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姑曾偷偷向我嘀咕，說同事們借過她的錢，幾塊或幾十塊，乃至上百塊，借走就沒有了，連個說法也沒有。我說應該去催一催，問一問。她驚嚇得如同要殺她的頭，下巴往裡縮，嘴唇抽搐，長長地咦了一聲：「去不得，去不得。」
又笑了：「醜呵。」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怎麼能自私呢？要學焦裕祿呵。」
那是很久以前。是我父親鼓勵她學習焦裕祿的。我還給她讀過報上有關焦裕祿以及其他模範人物的報導——在我努力顯示自己能夠讀報的年紀。那時，我只知道么姑是一個工人，為一個當工人的姑姑驕傲。我不知道她那個工廠那樣黑暗，那樣狹窄，與想象中的工廠完全不一樣，只在溼漉漉的小巷裡佔用一箇舊公館，有閃閃黃銅門環的黑森森大門，一旦吱吱扭扭張開，就一口把我吞了下去。走廊裡壘著一個個橫蠻的大貨包，隨時都有可能垮下來似的，只給昏暗中的男女留下側身鑽擠的空間。被叫做食堂的那間破舊棚子，縮在天井後頭的一角，水泥層已經龜裂和剝落，露出了油膩膩的黑土。窗子是用鏽鐵條釘起來的。案板上有潮乎乎的生肉和生菜味，還有兩缽黑黑的東西。我走近才聽得嗡的一聲，黑色散碎成蒼蠅，顯露出黑色曾經蓋住的兩缽米飯。這種缽飯出自蒸籠，因此每一缽飯的硬殼表面還有凹形圓圈，是另外一個缽底壓出的，像蓋上了一個公事公辦的印章。
有幾位女工圍觀這兩缽飯，這個端來嗅一嗅，那個湊上去看一看，都收縮著五官，搖頭走開。她們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
「餿了嗎？」
「臭了。」
「潑遠點，老子在這裡吃飯。」
「可惜了。一角五分錢呵。」
「快些去喊覃聾子來。」
「你以為她會買？」
「三分錢賣了它，她肯定要。」
「你肯定？」
「嘿嘿，我打賭。只要便宜，狗屎她都會要。」
「那她要發大財了。」
「發財留給哪個？帶著票子進火葬場？」
「留給王師傅呵，老王不是對她蠻不錯麼？」
「哈哈，要死了，你這個鬼！」
有人狠狠地拍大腿，發出了叭叭聲。
她們不認識我，即算認識我也不會在乎我，都在快活地議論著么姑，為大口咀嚼的飯菜增添一點味道，一點興致。有一張大嘴裡閃著一顆銅牙，已經磨穿了薄薄銅皮，露出裡面白鉛的層面——我一看見它就永遠忘不掉了。我覺得那是一顆子彈，打中了我的全部驚訝和恥辱。
也許她們從來都是這樣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找么姑借錢的時候，借了錢又賴賬的時候，支派她去掃地的時候，喚她去倒馬桶而她沒聽見於是對方大為惱火的時候。後來我把這一切告訴老黑，老黑哭了。我不相信她還有如此明淨的淚水。她還恨恨地說：真他媽想搶一挺機關槍，給她們一人掏幾個洞。
我對么姑怒火沖天。在那間地板條子此起彼伏的女工集體寢室裡，她要我坐她的床，我偏坐對面的那一張。她塞給我餅乾，我偏把它們捏得一塊塊紛紛落地。她給我積攢了很多好玩的木線軸，可以做小車的，也可以把它們豎起來，想象成國王、士兵、強盜什麼的，讓它們展開大戰，我卻偏偏把它們弄得亂亂的，滾到床下或屋角去橫屍遍地。看見么姑驚得臉色發白，雙手直哆嗦，我還覺得委屈，還覺得不解恨。我太想把她床頭那面小圓鏡遠遠地扔到大街上去。
我不知道我這是為什麼。
她不無茫然地苦笑，弓著背去洗碗筷，沒忘記把一點涼涼的剩菜，小心撥進一個褐色的小瓶子，穩穩地旋好膠木蓋，放在床頭櫃的黑色烘箱上，虔誠地保留著。
她常常用這個小瓶子裝著菜，下班後來看望我們，帶給我們吃的——比方工廠食堂裡打「牙祭」時，有了點豬肉或者鹹魚。
尤其在我父親死去之後的日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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