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的政論文章有一種令人歎服的內在完整性。從致蘇聯作協第四次大會的一封信到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始終是那些主題，但這些主題會參照道德準則的重要性來一點一點地得以展開。這包括民主原則要服從於生活的道德目標的原則，如《致蘇聯領袖們的一封信》，雖然這封信不無諷刺意味（作家1978年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公開承認了這一點）；也包括民族的利益高於意識形態的原則，這是他在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中闡述的主要想法，它促使索爾仁尼琴對1917年2月俄羅斯的自由黨人進行了痛苦的揭露；也包括對那些「只考慮個人安危」從而「在西方面前進行片面解釋卻希冀能夠全權代表那些被剝奪個人話語權的絕大多數人的意見」的俄羅斯政治僑民的輕視。最後，還包括對西方國家想與斯大林建立聯盟的遺憾之情（1975年7月在紐約的演講中首次提到了這種感受）。索爾仁尼琴只會憑個人的意念抬高自己的嗓音，從來不會在記者的倡議下這樣做。在每次採訪中他總會提出新的論斷，無論是與「世界報」的論戰（後者提供虛假資訊，說他將僑居智利皮諾切特集團，這一言論在1976年3月引起了西班牙左翼媒體的口誅筆伐），還是在哈佛大學的演講（這次演講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收到了大量評論）。透過這些政論文章，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一個始終如一的摩尼教信徒的觀點。一切均服從於嚴謹的大歷史觀，即罪惡的源頭是16世紀的人文主義思潮，或者說是「人文主義的墮落」，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沒有上帝的人文主義，它使人擺脫了宗教義務，這一人類中心說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並於彼得一世期間傳入俄國。

索爾仁尼琴的這種世界觀可以為我們解釋他的某些怪論（如對移民至以色列的猶太人大唱讚歌，對日本和臺灣的稱頌等）找到依據。它告訴我們其預測之所以出錯的原因（如葡萄牙並沒有受到「共產主義的奴役」，但在索爾仁尼琴看來，世俗民主制也可能會讓步），也說明他的一些預判是非常準確的（如關於美國人撤離後越南的未來）。這引起了西方許多人的反感，但有些人卻成了索爾仁尼琴的盟友。他為美國工會活動家所做的演講，他致上議院的信，他對一位「純粹」西方人士的觀點的引用，後者絲毫不在意大眾資訊，並將「成堆的信件」寄往佛蒙特州——這些行為不單單是靈活的對策，而是政治行為，讓人不得不予以重視。索爾仁尼琴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對福特總統的會面邀請故意一推再推。

但是從1978年開始，這位天生的鬥士顯露出了疲憊的跡象。在《流亡隨筆》（見《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一書中的專章《透過煙霧》已表露無遺，後來這本書以《牛犢頂橡樹第六版說明》為副標題出了單行本。當然，作家不會束手就擒，他依然保留著先前的堅毅性格，這種性格在答覆一名先移居到瑞士後又來到蘇聯的捷克記者的誹謗時表現得很明顯。這位記者寫的書《索爾仁尼琴的背叛螺旋曲線》已經在蘇聯新聞社出版（連同列舍托夫斯卡婭的回憶錄）。據爾熱扎奇所述，索爾仁尼琴從小就膽小怕事、口是心非。這位捷克記者引證了一些索爾仁尼琴的老朋友們（即「科卡」尼古拉·維特凱維奇和基里爾·西莫尼揚）說的虛假言辭，他們是在克格勃的壓力下這麼做的。顯而易見，後者的背叛深深地傷害了作家。西蒙尼揚於1977年去世，因此索爾仁尼琴已不再記恨於他，他寫道：「朋友，我原諒你；我理解，你面對貧困生活不堪重壓；看在我們共同經歷的青年時代，我原諒你，我曾愛過你」。索爾仁尼琴回憶起了1968年到莫斯科自己同學家的場景，當時或是感到恥辱或是被嚇破了膽的西蒙尼揚並沒有開啟房門，而是身體靠在裡面的門上屏住了呼吸，但客人還是通過擋板看到了他的雙腳：「於是我掰開了門上那個用於投放信件的擋板，往地板上扔了一封信，但還沒來得及放下擋板：就在正下面，在門口，我看到了你穿著睡褲的雙腳。你屏住呼吸站在那裡。」（《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一部，第五章）

凡是有關自己祖先的事情，索爾仁尼琴說的都是事實，他堅決卻得體地回覆第一任妻子，但寬恕了西蒙尼揚，因為索爾仁尼琴愛他。爾熱扎奇對他的指責使他深受傷害，就好像他在被敵人包圍的情況下不管自己的連隊戰友一個人跑開一樣。「夜是如此難忘，就是現在想起來，一切彷彿就在昨天。我無數次地中斷了對它的描繪。最初在集中營，我寫了一首四音步的揚抑格詩歌，在‘普魯士的那些夜晚’接著寫，並且已經寫了一些東西，後來卻丟掉了，也永遠消失在腦海裡。再後來，在流放時我又開始寫，散文的形式，但是其他的情節顯得更為重要，就這樣再也沒有時間考慮它。而那種特殊的感覺，就像對東普魯士流露出的感情一樣，更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了‘八月’裡。那一夜也就僅僅留在了支離破碎的記憶中了。」（《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一部，第五章）對這一夜的描寫是索爾仁尼琴軍事題材小說中最精彩的華章之一，它流露出時而像在失重狀態，時而因死亡危險的臨近、對自己肉體的「不確定性」和不恆久性的敏銳感受而產生的迷醉的輕鬆……

儘管有人指責索爾仁尼琴患有病理上的膽怯，說他背叛，具有強盜遺傳因素並偽造軍官升遷經歷，這些都不算什麼，對他母親的中傷以及惡意誹謗他們共同在羅斯托夫度過的時光才是最大的打擊。曾經與他一起夢想，一起思考的中學同學「基羅爾卡」，也被捲進了這一仇恨和謊言的泥潭，成了卑鄙的文學界走狗的幫兇。但是經驗豐富的鬥士瞬間就清醒了：「只要他們能做出來的事情，他們已經做了。根據全蘇命令，他們燒掉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瑪特廖娜的家》。還有我的衣服，上面吐滿了唾沫，被扔到了列福爾託沃的火爐中燒掉了。有多少本書被白白燒掉了，他們這是在有意詛咒我。他們偷偷地潛入沃羅尼揚斯卡婭的住處，鐵了心要迫害我，‘古拉格群島’似一個死人一樣來到了被他們毀掉的病房、私人豪華住宅和區委會，沒有手套，穿著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出產的工鞋。於是，他們被嚇得驚慌失措！」（《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一部，第五章）這段聲嘶力竭的內心獨白，是《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最有分量的一個片段，它也成了《牛犢頂橡樹》這本回憶錄的續篇。後來《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又有了補充，它的每一次再版就像引爆了炸彈一樣。老炮兵手索爾仁尼琴善於保護自己的連隊炮手，能夠慎重使用自己手中的彈藥。

kamюА.Бyhtyющийчeловek./Пep.Ю.m.ДehиcовaиЮ.h.cteфahовa.m.，1990.c.126—127.

參見：lefortc.unhommeentrop.paris，1976.克洛德·勒福爾與哲學家科內利烏斯·卡斯托裡阿基斯共同創立了「社會主義或野蠻」小組，這是持不同政見的反對極權政治（尤其反對蘇聯偽社會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勒福爾與薩特曾激烈地論戰。

希臘神話中埃亞島的女巫。——譯者注

西元前4世紀—西元前5世紀的猶太教教義、宗教倫理與律法集。——譯者注

參見：stern.18november1971.

本書的作者親身體驗過該政策的後果，我的一篇文章《法國視野中的勃洛克》寫於莫斯科，在我離開蘇聯時被沒收，6個月後才把它還給我，因為經鑑定後發現，我的文章裡沒有任何「反蘇傾向」。

參見：paдиоиhtepвьюkоmпahииБи-6и-cи（фeвpaль1979）//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487—488.

ОtвetПaвлyЛиtвиhовyвжyphaлe《ВecthиkpХД》//cолжehицыhА.И.Пy6лициctиka.t.2.c209.

這是索爾仁尼琴於2001年在法國科學院領獎時說出來的主張：「我或許應該把人文主義的墮落稱作是國際生活中最顯著的一個現象。大約在5世紀前，人文主義誕生了，並在十分誘人的觀念的指導下得以發展起來，這就是主張從基督教那裡借用它的善的思想，它對貧困者和受壓迫者同情的思想，它承認每個人具有自由意志的思想。是的，是借用，但又剔除了宇宙創世主的理念。這一點似乎非常成功。在隨後幾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人文主義表現出海納百川的氣勢，這彷彿是切合人性的運動。在各種歷史事件中，人文主義減緩了人類的野蠻和殘暴行為。然而……」

pжe3aчt.cпиpaльи3mehыcолжehицыha.m.，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