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天早晨，那幾個無家可歸的孩子乘坐由領養他們的大人租來的小巴來到了霍洛威。這是個陽光燦爛的六月的星期六，因為天熱得很早，昨夜又下了一場雨的緣故，天空飄著一層薄薄的霧，一些人聚集在他們的房子外面，有的是來看熱鬧的，有的是來歡迎他們的新鄰居的，突然，我感覺好像我們的街道很特別，畢竟，在倫敦或者英國沒有別的街道有著這樣的一個早晨，我能看出，不論以後會發生什麼，戴維和「好訊息」現在已經實現了一些東西。

下車的時候，孩子們咯咯地笑著，他們在大聲地說著話——「呦，看她，我敢打賭她是你的」——但這只是虛張聲勢，有兩個孩子明顯看起來很害怕。我們彼此都很害怕。他們站在人行道上，戴維同他們逐一進行了交談——三個男孩、三個女孩——把他們的新家指給他們看。他同其中的一個男孩子握握手，然後用手指了指我，幾分鐘後，我在泡茶，一個十八歲大的小夥子坐在廚房裡卷著菸捲，他讓我叫他「猴子」。

「你在做什麼？」莫莉問他。

「捲菸卷。」

「你會抽菸?」莫莉說。

湯姆「咄」了一聲，轉身進了自己的屋子。但莫莉卻充滿了敬畏。她爸爸反對吸菸，她媽媽是個醫生；她曾聽人說過抽菸，但她從未見過任何人準備在她面前抽菸。至於我，我不知道我是否願意猴子在廚房、在孩子們面前抽菸，大概我不願意。但是，讓猴子到外面的後花園裡抽可能會讓我們一開始就很不順利——這可能給他一種在這兒他不受歡迎或者我們不尊重他的文化的感覺。或者這也可能會強化我們之間的差異——他可能認為，被動吸菸本質上是中產階級對未來健康的一種預先假設的擔心，而現在，未來已將他背棄，這就是為什麼他不擔心吸手卷煙的緣故。或者叫他出去可能只會使他生氣，然後他的憤怒會驅使他把我們的財產都偷走，或者在我們睡覺時殺死我們。我不知道。因為我不知道，我除了「我給你找只菸灰缸」外什麼也沒說。接著我又說：「你得用這個碟子。」然後當我在腦海裡回放最後這個句子時，我聽到：a）它可以被理解成口氣很暴躁，b）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含蓄的反對和隱藏的暗示，這個房間裡沒有菸灰缸。於是我加了一句：「如果你不在意。」猴子沒有在意。

猴子很高很瘦——根本不像猴子，倒更像只長頸鹿。他（自下而上）穿著馬滕斯醫生靴、軍褲、卡其布夾克和一件黑色的高領毛衣，毛衣上粘滿泥漿，我希望那是泥漿。除了臉上長滿粉刺外，他再沒什麼別的東西了——他別的衣服都被裝在一隻塑膠行李袋裡。

「那麼，」我說。他期待地看著我，這很公平，鑑於剛才我用的那個詞清楚地誘導了期待的產生，但我一時又想不出說什麼了。我努力在想接下來該怎麼說，既不能以恩人自居也不能讓人不愉快，但應該傳達同情和好奇的意味。（這裡順便說一句，對猴子我既感到同情又覺得好奇，所以我不只是在裝模作樣，我關心他，真的。）

「你最後一次坐在廚房裡是什麼時候？」

這不是個得罪人的問題吧？因為如果你一直在公園過夜，有可能有一陣子你沒去過廚房了，對不對？也許這個問題會讓他開口，讓他道出實情來，這樣我也能夠更瞭解他一些，我會知道他一直在做什麼，在哪裡做。我覺得惟一的危險是，這話可能聽起來有點自鳴得意——我們是不是生活得很好，我們有個廚房，不，不，不是這樣。

「我忘了，好久以前，大概是最後一次見媽媽的時候。」

「那是什麼時候？」

「兩三年前。埃裡·基真的很有趣嗎？」

「誰是埃裡·基？」

「電視喜劇演員。」

「我不知道，我沒見過他。」

「他不是很有趣，」莫莉說，她正在桌上畫畫。

「你什麼時候見過他？」我問莫莉。

「我沒見過，但我看過他的照片。他看起來不是很有趣，看上去挺蠢的。你為什麼叫猴子呢？」

「我不知道，他們就是這麼叫的。你為什麼叫莫莉呢？」

「因為爸爸不喜歡麗貝卡這個名字。」

「哦，你們有數字電視嗎？」

「沒有。」

「有線呢？」

「有的。」

「能看星空體育臺嗎？」

「不能。」

「哦。」

結果我們對猴子有點失望，老實說，他也對我有點失望。我不能回答他問我的任何問題，似乎我們也沒有任何他最想要的東西（除了看不到星空體育臺，我們還沒有pc遊戲機，或者甚至連條狗也沒有）；同時他也不能幫我弄明白為什麼是他睡到了大街上，這意味著我也無法展示我想讓他看到的我的那一面——臨床醫學家和聽眾凱蒂，富有想象力，能解決常人無法解決的問題。猴子去洗澡了，很遺憾，我們的淋浴器也不好用。

頭幾天，一切都很平靜。我們只是在晚上才能看到他；他也不說白天去哪了，但顯然老習慣很難改變，老朋友對每個人都很重要，他也不例外。他一天晚上回來後，在餐桌上倒下一大堆硬幣想要貼給我家用錢，這讓我們想到了他白天的行蹤。我幾乎就想把錢接過來，畢竟，除了我之外，他是這個家裡惟一工作的人。他懂禮貌，事不關己不過問，他讀書，看電視，和湯姆玩電腦，他對飯菜沒有任何要求，滿意給他吃的每一口飯菜。

一天晚上，我讓客人們在家照看孩子，我和戴維去看電影。（想象中的）和父母或者社工人員的對話是這樣的：「誰照看你們的孩子？」「哦，是‘好訊息’和猴子。」電影是朱莉婭·羅伯茨主演的——她扮演一個為生存在掙扎的單親母親，她在一家律師事務所找到了份工作，後來她發現當地一家自來水公司的水有毒，為此她進行了一場艱苦的訴訟並幫助受害者獲得了賠償。她同一個留著鬍鬚的性感男子之間的關係使她承受了痛苦，她成了個對孩子疏忽大意的壞母親，但她是在為正義而戰，而水公司則很壞，簡直壞透了。她只有兩個孩子和一個男朋友，而因水致病的人卻有幾百人，所以這沒什麼。這不是部特別棒的電影，我喜歡它只是因為它是部彩色電影，在故事情節中沒有涉及空間飛船、昆蟲或者噪音，我能一下子從頭看到尾，就像我愛看斯托帕德的戲劇一樣。戴維喜歡這部電影是因為他覺得電影是在講他。

「怎麼樣？」看完電影他問我。

「什麼怎麼樣？」

「你看到了嗎？」

「我看到什麼了？」

「要做這種事情，就得付出代價。」

「沒什麼代價。電影裡沒有。也許除了那些生病的人以外，從此以後每個人都幸福地生活著。」

「她男朋友離開了她。」

「她和他言歸於好了。」我指出。

「但是難道你不站在她那邊嗎？」

他過去的思維常常這樣複雜、饒有趣味。「不，我站在自來水公司這邊。我當然不站在她一邊，我沒有很多選擇。你想說你是朱莉婭·羅伯茨嗎？」

「沒有，但是……」

「因為你不是她。」

我們停了下來，他給了一個孩子五十便士，然後我們又繼續沉默了一小會。

「為什麼不是？」

「戴維，我不想在這上面浪費太多的時間。」

「為什麼不？」

「為什麼我不打算浪費時間來解釋為什麼你不是朱莉婭·羅伯茨嗎？」

「是的，這很重要。告訴我，我正在做的和她做的有什麼不同。」

「你在做什麼？說給我聽聽。」

「你先跟我說說她在做什麼。然後我們再來看看有什麼不同。」

「你會把我弄瘋的。」

「哦，對不起。但關鍵是她和我都想要做些事情。自來水公司毒害居民，不好，她想要為被傷害的人討回正義。孩子們露宿在大街上，不好，我想要幫助他們。」

「為什麼是你？」

「為什麼是她？」

「戴維，那是部電影。」

「但它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

「我問你，為這值得毀掉你的家庭嗎？」

「我沒打算毀掉我的家庭。」

「我知道你沒打算毀掉你的家庭。但是我們兩個人覺得非常不快樂。我也不知道我還能再承受多久。」

「對不起。」

「你只會說對不起？」

「我還能說什麼？我只是試著在為那些自己無能為力的人做些事情，你就一直威脅著要離開我。我……」

「不是這樣的，戴維。我說要離開你，是因為你變得讓人無法忍受。」

「什麼不能讓你忍受了？」

「一切。假裝神聖、自鳴得意……」

「凱蒂，那兒有人在死去。如果你覺得我自鳴得意，我很遺憾。」

我無言以對。

當年，狀況接二連三地發生。有一年暑假，戴維把腿摔斷了，第二年因為剛畢業很窮，所以我和戴維直到我們交往的第三年才一起外出度假。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是嚴格意義上的一對了，我是指，我們會吵架，有時候我會不是很喜歡他，如果我或者他外出幾天，我也不想他，儘管我還是會草草記下一些瑣碎的事準備告訴他，但我從未想過是否我希望和他在一起。因為我知道，在我內心的深處，我做好了長途征戰的準備。我猜我是想說這第一個假期不是我們的蜜月旅行，那兩個星期，我們也沒有太多的機會把時間全花在床上，你一口我一口地往對方嘴裡喂外國水果。事實上，情況更可能是這樣的：因為他隨意更改猜字遊戲規則，我們吵了一架，結果戴維會生兩週長長的悶氣，那段時間裡，我會罵他是個可憐的小騙子。那時我們就是這樣相處的。

我們查到了飛往埃及的廉價航班，打算四處轉轉，但是，到達開羅的第二天，戴維就生病了——事實上，病得比過去任何一次都要厲害。他神志昏迷，每隔兩個小時就要嘔吐一次，病情最重時，他腹瀉了，我們住在廉價旅館裡，房間裡沒有廁所也沒有淋浴，我不得不一遍一遍幫他擦洗乾淨。

但我卻有點高興，因為幾年前（大概是在我第一次想象當醫生，並且意識到有時候我的私人生活將會同我的職業生活相似時），我為自己準備了一個測試題目：看到一個男人處在那樣的狀態，第二天早晨，我還能不能夠繼續尊重他？我成功地通過了測試。在幫戴維擦洗身體時，我沒有絲毫的猶豫，後來我還下決心跟他做愛。（我指的是在假期以及他恢復健康之後，而不是就在那件事之後……）畢竟，我有能力進行成熟的交往。這是否就是愛？

但現在，我能明白我錯了，那不是考驗。在國外一個陌生的旅館裡，哪個女人會任憑她男朋友在弄髒的床單上腐爛發臭不聞不問？如今才算是考驗，上帝！我沒通過嗎？

溫迪和愛德華，那對住在19號的高大夫婦，第二天一大早就來登門拜訪。他們收養了一個叫羅比的男孩子，他們說挺喜歡他的。昨晚他們三個在一起探討了羅比的生活以及他是如何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睡覺的時候，溫迪和愛德華慶幸他們做了個正確的決定——讓羅比留下來。但早晨醒來時，羅比卻不見了，一起不見的還有：一臺攝像機、七十英鎊現金以及一隻手鐲，手鐲是溫迪洗碗時放在水池旁邊忘了拿的。「好訊息」聽著，情緒變得越來越激動，這讓我很驚訝，我原以為他會愉快地將損失看成一種經歷，他會爭辯——他幾乎一無所有，所以辯論起來就會很容易——這些風險值得去冒，這都是為了以後更多的人的利益等等。但結果卻是，並不是這偷竊行為本身讓他激動，而是我們的中產階級邏輯。

「哦，不，不是這樣，大家聽我說，」他說，「我們太草率地下結論了。我們不應該草率，我們應該坐下來好好想想。」

「那你的意思是？」愛德華真的困惑了。跟我一樣，他也努力想聽明白這件事怎麼可能還有其他解釋。

「難道你看不出來？我們把兩件事放在一起，然後就覺得板上釘釘了。我是說……是的，羅比走了，一些東西也不見了。但這並不一定就代表他們去了同一個地方。」

「我肯定它們不會，」我說。「我肯定它們去了不同的地方。我肯定攝像機到了霍洛威路上的那家二手貨商店，而羅比去了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