角會長得更快。這本書像索爾仁尼琴其他的作品一樣，裡面到處是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俏皮，如笑到最後的人，笑得最甜；人小膽大……它語言幽默、俏皮，充滿了民間智慧，就像一部民間歌謠。這部作品與索爾仁尼琴作品中塑造的農民形象伊萬·傑尼索維奇一起，並在「有強烈責任感的男子漢」特瓦爾多夫斯基和「處於最高領導地位的男人」赫魯曉夫的齊心幫助下，構成了雙子星座，它們一改當時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下文壇普遍枯燥乏味的語言，於是「我們心中的那道光」又重新閃爍起來。

這本書的第一稿（也是它的核心部分）寫於1967年4月，是在克格勃查抄索爾仁尼琴全部書稿之後，在他給第四屆蘇聯作家大會寫信之前。「要麼脖頸給勒斷，要麼絞索斷成兩截。」此時，索爾仁尼琴已公開鬥爭了一段時間。這位昔日的集中營犯人，秘密活動的老手，現已成長為一名上帝的勇士，一名古拉格成千上萬名無辜受害者的旗手，一位先知，他的生活已不再屬於他自己。幽居在伊斯季亞河畔聖誕城，索爾仁尼琴決定編寫一部反映自己與蘇聯政權鬥爭的紀實性著作。為此他要克服兩個障礙，第一個阻礙屬於智力層面，亦即要寫一本關於文學的書，這就意味著不免要長篇大論，索爾仁尼琴只熟悉那些保持本性的、氣勢恢宏的、具有揭露內容和預言性的文學作品，這樣他就不得設法壓一壓自己的文學寫作激情，待到以後某個更安定的時候再釋放它們；第二個則屬於道德層面：只談論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要沉溺於自己的生活，而索爾仁尼琴對回憶錄這種「鬆散」的文學體裁，總是不太興奮，因為在回憶錄裡真理的標準是模糊的，這就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賞的境地……

後來，還是贊同的聲音佔了上風。因為索爾仁尼琴認為，他寫的將不是回憶錄而是一本戰鬥的書。像作家的其他創作一樣，這本回憶錄就像使徒保羅的行傳一樣，裡面充斥了大量的軍事方面的術語。作家如何露出崢嶸成了這部新作的核心部分：即他是如何走出地下而手裡只拿著一把投石器就開始了與巨人歌利亞（即強大的官方政權）的鬥爭。

第一章叫《地下作家》，這是一位擅長偽裝的人，因為害怕觀點上有分歧，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找女朋友的願望。「我被流放的那些年月過得很糟。那些年裡我向往女人、為自己的書擔驚受怕，也擔心女共青團員出賣我。經過4年戰爭和8年監獄生活之後我壞掉了、糟糕了、窒息了。在獲得自由的最初3年，我醉心於找到一位能夠把所有的手稿都託付給她、值得信賴的女人，把全部書稿、所有熟人的名字和自己的頭顱都託付給這個女人。」（《牛犢頂橡樹·遭遇戰》）接著，這位勇士《初露崢嶸》，把一稿經過「處理」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寄給了《新世界》雜誌社。而在《浮出水面》這一章裡他將獲得巨大的聲譽，雖然時間不長但卻很有吸引力！他與特瓦爾多夫斯基結為聯盟，後者既是「組織者」也是「導師」。接下來的一章叫《受傷的鳥》，內容包括：特瓦爾多夫斯基開始對他「支吾搪塞」，在作家的朋友、人類學家維尼阿明·捷烏什處查抄了作家的書稿。這隻「受傷的鳥」開始進行自我捍衛，現在的他很危險。

以上四章是這本書的「核心」，情節發展愈來愈緊張。帶著集中營犯人固有的小心和多疑，索爾仁尼琴慢慢地掙脫了束縛，他離那個「無形的邊界」越來越近（而那裡將不會有任何謊言）。之後就是那場最重要的考驗，他將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他給第四屆蘇聯作家大會寫了一封信。這第一篇回憶錄的結尾簡明扼要，同時又充滿激情且不無諷刺。危險境遇改變了句子本身的節奏。這隻「受傷的鳥」開始還擊。「這條路不是我想象出來的和有意選擇的，是有人替我想象出來，做出了安排。我只是自衛而已。」（《牛犢頂橡樹·受傷的鳥》）

這幾章的核心部分講述了索爾仁尼琴與特瓦爾多夫斯基相識的整個過程，這次見面決定了作家的命運。作為在蘇聯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人，特瓦爾多夫斯基的生活和事業一帆風順。這主要是因為他出身於農民世家，為人正派，當然也需要一些運氣。儘管他與當權者走得很近，但他卻從沒有違背自己的個性做任何妥協的事情。他的敘事長詩《穆拉維亞國》講述了「大轉折」時期俄羅斯鄉村的命運；很多人（如瓦西里·格羅斯曼）都認為這部作品是對「被沒收了一切的富農」父親的背叛。用四音步抑揚格（這種格律與民歌很相似）創作出來的《瓦西里·焦爾金》記錄下了偉大衛國戰爭期間俄羅斯士兵面臨的各種困境。索爾仁尼琴非常喜歡特瓦爾多夫斯基這首詩，認為它生動形象、語言幽默，歌頌了憨厚淳樸的俄羅斯人民。「特瓦爾多夫斯基沒有說出戰爭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離一切謊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腳步，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跨越這最後的一毫米，絕對沒有！……」（《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在這個昔日的集中營犯人眼中，這一毫米至關重要，它表明特瓦爾多夫斯基與那些文學官員、歌功頌德的詩人和小說家明顯不同。索爾仁尼琴非常熟悉《焦爾金遊地府》中展現出來的各種諷刺現象。長詩同樣用這種嘲諷的口吻描述了蘇聯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內幕，如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克格勃……在詩歌的字裡行間能夠讀到很多東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家都翹首以盼這部長詩的發表（1966年，這部長詩被改編成了話劇）。

這兩名作家都熱愛俄羅斯農民，都歌頌過農民身上的優點，正是基於此，才使得他們的會面成為可能。「在農民麻木不仁的缺少文化和艱難的生活環境中，這種儒雅持重令我驚異不止。」（《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那個仍在營房裡打盹的伊萬·傑尼索維奇是焦爾金的兄弟，兩個人都一樣地憨厚淳樸，心地純正！這時候《新世界》雜誌正逢「特瓦爾多夫斯基時代」，他大膽地破除各種禁忌，鼓勵作家們說真話，讓他們敢於展現自己，甚至敢於抒發自己的感觸……索爾仁尼琴筆下的特瓦爾多夫斯基形象引起了爭論（這一點本書第二章已有涉及），這種爭論本身似乎可以當成是《牛犢頂橡樹》的附錄。這個形象是逐步刻畫出來的：作者是一步一步地向我們「揭示」了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本質性格特徵，他談到了他們之間的分歧，起初無關緊要，後來卻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後導致這位受共產主義薰陶的自由派作家與他的那位完全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作家同事之間的關係徹底地破裂。特瓦爾多夫斯基感到，上帝賦予了索爾仁尼琴力量，甚至連他的命運都做好了安排，對面的這個交談者一動不動，就像被一群小矮人圍住的格利佛一樣。他們兩人中有一人留在了岸上，而另外一個已經游離岸邊，去尋找新大陸去了。

我們面對的是三個人的對話（這一手法索爾仁尼琴經常使用）：當時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當時的講述者和現在的敘述者。作者多次使用諷刺（它藏匿在括號裡，或是一種隱秘思想的流露，或是冷峻地描述後來發生的事情）使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性格鮮明突出。「我喜歡上了他的鄉下人的秉性；他那詩意的童稚的種種顯現（這是一種被紳士風度掩飾得不好的稚氣）以及他在敵手面前（有時是在身居高位的人面前）能夠表現出天生的個人尊嚴（當然是面對面時，如果是打電話時常常會舉止失措），這就使得他擺脫了可笑或卑下的處境。可是我和他的過去畢竟是天懸地隔，由此引出今天的地位更是判若雲泥。」索爾仁尼琴這裡想強調的是，在電話交談中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個性特徵不會表現得那麼鮮明，因為電話是像魯薩諾夫這些官員們慣用的手段。

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特瓦爾多夫斯基是一個善良但不太靈活的莊稼漢形象，他脫離了自己的土地，被抬升到了一個過高的位置。他在進行著一場必要的戰鬥，但因為這條路前人已經走過而缺少創意。他還保留著正確的判斷力和農民式的幽默（當特瓦爾多夫斯基1963年在皮聰大給赫魯曉夫讀《焦爾金遊地府》時，引得後者哈哈大笑，當時這首長詩尚未開禁）。特瓦爾多夫斯基讚歎索爾仁尼琴堅韌不拔、不屈不撓及淡泊名利，但又不得不經常周旋於黨所宣稱的真理和真正的事實真相之間。「他就像需要空氣那樣需要這兩種真理不要分家，而是合而為一」（《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特瓦爾多夫斯基創作的主題與索爾仁尼琴相同，都是農民的世界、農村虔誠的教徒。他「反覆唸叨」的是《瑪特廖娜的家》裡所表達的思想，亦即蘇聯農村物質生活的匱乏特別是精神道德的墮落，民間創作傳統甚至那悅耳動聽的民間語言遭到了遺棄。特瓦爾多夫斯基對索爾仁尼琴《瑪特廖娜的家》中的語言進行了細微的修正，因為和他不同，索爾仁尼琴並非農民出身。但特瓦爾多夫斯基卻無法接受索爾仁尼琴的結論，或者，至少想減弱這一結論的尖銳性。特瓦爾多夫斯基不相信善遭到了徹底的丟棄，不相信這個詞已不再具有道德意義，於是他就像一頭公牛圍著木樁轉來轉去一樣兜了個大圈子。

所有這一切不同程度上都與寓言相似，更確切地說，是像那些講述城裡和田間老鼠的寓言故事。特瓦爾多夫斯基就像一頭待在城裡的老鼠，它為了榮耀和特權不惜出賣自己，而且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自己都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位偉大的自由派分子把《新世界》編輯部同事們對自己的崇拜當成了理所當然，習慣用「領導」的姿態不慌不忙地作出相關決定：「……這些人生活得懶散，並不急於去鍛造正在逸去的歷史，這究竟是因為歷史不會溜走？還是因為反正也不是由他們來鍛造？（《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特瓦爾多夫斯基不用設法去彌補那白白浪費的八年，甚至是十一年的生活，他的良心也不受那些渴求自由並希望藉助文學進行贖罪的苦命人的折磨。由於陰差陽錯，他成了一名聲名顯赫的人物。對自己這個長著一臉大鬍子、衣衫陳舊、頭髮亂蓬蓬的談話物件，他抱著袒護的態度，而並沒有把他平等看待。1962秋，他們之間建立起了短暫的友誼（「蜜月」）。

在《牛犢頂橡樹》中，作者還刻畫了特瓦爾多夫斯基一些不太令人喜歡的性格特徵。特瓦爾多夫斯基經常酗酒；索爾仁尼琴卻滴酒不沾（儘管他經常和朋友們一起喝酒，有時是在節日期間，甚至每天在午飯前都要喝上一杯白酒）。特瓦爾多夫斯基在自己的雜誌上發表了很多優秀小說家的作品，但卻很少發表傑出詩人的作品。這是出於嫉妒心嗎？索爾仁尼琴曾向他建議刊登沙拉摩夫的詩歌（「……1962年12月，我說服В.t.沙拉摩夫從《科雷馬詩抄》和《小長詩詩集》選出一些我認為是無可爭議的好詩，送給了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裝在一個密封公文袋裡，經由秘書轉交」），可特瓦爾多夫斯基卻找各種理由推掉了。這位主編認為，索爾仁尼琴應該對他言聽計從，於是他就表現得像主子一樣，但索爾仁尼琴卻不是一個奴僕。《伊萬·傑尼索維奇》發表後，特瓦爾多夫斯基認為，他找到了特洛伊古城。但特洛伊在謝里曼考古挖掘之前就存在了。同樣，古拉格在特瓦爾多夫斯基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且不管他是否情願還依然存在著。他甚至都不知道特別勞改營（оcо6лaг，《伊萬·傑尼索維奇》）與勞動改造營（ИtЛ，иcпpaвиteльhо-tpyдовойлaгepь，《鹿和小窩棚女子》）之間的區別。

索爾仁尼琴把劇作送到了他的家裡，於是「兩個薩沙」（他們都住在科捷利尼奇沿岸街同一棟樓裡），即傑緬季耶夫和特瓦爾多夫斯基就開始讀它。特瓦爾多夫斯基認為這個劇作寫得一般（他的觀點不無道理），而且還說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認為沒有必要「反覆挖掘同一類的集中營素材」。對於他來說，古拉格題材已經沒有多少新意了。而在索爾仁尼琴看來，這才僅僅是個開始，以後他還想發表《古拉格群島》呢。此外，特瓦爾多夫斯基還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讀完短篇小說《發生在科切托夫卡車站上的故事》（在發表的時候，車站的名字叫克列切托夫卡，這是因為《十月》雜誌的主編叫弗謝沃洛德·柯切托夫，而《新世界》與《十月》雜誌之間素來不和），他認為特維利季諾夫這個形象有些脫離現實，因為他還沒有體驗過磨難的滋味，卻僅僅是「出於品味不同就不喜歡斯大林」。怎麼能不喜歡斯大林呢？既然索爾仁尼琴不喜歡他，那麼他特瓦爾多夫斯基就要同樣受到別人的指責嗎？

我們是逐漸才知道這些隱秘的創傷。《牛犢頂橡樹》的作者多年以後認為，自己對特瓦爾多夫斯基做了過多的讓步，承擔了過多的義務（他認為對這個把自己當孩子來袒護的老爺，他理應感恩戴德）。在塑造這一形象時，可以感到索爾仁尼琴明顯的怒氣及略微的不悅。在國外期間，特瓦爾多夫斯基不得不設法安慰那些關心索爾仁尼琴命運的西方記者，而在這位昔日古拉格犯人看來，所有這一切都是謊言。當然，特瓦爾多夫斯基並沒有直接說謊。他始終會在距謊言「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來；正是因為這一毫米，索爾仁尼琴對這位頭上戴滿各種桂冠又被當局寵愛有加的詩人始終懷有敬意。但同時還指責他。重要的是，索爾仁尼琴對他有著清醒的認識。其他人對他阿諛奉承，又怕得要命，把他捧上了天，而索爾仁尼琴卻認為特瓦爾多夫斯基是一個悲劇式的人物，他孤立無援，沒有真正的朋友……他認為特瓦爾多夫斯基為人厚道、天真淳樸、心地單純，但他的雙手雙腳卻被人帶上了「鐐銬」，受到了別人的利用。當我們讀到作者筆下這位極其複雜矛盾的肖像時，我們似乎可以推測，兩位作家之間充滿了誤解，都到了快要斷交的地步了，我們能夠感受到，對特瓦爾多夫斯基來說，索爾仁尼琴的視角——即以一位昔日集中營犯人的角度來審視營區裡的監獄長——是無法容忍的。「我們好比兩條有各自特殊方程式的數學曲線」。索爾仁尼琴試圖去理解對手，「深入」到主人公的內心，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這兩條曲線有著共同的切線，甚至是共同的導數，但它們走過的路卻始終無法相交。

一切都像作家預先設想的那樣嗎？在這部書總的構思中，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形象十分必要，甚至非常重要。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如下，與其說牛犢在頂橡樹，不如說在頂這位與之對話的中間人，他刊發了作家的作品，將之帶入文學界並對他不斷施加各種誘惑。《牛犢頂橡樹》中的某些情節向讀者透露了這些不為人知的誘惑，包括來自當局的誘惑。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來《古拉格群島》中描寫的另外一個誘惑：在人們的內心深處仍然可以找到斯大林主義者的萌芽。或許，這就是作者之所以無情的原因，也可能正相反。另一方面，特瓦爾多夫斯基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某種程度上正是他挽救了索爾仁尼琴的命運，使他放棄了各種「誘惑」，如榮譽、頂禮膜拜、莫斯科的住房，還有徹底放棄真理。當時索爾仁尼琴能達到的最大限度，就是距全部真相只有一毫米（這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毫米！），而且要成功地觸及到真相。他將分別揭露集中營體制，蘇聯貧窮的農村，受到汙染的俄羅斯大自然……漸漸地他也被束縛住了手腳。在一些小事上他同樣面臨著誘惑，如在一些細枝末節上面與官員的蠻橫、受賄和不公正做鬥爭。但當時還不可能發出主要的喊聲。於是索爾仁尼琴寧願使所有的人都失望，使親人和遠朋遭受心靈的創傷，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放棄這聲主要的吶喊。

非常有趣的是，索爾仁尼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由他自己親自記錄下來）都同東正教的主要節日相符合。例如，1964年復活節的那三天，特瓦爾多夫斯基來到了梁贊，讀了《第一圈》的手稿後喝得醉醺醺的，試圖以此來減輕由該書造成的傷害（特瓦爾多夫斯基本人完全不記得這個復活節期間發生的事情了）；1968年6月聖三一節期間，索爾仁尼琴得知《第一圈》在美國出版，就在當天製成了《古拉格群島》的縮微膠片。「當你感到不夠堅強和心情不好的時候，求助於上帝是最好的辦法。在嬌柔的白樺林採些樹枝，裝飾心愛的木房別墅。幾天以後將會怎樣？是牢獄還是創作小說的幸福勞動？只有上帝一個人知道這一點。我祈禱。可以喘口氣、休息一番，那會是很好的，但是在死者面前的義務不允許我有這種軟弱：他們死去了，而你還活著，你要履行自己的義務，讓世界瞭解一切。」（《牛犢頂橡樹·發作》）。

一幅精緻的畫作展現在眼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受政府庇護的農民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幫助下所進行的戰鬥，是上帝派來的勇士的鬥爭。這是場舊約式的戰鬥，卻不是新約式的戰鬥。在索爾仁尼琴身上萌發出一種無法撼動的自信心，而且越來越強，亦即他是上帝的火炮。「另一個時代」到來了。「另一個人」開始了戰鬥，「另一個盾牌」掩護著特瓦爾多夫斯基，他在這種神奇的力量面前又算得了什麼呢？是為了當一個見證者嗎？在經過了長時間的猶疑之後，索爾仁尼琴幾乎已決定從遠方的手稿儲存人那裡取回《古拉格群島》，讓特瓦爾多夫斯基認真「看一看」，不想讓這本書銷聲匿跡，於是就邀請他來聖誕城。然而這次兩人沒來得及見面：「我們已經商量好，11月份我把《古拉格群島》帶給特里豐內奇。但是就在我快要到的時候他不但沒有出發，反而出現在某個人的慶祝會上喝起了白蘭地，他又變得很虛弱。後來因為要為自己的別墅添置傢俱——一個書櫃，他就沒去編輯部。於是我就把《古拉格群島》藏了起來……。」（《牛犢頂橡樹·扼殺》）

在《牛犢頂橡樹》中，可以隨處發現作者對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同情之心：「可憐的特里豐內奇！他對我是如此坦誠，但我卻不配他這樣做」，因為不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訴他，他實在是沒法控制好自己！順便說一句，這也不單單是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個人的問題：「不知為什麼，一想到人身上的這種不能保守秘密的弱點，我就無法把自己這些隱秘的故事（甚至是《第一圈》）拿給別人看，包括阿赫瑪託娃這樣的詩人！她是我的同時代人！想象一下吧，怎麼能不給她看呢？！因為我不敢。可惜了。她就這樣沒讀就去世了。」

在塑造特瓦爾多夫斯基這一「肖像」時，索爾仁尼琴在第四章結尾處得出了這樣一個悲觀的結論：「一位蘇聯的主編和一位俄羅斯的小說家，我們今後不能夠再手挽手了，因為我們的文學大相徑庭，無可挽回地分道揚鑣了。」於是又一次面臨抉擇，又一次來到了十字路口（索爾仁尼琴的思想都源出於這個形象）。勇士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隨著一些新的內容被補充進《牛犢頂橡樹》，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1968年初，「心情大好」的主編將《癌病房》交付排版，共印八章，為此索爾仁尼琴嘲弄地寫道：特瓦爾多夫斯基表現出了「自己的強硬態度（順便說，他的姓就帶有這個寓意，真希望他一生都能這樣強硬！）」。此外，「整個1968年……是特瓦爾多夫斯基快速成長的一年，他的觀點甚至原則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擴充套件和深化」。這位文學界的老前輩、「手拄柺杖的莊稼漢」（貴族式的柺杖暴露了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莊稼漢）待在自己的別墅，聽bbc廣播，閱讀地下出版物。看到他儘管很胖，還是跑向收音機，講述者讚歎說：「正是因為他的這種精神勁兒，我從沒有像現在一樣感覺他這麼親近！從沒有過！如果我們還能再肩並肩地戰鬥一段時間的話，我們之間的友情肯定會更為坦誠，永遠也不會消逝。」但如果特瓦爾多夫斯基意志堅決，拒絕在1968年8月21日之後別人塞給他的侮辱性呼籲書上簽字，那麼他領導的雜誌將自取其辱，像所有其他蘇聯出版物一樣發表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索爾仁尼琴向我們展示了那個被自己的同事中傷的特瓦爾多夫斯基。要想抗爭，他需要表現出一種「只有在古拉格群島集中營裡待過才能培養出來的堅韌不拔」。特瓦爾多夫斯基內心的耿直在長詩《憑藉記憶的權利》中體現得較為明顯。在這首詩中，兒子僅為父親而沒有為那些「被沒收了所有財產」的大多數人恢復名譽，他把責任推給了斯大林，然而卻像以前一樣相信黨、尊重列寧：

似乎在我們的身旁總有……那個不喜歡鼓掌和歡呼的人……他的形象永恆且鮮活……父親柔順地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導師……

對特瓦爾多夫斯基而言，忠於蘇聯體制是一種很大的束縛。他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仍然相信這「唯一正確的學說」，於是當自己的「同胞」試圖將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而發生激烈爭論時，特瓦爾多夫斯基對索爾仁尼琴宣稱道：「我原諒您。而我們——還要堅持列寧主義。這對我們而言，已經是巨大的讓步了。純粹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學說（？！），這是不被允許的。」

1969年11月4日，索爾仁尼琴在梁贊的「同行」將他從作協開除。鬥爭愈演愈烈。於是，他與特瓦爾多夫斯基之間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他們兩個人，一個遵循斯大林教誨的謹小慎微的行事原則，另一個期待新的「戰線」和「突破口」。他們又一次處在了「鞦韆」的兩頭：一個使勁擺動鞦韆，另一個則千方百計地不讓鞦韆蕩起來。而此時只是評價的程度不同罷了，談話是在對等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或許特瓦爾多夫斯基將會作出更大的讓步。因為他領導的雜誌和他這個主編正面臨著被扼殺的境遇。

《牛犢頂橡樹》中很多章節都集中描寫了這段時期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當一些新的內容被補充到回憶錄的時候，那本俄羅斯革命史詩的第一卷《1914年8月》（主要描寫了薩姆索諾夫部隊全軍覆滅的歷史）也出版了。這位將軍誠實、善良、高尚品德，甚至可以說是道德權威的化身。薩姆索諾夫將軍信仰上帝、作戰勇敢，可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由於他執行了大本營的命令（那裡都是一些平庸和追名逐利的人），他使自己的軍隊面臨著滅頂之災。特瓦爾多夫斯基讀了這些章節後非常興奮。小說立意深遠，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充滿了悲劇性但又有含蓄適度的警示，這個「肥大的祭羊」指揮官寬寬的額頭，一臉視死如歸的表情——這一切都讓特瓦爾多夫斯基愛不釋手。一頁一頁地讀下去，特瓦爾多夫斯基愈來愈明顯地發現，這位被當作祭品的軍事將領與自己受當局迫害的情形很相似。兩個人同病相憐，惺惺相惜。長篇小說虛構的情節同樣適用於現實生活中的情景（即詩人正面臨失寵的境遇）。一次失敗的故事同樣可以解釋一場文學鎮壓運動的源起。特瓦爾多夫斯基性格剛毅，但卻一敗塗地，他頑強地承受著打擊，將發生這一切的責任都攬在了自己身上，即使這樣，他在這次失利中表現得無可挑剔——這與那個迷失在茂密的普魯士森林迷宮裡掙脫不開、年紀不輕的薩姆索諾夫沒有多大的區別。而一切臨近結束，當特瓦爾多夫斯基最後一次巡視《新世界》雜誌的辦公室、舊大樓（這棟樓見證了蘇聯文學近16年來的發展歷程）時，這次值得紀念的漫步讓人想起了薩姆索諾夫臨終前的那次巡視。「不時可憐巴巴地看著上方，等著懸在高處的大粗木棒隨時砸在自己的腦袋上。或許薩姆索諾夫是在等待整個生命的結束，或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麼。總之在一刻，所有的猜測都將會有答案。」在《牛犢頂橡樹》的補記裡是這樣說的：「當我打算寫薩姆索諾夫和軍隊最後告別的場景時，有人向我講述了這一幕——我立刻意識到，這兩個場面很相似，而且我突然發現這兩個人物性格也是如此相似！——他們同屬於一個心理和民族型別，內心都很偉大、包容和純正，在現實生活中同樣都孤立無助，同樣落後於自己的時代。還有同樣的貴族氣質，它在薩姆索諾夫身上是天生的，而在特瓦爾多夫斯基身上則是相互矛盾的。於是我開始通過特瓦爾多夫斯基來解釋薩姆索諾夫，或者相反，這樣我就能更清楚地解讀他們中的每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