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洛夫娜的生活過得出乎尋常的平靜。這種平靜有時使她也感到驚奇。兒子關在監獄裡，她知道他將被判重刑。但當她想起這件事時，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安德烈、費佳及其他一連串的人來。兒子的身影與他相同命運的許多人的身影漸漸融合到了一起，不斷地變大，引起她許多的遐想，使她對巴維爾的思念不知不覺自然而然地擴大，向各方面展開。這種思念，像一道道纖細的強弱不等的光芒，射向四面八方，照到所有的地方，力圖照亮一切，把一切都彙整合一個畫面，不讓她的思念停留在某個單一的事上，不讓她只是思念兒子，為他擔憂。
索菲婭很快就到什麼地方去了。過了五天，她又出現了，快快樂樂，朝氣勃勃。但只過了幾個小時，她又消失了；過了兩個星期之後她又出現了。好像她生活的圈子非常廣闊。她有時回來看望弟弟，整個房子裡充滿著朝氣和音樂。
母親也開始喜歡上了音樂。每當她聽音樂時，總感到胸中有一股熱浪在翻滾，流入心田，心也跳得很是平穩；思潮有如撒在肥沃潮溼而經過深耕的土壤裡的種子，在心頭迅速而蓬勃地生長著。在音樂的強力感召之下，心頭湧起萬語千言，宛如萬紫千紅的花朵在盛開。
但是，母親總是難於跟索菲婭的馬虎成性和平共處。後者總是把自己的東西，菸蒂和菸灰到處亂扔。她更難以忍受的是索菲婭的高談闊論，和尼古拉穩重沉著的態度、一貫文雅嚴肅的談吐相比，她這一切更令人不習慣。索菲婭給她的印象是：像個急於把自己裝成大人的孩子，卻仍然把別人當作有趣的玩具。她經常大談勞動神聖，但由於她的馬虎隨便，總給母親增添不少操勞。她經常把自由掛在嘴邊，但母親感到：她的粗暴、偏執和無休止的爭論，卻明顯地壓制著其他人。在她身上存在著很多互相矛盾的東西，母親注意到了這些，因此對她處處小心謹慎，總沒有尼古拉在她心中引起的那種始終如一的溫暖親切的感情。
尼古拉總是心事重重，日復一日過著單調而有規律的生活：早上八點喝茶，看報，一邊向母親講述新聞。母親聽他講著，彷彿真的看到了生活這架沉重的機器是如何把人無情地碾碎而變成金錢。她感到他和安德烈有著某種共同之處。像霍霍爾一樣，他談論起別人來不懷惡意，因為他認為在當今這種不合理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是有罪的。但他對新生活的信念卻不如安德烈那麼強烈和鮮明。他講話時總是很平靜，聲調像一個嚴肅而正直的法官。即使談及很可怕的事情，雖然也露出淡淡的遺憾的微笑，但目光卻充滿著冷靜與鎮定。望著他的這種目光，母親明白：這種人對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會寬恕，也不能寬恕。同時她也感到，這種堅定性使這種人自己也生活得很艱難。她不由得有些憐憫尼古拉，而且她也越發喜歡他了。
尼古拉九點去上班。她開始收拾房間，準備午飯，然後洗漱一番，穿上乾淨的衣服，坐在自己的房間裡看書中的插圖。她現在已經能看書了，不過仍然十分吃力。她看一陣就感到很疲倦，弄不懂詞句之間連貫的意思。可是，書中的插圖卻像吸引孩子般地使她著迷。因為這些插圖在她的面前展現著一個可以理解的、幾乎可以摸得著的世界。這個世界是那樣清新，那樣美妙神奇。巨大的城市，漂亮的建築物、機器、輪船、紀念碑，人類所創造的無數財富，以及大自然所造成的千姿百態的世界呈現在她面前。生活在彷彿無止境地迅速擴大，每日映入眼簾的都是一些巨大的、從未見過的奇妙的東西。生活以自己無窮盡的財富和無數的美景越來越強烈地激發著母親已經覺醒了的如飢似渴的心靈。她特別喜歡看那些動物圖冊，雖然它們是外文版，但仍然能給她一個對世界的美麗富饒和遼闊鮮明的概念。
「世界真大啊！」她對尼古拉說道。
她最喜歡昆蟲，特別是蝴蝶。她驚異地看著這些圖畫，議論道：
「多漂亮啊，尼古拉·伊凡諾維奇，不是嗎？這些讓人喜歡的東西到處都有，可是一切都與我們無關。它們從身旁飛走，我們什麼也沒看見。人們疲於奔命，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能欣賞。他們既沒時間，也無興趣。如果他們知道：世界是多麼豐富，有那麼多令人讚歎的東西活著，那會給他們增添多少歡樂啊！一切為大家，個人為集體，是這樣吧？」
「正是這樣！」尼古拉笑著說。他又拿來一些帶有插圖的書。
每到傍晚，尼古拉家中經常聚集著不少客人——有著白淨面孔和黑鬍鬚、神態莊重而寡言少語的美男子阿列克謝·瓦西里耶維奇；滿臉酒刺、腦袋圓圓的而總是遺憾地咂嘴的羅曼·彼得諾維奇；又瘦又矮，留著一小撮山羊鬍須、尖嗓門、急性子、喜歡喊叫，說話像錐子一樣尖銳的伊凡·達尼洛維奇；總是拿自己、同志們以及自己日益沉重的病開玩笑的葉戈爾；還有一些從遙遠的城市而來的一些人。尼古拉總是跟他們作長時間的低聲交談。談話的題目往往是一個——世界上的工人群眾。他們總是爭論不休，慷慨激昂，揮舞著手臂，喝很多茶；有時尼古拉在大家的談話聲中默默地起草傳單，然後讀給他們聽，並當時就用印刷字型謄寫清楚。母親非常仔細地把撕碎了的草稿紙收集起來燒掉。
母親為他們倒茶，對他們談到工人群眾的生活和命運、如何更快更有效地在他們中傳播真理，以提高他們的勇氣時所表現出來的激烈情緒，感到非常驚奇。他們經常各持己見，相互指責，甚至生氣，過後又爭論起來。
母親感到自己對工人生活的熟悉程度遠勝於這些人。她覺得，對於他們所擔負的任務的艱鉅性，她比他們自己更清楚。因此，她對他們懷有一種寬容，甚至傷感的感情；正如大人看見孩子們在扮演夫妻遊戲，但又不知道這種關係的悲劇性時的心情一樣。她不由自主地常常拿他們的話與兒子及安德烈的話相比較。比較之後，她覺得兩者之間存在著差別，但她起初並不能理解這種差別。有時，她覺得這些人叫喊得比工人區裡的人更響。她對自己解釋說：
「知道得越多，吵得愈響……」
但是，母親也看到，這些人的做法有些多餘：他們好像故意在互相激勵，擺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樣子，似乎每個人都想向同志們證明，他比別人更接近和珍視真理。其他人聽了不服，也來證明自己更接近真理，於是就開始了激烈而粗魯的爭論。她覺得，每一個人都想跳得比別人高，這引起了她的不安和憂慮。她聳動眉毛，用近乎哀求的目光望著他們，心裡想：
「他們是不是把巴沙和其他同志忘了啊……」
她總是聚精會神地傾聽著這些爭論，當然她總聽不懂。於是她努力去探尋在這些爭論言詞背後所包含的感情。她看到：在工人區裡談論「善良」時，總是把它當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而在這兒，卻總是把一切分成塊，搞得七零八碎。工人區裡的人們的感情更深厚、更強烈；而這兒有著剖析一切的銳利的思想。這兒談得最多的是如何破壞舊世界，而工人區里人們談得最多的是對新生活的期望。在這些方面，她覺得兒子和安德烈的話更親切，更容易理解一些。
她發覺：每當有工人來訪時，尼古拉就變得異乎尋常地不拘禮節，臉上露出親切的微笑，說話也和平時不同，不知是更粗魯，亦或是更隨便。
「他是在努力讓工人理解他！」她想。
但這並不使她感到寬慰，她看到：來作客的工人也很窘迫，心裡總是有拘束，講話也不像跟她這個普通婦女講話時那樣輕鬆、自由。有一次當尼古拉出去後她問一個年輕小夥子：「你為什麼這麼拘束？又不是小孩子在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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