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跟丈夫說我再也不想和他維持婚姻關係的時候，我正在利茲的一家停車場。戴維甚至沒和我一塊兒呆在停車場裡。他在家裡，照管孩子，而我只不過是打了個電話提醒他該給莫莉的班主任寫張條子。一些別的話似乎就這麼……脫口而出了。顯而易見，這是個錯誤。即使我是——天哪，這已經大大出乎意料了——那種對丈夫說再也不想和他維持婚姻關係的人，我也不認為自己會在停車場說出這番話，而且還用的是行動電話。顯然，這特殊的自我評價如今可不得不推翻了。舉個例子來說吧，我可以把自己描述成那種從來不忘記別人名字的人，因為這些名字我會成千上萬次地記起，而只忘掉了一兩次。但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關於離婚的話題只會提起一次，倘若非得提起的話。如果你選擇在利茲停車場，用行動電話來對付這事兒，那麼你就沒法宣告它只是一句戲言，這和李·哈維·奧斯瓦德無法聲稱刺殺肯尼迪總統的行為絲毫不像他本人所為是同一個道理。有時候我們只能任由偶發事件來評判自己。

後來，在旅館的房間裡，當我失眠時——某種程度上這令人安慰，因為即使我已經成為一個在停車場結束婚姻的女人，起碼過後我還有良心輾轉反側——我在腦海裡回憶這番對話，儘可能多地著眼於細節，設法找出我們怎麼會在三分鐘之內從那話兒（莫莉的牙醫預約）轉到這話兒（迫在眉睫的離婚）的。好吧，至少十分鐘。害得我沒完沒了地在凌晨三點苦苦思索，我們怎麼會在二十四年中從那會兒（1976年在大學舞會上的相遇）走到這會兒（迫在眉睫的離婚）的。

老實說吧，這反省的第二部分之所以如此長久費勁只是因為24年確實是一段長長遠遠的時間，不計其數的瑣碎事兒控制不住地湧現在腦海裡，微不足道的細枝末節，確實對我們之間的故事沒有太多的幫助。如果把我對於我們婚姻的看法拍成電影的話，評論家會說它全都是廢話，沒有情節，它可以簡述若此：兩個人遇見了，戀愛了，有孩子了，開始吵架了，一個變得又肥胖又壞脾氣（他）並且厭倦婚姻，一個變得又絕望又壞脾氣（她）並且要分手不幹。我不會反對這齣劇情梗概。我們之間沒什麼特別的。

那個電話，儘管……我仍沒找到關鍵的環節，正是那節骨眼使一場有關家務小事安排的相當融洽並且平淡無奇的對話突變為這洪水猛獸般、如同我們所知道的世界末日一樣的時刻。我能回憶起談話的開始，幾乎一字不差：

我：「嗨。」

他：「好啊。你怎麼樣？」

我：「噯，不錯。孩子們還好嗎？」

他：「呃。莫莉這會兒在看電視。湯姆正圍著傑米轉。」

我：「我打電話只是想告訴你得寫張條子讓莫莉明天帶到學校去。就是牙醫的事兒。」

看看？看看？它不可能發生的，你會這麼認為，不是打這裡開始的。但你錯了，因為我們就這麼發生了。我差不多能斷定第一個坎兒就是在這兒產生的，在這一分鐘。我現在記起當時的情況了，有一個停頓，一片不祥的沉寂，在電話線的那一頭。然後我就胡扯了一些像是「什麼」，而他則回答「沒什麼」的話。然後我又問了一遍「什麼」，而他又回答「沒什麼」，但顯然他既沒有被我的問題難住，也沒有被逗樂，只是在發脾氣，這意味著，他並沒有回答，你不得不問下去。所以我追著問了。

「說吧。」

「沒什麼。」

「說吧。」

「沒什麼。你剛才說的話。」

「我剛才說什麼了？」

「說打電話只是提醒我莫莉條子的事兒。」

「那又怎麼了？」

「如果你為了別的理由打電話來會更好一些。你知道的，問個好之類的。瞧瞧你丈夫和孩子們過得怎麼樣。」

「噢，戴維。」

「什麼叫‘噢，戴維’？」

「那正是我問的第一件事。‘孩子們過得可好？’」

「是的。好吧。‘孩子們過得可好？’而不是，比如，‘你過得可好？’」

在萬事太平的時候，你不會聽到這樣的對話。不難想象在那些關係更融洽的夫妻之間，一個如此起頭的電話不會也不可能轉到離婚的談話中去。在比較恩愛的夫妻當中你能駕輕就熟地直接從牙醫的話頭聊到其他話題上去——你白天的工作，或者晚上的打算，或甚至是，在一樁異常實用的婚姻中，聊一些發生在家庭外面的事情，舉個例子說吧，《今日》節目裡傳來的咳嗽聲——就那麼普通，就那麼讓人記不住，卻正是這些話題，構造了讓人記不住但相親相愛的普通夫妻關係的基本內容，甚至也許是婚姻的支柱。然而戴維和我，……這不是我倆的狀況，不再是了。像我們倆這樣的電話只會發生在你經過了好多年的傷害與被傷害，直到你嘟噥的和聽到的每個字都變得意味深長，如同一齣淒涼又奇麗的戲劇一般複雜且充滿了潛臺詞。實際上，當我清醒地躺在旅館的床上，試圖把一切都拼湊起來的時候，我甚至想到我們發明了自己的密碼是何等的聰明啊：需要經年累月的令人痛苦的鬥智鬥勇才能到達如今這個地步。

「我很抱歉。」

「我過得怎樣你介意嗎？」

「說實在的，戴維，我不需要問你過得怎樣。我能聽出來你好不好。你身體夠棒的，足夠一邊照料兩個孩子，一邊還攻擊我，並且還非常，非常地委屈，為了這會兒我仍莫名其妙的原因。雖然我確信你會開導我的。」

「你憑什麼覺得我委屈？」

「哈！你就是委屈本身。一直是。」

「扯淡。」

「戴維，你以受委屈為生。」

這是真的，在一定程度上。戴維惟一固定的收入來自於他給我們這兒一家地方報紙的專欄供稿。專欄配有一張他對著鏡頭咆哮的照片，小標題是「霍洛威最憤怒的男人」。最後一篇我還願意閱讀的是反對老人坐公交車的諷刺小品：為什麼他們從不準備好他們的錢？為什麼他們不願意使用車廂前面專門留給他們的座位？為什麼他們在到站之前堅持要站上十分鐘，這樣他們就只好經常以令人驚恐並且是有失尊嚴的方式跌倒在地了？反正讀者諸君可以想象那幅場景。

「假使你不曾注意，大概是因為你從不他媽的費心來讀我……」

「莫莉在哪兒？」

「在另一間屋子裡看電視。媽的媽的媽的。狗屎。」

「非常成熟。」

「……大概是因為你從不他媽的費心來讀我，我的專欄是嘲諷的。」

我嘲諷地大笑。

「好吧，要是韋伯斯特大街32號的居民不懂什麼是諷刺的話，請寬恕我們吧。我們每一天都和霍洛威最憤怒的男人一起醒來。」

「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

或許在關於我們婚姻的電影中，這句話將是一個轉機，劇作者處心積慮地寫下它是為了含蓄而不拖泥帶水地把一場愚蠢草率的爭吵轉向更有意義的情節：「問得好……我們想幹嗎？……我們在幹什麼？……諸如此類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到此為止。」是的，它需要費點兒勁，但它終將有效。雖然如此，鑑於戴維和我並不是湯姆·克魯斯和妮可·基德曼，我們是無緣於這巧妙而充滿暗示的小小轉機的。

「我不知道這一切到底為了什麼。是你為了我不曾問候你而大光其火?」

「是的。」

「你過得好嗎？」

「滾蛋。」

我嘆了口氣，正對著手機的送話口，讓他聽清楚我正在幹什麼；我不得不把手機從耳朵邊移到嘴巴前，使得這一刻的聲音有所失真，但憑經驗我知道我的手機並不能傳遞出聲響的細微差別。

「天哪！這算什麼？」

「是嘆氣。」

「聽上去你像是站在山頂上。」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他待在倫敦北部的一間廚房裡默不作聲，我待在利茲一家停車場裡默不作聲，我很清楚這種沉默，熟悉它的樣子和氛圍，它所有尖刻而敏感的細小角落，我突然為此厭惡不堪。（當然，根本沒有真正的寂靜。你可以聽見自己由於憤怒而攙雜著咒罵的氣咻咻的聲音、嘭嘭地撞擊著耳穴的熱血，與此同時，還有一輛菲亞特烏諾牌汽車倒進停車場，泊在你邊上的轟鳴聲。）事實是，在問候家人和決定離婚之間並沒有任何聯絡。這就是為什麼我找不到那個環節的原因。我想有些事發生了，我剛剛捲進去。

「我受夠了，戴維。」

「受夠什麼？」

「這些，無時無刻地爭吵。沉默。糟糕的氣氛。所有這一切……讓人噁心。」

「哦，這些。」聽筒裡傳過來的語氣好像是毒液不知怎的從漏屋頂滴進了我們的婚姻，而他過去一直在盡力彌補，「是的，好吧，現在發現已經太晚了。」

我深深地透了口氣，不是為他，而是為我自己，所以這一回手機貼在耳朵邊上。

「也許不晚。」

「什麼意思？」

「你真的想這樣度過下半輩子？」

「不，當然不想。你是在暗示什麼別的選擇嗎？」

「是的，我認為我是。」

「你可以告訴我是什麼嗎？」

「你知道是什麼。」

「我當然知道。但我希望你是第一個提出的人。」

到了這個地步我真的豁出去了。

「你想離婚嗎？」

「我希望你記住這並非由我提出的。」

「好的。」

「是你，而不是我。」

「是我，而不是你。說下去啊，戴維。我正試圖討論一樁叫人傷心的成年人之間的事情，而你卻只想著計較先後。」

「那樣我可以告訴大家你要求離婚。而且非常突然。」

「哦，徹頭徹尾的突然，不是嗎？我是說，並沒有任何徵兆，是吧？因為我們一直是那麼地幸福快樂。這就是你有興趣去做的？告訴每一個人？對你來說，這就是關鍵？」

「在我們掛上電話前，我要弄清楚。我只是想在你編造你的版本之前，先有我的說法。」

「好啊，那麼，我就在電話這頭等著。」

就在那時，對我自己，對他，對發生在我們倆身邊一切的厭惡使我做了相反的事，我掛了電話。正是這讓我落得了在利茲旅館的房間裡輾轉反側的結局，拼命回憶著剛才對話的每一步，偶爾因無法入眠而沮喪得咒罵不停，把燈和電視機開開關關，一般來說這會把我情人的生活搞得一團糟。噢，我想，他該現身在某個電影大綱裡吧。他們結婚了，他變得肥胖而脾氣暴躁，她變得絕望而性格乖戾，於是她有了情人。

聽著：我並不是一個壞人。我是一名醫生。我想成為醫生的一個理由是我認為它會是個好行當——好的意思是，遠勝於那些讓人興奮、收入豐厚或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我喜歡這樣的說法：「我要做一名醫生」，「我正受訓成為一名醫生」，「我是倫敦北部一家小醫院的普通醫師」。我想這會使我顯得還算可以——專業、有點兒頭腦、不那麼招搖、可敬、成熟、慈悲。難道你以為醫生不在乎體面，因為他們是醫生？我們當然在乎。不管怎樣。我是個好人，是一名醫生，並且我正躺在旅館的床上，和一個我實際上不太瞭解的名叫斯蒂芬的男人睡覺，我剛剛對丈夫說我要離婚。

斯蒂芬，不出意料地醒了。

「你沒事吧？」他問我。

我沒法面對他。幾小時前他的雙手還撫摩我每一寸肌膚，我也渴望它們在那兒，可這會兒我卻不願意他躺在床上，在房間裡，在利茲。

「有點兒睡不著。」我起床，開始穿衣服。「我出去走走。」

這是我訂的旅館房間，所以我帶上了房卡，可即使在我把房卡塞進包裡的時候，我也意識到我不會回來了。我想待在家裡，爭吵，哭鬧，為我們即將給孩子們的生活所製造的混亂感到歉疚。健康管理局會支付房費。斯蒂芬只需要把迷你吧的單埋掉。

我開了好幾個小時的車，然後在一家加油站停了下來，要了一杯茶和一份甜甜圈。如果這是一部電影，在開車回家的路途中總會發生點什麼，一些昭示出這一旅途的意義的事情。我會遇見某個人，或者下決心變成一個全新的人，或者被一樁犯罪事件捲了進去，並且也許被一個罪犯綁架了，一個十九歲的有毒癮的並且沒受過什麼教育的傢伙，結果證明他比我要聰明得多，事實上，也要慈悲得多——太諷刺了，鑑於我是一名醫生，而他是一個全副武裝的綁匪。他會從我身上學到點什麼，儘管只有天知道有什麼值得學的，而我也會從他身上學到點什麼，然後我們被短暫的相處微妙但卻深深地改變了，會以一生來接續我們的旅程。不過這並非電影，正如我以前說過的，所以我吃了甜甜圈，喝了茶，回到了車子裡。（為什麼我老是在說電影？過去的幾年裡我只去了兩次電影院，並且我看過的那兩部片子的主角都是卡通昆蟲。就我所知，當前大多數公映的成人影片都是講述一個女人平平安安地從利茲開車到倫敦北部去的，她在半路上停車要了一杯茶和一份甜甜圈。）整個旅程只花了我三個小時，還包括了吃甜甜圈的時間。我六點到家，回到了一所仍在沉睡中的房子，我如今才發現，這所房子正一點一點散發出一股空落落的頹敗的味道。

在七點三刻以前，沒有人會起床，所以我在沙發上打盹。儘管有那個電話和斯蒂芬的事，我還是很高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也很高興能感受到從吱嘎作響的地板裡滲出來的孩子們那令人難忘的溫暖氣息。我不想睡到那張婚姻的床上，不是今晚，或者今晨，或者隨便什麼見鬼時間——不是因為斯蒂芬，而是因為我還沒決定我到底要不要再和戴維一起睡覺。那到底有什麼關係？可是接下去，有什麼要緊呢，是離婚還是不離？這太奇怪了，所有這一切——我曾經無數次地與那些「夫妻分房睡覺」的人談話，也無數次地討論過這個話題，好像夫妻同床共寢就是完完全全地維持婚姻關係了，但不論事情多麼糟糕，待在一張床上從來不成問題；共度餘生才讓人感到恐怖。自從我們倆開始爭吵，近來有好幾次，一看到戴維醒了、動彈了、神志清醒了、走動並且說話了，我就想吐，我對他的厭惡是如此的強烈；雖然，在晚上，是一番全然不同的情形。我們仍然做愛，半心半意，例行公事，但這不是性：這更多的是我們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一起睡的覺，我們是怎麼一起幹的。我的身體曲線已經適應了他的胳膊肘、膝蓋和屁股，再沒有別的人如此一模一樣完完全全地契合我了，尤其不是斯蒂芬，他看起來像是身體所有的器官都長錯了地方，儘管他更為瘦削、頎長，一切你覺得可以推薦給一個尋找性伴侶的女人的優點，一應俱全；昨天夜裡，有好幾回我悶悶不樂地想到是否戴維是世上惟一那個讓我感覺和他待在一塊怎麼著都覺得很舒服的人，是否我們的婚姻，也許成千上萬樁婚姻能挺到今天的原因就是因為存在著某些還沒有被認真研究過的體重/身高的差別，並且一旦任何一方有哪怕微乎其微的不合適，這姻緣關係也決不會發生。而且，還不僅僅於此。當戴維睡著的時候，我能把他變回我仍深愛的那個人：我會把我覺得戴維該是個什麼樣的人、他原先是個什麼樣的人，強加到那個沉睡的身體上，和這個戴維一起度過的七個小時剛剛夠我打發與另一個戴維一起消磨的第二天。

就這樣。我在沙發上半睡半醒，後來湯姆穿著睡衣下來了，他開啟電視，端了一碗麥片，坐在扶手椅上，看卡通片。他連一眼都沒有看我，也沒有吭聲。

「早上好。」我愉快地打了聲招呼。

「嗨。」

「你好嗎？」

「還行。」

「昨天在學校裡怎麼樣？」

可他卻跑開了。我兒子提供的談話機會像一扇只開啟了兩分鐘的窗，落下了窗簾。我從沙發上起來，煮上一壺水。接著莫莉下樓了，已經穿好校服。她瞪著我。

「你說你要出遠門的。」

「我回來了。我太想你們了。」

「我們並不想念你。是嗎，湯姆？」

湯姆沒有回答。顯然，這就是我所選擇的：我女兒赤裸裸的挑釁，我兒子冷冰冰的漠然。除非，當然了，這純粹是杞人憂天，他們既沒有挑釁也並非冷漠，他們只是孩子，他們不會在一夜之間陡然生出大人的洞察力，即使是這樣異乎尋常的夜晚。

最後一個，但卻至關重要的戴維出現了，套著家常穿的t恤和平腳短褲。他走過去燒水，發現水早就煮上了，有那麼一會兒他看起來迷惑不解。就在那時他才用他迷糊的眼睛瞧了瞧房間，想弄明白是不是能為這出乎意料的燒水找到什麼答案。他看見了懶懶散散躺在沙發上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